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7年夏天，无论主旋律影片、小鲜肉大IP电影、还是好莱坞的人文战争大片，悉数败给了《战狼2》，《战狼2》靠什么取胜？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承认，该片在艺术上远未达到国产电影的最高点，换言之，56亿的票房并非主要由艺术质量决定，影片通过与现实互文的文本、使观众积极参与到影片的意义生产之中，最终与大众情绪形成共振，这也是近年来，许多同类现实题材影片赢得票房与口碑的共同经验。
一、 讲述故事的年代与故事讲述的年代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当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军事实力也不断增强，从某种意义上说，韬光养晦的岁月逐渐成为过去，中国实行的是和平崛起战略，不经过战争，如何才能向世界证明已经崛起，俨然已经成为大众新的焦虑。反映在大众文化当中，各种大国叙事愈来愈多：例如《大国和谐》《大国之酿》《大国外交》《大国工匠》以及纪录重点尖端科技工程的《超级工程》，纪录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绩的《大国重器》等等，高度激起爱国主义热情和自豪感、认同感。另一方面，类似韩国纪录片《超级中国》这样的认为中国已经强大的境外表述也不再被视为阴谋论的产物，而被看成是惺惺相惜式的友好和尊重。
《战狼2》是在异国空间展开的大国叙事。为什么选择了非洲？非洲是第三世界，随着国人出境游的增加，欧美国家已经不再陌生，在影像上也难以达到奇观化的效果，非洲不仅仅是中国人淘金、创业、投资的一块新大陆，也是国产电影的新大陆；另一方面，战争是一致对敌、最具整合力的历史时刻，是建立想象共同体的途径，对于和平中国，非洲是当代世界“乱世”故事展开最理想的空间；再次，非洲与中国政治、经济力量对比更易激发民族自豪感。尽管不断有质疑之声认为非洲今天也已经今非昔比，但这种声音很快被湮没，因为更能体现今非昔比的是中国。影片中冷锋“收养”非洲子女，但并无赡养关系，更像是提供保护关系，也正是中国实力与国际策略的一种隐喻。
很显然，《战狼2》如果出现在十几年前，很难引爆公众情绪。银河号事件、中美撞机事件、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这些现实如果写入文本只能塑造悲壮、忍辱负重的英雄。仅仅在20年前的1997年，阿尔巴尼亚发生动乱，中国还没有能力撤侨。影片的原型是也门撤侨，后者不仅仅是中国海外实力增强的体现，也是国家向人民展示其责任心的明证——在美国等大国均声称无法撤离本国人员的时候中国完成了撤侨。影片中非洲的烈性传染病，也是以埃博拉病毒为现实摹本，现实中，中国派遣了大量医务人员帮助非洲抗击埃博拉，剧中研究出疫苗的人是陈博士，而中国研究出埃博拉疫苗的研发团队主导人也是姓陈，现实甚至未经改写就被植入到文本中。当冷锋用手机把雇佣军屠杀中国人的视频发给海军舰队，中国海军才能够发射火炮打击敌人，这与中国当下必须在遵守国际社会法则的前提下发挥影响的现实国际地位非常契合。文本与社会现实形成了具有艺术张力的互文。
故事讲述的年代与讲述故事的年代高度重合。影片把近年来的真实事件编织进影片之中，使观众产生强烈的带入感。
二、 新媒时代大众文化生产的互文性
互文是当下大众文化意义生产的重要方式。
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与别的文本相交织，文本之间相互参照，彼此牵涉。约翰·费斯克曾说“麦当娜只能存在于互文性当中。任何一个音乐会、相册、录像带、海报或唱片封面，都不是有关麦当娜的充足文本。”[1]互文本不仅仅是指“文学、艺术的文本”，政治的、历史的，或社会的、心理的都可能变成互文本。
在新媒体时代，互文本对意义生產的影响进一步加大。举凡与文本内容及文本生产有关的资讯、评论、乃至社会现实都会成为互文本，就连明星八卦、明星、导演此前的作品、现实生活都可能参与到观众对电影文本的接受过程之中。
对于《战狼2》来说，前文本不仅包括《战狼》、吴京的相关影视作品、也包括片方发布出来的各种信息、组织的各种访谈、媒体报道、观众评论以及吴京本人韬光养晦的经历等等；而最为重要的前文本则是以也门、利比亚撤侨为代表的近年来中国的历次撤侨行动。
