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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在盛唐诗坛中别具一格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读者通过他的诗歌总是能够体会到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本文以李白的诗歌为佐证，从李白对待社会现实秩序的态度以及李白功业理想的特性两个方面对其自由主义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李白 诗歌 自由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李白被人们称之为“诗仙”，这里的“仙”字不仅是对他自身才华以及想象力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他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自由主义精神的肯定。李白就像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不仅是关于唐诗的，同时也是关于自由主义精神的，他的自由主义精神被众多的读者以及研究者所崇拜和向往，并且对他们的思维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一 对自由人格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秩序的反叛
李白的许多诗歌都表达了自身的入世思想，而在李白身上与入世思想共存的是道家思想，许多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研究，本文就不再赘述。在入世思想与坚守独立人格发生冲突的时候，李白表现出了对束缚自身自由人格的现实秩序的反叛，这种反叛同时也是对自身自由人格的追求，这一点是李白自身自由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维护和构建秩序，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所具有的秩序性就成为了统治者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对于儒家所追求和强调的政治秩序以及道德自律而言，李白通过自己的诗歌表现出的多为否定和鄙弃，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淮阴书怀寄王宗成》）、“大儒挥金槌，琢之诗礼间”（《古风·玄风变大古》）、“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嘲鲁儒》），其中“凤歌笑孔丘”直接表达了自己对儒家以及儒生的蔑视，而“予为楚壮士”则与儒生明确地划分了界限，“大儒挥金槌”是从《庄子·外物》摘引而来，意在对儒家本身的虚伪面目进行揭露，《嘲鲁儒》更是讽刺了腐儒诵五经而不懂时变，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李白在对待儒家以及儒生的基本态度。虽然从“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等诗句中可以看出李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这些诗句的写作多是对鲁尼所具有的才能的肯定，或者是由于诗歌创作时的心境所致，如“西过获麟台，为我吊孔丘”（《送方士赵叟之东平》）这句诗是李白在仕途上遭受打击后在山东居住时联想到了自身与孔子的相似性的感慨而发，这并没有涉及到对儒家所构建的社会秩序的肯定。另一方面，李白本身所具有的入世思想也并非完全是由儒家思想所引导的，李白思想构成十分复杂，其中受到任侠、纵横等思想影响的痕迹也十分明显，所以如果将李白入世认定为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十分不科学的。从“吾祖吹橐龠，天人信森罗。归根复太素，群动熙元和”（《送于十八应四子举落第还高山》）等类似的诗句中可以看出李白对道家思想的高度认同。事实上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批判的基点在于儒家所提倡的仁义道德对人性的限制和束缚，道家所提倡的哲学中主张的自然观以及自由、独立等观点是对儒家思想中仁义道德理念的解构。李白的诗歌经常对道家的论述进行引述，如“茫茫大梦中，唯我独先觉”（《与元丹方城寺谈玄作》）、“赛余访前迹，独往造穷发”（《同友人舟行游台越作》）等，从频繁的引述道家论著可以看出李白明显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并肯定了道家对自由和自然的追求，同时也代表着李白对儒家秩序以及儒家思想的否定与排斥，李白通过“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句充满豪情的自由宣言开始了对现实秩序的反叛。
李白对现实秩序的反叛主要体现在对科举制度的讽刺和对忠孝文化的否定两个方面。李白具有入世愿望并且怀有满腹经纶，而其并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这一现象实在是匪夷所思，但是从李白追求独立人格方面来看这一现象就十分容易理解了。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人才，作为专制制度中主要的构成部分，无论是从科举的程序还是从科举的内容来看都是对独立人格起到了过滤的作用，其目的是为了将世人变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而李白自身的自由主义精神自然与这种铲除独立性格的入世模式格格不入，所以李白选择了放弃科举，这一点可以从“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行行且游猎篇》）中可以表达出来，通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李白的自信和傲慢，同时也反映了李白对科举制度的否定，而“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少年行》）这句诗歌不仅继续保持着这种否定的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他自身不屈不饶，信仰道家思想中的自由精神。