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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一、二、三、四道封锁线的提法是随着战事的进行、战局的态势变化逐步提出的。由于红军的辎重太多，行军速度太慢，加上军事路线有问题，导致错过了过江的有利时间窗口。湘江战役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即红一、三军团负责的前线战场的三大阻击战，以及在主力过江后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十八团承担的后卫突围战。中央红军在通过第一至第四道封锁线时减员非常严重，有的研究成果把减员数目累加计入到湘江战役中。经过湘江战役，党和红军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重新调整自己的航向，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关键词]中央红军；长征；湘江战役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6-0085-08
[收稿日期]2016-10-12
[作者简介]梅黎明（1962—），男，江西遂川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中共党史。
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对于长征史的进一步梳理变得尤为迫切。其中，在长征初期的一次非常重要甚至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战役——湘江战役，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探讨。随着史料的不断披露，特别是笔者近期通过重走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线路，在与所经县市党史工作者进行交流后，发现关于湘江战役的一些问题尚未系统、全面厘清，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结论或说法值得商榷，在此将几个重要问题再次进行深入的解读，寄希望能推动湘江战役的研究。
一、四道封锁线提法的文献考证
众所周知，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战役，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有第一、二、三、四道封锁线的提法呢？这个问题要从当年的红军电报和报刊报道等历史档案中寻找答案。
1934年10月20日十时，朱德向中央红军各军团首长发布命令，要求在10月21日夜至22日晨向敌人发动总攻击[1]P103，也就是突破粤军组织的第一道封锁线。在战斗打响的前一天，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发布了战斗动员令，题目就是《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强调要“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都是为着突破敌人封锁线”[2]。这里明确了要突破敌人设置的“封锁线”，而且提前进行了战争的预判，由于没有料到后面还有几道封锁线，所以暗含了“第一道封锁线”的提法。
10月29日七时，朱德又发布命令：“为取得先机之利，野战军于十一月一日应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并通过湘敌由沙田到城口在战略上的第一道纵的封锁线。”[1]P110这里说的是“第一道”，其实就是“第二道封锁线”。就在战斗结束后的11月11日，《红星》报又发文指出：“我们在党和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之下，向着敌人实行了坚决的反攻，突破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3]这样就较为明确地首次提出了“第二道封锁线”的提法。
11月7日十六时，朱德再次发布命令：“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估计通过乐昌、坪石间河道的困难，应占领九峰并确实箝制乐昌之敌，以保证野战军通过封锁线”[1]P121。这里也最早暗含了“第三道封锁线”的提法。《红星》报于11月14日发表《我们在反攻中的胜利（讨论提纲）》，指出：“自从我们渡过于都河开始反攻以来，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第一条是广东敌人固陂、新田（信丰境）的封锁线。第二条是湖南、广东敌人的汝城、城口（仁化境）的封锁线。第三条是湖南敌人的宜章、郴州的封锁线。”[4]可见，随着战事的明朗化，开始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的对敌斗争进行阶段性总结。这里不仅明确提出了“第三道封锁线”，而且将第一、二、三道封锁线的提法进行了统一的归纳。
自从有了前三道封锁线提法的总结，那么“第四道封锁线”的提法就来得非常自然，因为前三道封锁线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印象深刻。党中央及总政治部于1934年11月25日向各军团长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其部分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1]P146
可见，第一、二、三、四道封锁线的提法是随着战事的进行、战局的态势变化逐步提出的，可谓水到渠成。有的是提前提出，比如第一道封锁线、第四道封锁线；有的是事后总结，比如第二道封锁线、第三道封锁线。四道封锁线的战斗与红军的顺利通过，体现了党和红军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精神和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精神。
二、湘江战役可以避免损失的两次良机的史料考证
湘江战役虽然发生了，但是透过历史档案我们会发现，其实出现过两次安全过江的良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给错失了，从而导致难以弥补的遗憾。
第一次出现在1934年11月22日至27日。由于国民党军阀之间多年的混战，导致他们之间离心离德。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有巨大戒心，并告诫薛岳希望通过中央军追剿红军西进之契机，以达到削弱甚至消灭红军和地方军阀的双重目的。桂系军阀与粤系军阀等一样都认识到此危险，为了自保，认为放开一条路让红军尽快西进最为有利。11月20日，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攻击，这为桂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故决定在全州留两个营，在兴安和灌阳分别留一个团，主力部队瞬间从驻守的湘江防线往南撤退到百公里之外的恭城。此时，无论是湘军还是中央军都不可能立即调集部队封堵住由此产生的巨大缺口，这等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没想到接到桂系电报的蒋介石却信以为真，他于11月22日下午复电同意桂军布防变动的同时，也给“追缴”总司令何键发电，内容如下：“据德邻号电：以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以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拨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等情。除电复外，希即查照办理具复。”[5]P122 何键当然一下子就看出了其中的端倪，非常生气之余于11月23日给蒋介石回电，表达了三层含义：首先，接到此命令表示惊讶与无奈。“所有灌阳、兴安以北地区防务，责令职路军南移，闻命悚惧”，因为所能指挥的五路大军此时都不能及时接防，几乎无兵可派，远水不解近渴。
