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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忠心 两袖清风
王全国
王全国
1938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4月入党。1940—1946年先後任湖北浠水、阳山、太湖、洪湖县委书记，1946年5月，随新四军第五师到东北局支援对敌作战。解放战争後期，转战广东、广西，並担任桂林市第一任市长。1954年起任广东省工业厅厅长、省计委主任。1973年底，任广东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後，先後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广东省委书记。1985年从湖北省委常务书记任上，赴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直至1995年光荣退休，为中国的核电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Wang Quan Guo,
Participated in the revolution in March of 1938, he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April of the same year. From 1940 to 1946, he successively acted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Xi Shui, Yang Shan, Tai Hu and Hong Hu County Committee of Hubei province. In May 1946, he went to Northeastern bureau with the fifth division of the New Fourth Army to support fighting against the enemy. On later stage of the liberation war, he was fighting in Guangdong and Guangxi, served as the first mayor of Guilin city. He took the post as the chief of Industry Bureau of Guangdong Province, director of the Province Planning Commission from 1954. At the end of 1973, he served as the member of the Guangdoong Province Standing Committe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Revolution Committee. After 1976, he successively took the post a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tate Development & Planning Commission, secretary general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1985, he served as the standing secretary general of Hu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then acted as the president of Guangdong Nuclear Power Joint-Venture Limited and retired gloriously in 1995. He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for the nuclear power industry in China.
王全国先生是一位见面就能让人肃然起敬的老人。
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他，神清气爽，思维敏捷，与人谈话虽不像壮年人那样慷慨激昂，但仍是字字珠玑。数语之後，你就能感受到这是智慧老人在吐露心声。
老人在深圳市银湖宾馆接受记者採访时，神态安详。回忆起自己走过的峥嵘岁月、谈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兴办特区的经过，昔日波澜壮阔的场景，全都从老人平静如水的言谈中涓涓流淌出来……
带着崇敬，我们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位革命老人闪亮的足迹。
破冰之旅萌发出春天的狂想
1978年5月1日至6月上旬，这段时间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早已遗忘。而对时任广东省委主管经济工作的王全国书记来说，却是一生都难以磨灭的记忆。因为它对於改变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的看法，进而对於国家大政方针的调整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78年，国家高层领导人打破“文革”期间很少出访的“惯例”，形成一股出国热，一年中，有13位副总理或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後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邓小平先生就4次出访了日本、美国、法国等8个国家。
许多还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领导人大开眼界，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不仅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且这差距还在不断地、迅速地扩大。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荒废了十年”，“落後了二十年”。
在这期间，王全国参加了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访问团。作为文革後的中国第一个访问代表团，他们此行主要走访了法国、瑞士、西德、英国、比利时五国。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所到之处，这些国家都以很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中国考察团，有的国家总统还亲自到机场迎接。
这次出访，对代表团成员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不仅开阔了眼界，思想上也豁然开朗。王全国深刻地认识到，欧洲发达国家的资金正在找出路，非常希望到中国来投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亟需大量资金，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考察归来後，由谷牧副总理牵头，代表团成员集体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从下午一点钟一直坚持听到夜里十一点。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报告中，中央领导同志在听取汇报的同时，每个人都作了即席讲话，表示应当推行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的建设步伐。
