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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2009年3季度以来,中国经济摆脱了世界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逐步进入恢复性增长区间,令世界瞩目。但与此同时,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会上对中国提出的控制碳排放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等等接踵而来,又令人不能不给予关切。2010年盛夏时节,香港中文大学及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石齐平先生应邀到安徽出席一个学术论坛。笔者在听取他的演讲后访问了他,访谈的主题就选择石先生的演讲主题之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对的挑战。
宋宏:石先生您好!久仰你在凤凰卫视《金石财经》中担纲评论员,对许多世界和中国内地以及香港的财经问题都有独到的分析与精彩的评说,并著有多部经济学著作。刚才我听了你的学术演讲,对于你演讲的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挑战的论述感到颇有教益。事实上,这一主题也是学术界近来研讨的焦点之一,更是公众都十分关注的现实问题。所以想以此为题访问您,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
石齐平:好的。我今天的演讲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我發现从政府到学者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而且在对它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盲区和误区,所以我想把我的分析和体会报告给大家。
什么叫做“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对的挑战?2009年第二季之后到现在以至到将来,我们还是处在一个金融危机的状态之下,我把它叫做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后金融危机时代有多长,说不准。两年三年,八年十年,现在没有哪个人能断定。那么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以我自己的观察和归纳,主要有三个:第一,在国际大形势中,中国跟美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G2战略大博弈的形势。第二,是跟我们中国自己有关的,那就是今天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在强调如何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三,是目前国际金融方面的专家特别关注的,中国的发展中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泡沫。
宋宏:中美G2关系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政治显现的一个新现象。一方面,许多专家指出,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这是西方有意将中国推到“火炉上烤”,是个“陷阱”。对此您怎么看?
石齐平:中美G2态势的形成,是跟过去30多年、特别是跟过去的两年发展有关。西方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形势在往下走,而这30年的中国形势在往上升,中国有句成语叫“此消彼涨”。人们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发现,过去30多年来,跟美国相关的一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现在都在弱化之中,比如北约、OECD等,而相对跟中国相关的一些概念或者国际组织,它的形势却在快速上升之中,包括10+1,东北亚三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博鳌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新兴工业国家的金砖四国,这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突出。这种态势的消长,具体表现在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之后,金融海啸席卷世界,国际间必须要召集一个紧急国际会议来协调应对的时候,终于出现了第一次的G20。所谓G20,说白了真正的核心是两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G2,即中美两国。虽然我们今天的专家学者对G2还没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特别是感觉到好像国际间希望用这个概念来套住中国,其实我觉得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它,这恐怕不是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的问题。我以为,更要强调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趋势,你喜欢它,它在那儿;你不喜欢它,它也在那儿,所以你必须要面对它。那么这个G2的态势对中国来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兼而有之,完全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关键是在G2的博弈中,美国需要关注的问题,或者中国需要关注的问题,或者美国和中国共同关注的地区性、国际性的问题,都要在博弈格局里面来博弈一下。这个博弈的平台就是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中美战略及经济对话机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有效率的博弈平台了。再进一步说,G2到底有怎么样博弈的方式呢,种类很多,可以有竞争,也可以有斗争;可以有妥协,也可以有合作,甚至可以有交换。当然两个国家共同关心的是全球气候问题,全球反恐问题等等。后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出现了跟过去30多年都不同的形势,30多年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无足轻重,但今天却大不一样了。我觉得还应该看到,那就是中美今天作为全球的老大和老二之间关系的特别复杂性。我们都知道,在中外古今的历史上,老大跟老二的关系通常是最复杂的,最微妙的,甚至于最凶险的,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发生在老大和老二之间。对中国来讲,在经济总量上已经做到了老二或者快要做到老二了。专家预计今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老大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货币,货币包含了两个层次,一个就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会不会冲击到美元,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问题。所以,这就成为最核心的中美G2博弈的焦点,这也与中国如何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宋宏:内地的学者认为,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极其有力的促进转变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迫使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否则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事实上,转变发展方式早在差不多10年前就提出来了,但是这个转变显得颇为艰难,进展不尽如人意。现时中国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有内在的必然需要,也有后金融危机的外部因素的催促。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
