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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80％以上的民营企业都是家族产业。这些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创业的老板，如今大多四五十岁，少数已是60岁左右。对于他们来说，寻找接班人，可能是当下最为紧要的事。
父业子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一些老板却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子女们并不打算继承父辈的产业。
自有主张的新一代
自从2004年9月被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录取为研究生后，汤元宋就每天往返于学校和靠近海淀万柳的蜂鸟社区之间。在这个北京品质最高的精装小户型社区内，他拥有自己的一居室，这是父亲给他的礼物。
1000公里之外，他的父亲正在“中国印刷城”——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龙满仓镇，为自己的企业寻找着接班人。
汤元宋是龙满仓镇汤家烊村出来的第一个名牌大学学生。汤元宋在这个暑假开始和他的朋友们探讨前程：是继续在北大读博、出国深造还是去外企磨砺？他还没有想好。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已有了自己的兴趣和事业，不会考虑回去子承父业。
汤元宋的想法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外面人说温州人天生敢闯，汤的父亲却认为这是为生活所迫，其实还是很羡慕铁饭碗，希望儿女们有稳定的生活。
和汤家相距不远的苍南县城灵溪，温州康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老板徐余听也正为接班人的问题发愁。
徐余听有个梦想：带着妻子去西藏。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必须找到企业的继承者来管理这个刚刚投入几千万元的企业。
他有四个孩子，这在当地同龄人中是少见的。30岁的女儿和 28岁的儿子都在教书，老三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浙江规划院工作，老四在上大二，也无意回来。他只能寄希望于28岁的外甥，但“这么大的企业不能拿来开玩笑，不能随便交给人管理。”
他还在股东的孩子中选择后继者，甚至想要找个职业经理人来做，但股东的孩子有的不愿来经营，有的资质不够，其余家族股东则不太赞成请职业经理人。
这样，50岁的徐余听只得暂时搁置梦想，继续支撑着。
另一位灵溪人林灵芝和丈夫则没有想过让女儿回来继承家业。40多岁的林灵芝开过20年药店，如今经营着一家编织袋厂。
这位妈妈小时的愿望是吃饱饭，而女儿的愿望是足迹遍及100个国家。女儿以很好的成绩考入澳大利亚一所大学读硕士。“如果子女回来继承父辈的企业，说明子女是没出息的”，林说，“父母吃苦就是为了子女享福。”她甚至为毕业后的女儿找到了“工作”——听说李嘉诚将在海南盖一所很大的娱乐城，女儿可以去那里做年薪20万元的工作。
“要将钱从工厂慢慢收回来，最后把厂子关掉，去海南投资房产或者做个旅游公司。”林灵芝刚从海南旅游归来，很兴奋地说。
希望新一代不再辛苦
持有林这样想法的生意人很多，在他们看来，做生意是最苦的行当，不希望子女继续吃这份苦。
浙江南塑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增标的儿子总在餐桌上听爸爸讲到办企业的难处，对做生意不再有兴趣。如今，儿子在文化局工作，“多好，吃皇粮，有周末，轻松啊”，林慨叹道。
身为苍南塑料工业协会会长的林增标介绍，苍南县企业家的孩子大多大学毕业，最期望的职业是去做国家公务员，往往读书不好的孩子才回来继承父业。如今塑料工业协会有47家年产值上千万元的上规模企业，几乎没有孩子回来继承企业的。
台州温岭市(县级)是浙江省个体私营企业数量最多的县，该县经济最发达的大溪镇商会会长方正春介绍，镇上80％的企业主不希望子女回来继承自己的生意。大溪的企业家多是35岁到50多岁，一般情况下，50岁上下的人有两个孩子，35岁到40岁的只有一个孩子。这些企业主最重视的事情便是对子女的教育，即使是上了规模的企业(年产值几个亿)也不希望子女回来接班。他们目前完全有能力在上海、杭州等地为孩子买房买车，不再需要他们回来辛苦赚钱。