其次，桂军此举有“通共”之嫌。“若灌、兴、全间又准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口，任匪长扬而去；加之萧、贺两匪现复乘机扰桑、永，逼近辰、沅，湘西全部阨
陧不定。似此情形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机两不许可。合围之局既撤，追剿之师徒劳。”
最后，桂军此举如果导致任何严重后果将概不负责。“职受钧座付托之重，虽明知粉身碎骨，难免一篑功亏，亦惟有勉策弩骀，不稍回顾，继续追缴。用敢历陈利害，幸乞钧座睿察详筹，指示机宜，俾资尽力，无任惶悚待命之至。”[5]P125-126
由于何键参了桂系一本，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桂军派出主力部队北上封堵中央红军，11月27日，湘军、中央军、桂军等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围了上来，机会稍纵即逝，存在六天的“生命走廊”又被堵上了。
其实，当时红军掌握了此时湘江防线的空虚情况，如11月24日下发了“野战司令部关于何键二十三日作战命令内容的通报”，指出：“我一、九军团在龙虎关与敌激战，桂敌主力已移向恭城方向”，“我军以一部佯攻龙虎关，吸引桂军主力东移，以大部沿我六军团原路向西突窜”[1]P142。可见，红军准备继续吸引桂军主力，好赶紧突破湘江。
11月25日，中央就下达了两道作战命令，“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关于我军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进军的作战命令”。由于红军携带的东西很多，导致行动极为迟缓，足足耽误了三四天极其难得的宝贵时间。27日，等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湘江之时，国民党各路大军刚刚完成再次合围，红军失掉了安全渡过湘江的有利时机。
第二次出现在1934年11月28日至30日。11月27日晚，红一、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抢占界首至屏山渡湘江两岸60里所有渡口，有力地阻止敌军的进攻，为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安全渡过湘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1月28日十五时，朱德向各军团首长下令：“我军应自二十八日起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各兵团应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各兵团后方及军委纵队应充分准备坚决抗击侵入与接近自己之敌人。”[1]P156-157
如果红军各部队于11月30日顺利过江，那么就能再次摆脱危险。此时的各路国民党军已经逐步加紧东西夹击，封锁湘江，如11月30日何键关于主力速移新宁、城步堵截中央红军给薛岳发电，同日刘建绪关于到咸水、城步、绥宁堵击红军给李觉、陶广、陈光中发电。[5]P136-137然而，直到12月1日才过江，比原计划晚了两天，而这两天却是最惨烈、最关键的。这样，红军又错失了一次非常有利的时间窗口，导致损失极其惨重。
红军之所以未能及时过江，主要原因是犯了两个错误，陈云后来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所作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进行了说明。首先，“就是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的物件。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统统都抬走了。专门运输这些设备的，就有五千人”。其次，“就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6]P4-6。
可见，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红军的辎重太多，行军速度太慢，加上军事路线有问题，导致错过了两次过江的最佳时机，被迫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三、湘江战役的主要构成
湘江战役持续的时间从1934年11月25日中央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大部分被阻杀，前后与国民党军苦战九个昼夜，战斗非常惨烈。从总体上看，湘江战役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
第一，三大阻击战
首先，灌阳县的新圩阻击战。新圩乃是灌阳县北部的重要交通要隘，南距县城15公里，北距红军西进路线最近点仅5公里。一条通往灌阳县城的全灌公路自此穿过，是灌阳县城通往全州和桂军进逼湘江封锁湘桂边界的必经之路。占据新圩，扼住全灌公路之咽喉，阻击北进之桂军，对于整个中央红军来说有着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也是中央纵队渡江西进的主要生命线。11月27日下午四时，红三军团第五师在师长李天佑的带领下抢在敌人前面赶到了新圩，并抢占了公路两边的有利之山头阵地。战斗在11月28日早上打响，直到11月30日下午四时许完成任务，才奉命撤离战斗。红五师在新圩板桥铺至杨柳井、枫树脚一线阻击桂军三天两夜，激战数十次，以惨重的代价堵住了桂军主力七个团的疯狂进攻，成功掩护了中央纵队和后续军团安全从文市进抵湘江并渡河西进。
其次，全州县的脚山铺阻击战。红一军团在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在脚山铺设置了两道阻击线。第一道阻击线阵地设在脚山铺至北面的小坪长约一公里的桂黄公路两侧的各山头上，第二道阻击线阵地设在脚山铺以南的洛口、珠兰铺、白沙、水头、夏壁田一线。两道封锁线前后呼应，相互配合，犄角交替，四面夹击，做到守有阵地，退有防线，既有效地打击敌人，又便于保存自己。战斗于11月28日中午打响，红军以两个师顽强地抵住了敌人四个师的进攻，敌人兵力达到红军的五倍多。12月1日凌晨1时半接到军委的紧急作战命令，面对的是国民党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一直坚持到中午时分，才完成阻击任务。按照军团的部署，一、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直向西边的山隘口，朝着越城岭大山转移。红一军团与强大的湘军鏖战四天四夜，终于按照中革军委的时间要求把湘军挡在了脚山阻击线以北地域，成功地掩护了中央和军委纵队及后续军团抢渡湘江，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再次，兴安县的光华铺阻击战。11月28日晚，当得知桂军从平乐、恭城增援兴安时，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宗逊即令十团抢占光华铺与塘市之间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阻击由兴安北进界首的桂军。桂军的偷袭行动从29日下午开始，到30日凌晨，在渠口一带警戒界首渡口的红军与桂军激烈交火。30日下半夜，熟悉地形、擅长夜战的桂军开始沿湘江两岸偷袭界首渡口，并已迂回到三军团身后直插渡口。先是十团的三营与敌短兵相接，展开混战，伤亡较大。然后是团长沈述清亲自率领一、二营与敌人进行数次拉锯式的反复冲杀，终于消灭敌人夺回了渡口，并及时巩固了渡口和光华铺阵地。到12月1日晨，中央红军十二个野战师还有八个师在江东，为掩护后续部队过江，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从灌阳新圩至兴安光华铺的左翼防线上以超极限的顽强斗志全线展开了阻击战，节节阻击如狼似虎的桂系军队。一直到1日中午，阻击任务完成后，军委命令红三军团迅速撤离阻击掩护阵地转向越城岭山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第二，后卫突围战
军委纵队在红一、三军团的奋力掩护下已渡过湘江，随后赶来的红五军团一部和红八、九军团也在12月1日晚前抢渡过江。在红军主力基本渡过湘江的同时，经清点，发现“我八军团之一部被敌击散，我六师约一个团及三十四师被切断，其余部队则已渡过湘江”[1]P162。