在影片放映过程中，各种续写文本不断对影片的意义进行补充。访谈、评论、现实事件成为多声部对话的复调式文本，催生新的互文本，使受众进行互文式解读。影片在宣传过程中，不断强调作品在不被资本和明星看好的逆境之中艰苦完成，“玩命拍片”使影片、吴京因此拥有了道德的至高点，而吴京“我不能被资本强奸”“好莱坞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的霸气访谈也在媒体和观众中“广为传诵”，凡此种种，不断与文本相互指涉，使意义在文本与现实之间流动、相互补充。
而在影片的互文书写中，观众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数据表明，对于该片的讨论，移动端热度是PC端的三倍。[2]营销方式所影响的不仅仅是票房，还有影片的意义生产。《战狼2》在营销过程中与“今日头条”达成深度合作，后者用户量大，且主体人群是20-50岁男性，用户爱看哪一类型的新闻，其APP首页就更多地推荐哪类，使得观众粘性也越来越高，自主发表各种评论，参与影片的传播。
与此同时，流行电视节目《我是演说家》请来撤侨行动的受益者亲口讲述，一些历次撤侨活动的受益者纷纷在微博和自媒体上讲述自己的亲身感受，此后，多米尼克飓风撤侨在国庆前夕成为新闻热点，凡此种种，为《战狼2》文本的“真实性”作了权威脚注，使影片在舆论中一度居于“不可辩驳的”地位。
三、 重构集体记忆
《战狼2》借助一个孤胆英雄拯救众生的故事，隐喻强盛中国已具备改变世界的能力，刷新了普通大众对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认识。
基于各种原因，当下中国的主流媒体对于大众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影响十分有限，远未能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功能，互联网舆论场的兴起，导致大众有意识远离官方宣传，近年来能让爱国主义爆棚的撤侨行动其实从来就未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对当代中国在历次政治外交事件中的隐忍不发却是记忆犹新。《战狼2》使也门、利比亚撤侨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历次海外行动真正被大众了解，刷新了观众对当下中国的集体记忆。 数据显示，对于《战狼2》的评论转发量北京排第一，而第二名是海外。[3]电影结尾的中国护照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遇到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是一个强大的祖国！”这个假定性极强的画面却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认可，也暴露了影片的重要观众群：有海外经验的中国人。当下国人中能够出国留学、旅游或有移居海外能力的，应以中产阶级为主，或许可以解读为：这部影片更多针对的是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未能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作用，却成功地将中产阶级消费与焦虑弥漫至上下阶层，而影片则成功地将中产阶级的主要焦虑改写为境外生活的焦虑。
当影片票房超过《美人鱼》，成为中国电影票房的最高纪录之后，看《战狼2》、贡献票房愈发与爱国表达联系在了一起。在媒体报道中，该片创下的纪录除中国电影历史票房纪录、全球电影票房前100唯一一部亚洲电影之外，还有“团灭整个美国超级英雄联盟”的战绩：一部《战狼2》的票房超过了5部漫威超级英雄大片的内地票房总和，还单挑了《变形金钢》的五次阻击，和整个《变形金刚》系列的总票房都旗鼓相当。[4]在大众意识形态中，电影在票房上的胜利似乎就意味着中国文化的胜利乃至中国的胜利。
四、 意义的冲突
虽然在新媒体时代，观众对影片评价两极化已经成为相当多数高票房电影的接受常态，但对《战狼2》的两极化来得似乎还要更强烈。反对者认为影片缺乏对战争的反思。战争片的核心应当是表现战争残酷性、对人性的毁灭，传达反战思想，表达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显然，对于在香港完成电影训练的编导吴京来说，不应该不知道反战是当下世界战争片的主潮，而在叙事中植入反战主题也并不见得比植入爱国主义更困难，或许可以作如下理解：即主创者们认为，在当下，与爱国主义相比反战话语不重要，或者说，在中国电影中表现反战主题，“时候未到”。