“我希望儿子做简单平淡的人，不做官不做记者什么的，每月按时领固定工资。”大溪镇一个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主这么说。他年轻时靠编制帽子起家，现在有钱了，“我儿子和儿子的儿子都吃不掉”，所以他不希望正在北京念书的儿子再回来做生意。他的儿子也无意接手，大儿子在北京念大学，爱好是摄影，小儿子准备高考，想要念法律。
方正春认为，这些老板还有一个观念：家庭不可能代代都富下去。“富不过三代”的俗语盘旋在他们脑中，第一代创业成功未必第二代能够做得更好，这是他们现实的担心。
大溪镇二代接班的问题在方的眼里是较为严重的。现在，这些老总还可以亲力亲为，但过几年年纪大了，孩子不回来继承，企业就很可能办不下去了。大溪镇就有一个年逾花甲的老板，儿子不接班，企业产值已是每况愈下。“这个现象将会在10年后大量出现的”，方说。
老板的非人生活
儿女们不愿接班，最主要的原因是当老板太累。在珠三角老板圈子里流行着一句话：老板不是人干的。广东东莞一位经营化妆品的老板刘辉细数了他认识的老板们的种种“非人生活”。
为了“搞掂”客户，宁愿胃里喝得千孔百疮，也不能让感情上出现一点缝隙。结果，肚子大了，头发没了，身体垮了，像王均瑶那样累死的老板绝对不是个别。
算算老板的工作时间，早上八点钟到办公室，中午开会或者陪人吃饭，下午接待各种各样的人，晚上还要应酬，比普通的“三陪”还要痛苦。等到回家的时候，小孩睡了，太太也睡了，老板与太太双方的角色就像两种职业，—个是职业老板，一个是职业家庭主妇，像太阳和月亮似的，长期缺乏沟通。
当老板，不仅会疏远家人，还会得罪兄弟朋友。有的人做了老板以后，由于利益的纷争兄弟姐妹反目成仇，一起创业的好朋友，要么分道扬镳，要么就是上下级关系。老板成了孤家寡人，看起来交际圈很广，但风光只在表面，有了烦恼，不能和家人说，不能和朋友说，更不能和下属说，高处不胜寒。星期六星期天，找职业经理人打球的人很多，但找老板的很少，因为没有人愿意和老板在一起。
很多老板，有了钱比没钱更痛苦，穿的和吃的并不比以前更放得开，生怕“露白”。每到逢年过节头皮都要发麻，因为黑白两道都要去应酬，大小部门都要去“烧香”，甚至有小混混赌钱赌输了，就直接跟你说，我在哪里输了多少钱，你给我拿多少钱过来。这种情况在珠三角很常见。
哪个老板在经营当中一点不得罪人?因此，老板总是在担心着自己的生命安全，甚至于在家里都安排保镖。有的老板连洗头吃饭等活动都有自己固定的地方，无法享受常人多姿多彩的生活。
他们不敢让自己的小孩和别的小孩一起玩，把子女送到贵族学校，不是考虑教育环境，而是把子女送进去，大门一关出不来就安全了。
不是下岗就是转行
产业层次低，是子女对父辈的企业没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对于这些企业，温州生意人中流行一句话：“不是下岗就是转行”。
苍南塑料工业协会会长林增标说，塑料企业的子女不回来接班，是因为这个行业技术含量低，而且附加值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把比尔·盖茨、张朝阳和陈天桥奉为英雄的“新人类”，往往希望做些更“朝阳”的行当。
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不愿意去打工，渴望自由生活，在得到父辈的资金支持后从小公司做起，创业成功的也蛮多。正因如此，浙商研究会副会长徐王婴很乐观地认为，年轻一代沉积了创业精神，适合开拓新的领域。所以，不继承旧业不是坏事，反而可能是好事。“这些人是新浙商的未来”，徐说。
今年24岁的周海英，2003年被父亲送到英国读书。尽管家有万贯，但在课余，她坚持自己打工挣钱去旅游，长了不少见识。
“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间。”但这种日子刚过了一年，父亲就要求她回国接手家族企业的生意，上飞机前，周海英和依依不舍的同学抱头痛哭。
周海英“被迫”接手父亲创下的浙江海超毛纺有限公司已经近2年了。她并不是不想做生意，只是不愿意做毛纺生意：“这样的生意打理起来很辛苦，我其实很想尝试做别的，等将来我完全接手这个公司后，先卖掉一部分产业，或者租出去一部分。”
她并没有说她下一步想做什么，但她突然兴奋的语气告诉我们，她还有更大的梦想。
我国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的确不容乐观，80％以上的家族企业需要有继承人或者足够的职业经理人才能传承下去。如今，老板的子女往往只有1—2个，加上人各有志，子继父业者越来越少；另外，职业经理人目前在中国还不成气候，很多老板在观念上并不认可职业经理人的信用。虽然很多企业主请了职业经理人来打理，但大事小事往往还是自己说了算。
对于中小家族企业，接班人问题尤为突出。大型家族企业已经有足够的资金积累，有实力为子女接班搭建配套的班子、系统的制度，为他们顺利接手创造好条件。如“方太”董事长茅忠群和“苏泊尔”董事长苏显泽，如今都是“少帅”的典范。但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接班就成了问题，这些企业大多仍处于创业阶段，对子女的吸引力小。如果无人接班，这些企业很快可能会卖掉变现。