自从撤出中央苏区以来，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便一直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他们走在庞大队伍的最后面，处境最险，打得最苦，最后的结局也最惨。从11月28日开始，在敌人四面包围的严重情况下，红三十四师的广大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浴血奋战，顽强抵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围堵红三十四师的敌军是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三路军的四个师，兵力雄厚，美械装备，气势汹汹。红三十四师将士浴血奋战，迟滞了周浑元部的进攻，掩护了红军主力12月1日凌晨渡过了湘江。
12月2日，等红三十四师赶到湘江边时，发现所有的渡口已被敌人占领，西去的道路被敌人切断。部队此时被阻隔在湘江以东，处于湘军、桂军、中央军及桂北民团的重重包围之中，形势极为严重，指战员心情万分焦急。在继续抢渡湘江已无希望的情况下，师长陈树湘当机立断，率领部队东返，准备沿原道转至湖南打游击。后转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大部牺牲。陈树湘师长身负重伤，在道县不幸落入敌手。他乘敌不备，绞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
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十八团，为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渡江，坚决服从命令，顽强战斗到最后一刻，为全军抢渡湘江流尽最后一滴血。
幸存下来的一○○团团长韩伟这样总结：“湘江战役中，我们红34师广大指战员发扬我军不怕流血牺牲和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战功卓著，出色地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掩护党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抢渡了湘江。全师大部分壮烈牺牲。”[7]P156
可见，湘江战役打得空前惨烈，它由红一、三军团负责的前线战场的三大阻击战，以及在主力过江后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十八团承担的后卫阻击战组成。
四、湘江战役所导致减员的数据考证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也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来受创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通常的说法是，中央红军被敌25个师近30万大军前追后堵，左右夹击，损失惨重，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过江后的3万余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这个说法有些粗糙，更何况简单地做减法并不能反映事情的全貌。要弄清楚湘江战役的具体减员情况，必须厘清中央红军自出发以来一路减少的人数，以及湘江战役各主要战场的战况，才能更加清晰和客观地认清这场战役给红军带来的损失。
1934年10月8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中革军委制作了一个《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对进行最后补充的各出发部队进行了统计，比如红一军团19880人、红三军团17805人、红五军团12168人、红八军团10922人、红九军团11538人、军委纵队4693人、罗迈纵队9853人，共计86859人[1]P82，通称8.6万余人。
红军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红军损失不大，原因主要有三：首先，国民党一开始并不知道红军主力的真正去向，直到11月中旬蒋介石才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目的是去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其次，中共与广东军阀陈济棠成功进行了统战工作，并达成了秘密协议，为红军“让道”。再次，所经地区的群众基础很好，比如赣南、粤北、湘南等地，都是党和红军影响很深的地方。
虽然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部队的建制和序列也基本上保持完整，但红军还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每次突围都有伤亡。据统计，“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红军减员37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减员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减员8600余人”[8]P3，共计减员2.2万人。当然，红军在途中一路征兵过来，所以损失的数字肯定要大于此数。
长征初期出现的部分人员损失，其原因是陈济棠与中共达成的秘密协定没有下达到基层部队，在局部遭到粤军一定的抵抗。还有就是红军思想准备不足导致的非战斗减员，如陈伯钧在11月6日的日记中提到：“昨日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特别是卅八团有两名竟拖枪投敌。”经过陈云的仔细检查，认为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9]P325-326
在湘江战役前，红军6.5万人，其中作战部队不足5万人。三大阻击战，损失惨重，新圩阻击战损失2000余人，脚山铺阻击战损失3000余人，光华铺阻击战损失1000余人，约计7000人。后卫阻击战，1800人的红三军团第六师十八团，4300人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两支部队大部牺牲，约计6000人。另外，少共国际师减至2700余人，红五军团损失过半，红八军团减至1000余人，红九军团减至3000余人。遵义会议时，经过清点人数，中央红军只剩下37万人。在此期间有过几次小战斗，大约牺牲3000人，所以，湘江战役共约减员25万人。 由于湘江战役导致的中央红军减员严重、部队不够战斗化等原因，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12月13日，中革军委在黎平期间立即对部队进行了系列整合和改编，史称“黎平整编”。中革军委连续发布两条电令，其一，《关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致董振堂等电》指出：“军委决定八军团并入五军团”，“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限十八号前全部完成”。其二，《关于取消第二纵队合编第一、二纵队的命令》指出：“军委决取消二纵队的组织，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分编第二纵队限十五日进行完毕，并即于十五日起以军委纵队名义直接指挥所属各部队”[1]P173-176。也就是将减员严重的红八军团撤销，并入红五军团；红一、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认识：首先，湘江战役导致中央红军减员非常严重，但并非都在此役中损失，是通过第一至第四道封锁线的累加数。其次，减员的数额并非都是牺牲，不少是受伤、被俘、掉队、失散、开小差等。再次，湘江战役的主战场并非发生在湘江边，而是发生在围绕湘江上游的三角地带，因而不是仅指过江之战。最后，由于渡江的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渡口比较狭窄，约100余米，虽然渡江时的战斗并不十分惨烈，但由于受到了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渡江的场面非常混乱，牺牲了不少战士，红军的遗体和很多遗失的物品漂在湘江上，才造成红军在江边和江上牺牲几万人的错觉，也给后来广泛流传的夸张性数据提供了表象支持，但与真正的史实却存在偏差。