李白游离于科举制度的行为是对儒家权利和制度的反叛和鄙视，同时也是李白自身坚持独立人格的表现；忠孝是儒家维护和构建社会秩序的根本，“父母在，不远游”也是儒生的行为准则，而李白的“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显然与社会现实秩序背道而驰，李白曾在《万愤词》中写道：“恋高堂而掩泣。”这句诗歌也可以作为李白父母或者其中一人在世的佐证，这种行为在儒家所构造的社会秩序是不能被原谅和接受的，但是从这一句也可以看出，这种选择是李白自由性格的使然，他不仅没有对儒家的伦理信条进行恪守，反而用行动否定了这些伦理信条。在“忠”方面，李白所体现出的反叛意识更加明显，在李白的诗歌中，经常可以发现他对君主的不恭之词，如在李白被赐金放还后，他通过“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表达出了自己的得意之情，而他通过“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书怀赠蔡舍人雄》）将唐玄宗称作“弱植”这一点就更加显得大逆不道，虽然李白曾通过诗歌多次表达了自己希望能够重回朝廷的心愿，但是这种情结并非忠诚，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但是同时李白又不愿意将自身的独立人格作為交换的筹码，所以李白也没有能够激昂青云。
从李白对科举和忠孝的否定态度可以看出，李白对任何能够对自身自由个性起到束缚作用的秩序都具有不屑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他对社会现实秩序进行反叛的根本原因，也正因为李白对这些秩序的不服从和不认同，才凸显出了李白具有彻底性的自由主义精神。历史中众多诗人和学者都对李白的这种行为作出了各种批判，但是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儒家伦理纲常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这些批判也只能成为李白独立自由人格的佐证。 二 李白功业理想中的自由主义特性
李白的入世经常被作为李白自由主义思想矛盾性的论证出现，但是这一点看法有太过绝对之嫌。入世以施展政治抱负是李白一生中的理想，这是李白对自身价值实现的追求，但是这种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并不一定建立在丢弃自身独立自由的人格或者放弃自身的自由主义精神的基础之上，并且从李白的诗歌中反映出的李白的行为也并没有将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与自身的自由主义精神对立起来。
李白入世的积极性是被世人公认的。在其一生中，李白并没有对自身具有的功业理想进行丝毫掩饰，他一直秉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的信念“遍干诸侯”，并在此过程中宣扬着自身所具有的治世之才，同时也在不断抒发着自身不得志的抑郁之情。但是，李白的入世并不完全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上文中已经论述了李白对儒家思想、文化以及儒家构建的社会秩序表现出了明显的排斥。从刘全白在《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中提到的李白“性倜傥，好纵横术……少任侠……志尚道术”可知道家的思想成为了左右李白人生理想的主要因素，李白的政治理想体现为通过“宽猛相济，弦韦适中”实现“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除此之外，“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等也体现出了李白自身具有作为枞横思想崇尚者的特性。所以，除道家之外，李白所接受的思想还包括任侠和枞横等各种百家思想，这也是李白思想构成复杂性的直接体现。其中枞横思想是李白产生功业理想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李白同时具有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自由人格以及受纵横思想影响的入世理想，这两种思想的融合使李白的功业理想具有了自由主义特性。李白之所以排斥儒家而接受纵横与任侠思想，其原因在于这些思想与李白自身的主体思想即道家思想在某些层面具有一致性。道家思想的核心是自由，在庄子的哲学中，一些束缚个性的因素都应当进行排斥，自由和独立是应当无条件保持的。从这一点来看，虽然纵横和任侠所具有的功利性与道家思想不同，但是在保持独立和自由上却十分契合。
事实上，历史上一部分著名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等大都追求功利，“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战国策书录》），指出了这类纵横家看到孔孟为了实现仁爱而在各国碰壁，于是开始转而追求功利。对于这类纵横家而言，纵横之术也不过是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苏秦游说秦王碰壁又转投其他六国，最后终于被赵国重用，并且获得荣华富贵。由此可以看出，这类纵横家将个人利益看得比天下形势要重，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换主改帜，总之功利是他们唯一的行为标准。还有一类纵横家与苏秦之流有着本质的区别，如鲁仲连、虞卿等人，他们与苏秦之流的区别主要体现于两点：一是他们扶贫济弱，而并非朝秦暮楚之辈；二是他们好义重诺，以狭义著称，而非不择手段，贪图富贵之徒，相比较利益而言，后世功名更被他们看重。李白曾隐居并跟从赵蕤学习纵横之术，虽然此时的纵横之术与战国纵横发生了区别，但是赵蕤本身任侠尚义气，所以可以将赵蕤归属鲁仲连之类。