(编辑 屈腾龙)
父业子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一些老板却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子女们并不打算继承父辈的产业。
自有主张的新一代
自从2004年9月被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录取为研究生后，汤元宋就每天往返于学校和靠近海淀万柳的蜂鸟社区之间。在这个北京品质最高的精装小户型社区内，他拥有自己的一居室，这是父亲给他的礼物。
1000公里之外，他的父亲正在“中国印刷城”——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龙满仓镇，为自己的企业寻找着接班人。
汤元宋是龙满仓镇汤家烊村出来的第一个名牌大学学生。汤元宋在这个暑假开始和他的朋友们探讨前程：是继续在北大读博、出国深造还是去外企磨砺？他还没有想好。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已有了自己的兴趣和事业，不会考虑回去子承父业。
汤元宋的想法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外面人说温州人天生敢闯，汤的父亲却认为这是为生活所迫，其实还是很羡慕铁饭碗，希望儿女们有稳定的生活。
和汤家相距不远的苍南县城灵溪，温州康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老板徐余听也正为接班人的问题发愁。
徐余听有个梦想：带着妻子去西藏。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必须找到企业的继承者来管理这个刚刚投入几千万元的企业。
他有四个孩子，这在当地同龄人中是少见的。30岁的女儿和 28岁的儿子都在教书，老三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浙江规划院工作，老四在上大二，也无意回来。他只能寄希望于28岁的外甥，但“这么大的企业不能拿来开玩笑，不能随便交给人管理。”
他还在股东的孩子中选择后继者，甚至想要找个职业经理人来做，但股东的孩子有的不愿来经营，有的资质不够，其余家族股东则不太赞成请职业经理人。
这样，50岁的徐余听只得暂时搁置梦想，继续支撑着。
另一位灵溪人林灵芝和丈夫则没有想过让女儿回来继承家业。40多岁的林灵芝开过20年药店，如今经营着一家编织袋厂。
这位妈妈小时的愿望是吃饱饭，而女儿的愿望是足迹遍及100个国家。女儿以很好的成绩考入澳大利亚一所大学读硕士。“如果子女回来继承父辈的企业，说明子女是没出息的”，林说，“父母吃苦就是为了子女享福。”她甚至为毕业后的女儿找到了“工作”——听说李嘉诚将在海南盖一所很大的娱乐城，女儿可以去那里做年薪20万元的工作。
“要将钱从工厂慢慢收回来，最后把厂子关掉，去海南投资房产或者做个旅游公司。”林灵芝刚从海南旅游归来，很兴奋地说。
希望新一代不再辛苦
持有林这样想法的生意人很多，在他们看来，做生意是最苦的行当，不希望子女继续吃这份苦。
浙江南塑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增标的儿子总在餐桌上听爸爸讲到办企业的难处，对做生意不再有兴趣。如今，儿子在文化局工作，“多好，吃皇粮，有周末，轻松啊”，林慨叹道。
身为苍南塑料工业协会会长的林增标介绍，苍南县企业家的孩子大多大学毕业，最期望的职业是去做国家公务员，往往读书不好的孩子才回来继承父业。如今塑料工业协会有47家年产值上千万元的上规模企业，几乎没有孩子回来继承企业的。
台州温岭市(县级)是浙江省个体私营企业数量最多的县，该县经济最发达的大溪镇商会会长方正春介绍，镇上80％的企业主不希望子女回来继承自己的生意。大溪的企业家多是35岁到50多岁，一般情况下，50岁上下的人有两个孩子，35岁到40岁的只有一个孩子。这些企业主最重视的事情便是对子女的教育，即使是上了规模的企业(年产值几个亿)也不希望子女回来接班。他们目前完全有能力在上海、杭州等地为孩子买房买车，不再需要他们回来辛苦赚钱。
“我希望儿子做简单平淡的人，不做官不做记者什么的，每月按时领固定工资。”大溪镇一个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主这么说。他年轻时靠编制帽子起家，现在有钱了，“我儿子和儿子的儿子都吃不掉”，所以他不希望正在北京念书的儿子再回来做生意。他的儿子也无意接手，大儿子在北京念大学，爱好是摄影，小儿子准备高考，想要念法律。
