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邢侗在中国书法史上虽称不上影响深远，但他是先于王铎最早将大幅式引入二王临作的书家，位列“晚明四家”之首，与董其昌并名，称“北邢南董”，曾因书法而“名振海内外”，作品为时人钟爱，并流传朝鲜、日本，所刻《来禽馆帖》更是刻帖名作，为精化和传播王羲之作品做出了有益贡献。然其身后却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与董其昌、张瑞图等一直承续着晚明煊赫的声名形成鲜明的对比。是什么造成这种迥然相异的状况呢？究其原因，明清之际人们特定的审美接受思想决定了邢侗在书法史上地位的去留。
　　关键词：明清 审美接受思想 邢侗 书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一 书史地位评价的变迁
　　1 明人的推重
　　邢侗生活在晚明，他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颇高，有“晚明四大家”“北邢南董”之誉，受到极大的推重。李维桢在《祭邢子愿》一文中说“公词翰双美，鹰扬虎视于江河之北”，称邢侗为“北间第一才士”，又在《墓志铭》中总结邢侗“书法锺王虞 ，颠米秃素，而深得右军神体”。史高先亦评“书法工诸体，章怀锺索，虞米 赵，规模肖像，咄咄逼人。而其最会心慊意，尤在晋王，的是右军后身。试取临池妙墨，错杂诸名帖中，不辨谁古。”此外，董其昌、史以明、李日华、刘重庆、王洽、张忻、黄克缵、范景文、朱谋垩等人均从不同角度对邢侗书法做以褒扬，为其在明代所处的地位提供了依据。
　　2 清人的“忽略”
　　进入清代，情况则有所不同。随着清代碑学的兴起，对邢侗的关注便日渐寥寥了。纵观清代书论，似乎都没有对他表现足够的重视。只有一些零星的文字涉及对其人格的品评，虽多溢美之词，其力度尚难以确立邢侗书法在清代人心目中与董其昌抗衡的地位，终于没能超然卓绝。
　　二 明清之际人们审美接受思想对其评价的影响
　　无论是推重还是忽略，都受评价者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总结邢侗的艺术生活道路，发现他时时处在一个相对矛盾的状态之中，无论是社会环境、个人际遇还是心里感受均是如此。矛盾冲突中的调适与整合，导致艺术上一定程度的偏于中庸，这最终决定了邢侗书法的整体面目：承袭多于独创，缺乏审美的冲击力。而其在书法史上地位的强烈反差则突出反映了人们审美接受思想的更新与转变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中国人一向主张“字如其人”，将道德人品，功业造就作为品评一位书家优劣的重要因素。我们在分析邢侗书名的时候，也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历史环境中去考察。邢侗在晚明受到普遍的推崇，除了其作品本身蕴涵的艺术价值外，其原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皇帝喜爱。在12年的为官生涯中，邢侗给万历皇帝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有才干，又忠心，上书乞休经过三次才被批准。虽然由于多种原因，万历皇帝没有重新起用，但对“子愿以书法文章名神宗朝，行谊甚高”也不能没有所闻，所以竟视邢侗的书扇为最好的贡品，命女史学书。上有所好，下必效之，邢侗字在宫廷内外广泛流传也就势所必然了。第二，为官清廉。邢侗官至四品，政绩突出，所到之处，万民拥戴。而且，短短十二年，邢侗的脚步遍及大江南北，百姓因为敬重一位“青天大老爷”而“爱屋及乌”，倾重邢侗的书法作品也是不难理解的。《邢侗传》中就记载了一个叫刘英的百姓宝藏邢侗墨迹，不肯出卖的事情。第三，诗坛领袖。“书为小道”，书法在古人的眼中有很多时候是末技，因此，书名的盛衰也与诗名、文名相关联。邢侗在晚明山左诗坛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中兴五子”之一，被推为盟主，主张论诗要“本于情性”，反对模拟，以博大雅正，闳音鸣世。因而，在文人那里，不会去强分细部，作为可赞同的艺术主张，邢侗的观点自然受到诗人和书家的普遍认同。第四，交游广泛。邢侗的友人遍布大江南北，所以也有助其书名倾动海内外。再加上乐善好施，无论是文人圈还是普通百姓群体，受到他慷慨资助或招待的人不计其数，自然在主观上就对其褒扬有加。第五，刻帖影响。张伯英在《法帖提要》中说：“张缙彦题《拟山园帖》云：‘《戏鸿》、《来禽》二帖，坛坫海内’，可知当时流传之盛。”这“流传之盛”强调的是印刷技术还不发达的“当时”，即邢董齐名的晚明。随着刻帖技术的发展，情况自然要有些改变。第六，审美传统。有明以来，人们受传统审美观念的影响，喜欢平和雅正的书风。邢侗对二王的“规模肖像”正好吻合人们长期培养起来的审美习惯。所以，在邢侗的书作中出现了许多临王作品，我们也可以看作是迎合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审美需要。