五、湘江战役的重要影响
湘江战役对于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可以从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给红一、三军团的电报中看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励，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1]P161这既是军事命令，又是政治指令，可见形势已万分危急，生死存亡命悬一线。
湘江战役作为长征初期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无疑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战役的损失。湘江战役最直接的影响是中央红军伤亡惨重，减员情况严重，战斗力受到了较大的削弱。
造成上述事实的最主要原因是临时中央最高负责人军事路线的错误。1934年夏，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10]P266然而对撤出根据地这样的大事，却没有开会研究过，多数领导人在出发前才得知此事。长征出发后的一个半月间，也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缺乏党内民主，听不进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意见，一意孤行，严重脱离战场实际，使红军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惨重损失。
博古、李德不顾战事发生的变化，执意要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加上甬道搬家式的行军，导致大大降低了部队的机动性，结果遭到国民党军重兵的围追堵截。在红军接近覆灭边缘的危急关头，博古作为中共总负责人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改变现状，他不仅个人的威望下降，而且这么大的损失让他难以向全党和全军交代，故心情沮丧、灰心丧气，甚至想到了自杀。据聂荣臻回忆：“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11]P185
第二，战役的结果。红军在付出巨大牺牲后，以少胜多，突破了蒋介石精心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妄图在湘江以东消灭红军主力的计划。此后，红军进入山路崎岖的越城岭地区，摆脱了国民党的重兵和碉堡群，使得其机械化装备无法施展。正如陈云所言：“红军一出此四道封锁线，如虎出柙，可以东奔西突矣。而南京政府蒋介石几年来碉堡政策与‘剿共’军事，全部付之东流矣。红军当时之喜悦，真是无以形容。”[12]P6就连何键也被迫承认，“敝部西窜股匪，未能达到歼匪于漓水以东地区之任务，实深惭悚”[5]P140。
同时，在广大红军指战员看来，此役并未失败，而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通过了湘江。如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后来回忆道：“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险恶的一仗。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5昼夜，终于跨越天堑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的梦想。他们的功绩将永垂史册。”[13]P113-114
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这样说道：“这就又一次地证明了我们这支军队是无坚不摧的，是不能战胜的，任何敌人的追击、堵击、截击计划都是徒然无效的。”“这一胜利，在长征历史上，永远不失其光辉的意义。它开展了胜利的前途，奠定了在云、贵、川活动和从此转入川西北之顺利条件。”[14]P107
第三，战役所引发的后续反应。首先，是中央决策层发生了分化，作为“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也开始反思长征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种种错误，特别是李德的一套战法根本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转而听取其他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湘江战役后，一向儒雅的周恩来与李德竟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据周的警卫员范金彪回忆：“会上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灯都熄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15]P135-136根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回忆，“当时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16]P82。由于周恩来的重要地位，他的倾向发生改变则是关键性的。
其次，朱德、彭德怀等众多高级将领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非常不满，而希望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以改变被动局面。据刘伯承回忆：“广大干部眼看反第5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4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7]P7-8朱德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发言：“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17]P450 最后，是毛泽东并未被动地接受博古、李德的安排跟着走，而是坚定理想信念，抱着对党的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态度，提出了挽救红军的一系列正确意见。他还时刻关注战役的进展，不断与张闻天、王稼祥交换看法，从而获得了两人的鼎力支持。王稼祥向毛泽东表示：“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18]P126-127。
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中央纵队夜间行军到达宿营地后，政治局委员们常常提着马灯聚集到一起开会，通过商讨，研究下一步的前进方向。党的优良传统再次得到发扬，通过一个个会议集思广益，发挥集体智慧，如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
在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周恩来于1934年12月18日主持召开了黎平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其中有两条重要规定：“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1]P181-182。从中可以看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变了原定的进军方向；削弱了博古、李德的权力，军事指挥权转到军委，政治工作转到书记处与总政治部，开始实行中央的集体领导。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的召开实现了伟大的转折，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在“胜负关系全局”的湘江战役结束后，经过各种深刻反思和自我纠正，党和红军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从挫折中逐渐重新调整自己的航向，绕过了险滩，可谓浴血重生、绝处逢生，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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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胡硕兵）