从传统上看，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靠战争反抗夺权是唯一正确之路，由我方发起的战争都是正义的和无可选择的，所以传统中国战争电影无论是表现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基本都是颂歌和史诗，叙事结构上也必然是敌我二元对立。
相较而言，美国与中国的战争体验不同，近代中国一直处于抵御外侮的防御状态，一直有着雪耻图强的强烈动机，而近代美国没有这样的体验，所经历的战争都被认为拯救世界式的。美国民众反战是因为民众觉得不必要打，换言之，是因为“打”还是“不打”是他们可以选择的，而近代中国却始终是没有战争的选择权的。所以，好莱坞反思那么多年，美国靠战争拯救世界的热情却始终不减，中国电影很少反思战争，却在现实中呼唤和平、回避战争。在中国的大众意识形态里，先具备打人的能力，才有资格反战。所以，当有人质疑《战狼2》缺乏对战争的反思、质疑其缺乏普世价值时，从吴京本人到网友观众的回应方式都是简单粗暴的，影片似乎处于不可批评的状态，这也不是仅仅一句网民非理性或话语暴力就可以解释的，因为文本中现有的意识形态才是具有现实合法性和可行性的。
主创者把影片当成意义超市，陈列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多重的现实指涉，观众将其当作意义广场，人们各取所需，各自从不同角度解读，例如当其中的民族主义被指认时，有人说冷锋喊出的“大家一起走”就是普世价值；当有人批评影片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时，有人则认为影片中始终强调冷锋是战狼部队的一分子。
然而，在大中国叙事的背后，也疑点重重、充满裂隙：影片中的几次叙事困境都是靠“中国”符号解决的；对于吴京、退伍老兵都被放逐到非洲的原因语焉不详；影片中英雄的敌手并非叛军而是白人雇佣兵，当然，如果与英雄对抗的敌手是个非洲黑人，恐怕很难触到饱受西方世界欺凌的中国观众的兴奋点，但白人雇佣兵的许多行动的动机不足，于是敌人就成了假想敵，这场战斗也多少带有想象色彩。
《战狼2》 在被确定选送参加奥斯卡评选时，反对的声浪似乎甚至超过了支持的声音，这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矛盾呢？
有观点认为，《战狼2》在奥斯卡胜算不大，但以一种“文化自信”的姿态站在世界电影的最高舞台，其意义似乎远远大于作用本身。在这里，“让世界听见”的强烈渴望清晰可见。对奥斯卡的重视原本就是认可美国大众文化话语体系的矛盾体现，而奥斯卡外语片评比所采取的以国家单位而不是影片自由报名的方式更使该奖有了电影奥运会的色彩。
显然，大众认为，对内表述和对外表述应当是两套话语系统。与其说是担心“艺术成就远未达到奥斯卡水准”，不如说是这种情绪共振并不想让世界感知？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与政治地位不匹配导致民族焦虑情绪的急于表达，其背后却是文化身份的不明。《战狼2》采用好莱坞式的话语体系，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无异于试图以好莱坞习作战胜好莱坞。奥斯卡，对于中国电影而言，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角逐，我们似乎还不知道应当向世界输出什么。
对当下诸多以票房为主要诉求的影片来说，意义的冲突有利于使影片停留在公众视野从而影响票房，因此许多影片从片方到宣发甚至会刻意在文本内外制造这样的冲突，票房得到了保证，却绝然无益于原本已经充满裂隙的当代文化。
《战狼2》作为时代隐喻顺应了大众的集体表达，它对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的启发是：与现实互文，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宣扬普世价值的同时也要考虑民族情绪和大众无意识。另一方面，市场成功并不能掩饰其仍然缺少人文深度的电影，它是电影市场的主流影片，会写入电影史，但不是作为电影艺术经典，而是凭借其意义生产，作为电影文化现象写入电影史。
参考文献：
[1]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49.