李白曾经赞颂鲁仲连道：“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留别鲁颂》）并且曾经专门赋诗歌颂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其十》），由此可见，在两种纵横家之中，李白更加倾向于鲁仲连之辈，并且对其“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的风度十分钦佩。鲁仲连具有高尚的人格，并且不服从于任何人和权利，完全依靠自身的决定来采取行动，这种命运由自己掌握的自由性格是李白尤其看重的。并且鲁仲连具有解纷排难的能力，具有惊世的才能，具有淡泊名利的品格，具有功成身退的风度，这些特点与李白本身的功业理想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所以李白将鲁仲连作为资深效仿和崇拜的对象。同时从李白对鲁仲连的效仿和崇拜也可以看出，虽然李白具有功业理想，但是这种功业理想并非建立在贪图功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实现自我价值、保持自由独立人格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在此过程中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由独立人格的保持是互相统一、并行不悖的。
李白本身的自由主义精神从根本上说是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而李白同时崇尚任侠和纵横固然是李白希望能够建功立业、一展抱负的体现，但是这些和道家的思想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人格的独立和自由。虽然任侠和纵横在出世和入世方面的主张具有明显的差异，但是这两种思想在道家思想的整合下可以在李白的身上具有并行不悖的特点。李白的功业理想来自于任侠和纵横，但是与此同时也因为受到道家的影响而保持着人格上的自由和独立，这是李白的功业理想具有自由主义特性的主要原因。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李白对待社会秩序的态度还是从其本身的功业理想来看，李白都凸显出自由主义精神，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入世还是出世，他都将保留独立自由的人格为基础，这种自由主义精神可以从他的诗歌中体现出来，同时这种自由主义精神也成就了他的诗歌以及他在盛唐诗坛中的成就，他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将自由主义精神引向了一种新的高度，同时他也成为了这种自由主义精神的伟大传播者。
参考文献：
[1]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
[2] 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 傅漩踪：《唐代科举与文学》，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 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徐克谦：《庄子哲学新探》，中华书局，2005年版。
作者简介：陈兰，女，1985—，浙江绍兴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化，工作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李白 诗歌 自由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李白被人们称之为“诗仙”，这里的“仙”字不仅是对他自身才华以及想象力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他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自由主义精神的肯定。李白就像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不仅是关于唐诗的，同时也是关于自由主义精神的，他的自由主义精神被众多的读者以及研究者所崇拜和向往，并且对他们的思维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一 对自由人格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秩序的反叛
李白的许多诗歌都表达了自身的入世思想，而在李白身上与入世思想共存的是道家思想，许多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研究，本文就不再赘述。在入世思想与坚守独立人格发生冲突的时候，李白表现出了对束缚自身自由人格的现实秩序的反叛，这种反叛同时也是对自身自由人格的追求，这一点是李白自身自由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维护和构建秩序，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所具有的秩序性就成为了统治者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对于儒家所追求和强调的政治秩序以及道德自律而言，李白通过自己的诗歌表现出的多为否定和鄙弃，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淮阴书怀寄王宗成》）、“大儒挥金槌，琢之诗礼间”（《古风·玄风变大古》）、“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嘲鲁儒》），其中“凤歌笑孔丘”直接表达了自己对儒家以及儒生的蔑视，而“予为楚壮士”则与儒生明确地划分了界限，“大儒挥金槌”是从《庄子·外物》摘引而来，意在对儒家本身的虚伪面目进行揭露，《嘲鲁儒》更是讽刺了腐儒诵五经而不懂时变，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李白在对待儒家以及儒生的基本态度。