[关键词]中央红军；长征；湘江战役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6-0085-08
[收稿日期]2016-10-12
[作者简介]梅黎明（1962—），男，江西遂川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中共党史。
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对于长征史的进一步梳理变得尤为迫切。其中，在长征初期的一次非常重要甚至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战役——湘江战役，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探讨。随着史料的不断披露，特别是笔者近期通过重走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线路，在与所经县市党史工作者进行交流后，发现关于湘江战役的一些问题尚未系统、全面厘清，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结论或说法值得商榷，在此将几个重要问题再次进行深入的解读，寄希望能推动湘江战役的研究。
一、四道封锁线提法的文献考证
众所周知，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战役，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有第一、二、三、四道封锁线的提法呢？这个问题要从当年的红军电报和报刊报道等历史档案中寻找答案。
1934年10月20日十时，朱德向中央红军各军团首长发布命令，要求在10月21日夜至22日晨向敌人发动总攻击[1]P103，也就是突破粤军组织的第一道封锁线。在战斗打响的前一天，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发布了战斗动员令，题目就是《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强调要“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都是为着突破敌人封锁线”[2]。这里明确了要突破敌人设置的“封锁线”，而且提前进行了战争的预判，由于没有料到后面还有几道封锁线，所以暗含了“第一道封锁线”的提法。
10月29日七时，朱德又发布命令：“为取得先机之利，野战军于十一月一日应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并通过湘敌由沙田到城口在战略上的第一道纵的封锁线。”[1]P110这里说的是“第一道”，其实就是“第二道封锁线”。就在战斗结束后的11月11日，《红星》报又发文指出：“我们在党和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之下，向着敌人实行了坚决的反攻，突破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3]这样就较为明确地首次提出了“第二道封锁线”的提法。
11月7日十六时，朱德再次发布命令：“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估计通过乐昌、坪石间河道的困难，应占领九峰并确实箝制乐昌之敌，以保证野战军通过封锁线”[1]P121。这里也最早暗含了“第三道封锁线”的提法。《红星》报于11月14日发表《我们在反攻中的胜利（讨论提纲）》，指出：“自从我们渡过于都河开始反攻以来，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第一条是广东敌人固陂、新田（信丰境）的封锁线。第二条是湖南、广东敌人的汝城、城口（仁化境）的封锁线。第三条是湖南敌人的宜章、郴州的封锁线。”[4]可见，随着战事的明朗化，开始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的对敌斗争进行阶段性总结。这里不仅明确提出了“第三道封锁线”，而且将第一、二、三道封锁线的提法进行了统一的归纳。
自从有了前三道封锁线提法的总结，那么“第四道封锁线”的提法就来得非常自然，因为前三道封锁线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印象深刻。党中央及总政治部于1934年11月25日向各军团长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其部分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1]P146
可见，第一、二、三、四道封锁线的提法是随着战事的进行、战局的态势变化逐步提出的，可谓水到渠成。有的是提前提出，比如第一道封锁线、第四道封锁线；有的是事后总结，比如第二道封锁线、第三道封锁线。四道封锁线的战斗与红军的顺利通过，体现了党和红军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精神和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精神。
二、湘江战役可以避免损失的两次良机的史料考证
湘江战役虽然发生了，但是透过历史档案我们会发现，其实出现过两次安全过江的良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给错失了，从而导致难以弥补的遗憾。
第一次出现在1934年11月22日至27日。由于国民党军阀之间多年的混战，导致他们之间离心离德。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有巨大戒心，并告诫薛岳希望通过中央军追剿红军西进之契机，以达到削弱甚至消灭红军和地方军阀的双重目的。桂系军阀与粤系军阀等一样都认识到此危险，为了自保，认为放开一条路让红军尽快西进最为有利。11月20日，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攻击，这为桂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故决定在全州留两个营，在兴安和灌阳分别留一个团，主力部队瞬间从驻守的湘江防线往南撤退到百公里之外的恭城。此时，无论是湘军还是中央军都不可能立即调集部队封堵住由此产生的巨大缺口，这等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没想到接到桂系电报的蒋介石却信以为真，他于11月22日下午复电同意桂军布防变动的同时，也给“追缴”总司令何键发电，内容如下：“据德邻号电：以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以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拨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等情。除电复外，希即查照办理具复。”[5]P122 何键当然一下子就看出了其中的端倪，非常生气之余于11月23日给蒋介石回电，表达了三层含义：首先，接到此命令表示惊讶与无奈。“所有灌阳、兴安以北地区防务，责令职路军南移，闻命悚惧”，因为所能指挥的五路大军此时都不能及时接防，几乎无兵可派，远水不解近渴。
其次，桂军此举有“通共”之嫌。“若灌、兴、全间又准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口，任匪长扬而去；加之萧、贺两匪现复乘机扰桑、永，逼近辰、沅，湘西全部阨
陧不定。似此情形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机两不许可。合围之局既撤，追剿之师徒劳。”
最后，桂军此举如果导致任何严重后果将概不负责。“职受钧座付托之重，虽明知粉身碎骨，难免一篑功亏，亦惟有勉策弩骀，不稍回顾，继续追缴。用敢历陈利害，幸乞钧座睿察详筹，指示机宜，俾资尽力，无任惶悚待命之至。”[5]P125-126