这次系统考察，不仅为後来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正确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还成为中国经济特区产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王全国回到广东之後，开始採取积极的措施。他们悄悄地允许毗邻港澳的一些县市开展来料加工生产，不到一年的时间，与外商签订的加工协议达到了151项、98种产品，总金额达到了1.549亿美元，虽然数额不大，但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恰好在此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於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王全国在会上多次发言，代表广东省委表态，坚决拥护中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
12月7日，王全国又代表出席会议的习仲勲、薛光军等广东省委领导人就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发言，並提出建议：“鑑於经济体制改革比较复杂，建议中央成立一个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吸收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参加，花半年时间，提出一个改革方案。”
其後，1979年1月3日，王全国在向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便提出了一个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构想。他认为：“广东毗邻港澳，华侨多，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这方面大有可为，我们应当做得更灵活些，更放手些，具有五千五百万人口的广东，难道赶不上一个台湾、赶不上一个南朝鲜？……应当组织力量进行研究，作出规划，包括上层建筑，向中央作出报告，在全国体制未解决之前，要求给广东做出些特殊规定，放给更大的权力。”
这短短的一席话，既大胆，又一语中的，就像一束光明的火种，撒向沉沉的夜空。也同样是这石破天惊的一语，让久历寒冬的中国大地，听到了滚滚春雷的轰鸣。
王全国何以有此等气魄？有如此胆识？有这等智慧？这还得从头说起……
早年传奇晚年更辉煌
其实，王全国原本就是一个传奇人物。
1938年3月，王全国正式参加革命，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王全国离开家乡到汉水从事地下工作，组织当地百姓抗击日本侵略军；
1940年3月，王全国在鄂中区党委组织部工作，後调入社会工作部，其後，改任鄂皖地委纵队司令兼政委，在大别山区坚持与国民党军队周旋达八个月之久，粉碎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随後，在湖北浠水、阳山、太湖等地区分别担任县委书记，其间，曾在地委高幹整风班学习八个月；
1944年8月到1946年2月，王全国被派往洪湖任县委书记，在湖北与湖南交界地区，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做了大量工作；
1946年5月，奉上级命令，他到苏北地区的淮安、淮阴等地工作，不久随新四军第五师到东北局报到，隻援东北军对敌作战；
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之後，王全国被抽调到南京工作，先在中南局，後转战广东、广西两省，並担任了广西省桂林市第一任市长；
1954年起，他担任广东省工业厅厅长，後任工业办主任，省计划委员会主任；
史无前例的文革到来後，王全国先是於1970年分配到广东韶关钢铁厂担任革委会主任，後被打倒，受到极左势力的批判和迫害；
1973年，林彪事件之後，王全国重获自由，任广东省生产组副组长兼建委、计委主任。同年底，任广东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
“四人帮”被粉碎後，王全国又先後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广东省委书记；
1982年至1985年，他调任湖北省委书记；
……
这一串不平凡的经历，锤炼了他坚强的意志，造就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领导水平，更使他坚定了为祖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生信念。
在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期间，他听说江苏在搞“社队企业”，经济发展很快。王全国为此就专门去了一趟江苏搞调研，到了常州一带，发现果真如此。常州人士坦言：“全民所有制的钱要上缴中央，地方哪还有钱发展经济？我们搞的是集体所有制，我们的钱就可以留下来自己用，所以我们这儿发展得就快。”王全国由此断言：“全国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不行了”。
“主要是政策问题”。邓小平如是说。
王全国在思考怎样才能改变？怎样让国家和人民摆脱贫困落後？
他深思熟虑後的答案，後来有了发表的地方。
1979年4月5日到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著名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勲、主管经济工作的省委书记王全国和一位抓农业的常委出席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南组讨论中，广东主要是由王全国发言，他一共讲了三次，全都是围绕一个“权”字做文章。
4月7日，王全国发言说，经济上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主要还是由於权力过於集中，地方权力过小，这个问题不解决，扩大企业自主权难以落实，地方没有多大的权利，还有什麽权力分给企业呢？……我们迫切要求进行体制改革，使地方在中央统一计划下，省、市、自治区真正有一级计划、财政、物资。
4月10日，王全国再次发言，请求根据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特殊情况，对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审批权限适当下放，对外汇分成更多地给予照顾，对资金、物资安排大力给予隻持，也就是在这次发言中，他代表广东省委建议，沿用国际惯例，将深圳市、珠海市和汕头市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
4月27日，王全国的急切心情在发言中表露无遗。他希望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一是对整个体制改革包括中央与地方分权、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明确此原则，会後组织力量调查，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派人参加，国庆节前提出方案。二是把马上改革的建议先定下若幹条。