[2][3]玲子.大数据舆情分析：全方位解读《战狼2》[EB/OL].（2017-08-09）[2017-10-10]https：//m.sohu.com/n/506043620/？ image_mode=f
一、 讲述故事的年代与故事讲述的年代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当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军事实力也不断增强，从某种意义上说，韬光养晦的岁月逐渐成为过去，中国实行的是和平崛起战略，不经过战争，如何才能向世界证明已经崛起，俨然已经成为大众新的焦虑。反映在大众文化当中，各种大国叙事愈来愈多：例如《大国和谐》《大国之酿》《大国外交》《大国工匠》以及纪录重点尖端科技工程的《超级工程》，纪录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绩的《大国重器》等等，高度激起爱国主义热情和自豪感、认同感。另一方面，类似韩国纪录片《超级中国》这样的认为中国已经强大的境外表述也不再被视为阴谋论的产物，而被看成是惺惺相惜式的友好和尊重。
《战狼2》是在异国空间展开的大国叙事。为什么选择了非洲？非洲是第三世界，随着国人出境游的增加，欧美国家已经不再陌生，在影像上也难以达到奇观化的效果，非洲不仅仅是中国人淘金、创业、投资的一块新大陆，也是国产电影的新大陆；另一方面，战争是一致对敌、最具整合力的历史时刻，是建立想象共同体的途径，对于和平中国，非洲是当代世界“乱世”故事展开最理想的空间；再次，非洲与中国政治、经济力量对比更易激发民族自豪感。尽管不断有质疑之声认为非洲今天也已经今非昔比，但这种声音很快被湮没，因为更能体现今非昔比的是中国。影片中冷锋“收养”非洲子女，但并无赡养关系，更像是提供保护关系，也正是中国实力与国际策略的一种隐喻。
很显然，《战狼2》如果出现在十几年前，很难引爆公众情绪。银河号事件、中美撞机事件、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这些现实如果写入文本只能塑造悲壮、忍辱负重的英雄。仅仅在20年前的1997年，阿尔巴尼亚发生动乱，中国还没有能力撤侨。影片的原型是也门撤侨，后者不仅仅是中国海外实力增强的体现，也是国家向人民展示其责任心的明证——在美国等大国均声称无法撤离本国人员的时候中国完成了撤侨。影片中非洲的烈性传染病，也是以埃博拉病毒为现实摹本，现实中，中国派遣了大量医务人员帮助非洲抗击埃博拉，剧中研究出疫苗的人是陈博士，而中国研究出埃博拉疫苗的研发团队主导人也是姓陈，现实甚至未经改写就被植入到文本中。当冷锋用手机把雇佣军屠杀中国人的视频发给海军舰队，中国海军才能够发射火炮打击敌人，这与中国当下必须在遵守国际社会法则的前提下发挥影响的现实国际地位非常契合。文本与社会现实形成了具有艺术张力的互文。
故事讲述的年代与讲述故事的年代高度重合。影片把近年来的真实事件编织进影片之中，使观众产生强烈的带入感。
二、 新媒时代大众文化生产的互文性
互文是当下大众文化意义生产的重要方式。
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与别的文本相交织，文本之间相互参照，彼此牵涉。约翰·费斯克曾说“麦当娜只能存在于互文性当中。任何一个音乐会、相册、录像带、海报或唱片封面，都不是有关麦当娜的充足文本。”[1]互文本不仅仅是指“文学、艺术的文本”，政治的、历史的，或社会的、心理的都可能变成互文本。
在新媒体时代，互文本对意义生產的影响进一步加大。举凡与文本内容及文本生产有关的资讯、评论、乃至社会现实都会成为互文本，就连明星八卦、明星、导演此前的作品、现实生活都可能参与到观众对电影文本的接受过程之中。
对于《战狼2》来说，前文本不仅包括《战狼》、吴京的相关影视作品、也包括片方发布出来的各种信息、组织的各种访谈、媒体报道、观众评论以及吴京本人韬光养晦的经历等等；而最为重要的前文本则是以也门、利比亚撤侨为代表的近年来中国的历次撤侨行动。
在影片放映过程中，各种续写文本不断对影片的意义进行补充。访谈、评论、现实事件成为多声部对话的复调式文本，催生新的互文本，使受众进行互文式解读。影片在宣传过程中，不断强调作品在不被资本和明星看好的逆境之中艰苦完成，“玩命拍片”使影片、吴京因此拥有了道德的至高点，而吴京“我不能被资本强奸”“好莱坞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的霸气访谈也在媒体和观众中“广为传诵”，凡此种种，不断与文本相互指涉，使意义在文本与现实之间流动、相互补充。