由于何键参了桂系一本，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桂军派出主力部队北上封堵中央红军，11月27日，湘军、中央军、桂军等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围了上来，机会稍纵即逝，存在六天的“生命走廊”又被堵上了。
其实，当时红军掌握了此时湘江防线的空虚情况，如11月24日下发了“野战司令部关于何键二十三日作战命令内容的通报”，指出：“我一、九军团在龙虎关与敌激战，桂敌主力已移向恭城方向”，“我军以一部佯攻龙虎关，吸引桂军主力东移，以大部沿我六军团原路向西突窜”[1]P142。可见，红军准备继续吸引桂军主力，好赶紧突破湘江。
11月25日，中央就下达了两道作战命令，“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关于我军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进军的作战命令”。由于红军携带的东西很多，导致行动极为迟缓，足足耽误了三四天极其难得的宝贵时间。27日，等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湘江之时，国民党各路大军刚刚完成再次合围，红军失掉了安全渡过湘江的有利时机。
第二次出现在1934年11月28日至30日。11月27日晚，红一、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抢占界首至屏山渡湘江两岸60里所有渡口，有力地阻止敌军的进攻，为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安全渡过湘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1月28日十五时，朱德向各军团首长下令：“我军应自二十八日起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各兵团应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各兵团后方及军委纵队应充分准备坚决抗击侵入与接近自己之敌人。”[1]P156-157
如果红军各部队于11月30日顺利过江，那么就能再次摆脱危险。此时的各路国民党军已经逐步加紧东西夹击，封锁湘江，如11月30日何键关于主力速移新宁、城步堵截中央红军给薛岳发电，同日刘建绪关于到咸水、城步、绥宁堵击红军给李觉、陶广、陈光中发电。[5]P136-137然而，直到12月1日才过江，比原计划晚了两天，而这两天却是最惨烈、最关键的。这样，红军又错失了一次非常有利的时间窗口，导致损失极其惨重。
红军之所以未能及时过江，主要原因是犯了两个错误，陈云后来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所作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进行了说明。首先，“就是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的物件。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统统都抬走了。专门运输这些设备的，就有五千人”。其次，“就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6]P4-6。
可见，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红军的辎重太多，行军速度太慢，加上军事路线有问题，导致错过了两次过江的最佳时机，被迫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三、湘江战役的主要构成
湘江战役持续的时间从1934年11月25日中央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大部分被阻杀，前后与国民党军苦战九个昼夜，战斗非常惨烈。从总体上看，湘江战役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
第一，三大阻击战
首先，灌阳县的新圩阻击战。新圩乃是灌阳县北部的重要交通要隘，南距县城15公里，北距红军西进路线最近点仅5公里。一条通往灌阳县城的全灌公路自此穿过，是灌阳县城通往全州和桂军进逼湘江封锁湘桂边界的必经之路。占据新圩，扼住全灌公路之咽喉，阻击北进之桂军，对于整个中央红军来说有着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也是中央纵队渡江西进的主要生命线。11月27日下午四时，红三军团第五师在师长李天佑的带领下抢在敌人前面赶到了新圩，并抢占了公路两边的有利之山头阵地。战斗在11月28日早上打响，直到11月30日下午四时许完成任务，才奉命撤离战斗。红五师在新圩板桥铺至杨柳井、枫树脚一线阻击桂军三天两夜，激战数十次，以惨重的代价堵住了桂军主力七个团的疯狂进攻，成功掩护了中央纵队和后续军团安全从文市进抵湘江并渡河西进。
其次，全州县的脚山铺阻击战。红一军团在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在脚山铺设置了两道阻击线。第一道阻击线阵地设在脚山铺至北面的小坪长约一公里的桂黄公路两侧的各山头上，第二道阻击线阵地设在脚山铺以南的洛口、珠兰铺、白沙、水头、夏壁田一线。两道封锁线前后呼应，相互配合，犄角交替，四面夹击，做到守有阵地，退有防线，既有效地打击敌人，又便于保存自己。战斗于11月28日中午打响，红军以两个师顽强地抵住了敌人四个师的进攻，敌人兵力达到红军的五倍多。12月1日凌晨1时半接到军委的紧急作战命令，面对的是国民党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一直坚持到中午时分，才完成阻击任务。按照军团的部署，一、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直向西边的山隘口，朝着越城岭大山转移。红一军团与强大的湘军鏖战四天四夜，终于按照中革军委的时间要求把湘军挡在了脚山阻击线以北地域，成功地掩护了中央和军委纵队及后续军团抢渡湘江，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再次，兴安县的光华铺阻击战。11月28日晚，当得知桂军从平乐、恭城增援兴安时，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宗逊即令十团抢占光华铺与塘市之间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阻击由兴安北进界首的桂军。桂军的偷袭行动从29日下午开始，到30日凌晨，在渠口一带警戒界首渡口的红军与桂军激烈交火。30日下半夜，熟悉地形、擅长夜战的桂军开始沿湘江两岸偷袭界首渡口，并已迂回到三军团身后直插渡口。先是十团的三营与敌短兵相接，展开混战，伤亡较大。然后是团长沈述清亲自率领一、二营与敌人进行数次拉锯式的反复冲杀，终于消灭敌人夺回了渡口，并及时巩固了渡口和光华铺阵地。到12月1日晨，中央红军十二个野战师还有八个师在江东，为掩护后续部队过江，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从灌阳新圩至兴安光华铺的左翼防线上以超极限的顽强斗志全线展开了阻击战，节节阻击如狼似虎的桂系军队。一直到1日中午，阻击任务完成后，军委命令红三军团迅速撤离阻击掩护阵地转向越城岭山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第二，后卫突围战
军委纵队在红一、三军团的奋力掩护下已渡过湘江，随后赶来的红五军团一部和红八、九军团也在12月1日晚前抢渡过江。在红军主力基本渡过湘江的同时，经清点，发现“我八军团之一部被敌击散，我六师约一个团及三十四师被切断，其余部队则已渡过湘江”[1]P162。
自从撤出中央苏区以来，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便一直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他们走在庞大队伍的最后面，处境最险，打得最苦，最后的结局也最惨。从11月28日开始，在敌人四面包围的严重情况下，红三十四师的广大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浴血奋战，顽强抵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围堵红三十四师的敌军是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三路军的四个师，兵力雄厚，美械装备，气势汹汹。红三十四师将士浴血奋战，迟滞了周浑元部的进攻，掩护了红军主力12月1日凌晨渡过了湘江。