会议为王全国的三次发言作了三期专题剪报。
也正是王全国的三次发言，奠定了设立经济特区的基础，这个构想和提议开创了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蹟，它直接影响到日後特区的成立，以及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历史事件的产生。
其後，根据王全国起草的报告，中央批准下发了1979年第50号文件，文件正式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的区域试办“出口特区”，並指出：“关於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待取得经验後，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从50号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央几乎全盘接受了广东的要求，因此可以说，广东要求先走一步和建立特区的最初目的已经圆满达到。如今，当我们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仰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仍然可以感受到广东省委的一班领导人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气魄和胆略。可以说，特区是他们争取来的，特区是他们要来的，特区的历史、特区的发展和未来，将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情结，无法释怀。
如果说，後来被人们所熟知的邓小平老人在南海边画个圈而有了特区的话，那麽可以认为，在此之前，王全国等广东省委领导人已经为这个圈准备好了图纸。
王全国後来也说：“当时我们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只是提按国际惯例办事。国际惯例是什麽？还不是市场经济。”当然，特区能发展到今天，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能给处於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带来历史性巨变，恐怕连王全国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
发展核电满腔忠诚倾注大亚湾
1985年，时任湖北省委常务书记的王全国作出了一生中最为艰难而又最义无反顾的抉择：赴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对王全国而言，这既是为了兑现当初的承诺，更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夙愿。
事情要追溯到1981年。
1981年5月，北京科学大会堂会议室。由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国家进出口委、国家能源委联合主持的“广东省核电站经济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会”正在这里举行。这是我国首次召开的大型项目可行性研究会。
会议开得異常紧张、激烈。
广东核电站是否可行？最关键的是在经济可行性方面。王全国在全体大会上讲话，他说：“实际上即使按提高的货款利率估算，核电站的经济还是可行的。有的同志不放心，一听花40亿美元，了不得，40亿美元能办多少事情啊！过去我们满足10块钱办10块钱的事，对用1块钱办10块钱的事就不理解。我们大家都考虑一下，是否要加深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认识，避免用老的经济模式去看问题……现在利用外资，1块钱办10块钱的事，何乐而不为呢？……我认为，广东核电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符合我国国情，顺乎时代潮流的新事物……如果中央批准，我愿意辞去省委书记的职务，集中精力抓好这个大型项目……”
这就是王全国的气魄和胸怀！一个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人具有的如此敢为天下先的情怀；一个长期主持省委经济工作的高级幹部对国家核电事业的迫切眷恋。
这份执着，这份真情，让人惊诧，让人感动。
人们难以想像的是，在南海边僻静的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地，王全国在董事长这个位置上一幹就是整整十年——从65岁至75岁。当别的老人正在颐养天年之际，他却辛勤地在为党和国家的核电事业贡献自己的餘热。
大亚湾核电站从无到有，从开工到建成发电，无不倾注了他的智慧与心血。
王全国说：“我不是为了180万千瓦核电，而是为了促进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
事实证明，中央选派他担任这一大型重点工程项目的领导人是英明、正确的。
王全国董事长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居功至伟，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者们如此评说王全国。
1985年岁尾，在北京举行的“三大合同”与贷款协议谈判陷入僵局。供应常规岛设备的英国通用电气公司（GEC）谈判团和英国政府谈判代表中止洽谈，返回英国。与供应核岛设备的法国方面的谈判也陷入僵持局面。其原因是中方提出了“门坎政策”——即英法公司的价格必须降到一定比例，谈判才能继续下去。
王全国明白：这是命运攸关、一诺千金的时刻！
英国谈判代表团向首相撒切尔夫人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抱怨说，广东核电合营公司没有合作诚意。
王全国听说後，一笑置之。
最终，三大合同和贷款协议在合理的条件下签字。
当时国内一份报告说：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国引进项目以来谈判最成功的一次。
1986年4月，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给世界方兴未艾的核电事业蒙上了一层阴影，更给刚刚起步的中国核电事业当头一棒。影响迅速波及到香港，因陌生而恐惧，一场号称百万港人签名要求停建大亚湾核电站的风浪骤起，核电站面临夭折的危险。关键时刻，王全国挺身而出。他说：“我们无路可退，要做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极为重视，邓小平亲自做出决策，核电站要继续建下去。根据中央的部署，王全国指挥合营公司配合有关各方，对香港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核电宣传和解释疏导工作。举办“核技术展览会”，邀请香港各界人士到核电站工地实地考察。1988年12月，又邀请香港知名人士和专业人士组成大亚湾核电站安全谘询委员会，在谘询委员会的努力下，一场反核电风波，最终成了香港的核科学的普及活动，核电站也由此成为港人眼里“造福人类”的电站，他们为祖国这一宏伟的高科技工程感到骄傲。
当然，这位世纪老人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归根结底所展现的是一个革命者、一名共产党员、一位老幹部为国为民的赤子之情。
