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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核心是要求国家领导人要经过公开、平等、自由、竞争的合法途径选举产生；要求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必须经过多数人的同意和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公民依法享有充分自由，并有权广泛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
民主，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事情由普普通通的“你我他”来决定，而不是由一个或几个人来操控的制度，是一种来源于古希腊，主导了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制度，是真正将世界带入现代文明的政治体系，总之，民主是被证明了应当接受的东西。
中国走过了漫长的专制社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都经过了世世代代的洗砺和磨炼，“中国人是适应专制的”，这就是我们的国情。蔡定剑先生已经故去了，但是他留下了《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和他的宪政思想。他让我们相信，退回一百年，甚至几十年，世界上有无数国家是“适应专制”的，而无数“适应专制”的国家现在都最终走上了民主宪政的道路，并且在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历经几百年历史的选择和反复，民主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共同追求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和政治制度。
民主的核心是要求国家领导人要经过公开、平等、自由、竞争的合法途径选举产生；要求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必须经过多数人的同意和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公民依法享有充分自由，并有权广泛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除了这些核心不能动摇以外，民主可以有很多的具体制度选择。比如，法国的民主与英国的民主就有很大不同。英国人性格保守、温和，因而孕育出了渐进式改革和保守的政治传统，以及为人称道的君主立宪制政体。法国是个浪漫而性格激扬的民族，有专制压迫的历史，受过卢梭平等精神的洗礼，因而法国有充满激进的革命、多变的政体、多党制政府，并在最后建立起了一个总统制与议会制互相结合的政体。与英国不同，法国没有皇权和贵族，甚至到今天法国还一直把激烈的街头运动当做民主的合法形式。再比如，那批英国移民后裔的美国人，虽然他们继承了英国人的血统，保守而有理性，但他们是叛逆者的子孙，具有独立、平等、提防政府的思想，所以建立了与他们宗主国英国完全不同的三权分立政体，青睐权力制衡。与之相对，英国实行的是议会主权，崇尚议会至上。
从英国到法国，从法国到美国，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容易发现，西方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并不小，而东方与西方人的差距也远不是原来描绘的那么大。比如德国人与日本人在某些性格和民族特征上的相似性远高于德国人与法国人；犹太人与中国人在家庭文化上的相似性可能高于其与美国人；法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又与中国极为相似，而与荷兰完全不同；瑞典人集体和社会主义意识与美国人有天壤之别，但却与中国人有些共同点。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都可以生根发芽，最终枝繁叶茂，这足以说明历史、文化、社会、习惯这些因素虽然对民主的具体制度形态产生影响，但对于民主的核心理念来说，都是可以接受，近而兼容并蓄的。
中国在历史上有相当长的时间认为国情是拒绝民主的。虽然，在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作为一种普适价值已经得到国内绝大部分人的接受。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当时”的国情并不能急于实行民主制度。这个“当时”从清末到军阀混战时期，从民国到解放，甚至直到近期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应当是有条件的，其原因就是“中国的国情”。比如，早在1915年清末仿行立宪时，面对国内外请求立宪的呼声，清王朝最后的统治者终于提出了预备立宪，而他们不能立即推出宪章的借口就是“百姓民知未开”；后来孙中山在反袁失败以后，推行宪政，提出了宪政三阶段论，即中国宪政要经过军政、训政阶段，最后才能实现真正的宪政，而孙中山先生明显认为“训政”是個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为“中国尚有许多不知不觉的民众”；再后来，“宪政三阶段论”被蒋介石所利用，训政一训就是几十年。蒋介石的“假民主、真专制”被历史抛弃，新中国成立，于是我国承认了广泛和全面的“人民当家做主”，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国情”尚不具备充分民主的条件。刘少奇在解释我国不实行完全民主制时说：“由于中国的多数人民群众，主要是劳动人民不识字，过去没有选举的经验，他们对选举的关心和积极性暂时也不很充分。”直至现在，“国情论”也没有完全丧失市场。
但是，民主本身只是一种国家的治理方式，或称为制度构架，它可以适合所有国家。具体形式可能会因为国情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果我国“人口多、国家大、国民素质低”就无法成功运行民主制度，那么人口多如印度、国家大如俄罗斯及澳大利亚、国民素质与我国相似的韩国就都无法实行民主。而事实上，它们都是世界上民主制度成功的范例。
民主是先进的政治制度，是我们应当接受和完善的。但这并不代表“一民主，而百事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一劳永逸的事情。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并非没有问题，比如选举中的贿选问题，民主中的多数人暴政等。特别是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和非理性的民族建立民主制度更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也有可能，没有引入民主，国家尚能快速发展，一旦从别的国家学习了某种民主制度，国家反而陷入混乱。但这些问题不是根本问题，是一个国家学习先进制度必经的阵痛。
我们可以自问：如果没有民主，我们能走多远？不实行民主，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能走多远？没有民主，能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没有民主能否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没有民主，可不可以消除腐败？当前如果不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大好时机进行制度转型，很多深刻的社会矛盾、危机将难以应对，经济成就可能难以持续。综合上述，希望我们在诸多尝试之后，在几十年后的世界东方，可以感叹：原来民主也可以很中国。