12月2日，等红三十四师赶到湘江边时，发现所有的渡口已被敌人占领，西去的道路被敌人切断。部队此时被阻隔在湘江以东，处于湘军、桂军、中央军及桂北民团的重重包围之中，形势极为严重，指战员心情万分焦急。在继续抢渡湘江已无希望的情况下，师长陈树湘当机立断，率领部队东返，准备沿原道转至湖南打游击。后转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大部牺牲。陈树湘师长身负重伤，在道县不幸落入敌手。他乘敌不备，绞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
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十八团，为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渡江，坚决服从命令，顽强战斗到最后一刻，为全军抢渡湘江流尽最后一滴血。
幸存下来的一○○团团长韩伟这样总结：“湘江战役中，我们红34师广大指战员发扬我军不怕流血牺牲和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战功卓著，出色地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掩护党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抢渡了湘江。全师大部分壮烈牺牲。”[7]P156
可见，湘江战役打得空前惨烈，它由红一、三军团负责的前线战场的三大阻击战，以及在主力过江后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十八团承担的后卫阻击战组成。
四、湘江战役所导致减员的数据考证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也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来受创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通常的说法是，中央红军被敌25个师近30万大军前追后堵，左右夹击，损失惨重，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过江后的3万余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这个说法有些粗糙，更何况简单地做减法并不能反映事情的全貌。要弄清楚湘江战役的具体减员情况，必须厘清中央红军自出发以来一路减少的人数，以及湘江战役各主要战场的战况，才能更加清晰和客观地认清这场战役给红军带来的损失。
1934年10月8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中革军委制作了一个《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对进行最后补充的各出发部队进行了统计，比如红一军团19880人、红三军团17805人、红五军团12168人、红八军团10922人、红九军团11538人、军委纵队4693人、罗迈纵队9853人，共计86859人[1]P82，通称8.6万余人。
红军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红军损失不大，原因主要有三：首先，国民党一开始并不知道红军主力的真正去向，直到11月中旬蒋介石才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目的是去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其次，中共与广东军阀陈济棠成功进行了统战工作，并达成了秘密协议，为红军“让道”。再次，所经地区的群众基础很好，比如赣南、粤北、湘南等地，都是党和红军影响很深的地方。
虽然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部队的建制和序列也基本上保持完整，但红军还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每次突围都有伤亡。据统计，“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红军减员37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减员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减员8600余人”[8]P3，共计减员2.2万人。当然，红军在途中一路征兵过来，所以损失的数字肯定要大于此数。
长征初期出现的部分人员损失，其原因是陈济棠与中共达成的秘密协定没有下达到基层部队，在局部遭到粤军一定的抵抗。还有就是红军思想准备不足导致的非战斗减员，如陈伯钧在11月6日的日记中提到：“昨日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特别是卅八团有两名竟拖枪投敌。”经过陈云的仔细检查，认为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9]P325-326
在湘江战役前，红军6.5万人，其中作战部队不足5万人。三大阻击战，损失惨重，新圩阻击战损失2000余人，脚山铺阻击战损失3000余人，光华铺阻击战损失1000余人，约计7000人。后卫阻击战，1800人的红三军团第六师十八团，4300人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两支部队大部牺牲，约计6000人。另外，少共国际师减至2700余人，红五军团损失过半，红八军团减至1000余人，红九军团减至3000余人。遵义会议时，经过清点人数，中央红军只剩下37万人。在此期间有过几次小战斗，大约牺牲3000人，所以，湘江战役共约减员25万人。 由于湘江战役导致的中央红军减员严重、部队不够战斗化等原因，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12月13日，中革军委在黎平期间立即对部队进行了系列整合和改编，史称“黎平整编”。中革军委连续发布两条电令，其一，《关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致董振堂等电》指出：“军委决定八军团并入五军团”，“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限十八号前全部完成”。其二，《关于取消第二纵队合编第一、二纵队的命令》指出：“军委决取消二纵队的组织，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分编第二纵队限十五日进行完毕，并即于十五日起以军委纵队名义直接指挥所属各部队”[1]P173-176。也就是将减员严重的红八军团撤销，并入红五军团；红一、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认识：首先，湘江战役导致中央红军减员非常严重，但并非都在此役中损失，是通过第一至第四道封锁线的累加数。其次，减员的数额并非都是牺牲，不少是受伤、被俘、掉队、失散、开小差等。再次，湘江战役的主战场并非发生在湘江边，而是发生在围绕湘江上游的三角地带，因而不是仅指过江之战。最后，由于渡江的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渡口比较狭窄，约100余米，虽然渡江时的战斗并不十分惨烈，但由于受到了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渡江的场面非常混乱，牺牲了不少战士，红军的遗体和很多遗失的物品漂在湘江上，才造成红军在江边和江上牺牲几万人的错觉，也给后来广泛流传的夸张性数据提供了表象支持，但与真正的史实却存在偏差。
五、湘江战役的重要影响
湘江战役对于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可以从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给红一、三军团的电报中看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励，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1]P161这既是军事命令，又是政治指令，可见形势已万分危急，生死存亡命悬一线。