虽然从“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等诗句中可以看出李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这些诗句的写作多是对鲁尼所具有的才能的肯定，或者是由于诗歌创作时的心境所致，如“西过获麟台，为我吊孔丘”（《送方士赵叟之东平》）这句诗是李白在仕途上遭受打击后在山东居住时联想到了自身与孔子的相似性的感慨而发，这并没有涉及到对儒家所构建的社会秩序的肯定。另一方面，李白本身所具有的入世思想也并非完全是由儒家思想所引导的，李白思想构成十分复杂，其中受到任侠、纵横等思想影响的痕迹也十分明显，所以如果将李白入世认定为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十分不科学的。从“吾祖吹橐龠，天人信森罗。归根复太素，群动熙元和”（《送于十八应四子举落第还高山》）等类似的诗句中可以看出李白对道家思想的高度认同。事实上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批判的基点在于儒家所提倡的仁义道德对人性的限制和束缚，道家所提倡的哲学中主张的自然观以及自由、独立等观点是对儒家思想中仁义道德理念的解构。李白的诗歌经常对道家的论述进行引述，如“茫茫大梦中，唯我独先觉”（《与元丹方城寺谈玄作》）、“赛余访前迹，独往造穷发”（《同友人舟行游台越作》）等，从频繁的引述道家论著可以看出李白明显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并肯定了道家对自由和自然的追求，同时也代表着李白对儒家秩序以及儒家思想的否定与排斥，李白通过“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句充满豪情的自由宣言开始了对现实秩序的反叛。
李白对现实秩序的反叛主要体现在对科举制度的讽刺和对忠孝文化的否定两个方面。李白具有入世愿望并且怀有满腹经纶，而其并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这一现象实在是匪夷所思，但是从李白追求独立人格方面来看这一现象就十分容易理解了。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人才，作为专制制度中主要的构成部分，无论是从科举的程序还是从科举的内容来看都是对独立人格起到了过滤的作用，其目的是为了将世人变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而李白自身的自由主义精神自然与这种铲除独立性格的入世模式格格不入，所以李白选择了放弃科举，这一点可以从“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行行且游猎篇》）中可以表达出来，通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李白的自信和傲慢，同时也反映了李白对科举制度的否定，而“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少年行》）这句诗歌不仅继续保持着这种否定的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他自身不屈不饶，信仰道家思想中的自由精神。李白游离于科举制度的行为是对儒家权利和制度的反叛和鄙视，同时也是李白自身坚持独立人格的表现；忠孝是儒家维护和构建社会秩序的根本，“父母在，不远游”也是儒生的行为准则，而李白的“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显然与社会现实秩序背道而驰，李白曾在《万愤词》中写道：“恋高堂而掩泣。”这句诗歌也可以作为李白父母或者其中一人在世的佐证，这种行为在儒家所构造的社会秩序是不能被原谅和接受的，但是从这一句也可以看出，这种选择是李白自由性格的使然，他不仅没有对儒家的伦理信条进行恪守，反而用行动否定了这些伦理信条。在“忠”方面，李白所体现出的反叛意识更加明显，在李白的诗歌中，经常可以发现他对君主的不恭之词，如在李白被赐金放还后，他通过“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表达出了自己的得意之情，而他通过“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书怀赠蔡舍人雄》）将唐玄宗称作“弱植”这一点就更加显得大逆不道，虽然李白曾通过诗歌多次表达了自己希望能够重回朝廷的心愿，但是这种情结并非忠诚，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但是同时李白又不愿意将自身的独立人格作為交换的筹码，所以李白也没有能够激昂青云。
从李白对科举和忠孝的否定态度可以看出，李白对任何能够对自身自由个性起到束缚作用的秩序都具有不屑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他对社会现实秩序进行反叛的根本原因，也正因为李白对这些秩序的不服从和不认同，才凸显出了李白具有彻底性的自由主义精神。历史中众多诗人和学者都对李白的这种行为作出了各种批判，但是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儒家伦理纲常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这些批判也只能成为李白独立自由人格的佐证。 二 李白功业理想中的自由主义特性
李白的入世经常被作为李白自由主义思想矛盾性的论证出现，但是这一点看法有太过绝对之嫌。入世以施展政治抱负是李白一生中的理想，这是李白对自身价值实现的追求，但是这种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并不一定建立在丢弃自身独立自由的人格或者放弃自身的自由主义精神的基础之上，并且从李白的诗歌中反映出的李白的行为也并没有将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与自身的自由主义精神对立起来。