　　然而，“天崩地解”的晚明后期，个性解放的思潮不仅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书法的审美标准，人们已经可以忽略张瑞图、王铎在人品上的瑕疵，而只关注他们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了。相比之下，虽也有些许“创新”之想，却没能有“创新”之实的邢侗在死后不到十年，已经基本为人们所淡忘，所谓“子愿复生”的愿望，恰恰反映了邢侗很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而并非如何狂怪的董其昌一系却仍然以其独特的风格，既维持着古典主义书法之美的深刻意蕴，又具有与时代精神相辉映的审美内涵，为多数人所接受，在明末与清初成为正统而延续下来，直到今天，仍然作为人们效仿和学习的对象。在此，我们可以将邢董二人的书学思想做以简单的比较，似乎可以从中找到人们取舍的某种原由。
　　之所以同列“晚明四家”，并称“北邢南董”，邢侗与董其昌在书学观念和主张上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原因是二人同处明代晚期，受那时总体书法风尚的影响，“尚慕晋轨”，追求平和雅正。但是，与邢侗相较，董其昌所追求的平淡，却不是寡而无味之“淡”，而是“绚烂之极”，是含蕴深远之境。他本人不但从思想上接受晚明新的审美潮流的影响，能够在“淡”“秀”之中独标气格，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均能更好地融合二王魏晋传统，主张“取韵”于二王，要自成一家，并“脱去右军老子习气”，取“神似”，“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也”，说自己的书法“往往率意”。这一点上比邢侗“规模肖像”要略高一筹。
　　董其昌曾针对邢侗之“右军以后，惟赵吴兴得正衣钵，唐宋皆不及也”之论提出反驳意见，认为赵书“病在无势”，过于平正，软媚无骨，是徘徊在“形骸之外”，而没能真正接武“山阴”。从这个角度来说，董是不满足于邢侗理想中所追求的“揖永和之高步，复淳化之大雅，……由唐溯魏，犹正嫡以承祧”，而是要舍其形骸，直指内心。 　　在对待“奇”的问题上，二人的观点也有明显不同。随着时代风气的转变，审美标准的嬗变，尚“奇”成为明代美学的主要特征。晚明时期崇尚奇意、奇趣，董其昌也多次提出“奇” “变”：
　　古人书皆以奇宕为主，绝无平正等匀态。（《容台集·论书》）
　　字须要奇宕潇洒，时出新致，以奇为正，不主故常，此赵吴兴所未梦见者。（《画禅室随笔》）
　　而邢侗则明确提出书法应“入乎规矩，出乎规矩；出乎规矩，入乎规矩”，并且在日常生活及审美理念上反对“奇”，认为“奇生怪，怪生无常，是产祸也”，应循“常”轨，是为正道。在其诗中曾有言“不染世味者，谈何容易哉。不知我者，不可闻此言，知我者，不可不闻此言”。就是说，邢侗主观上要坚守自己的艺术主张，不为世俗所染。楚默在《邢侗书法评传》里分析说：“（邢侗）偏于追摹二王而逐渐丧失了个性与创造力。他的思想倾向原本就是儒家的，偏于传统和保守，如果一味追随古人，个人的才华便被厚重的传统消融了。”这一点上，董其昌的“悟”则主张“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离耳。”
　　虽然董其昌所追求的淡远也并非不要法度，“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不工亦何能淡？”即学书要从法度入手，但更主要的是他对正统派一味泥古不以为然，强调个性。这样使得董其昌在明清之际产生了重大影响。康有为说：“香光代兴，几夺子昂之席……，至我朝圣祖酷爱董书。”清代，董其昌远远丢下在明代并名的邢、张、米，真正达到了“缵一统绪”。究其原因，董其昌的“淡远”之境正好与文人闲适的生活情调相投合，正如陶渊明之诗为后来的文人雅士所顶礼膜拜一样，在明清时期书法理论中很容易找到董其昌的知音。