湘江战役作为长征初期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无疑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战役的损失。湘江战役最直接的影响是中央红军伤亡惨重，减员情况严重，战斗力受到了较大的削弱。
造成上述事实的最主要原因是临时中央最高负责人军事路线的错误。1934年夏，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10]P266然而对撤出根据地这样的大事，却没有开会研究过，多数领导人在出发前才得知此事。长征出发后的一个半月间，也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缺乏党内民主，听不进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意见，一意孤行，严重脱离战场实际，使红军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惨重损失。
博古、李德不顾战事发生的变化，执意要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加上甬道搬家式的行军，导致大大降低了部队的机动性，结果遭到国民党军重兵的围追堵截。在红军接近覆灭边缘的危急关头，博古作为中共总负责人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改变现状，他不仅个人的威望下降，而且这么大的损失让他难以向全党和全军交代，故心情沮丧、灰心丧气，甚至想到了自杀。据聂荣臻回忆：“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11]P185
第二，战役的结果。红军在付出巨大牺牲后，以少胜多，突破了蒋介石精心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妄图在湘江以东消灭红军主力的计划。此后，红军进入山路崎岖的越城岭地区，摆脱了国民党的重兵和碉堡群，使得其机械化装备无法施展。正如陈云所言：“红军一出此四道封锁线，如虎出柙，可以东奔西突矣。而南京政府蒋介石几年来碉堡政策与‘剿共’军事，全部付之东流矣。红军当时之喜悦，真是无以形容。”[12]P6就连何键也被迫承认，“敝部西窜股匪，未能达到歼匪于漓水以东地区之任务，实深惭悚”[5]P140。
同时，在广大红军指战员看来，此役并未失败，而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通过了湘江。如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后来回忆道：“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险恶的一仗。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5昼夜，终于跨越天堑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的梦想。他们的功绩将永垂史册。”[13]P113-114
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这样说道：“这就又一次地证明了我们这支军队是无坚不摧的，是不能战胜的，任何敌人的追击、堵击、截击计划都是徒然无效的。”“这一胜利，在长征历史上，永远不失其光辉的意义。它开展了胜利的前途，奠定了在云、贵、川活动和从此转入川西北之顺利条件。”[14]P107
第三，战役所引发的后续反应。首先，是中央决策层发生了分化，作为“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也开始反思长征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种种错误，特别是李德的一套战法根本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转而听取其他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湘江战役后，一向儒雅的周恩来与李德竟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据周的警卫员范金彪回忆：“会上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灯都熄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15]P135-136根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回忆，“当时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16]P82。由于周恩来的重要地位，他的倾向发生改变则是关键性的。
其次，朱德、彭德怀等众多高级将领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非常不满，而希望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以改变被动局面。据刘伯承回忆：“广大干部眼看反第5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4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7]P7-8朱德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发言：“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17]P450 最后，是毛泽东并未被动地接受博古、李德的安排跟着走，而是坚定理想信念，抱着对党的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态度，提出了挽救红军的一系列正确意见。他还时刻关注战役的进展，不断与张闻天、王稼祥交换看法，从而获得了两人的鼎力支持。王稼祥向毛泽东表示：“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18]P126-127。
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中央纵队夜间行军到达宿营地后，政治局委员们常常提着马灯聚集到一起开会，通过商讨，研究下一步的前进方向。党的优良传统再次得到发扬，通过一个个会议集思广益，发挥集体智慧，如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
在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周恩来于1934年12月18日主持召开了黎平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其中有两条重要规定：“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1]P181-182。从中可以看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变了原定的进军方向；削弱了博古、李德的权力，军事指挥权转到军委，政治工作转到书记处与总政治部，开始实行中央的集体领导。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的召开实现了伟大的转折，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在“胜负关系全局”的湘江战役结束后，经过各种深刻反思和自我纠正，党和红军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从挫折中逐渐重新调整自己的航向，绕过了险滩，可谓浴血重生、绝处逢生，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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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硕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