王全国
王全国
1938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4月入党。1940—1946年先後任湖北浠水、阳山、太湖、洪湖县委书记，1946年5月，随新四军第五师到东北局支援对敌作战。解放战争後期，转战广东、广西，並担任桂林市第一任市长。1954年起任广东省工业厅厅长、省计委主任。1973年底，任广东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後，先後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广东省委书记。1985年从湖北省委常务书记任上，赴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直至1995年光荣退休，为中国的核电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Wang Quan Guo,
Participated in the revolution in March of 1938, he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April of the same year. From 1940 to 1946, he successively acted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Xi Shui, Yang Shan, Tai Hu and Hong Hu County Committee of Hubei province. In May 1946, he went to Northeastern bureau with the fifth division of the New Fourth Army to support fighting against the enemy. On later stage of the liberation war, he was fighting in Guangdong and Guangxi, served as the first mayor of Guilin city. He took the post as the chief of Industry Bureau of Guangdong Province, director of the Province Planning Commission from 1954. At the end of 1973, he served as the member of the Guangdoong Province Standing Committe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Revolution Committee. After 1976, he successively took the post a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tate Development & Planning Commission, secretary general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1985, he served as the standing secretary general of Hu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then acted as the president of Guangdong Nuclear Power Joint-Venture Limited and retired gloriously in 1995. He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for the nuclear power industry in China.
王全国先生是一位见面就能让人肃然起敬的老人。
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他，神清气爽，思维敏捷，与人谈话虽不像壮年人那样慷慨激昂，但仍是字字珠玑。数语之後，你就能感受到这是智慧老人在吐露心声。
老人在深圳市银湖宾馆接受记者採访时，神态安详。回忆起自己走过的峥嵘岁月、谈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兴办特区的经过，昔日波澜壮阔的场景，全都从老人平静如水的言谈中涓涓流淌出来……
带着崇敬，我们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位革命老人闪亮的足迹。
破冰之旅萌发出春天的狂想
1978年5月1日至6月上旬，这段时间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早已遗忘。而对时任广东省委主管经济工作的王全国书记来说，却是一生都难以磨灭的记忆。因为它对於改变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的看法，进而对於国家大政方针的调整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78年，国家高层领导人打破“文革”期间很少出访的“惯例”，形成一股出国热，一年中，有13位副总理或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後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邓小平先生就4次出访了日本、美国、法国等8个国家。
许多还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领导人大开眼界，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不仅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且这差距还在不断地、迅速地扩大。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荒废了十年”，“落後了二十年”。
在这期间，王全国参加了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访问团。作为文革後的中国第一个访问代表团，他们此行主要走访了法国、瑞士、西德、英国、比利时五国。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所到之处，这些国家都以很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中国考察团，有的国家总统还亲自到机场迎接。
这次出访，对代表团成员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不仅开阔了眼界，思想上也豁然开朗。王全国深刻地认识到，欧洲发达国家的资金正在找出路，非常希望到中国来投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亟需大量资金，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考察归来後，由谷牧副总理牵头，代表团成员集体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从下午一点钟一直坚持听到夜里十一点。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报告中，中央领导同志在听取汇报的同时，每个人都作了即席讲话，表示应当推行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的建设步伐。