方正春认为，这些老板还有一个观念：家庭不可能代代都富下去。“富不过三代”的俗语盘旋在他们脑中，第一代创业成功未必第二代能够做得更好，这是他们现实的担心。
大溪镇二代接班的问题在方的眼里是较为严重的。现在，这些老总还可以亲力亲为，但过几年年纪大了，孩子不回来继承，企业就很可能办不下去了。大溪镇就有一个年逾花甲的老板，儿子不接班，企业产值已是每况愈下。“这个现象将会在10年后大量出现的”，方说。
老板的非人生活
儿女们不愿接班，最主要的原因是当老板太累。在珠三角老板圈子里流行着一句话：老板不是人干的。广东东莞一位经营化妆品的老板刘辉细数了他认识的老板们的种种“非人生活”。
为了“搞掂”客户，宁愿胃里喝得千孔百疮，也不能让感情上出现一点缝隙。结果，肚子大了，头发没了，身体垮了，像王均瑶那样累死的老板绝对不是个别。
算算老板的工作时间，早上八点钟到办公室，中午开会或者陪人吃饭，下午接待各种各样的人，晚上还要应酬，比普通的“三陪”还要痛苦。等到回家的时候，小孩睡了，太太也睡了，老板与太太双方的角色就像两种职业，—个是职业老板，一个是职业家庭主妇，像太阳和月亮似的，长期缺乏沟通。
当老板，不仅会疏远家人，还会得罪兄弟朋友。有的人做了老板以后，由于利益的纷争兄弟姐妹反目成仇，一起创业的好朋友，要么分道扬镳，要么就是上下级关系。老板成了孤家寡人，看起来交际圈很广，但风光只在表面，有了烦恼，不能和家人说，不能和朋友说，更不能和下属说，高处不胜寒。星期六星期天，找职业经理人打球的人很多，但找老板的很少，因为没有人愿意和老板在一起。
很多老板，有了钱比没钱更痛苦，穿的和吃的并不比以前更放得开，生怕“露白”。每到逢年过节头皮都要发麻，因为黑白两道都要去应酬，大小部门都要去“烧香”，甚至有小混混赌钱赌输了，就直接跟你说，我在哪里输了多少钱，你给我拿多少钱过来。这种情况在珠三角很常见。
哪个老板在经营当中一点不得罪人?因此，老板总是在担心着自己的生命安全，甚至于在家里都安排保镖。有的老板连洗头吃饭等活动都有自己固定的地方，无法享受常人多姿多彩的生活。
他们不敢让自己的小孩和别的小孩一起玩，把子女送到贵族学校，不是考虑教育环境，而是把子女送进去，大门一关出不来就安全了。
不是下岗就是转行
产业层次低，是子女对父辈的企业没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对于这些企业，温州生意人中流行一句话：“不是下岗就是转行”。
苍南塑料工业协会会长林增标说，塑料企业的子女不回来接班，是因为这个行业技术含量低，而且附加值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把比尔·盖茨、张朝阳和陈天桥奉为英雄的“新人类”，往往希望做些更“朝阳”的行当。
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不愿意去打工，渴望自由生活，在得到父辈的资金支持后从小公司做起，创业成功的也蛮多。正因如此，浙商研究会副会长徐王婴很乐观地认为，年轻一代沉积了创业精神，适合开拓新的领域。所以，不继承旧业不是坏事，反而可能是好事。“这些人是新浙商的未来”，徐说。
今年24岁的周海英，2003年被父亲送到英国读书。尽管家有万贯，但在课余，她坚持自己打工挣钱去旅游，长了不少见识。
“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间。”但这种日子刚过了一年，父亲就要求她回国接手家族企业的生意，上飞机前，周海英和依依不舍的同学抱头痛哭。
周海英“被迫”接手父亲创下的浙江海超毛纺有限公司已经近2年了。她并不是不想做生意，只是不愿意做毛纺生意：“这样的生意打理起来很辛苦，我其实很想尝试做别的，等将来我完全接手这个公司后，先卖掉一部分产业，或者租出去一部分。”
她并没有说她下一步想做什么，但她突然兴奋的语气告诉我们，她还有更大的梦想。
我国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的确不容乐观，80％以上的家族企业需要有继承人或者足够的职业经理人才能传承下去。如今，老板的子女往往只有1—2个，加上人各有志，子继父业者越来越少；另外，职业经理人目前在中国还不成气候，很多老板在观念上并不认可职业经理人的信用。虽然很多企业主请了职业经理人来打理，但大事小事往往还是自己说了算。
对于中小家族企业，接班人问题尤为突出。大型家族企业已经有足够的资金积累，有实力为子女接班搭建配套的班子、系统的制度，为他们顺利接手创造好条件。如“方太”董事长茅忠群和“苏泊尔”董事长苏显泽，如今都是“少帅”的典范。但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接班就成了问题，这些企业大多仍处于创业阶段，对子女的吸引力小。如果无人接班，这些企业很快可能会卖掉变现。
(编辑 屈腾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