而在影片的互文书写中，观众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数据表明，对于该片的讨论，移动端热度是PC端的三倍。[2]营销方式所影响的不仅仅是票房，还有影片的意义生产。《战狼2》在营销过程中与“今日头条”达成深度合作，后者用户量大，且主体人群是20-50岁男性，用户爱看哪一类型的新闻，其APP首页就更多地推荐哪类，使得观众粘性也越来越高，自主发表各种评论，参与影片的传播。
与此同时，流行电视节目《我是演说家》请来撤侨行动的受益者亲口讲述，一些历次撤侨活动的受益者纷纷在微博和自媒体上讲述自己的亲身感受，此后，多米尼克飓风撤侨在国庆前夕成为新闻热点，凡此种种，为《战狼2》文本的“真实性”作了权威脚注，使影片在舆论中一度居于“不可辩驳的”地位。
三、 重构集体记忆
《战狼2》借助一个孤胆英雄拯救众生的故事，隐喻强盛中国已具备改变世界的能力，刷新了普通大众对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认识。
基于各种原因，当下中国的主流媒体对于大众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影响十分有限，远未能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功能，互联网舆论场的兴起，导致大众有意识远离官方宣传，近年来能让爱国主义爆棚的撤侨行动其实从来就未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对当代中国在历次政治外交事件中的隐忍不发却是记忆犹新。《战狼2》使也门、利比亚撤侨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历次海外行动真正被大众了解，刷新了观众对当下中国的集体记忆。 数据显示，对于《战狼2》的评论转发量北京排第一，而第二名是海外。[3]电影结尾的中国护照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遇到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是一个强大的祖国！”这个假定性极强的画面却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认可，也暴露了影片的重要观众群：有海外经验的中国人。当下国人中能够出国留学、旅游或有移居海外能力的，应以中产阶级为主，或许可以解读为：这部影片更多针对的是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未能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作用，却成功地将中产阶级消费与焦虑弥漫至上下阶层，而影片则成功地将中产阶级的主要焦虑改写为境外生活的焦虑。
当影片票房超过《美人鱼》，成为中国电影票房的最高纪录之后，看《战狼2》、贡献票房愈发与爱国表达联系在了一起。在媒体报道中，该片创下的纪录除中国电影历史票房纪录、全球电影票房前100唯一一部亚洲电影之外，还有“团灭整个美国超级英雄联盟”的战绩：一部《战狼2》的票房超过了5部漫威超级英雄大片的内地票房总和，还单挑了《变形金钢》的五次阻击，和整个《变形金刚》系列的总票房都旗鼓相当。[4]在大众意识形态中，电影在票房上的胜利似乎就意味着中国文化的胜利乃至中国的胜利。
四、 意义的冲突
虽然在新媒体时代，观众对影片评价两极化已经成为相当多数高票房电影的接受常态，但对《战狼2》的两极化来得似乎还要更强烈。反对者认为影片缺乏对战争的反思。战争片的核心应当是表现战争残酷性、对人性的毁灭，传达反战思想，表达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显然，对于在香港完成电影训练的编导吴京来说，不应该不知道反战是当下世界战争片的主潮，而在叙事中植入反战主题也并不见得比植入爱国主义更困难，或许可以作如下理解：即主创者们认为，在当下，与爱国主义相比反战话语不重要，或者说，在中国电影中表现反战主题，“时候未到”。
从传统上看，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靠战争反抗夺权是唯一正确之路，由我方发起的战争都是正义的和无可选择的，所以传统中国战争电影无论是表现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基本都是颂歌和史诗，叙事结构上也必然是敌我二元对立。