这次系统考察，不仅为後来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正确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还成为中国经济特区产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王全国回到广东之後，开始採取积极的措施。他们悄悄地允许毗邻港澳的一些县市开展来料加工生产，不到一年的时间，与外商签订的加工协议达到了151项、98种产品，总金额达到了1.549亿美元，虽然数额不大，但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恰好在此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於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王全国在会上多次发言，代表广东省委表态，坚决拥护中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
12月7日，王全国又代表出席会议的习仲勲、薛光军等广东省委领导人就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发言，並提出建议：“鑑於经济体制改革比较复杂，建议中央成立一个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吸收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参加，花半年时间，提出一个改革方案。”
其後，1979年1月3日，王全国在向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便提出了一个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构想。他认为：“广东毗邻港澳，华侨多，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这方面大有可为，我们应当做得更灵活些，更放手些，具有五千五百万人口的广东，难道赶不上一个台湾、赶不上一个南朝鲜？……应当组织力量进行研究，作出规划，包括上层建筑，向中央作出报告，在全国体制未解决之前，要求给广东做出些特殊规定，放给更大的权力。”
这短短的一席话，既大胆，又一语中的，就像一束光明的火种，撒向沉沉的夜空。也同样是这石破天惊的一语，让久历寒冬的中国大地，听到了滚滚春雷的轰鸣。
王全国何以有此等气魄？有如此胆识？有这等智慧？这还得从头说起……
早年传奇晚年更辉煌
其实，王全国原本就是一个传奇人物。
1938年3月，王全国正式参加革命，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王全国离开家乡到汉水从事地下工作，组织当地百姓抗击日本侵略军；
1940年3月，王全国在鄂中区党委组织部工作，後调入社会工作部，其後，改任鄂皖地委纵队司令兼政委，在大别山区坚持与国民党军队周旋达八个月之久，粉碎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随後，在湖北浠水、阳山、太湖等地区分别担任县委书记，其间，曾在地委高幹整风班学习八个月；
1944年8月到1946年2月，王全国被派往洪湖任县委书记，在湖北与湖南交界地区，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做了大量工作；
1946年5月，奉上级命令，他到苏北地区的淮安、淮阴等地工作，不久随新四军第五师到东北局报到，隻援东北军对敌作战；
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之後，王全国被抽调到南京工作，先在中南局，後转战广东、广西两省，並担任了广西省桂林市第一任市长；
1954年起，他担任广东省工业厅厅长，後任工业办主任，省计划委员会主任；
史无前例的文革到来後，王全国先是於1970年分配到广东韶关钢铁厂担任革委会主任，後被打倒，受到极左势力的批判和迫害；
1973年，林彪事件之後，王全国重获自由，任广东省生产组副组长兼建委、计委主任。同年底，任广东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
“四人帮”被粉碎後，王全国又先後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广东省委书记；
1982年至1985年，他调任湖北省委书记；
……
这一串不平凡的经历，锤炼了他坚强的意志，造就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领导水平，更使他坚定了为祖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生信念。
在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期间，他听说江苏在搞“社队企业”，经济发展很快。王全国为此就专门去了一趟江苏搞调研，到了常州一带，发现果真如此。常州人士坦言：“全民所有制的钱要上缴中央，地方哪还有钱发展经济？我们搞的是集体所有制，我们的钱就可以留下来自己用，所以我们这儿发展得就快。”王全国由此断言：“全国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不行了”。
“主要是政策问题”。邓小平如是说。
王全国在思考怎样才能改变？怎样让国家和人民摆脱贫困落後？
他深思熟虑後的答案，後来有了发表的地方。
1979年4月5日到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著名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勲、主管经济工作的省委书记王全国和一位抓农业的常委出席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南组讨论中，广东主要是由王全国发言，他一共讲了三次，全都是围绕一个“权”字做文章。
4月7日，王全国发言说，经济上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主要还是由於权力过於集中，地方权力过小，这个问题不解决，扩大企业自主权难以落实，地方没有多大的权利，还有什麽权力分给企业呢？……我们迫切要求进行体制改革，使地方在中央统一计划下，省、市、自治区真正有一级计划、财政、物资。
4月10日，王全国再次发言，请求根据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特殊情况，对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审批权限适当下放，对外汇分成更多地给予照顾，对资金、物资安排大力给予隻持，也就是在这次发言中，他代表广东省委建议，沿用国际惯例，将深圳市、珠海市和汕头市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
4月27日，王全国的急切心情在发言中表露无遗。他希望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一是对整个体制改革包括中央与地方分权、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明确此原则，会後组织力量调查，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派人参加，国庆节前提出方案。二是把马上改革的建议先定下若幹条。