编辑：黄灵[email protected]
民主，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事情由普普通通的“你我他”来决定，而不是由一个或几个人来操控的制度，是一种来源于古希腊，主导了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制度，是真正将世界带入现代文明的政治体系，总之，民主是被证明了应当接受的东西。
中国走过了漫长的专制社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都经过了世世代代的洗砺和磨炼，“中国人是适应专制的”，这就是我们的国情。蔡定剑先生已经故去了，但是他留下了《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和他的宪政思想。他让我们相信，退回一百年，甚至几十年，世界上有无数国家是“适应专制”的，而无数“适应专制”的国家现在都最终走上了民主宪政的道路，并且在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历经几百年历史的选择和反复，民主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共同追求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和政治制度。
民主的核心是要求国家领导人要经过公开、平等、自由、竞争的合法途径选举产生；要求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必须经过多数人的同意和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公民依法享有充分自由，并有权广泛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除了这些核心不能动摇以外，民主可以有很多的具体制度选择。比如，法国的民主与英国的民主就有很大不同。英国人性格保守、温和，因而孕育出了渐进式改革和保守的政治传统，以及为人称道的君主立宪制政体。法国是个浪漫而性格激扬的民族，有专制压迫的历史，受过卢梭平等精神的洗礼，因而法国有充满激进的革命、多变的政体、多党制政府，并在最后建立起了一个总统制与议会制互相结合的政体。与英国不同，法国没有皇权和贵族，甚至到今天法国还一直把激烈的街头运动当做民主的合法形式。再比如，那批英国移民后裔的美国人，虽然他们继承了英国人的血统，保守而有理性，但他们是叛逆者的子孙，具有独立、平等、提防政府的思想，所以建立了与他们宗主国英国完全不同的三权分立政体，青睐权力制衡。与之相对，英国实行的是议会主权，崇尚议会至上。
从英国到法国，从法国到美国，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容易发现，西方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并不小，而东方与西方人的差距也远不是原来描绘的那么大。比如德国人与日本人在某些性格和民族特征上的相似性远高于德国人与法国人；犹太人与中国人在家庭文化上的相似性可能高于其与美国人；法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又与中国极为相似，而与荷兰完全不同；瑞典人集体和社会主义意识与美国人有天壤之别，但却与中国人有些共同点。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都可以生根发芽，最终枝繁叶茂，这足以说明历史、文化、社会、习惯这些因素虽然对民主的具体制度形态产生影响，但对于民主的核心理念来说，都是可以接受，近而兼容并蓄的。
中国在历史上有相当长的时间认为国情是拒绝民主的。虽然，在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作为一种普适价值已经得到国内绝大部分人的接受。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当时”的国情并不能急于实行民主制度。这个“当时”从清末到军阀混战时期，从民国到解放，甚至直到近期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应当是有条件的，其原因就是“中国的国情”。比如，早在1915年清末仿行立宪时，面对国内外请求立宪的呼声，清王朝最后的统治者终于提出了预备立宪，而他们不能立即推出宪章的借口就是“百姓民知未开”；后来孙中山在反袁失败以后，推行宪政，提出了宪政三阶段论，即中国宪政要经过军政、训政阶段，最后才能实现真正的宪政，而孙中山先生明显认为“训政”是個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为“中国尚有许多不知不觉的民众”；再后来，“宪政三阶段论”被蒋介石所利用，训政一训就是几十年。蒋介石的“假民主、真专制”被历史抛弃，新中国成立，于是我国承认了广泛和全面的“人民当家做主”，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国情”尚不具备充分民主的条件。刘少奇在解释我国不实行完全民主制时说：“由于中国的多数人民群众，主要是劳动人民不识字，过去没有选举的经验，他们对选举的关心和积极性暂时也不很充分。”直至现在，“国情论”也没有完全丧失市场。
但是，民主本身只是一种国家的治理方式，或称为制度构架，它可以适合所有国家。具体形式可能会因为国情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果我国“人口多、国家大、国民素质低”就无法成功运行民主制度，那么人口多如印度、国家大如俄罗斯及澳大利亚、国民素质与我国相似的韩国就都无法实行民主。而事实上，它们都是世界上民主制度成功的范例。
民主是先进的政治制度，是我们应当接受和完善的。但这并不代表“一民主，而百事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一劳永逸的事情。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并非没有问题，比如选举中的贿选问题，民主中的多数人暴政等。特别是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和非理性的民族建立民主制度更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也有可能，没有引入民主，国家尚能快速发展，一旦从别的国家学习了某种民主制度，国家反而陷入混乱。但这些问题不是根本问题，是一个国家学习先进制度必经的阵痛。
我们可以自问：如果没有民主，我们能走多远？不实行民主，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能走多远？没有民主，能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没有民主能否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没有民主，可不可以消除腐败？当前如果不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大好时机进行制度转型，很多深刻的社会矛盾、危机将难以应对，经济成就可能难以持续。综合上述，希望我们在诸多尝试之后，在几十年后的世界东方，可以感叹：原来民主也可以很中国。
编辑：黄灵[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