　　此外，董其昌还有强烈开宗立派的创新意识，他所营构的云间派，与吴门书家分庭抗礼，有着推动书法发展的积极意义，“他为晚明书法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无疑是在鼓励其他艺术家以其本人“未曾采用的方式去超越传统的限制”。他十七岁参加会考时，曾因字差被降格一等，从此才发愤临池。但他有超越元人的艺术理念，这影响和造就了他一生的辉煌成就。相比之下，在天资尤其是书法方面，邢侗要胜董一筹，但邢侗缺乏进取的意识，满足于“规模肖像”“书追锺王，一波不苟作”的书学主张，显得庸常，缺乏创意，这也直接导致其书法创作难以产生震撼人心的视觉和审美感受，尤其是在晚明这个尚“奇”的时代。清代，仍延续晚明书风，以王铎、傅山等为代表，其审美理想也是建立在明末以来盛行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基础上的，而随着碑学的兴起，对传统帖学的观念更是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这势必影响到对邢侗书法的取舍好恶。
　　此外，又有研究者认为，明崇祯十一年（1638），清兵进攻临邑，邢侗的儿子邢王称（玉衡）率八百壮丁护城，血战殉国，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清政府对邢、董态度的不同。如果此说成立，还有一个佐证：邢侗妹慈静之夫马拯曾任辽东宁（今兴城）前兵备，在爱国将领熊延弼麾下与崛起的满族首领努尔哈赤部激战，“枕戈衣甲，沥血披肝”。当然，即使有此因素的影响，也不可能是最主要的。
　　今天，之所以我们又开始重新关注和研究邢侗以及他的书法艺术创作，是因为明清之际尚“奇”的悖论在于。“‘奇’可能会被他人模仿，一旦模仿成风，原本人们不熟悉的东西变得熟悉起来，见多不怪，‘奇’也就不再‘奇’了……‘奇’的形式和内容也因此迅速变更。”况且，历史也要求我们打开视野，不可拘泥于某一家、某一派、某一种学术思潮，碑学抑或帖学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和条件。在今天异彩纷呈的书法殿堂里，人们逐渐认识到书法这种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深刻内涵，它不能只靠新、奇、怪、异来体现，而要“师古”，这种“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帖学书家奉为“圭臬”的魏晋二王风格，而更要循其脉络，上溯到古籀篆隶。邢侗等一系列尊奉帖学并努力实践的书家正可做为我们回溯的阶梯，助我们探寻更为古朴厚重的书法宝藏。
　　三 对邢侗书法史地位的再思考
　　历史的发展是充满着变数的。地位的沉浮、声名的变化，都有其历史规律。邢侗从明代至今在书法地位上的迁流变化，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它必然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因而，如果我们的历史视野进一步扩大，在21世纪的今天，对于邢侗的认识，是否可以脱出明清乃至近代的视野局限，发生新的变化？应当说，变化已经在发生。王玉池、楚墨等先生和临邑的研究者们，已经作了许多工作。从今天的视野回头观照，邢侗倾心追摹二王传统的书法实践，恰恰在那个尚“奇”的时代成就了他不同于他人的艺术风格，从纵向定位，他可称为二王谱系的传承者；从横向定位，他是北方书法重镇。从他身上，我们可知书家的艺术创作和理念与所处时代、地域的密切相关，与当时人的审美趣尚亦是息息相关。任何“这一个”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要求我们做全面的观照。这也可以看作其书法史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邢侗：《来禽馆集》，齐鲁书社，1997年版。
　　[2]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
　　[3]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4] 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记事》，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5] 白谦慎：《傅山的世界》，三联书店，2006年版。
　　[6] 王传和：《邢侗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7] 孙建功：《邢侗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
　　[8] 山东临邑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临邑县志》，齐鲁书社出版，1993年版。
　　作者简介：刘丽颖，女，1971—，山东肥城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书法史、汉语，工作单位：抚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