相较而言，美国与中国的战争体验不同，近代中国一直处于抵御外侮的防御状态，一直有着雪耻图强的强烈动机，而近代美国没有这样的体验，所经历的战争都被认为拯救世界式的。美国民众反战是因为民众觉得不必要打，换言之，是因为“打”还是“不打”是他们可以选择的，而近代中国却始终是没有战争的选择权的。所以，好莱坞反思那么多年，美国靠战争拯救世界的热情却始终不减，中国电影很少反思战争，却在现实中呼唤和平、回避战争。在中国的大众意识形态里，先具备打人的能力，才有资格反战。所以，当有人质疑《战狼2》缺乏对战争的反思、质疑其缺乏普世价值时，从吴京本人到网友观众的回应方式都是简单粗暴的，影片似乎处于不可批评的状态，这也不是仅仅一句网民非理性或话语暴力就可以解释的，因为文本中现有的意识形态才是具有现实合法性和可行性的。
主创者把影片当成意义超市，陈列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多重的现实指涉，观众将其当作意义广场，人们各取所需，各自从不同角度解读，例如当其中的民族主义被指认时，有人说冷锋喊出的“大家一起走”就是普世价值；当有人批评影片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时，有人则认为影片中始终强调冷锋是战狼部队的一分子。
然而，在大中国叙事的背后，也疑点重重、充满裂隙：影片中的几次叙事困境都是靠“中国”符号解决的；对于吴京、退伍老兵都被放逐到非洲的原因语焉不详；影片中英雄的敌手并非叛军而是白人雇佣兵，当然，如果与英雄对抗的敌手是个非洲黑人，恐怕很难触到饱受西方世界欺凌的中国观众的兴奋点，但白人雇佣兵的许多行动的动机不足，于是敌人就成了假想敵，这场战斗也多少带有想象色彩。
《战狼2》 在被确定选送参加奥斯卡评选时，反对的声浪似乎甚至超过了支持的声音，这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矛盾呢？
有观点认为，《战狼2》在奥斯卡胜算不大，但以一种“文化自信”的姿态站在世界电影的最高舞台，其意义似乎远远大于作用本身。在这里，“让世界听见”的强烈渴望清晰可见。对奥斯卡的重视原本就是认可美国大众文化话语体系的矛盾体现，而奥斯卡外语片评比所采取的以国家单位而不是影片自由报名的方式更使该奖有了电影奥运会的色彩。
显然，大众认为，对内表述和对外表述应当是两套话语系统。与其说是担心“艺术成就远未达到奥斯卡水准”，不如说是这种情绪共振并不想让世界感知？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与政治地位不匹配导致民族焦虑情绪的急于表达，其背后却是文化身份的不明。《战狼2》采用好莱坞式的话语体系，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无异于试图以好莱坞习作战胜好莱坞。奥斯卡，对于中国电影而言，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角逐，我们似乎还不知道应当向世界输出什么。
对当下诸多以票房为主要诉求的影片来说，意义的冲突有利于使影片停留在公众视野从而影响票房，因此许多影片从片方到宣发甚至会刻意在文本内外制造这样的冲突，票房得到了保证，却绝然无益于原本已经充满裂隙的当代文化。
《战狼2》作为时代隐喻顺应了大众的集体表达，它对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的启发是：与现实互文，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宣扬普世价值的同时也要考虑民族情绪和大众无意识。另一方面，市场成功并不能掩饰其仍然缺少人文深度的电影，它是电影市场的主流影片，会写入电影史，但不是作为电影艺术经典，而是凭借其意义生产，作为电影文化现象写入电影史。
参考文献：
[1]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49.
[2][3]玲子.大数据舆情分析：全方位解读《战狼2》[EB/OL].（2017-08-09）[2017-10-10]https：//m.sohu.com/n/506043620/？ image_mod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