李白入世的积极性是被世人公认的。在其一生中，李白并没有对自身具有的功业理想进行丝毫掩饰，他一直秉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的信念“遍干诸侯”，并在此过程中宣扬着自身所具有的治世之才，同时也在不断抒发着自身不得志的抑郁之情。但是，李白的入世并不完全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上文中已经论述了李白对儒家思想、文化以及儒家构建的社会秩序表现出了明显的排斥。从刘全白在《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中提到的李白“性倜傥，好纵横术……少任侠……志尚道术”可知道家的思想成为了左右李白人生理想的主要因素，李白的政治理想体现为通过“宽猛相济，弦韦适中”实现“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除此之外，“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等也体现出了李白自身具有作为枞横思想崇尚者的特性。所以，除道家之外，李白所接受的思想还包括任侠和枞横等各种百家思想，这也是李白思想构成复杂性的直接体现。其中枞横思想是李白产生功业理想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李白同时具有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自由人格以及受纵横思想影响的入世理想，这两种思想的融合使李白的功业理想具有了自由主义特性。李白之所以排斥儒家而接受纵横与任侠思想，其原因在于这些思想与李白自身的主体思想即道家思想在某些层面具有一致性。道家思想的核心是自由，在庄子的哲学中，一些束缚个性的因素都应当进行排斥，自由和独立是应当无条件保持的。从这一点来看，虽然纵横和任侠所具有的功利性与道家思想不同，但是在保持独立和自由上却十分契合。
事实上，历史上一部分著名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等大都追求功利，“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战国策书录》），指出了这类纵横家看到孔孟为了实现仁爱而在各国碰壁，于是开始转而追求功利。对于这类纵横家而言，纵横之术也不过是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苏秦游说秦王碰壁又转投其他六国，最后终于被赵国重用，并且获得荣华富贵。由此可以看出，这类纵横家将个人利益看得比天下形势要重，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换主改帜，总之功利是他们唯一的行为标准。还有一类纵横家与苏秦之流有着本质的区别，如鲁仲连、虞卿等人，他们与苏秦之流的区别主要体现于两点：一是他们扶贫济弱，而并非朝秦暮楚之辈；二是他们好义重诺，以狭义著称，而非不择手段，贪图富贵之徒，相比较利益而言，后世功名更被他们看重。李白曾隐居并跟从赵蕤学习纵横之术，虽然此时的纵横之术与战国纵横发生了区别，但是赵蕤本身任侠尚义气，所以可以将赵蕤归属鲁仲连之类。李白曾经赞颂鲁仲连道：“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留别鲁颂》）并且曾经专门赋诗歌颂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其十》），由此可见，在两种纵横家之中，李白更加倾向于鲁仲连之辈，并且对其“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的风度十分钦佩。鲁仲连具有高尚的人格，并且不服从于任何人和权利，完全依靠自身的决定来采取行动，这种命运由自己掌握的自由性格是李白尤其看重的。并且鲁仲连具有解纷排难的能力，具有惊世的才能，具有淡泊名利的品格，具有功成身退的风度，这些特点与李白本身的功业理想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所以李白将鲁仲连作为资深效仿和崇拜的对象。同时从李白对鲁仲连的效仿和崇拜也可以看出，虽然李白具有功业理想，但是这种功业理想并非建立在贪图功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实现自我价值、保持自由独立人格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在此过程中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由独立人格的保持是互相统一、并行不悖的。
李白本身的自由主义精神从根本上说是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而李白同时崇尚任侠和纵横固然是李白希望能够建功立业、一展抱负的体现，但是这些和道家的思想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人格的独立和自由。虽然任侠和纵横在出世和入世方面的主张具有明显的差异，但是这两种思想在道家思想的整合下可以在李白的身上具有并行不悖的特点。李白的功业理想来自于任侠和纵横，但是与此同时也因为受到道家的影响而保持着人格上的自由和独立，这是李白的功业理想具有自由主义特性的主要原因。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李白对待社会秩序的态度还是从其本身的功业理想来看，李白都凸显出自由主义精神，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入世还是出世，他都将保留独立自由的人格为基础，这种自由主义精神可以从他的诗歌中体现出来，同时这种自由主义精神也成就了他的诗歌以及他在盛唐诗坛中的成就，他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将自由主义精神引向了一种新的高度，同时他也成为了这种自由主义精神的伟大传播者。
参考文献：
[1]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
[2] 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 傅漩踪：《唐代科举与文学》，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 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徐克谦：《庄子哲学新探》，中华书局，2005年版。
作者简介：陈兰，女，1985—，浙江绍兴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化，工作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