会议为王全国的三次发言作了三期专题剪报。
也正是王全国的三次发言，奠定了设立经济特区的基础，这个构想和提议开创了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蹟，它直接影响到日後特区的成立，以及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历史事件的产生。
其後，根据王全国起草的报告，中央批准下发了1979年第50号文件，文件正式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的区域试办“出口特区”，並指出：“关於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待取得经验後，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从50号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央几乎全盘接受了广东的要求，因此可以说，广东要求先走一步和建立特区的最初目的已经圆满达到。如今，当我们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仰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仍然可以感受到广东省委的一班领导人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气魄和胆略。可以说，特区是他们争取来的，特区是他们要来的，特区的历史、特区的发展和未来，将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情结，无法释怀。
如果说，後来被人们所熟知的邓小平老人在南海边画个圈而有了特区的话，那麽可以认为，在此之前，王全国等广东省委领导人已经为这个圈准备好了图纸。
王全国後来也说：“当时我们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只是提按国际惯例办事。国际惯例是什麽？还不是市场经济。”当然，特区能发展到今天，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能给处於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带来历史性巨变，恐怕连王全国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
发展核电满腔忠诚倾注大亚湾
1985年，时任湖北省委常务书记的王全国作出了一生中最为艰难而又最义无反顾的抉择：赴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对王全国而言，这既是为了兑现当初的承诺，更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夙愿。
事情要追溯到1981年。
1981年5月，北京科学大会堂会议室。由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国家进出口委、国家能源委联合主持的“广东省核电站经济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会”正在这里举行。这是我国首次召开的大型项目可行性研究会。
会议开得異常紧张、激烈。
广东核电站是否可行？最关键的是在经济可行性方面。王全国在全体大会上讲话，他说：“实际上即使按提高的货款利率估算，核电站的经济还是可行的。有的同志不放心，一听花40亿美元，了不得，40亿美元能办多少事情啊！过去我们满足10块钱办10块钱的事，对用1块钱办10块钱的事就不理解。我们大家都考虑一下，是否要加深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认识，避免用老的经济模式去看问题……现在利用外资，1块钱办10块钱的事，何乐而不为呢？……我认为，广东核电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符合我国国情，顺乎时代潮流的新事物……如果中央批准，我愿意辞去省委书记的职务，集中精力抓好这个大型项目……”
这就是王全国的气魄和胸怀！一个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人具有的如此敢为天下先的情怀；一个长期主持省委经济工作的高级幹部对国家核电事业的迫切眷恋。
这份执着，这份真情，让人惊诧，让人感动。
人们难以想像的是，在南海边僻静的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地，王全国在董事长这个位置上一幹就是整整十年——从65岁至75岁。当别的老人正在颐养天年之际，他却辛勤地在为党和国家的核电事业贡献自己的餘热。
大亚湾核电站从无到有，从开工到建成发电，无不倾注了他的智慧与心血。
王全国说：“我不是为了180万千瓦核电，而是为了促进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
事实证明，中央选派他担任这一大型重点工程项目的领导人是英明、正确的。
王全国董事长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居功至伟，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者们如此评说王全国。
1985年岁尾，在北京举行的“三大合同”与贷款协议谈判陷入僵局。供应常规岛设备的英国通用电气公司（GEC）谈判团和英国政府谈判代表中止洽谈，返回英国。与供应核岛设备的法国方面的谈判也陷入僵持局面。其原因是中方提出了“门坎政策”——即英法公司的价格必须降到一定比例，谈判才能继续下去。
王全国明白：这是命运攸关、一诺千金的时刻！
英国谈判代表团向首相撒切尔夫人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抱怨说，广东核电合营公司没有合作诚意。
王全国听说後，一笑置之。
最终，三大合同和贷款协议在合理的条件下签字。
当时国内一份报告说：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国引进项目以来谈判最成功的一次。
1986年4月，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给世界方兴未艾的核电事业蒙上了一层阴影，更给刚刚起步的中国核电事业当头一棒。影响迅速波及到香港，因陌生而恐惧，一场号称百万港人签名要求停建大亚湾核电站的风浪骤起，核电站面临夭折的危险。关键时刻，王全国挺身而出。他说：“我们无路可退，要做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极为重视，邓小平亲自做出决策，核电站要继续建下去。根据中央的部署，王全国指挥合营公司配合有关各方，对香港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核电宣传和解释疏导工作。举办“核技术展览会”，邀请香港各界人士到核电站工地实地考察。1988年12月，又邀请香港知名人士和专业人士组成大亚湾核电站安全谘询委员会，在谘询委员会的努力下，一场反核电风波，最终成了香港的核科学的普及活动，核电站也由此成为港人眼里“造福人类”的电站，他们为祖国这一宏伟的高科技工程感到骄傲。
当然，这位世纪老人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归根结底所展现的是一个革命者、一名共产党员、一位老幹部为国为民的赤子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