石齐平: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从三个设问来切入:第一,为什么要提这个概念?第二,怎么去转变?第三,要回答怎么转变之前再做一个功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先谈为什么要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这个会变成今天执政当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看“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句话本身就蕴含着一个潜台词,就是当前经济发展方式有问题,所以要转变。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在哪里?或者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到今天已经有多久?30多年,从1978年迄今的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全球注目的成绩,但我们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发展方式有问题了。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回想一下在1978年以前的经济,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三十年,三个字最具特点,第一个字是计,就是“计划经济”;第二个字是公,就是“公有制一统天下”;第三个字是关,就是“闭关锁国”。这三个字使生产力发展经济效益都不尽如人意。从1978年以前的经济模式转变过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难的意识形态调整的问题,所以邓小平当时才倡导解放思想。有了邓小平,这一步终于跨过去了,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话说回来,解放思想不能当饭吃,只是创造GDP的重要条件,要创造GDP最终还是要靠生产要素。30多年前有什么生产要素?我们有的生产要素就是土地跟劳动力,我们缺乏的生产要素是资本、管理、技术。怎么办?很幸运,我们有的生产要素都是不能动的,我们缺乏的生产要素都是可以动的,答案很清楚,把我们没有的弄进来,招商引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在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下,我们把全球的生产要素在中国做了一个最好的优势的组合,叫做优化流程。那个生产力不得了,终于有大量的产品出来了。可是这时候缺乏一个东西,事先没想到的,中国虽然已经有10多亿人口,但没有购买力,怎么办?答案就是出口。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把观念改变了以后,走上了公有制和非公有经济并存,再走上了市场经济之后,把国外我们没有的要素结合我们有的生产要素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外销。很幸运,这时候中国遇到了一个全球化的大时代,于是出口就成为经济拉动最重要的马车。这驾马车拉了30多年之后,今天成绩单出来了:第一张成绩单是出口增长世界前列,第二张成绩单是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第三张成绩单是2009年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家,第四张成绩单是今年中国的GDP要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全世界都没办法不注意到你中国在崛起。而在这个时候,2008年来了一个世纪性的,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这个金融海啸最危机的时候,中国内地经济也深受其害,出口急剧萎缩。直至目前,人们也还在担心我们会不会出现二次探底,对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萎缩12%仍然心有余悸,这对全世界,包括对中国来讲,这个冲击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面对金融海啸,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没有第二个念头,立刻就回去找自己的内需市场,中国也一样。于是全世界各国都采取了极端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拉动内需。中国官方出台了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有9.6万的信贷规模,扩大内需。那么,拉动内需是最近两年已经提出来的,还是已经提了十几年?其实这已经提了十几年,但没有什么效果,一直到前年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有这一条路,用财政和信贷的力量把这个内需拉起来,而且成功了。2009年GDP达到8.7%的增长率里面来自于外资的贡献是负的,换句话说,来自于内需的贡献对8.7%来讲是超过百分之百的。但是,从8.7%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的问题出来了:产能过剩,重复投资,资产泡沫,CPI上涨,银行各金融体系的贷款会不会出现坏账,就是金融资产品质的问题,甚至于还不能不担心某些腐败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更多。看到这些我们会有什么感觉?感觉之一,就是面对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跟全世界各国一样,只能更多地依靠内需市场。感觉之二,中国拉动内需拉了十几年确实很吃力,到了前年底已经别无选择了,用各式各样的千方百计去拉,结果拉起来了,但是同时又拉出来一大堆后遗症。过去30多年的出口导向,说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非常强,强到能够在短短的5年到10年以内,在市场的占有率上把过去的竞争对手都打掉。那么,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是从哪来的?第一,工资相对低;第二,中国的劳动生产力确实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全世界60多亿人,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像中国这么适合制造业发展。第三,出口竞争力来自于资源透支消耗,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稀土资源,环境生态都透支消耗。过去的30多年中国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到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可是要知道当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已经从他们过去已经有过的教训里面,说环境不能破坏了,中国还要先污染后治理的时候,就能够理解中国为什么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再一个透支劳工的权利,工资低是劳动力市场丰富的结果,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因为缺乏跟劳资方进行平等谈判的机制,相对来说劳工工资都偏低。最后一个是农民的权利,土地强制征收,补偿费很少,农民福利大量损失。所有这些透支会造成什么问题呢?更多的群体事件,更多的上访,更多的社会矛盾,更多的社会冲突,这样下去肯定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还有,中国这么大的出口竞争力累计了2.4万亿的外汇储备,来自于三个来源,第一个刚才说的出口竞争力,第二个就是外人直接投资,中国常常是仅次于美国吸引外资的国家,第三个就是热钱。中国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外资进来?前两个来源与劳动力好、素质好、工资低廉相关,而热钱则是冲着人民币汇率来的,人民币汇率是跟出口有关的。2.4万亿在全世界看得都眼红,这一情况逼着中国要跨出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步,我们强烈主张国际间共同研究一个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但是中国别无选择,所以中国在最近两年不断地跟不同的国家在商定签订货币有关协议,自由选择结算贸易的协议,这都是给人民币国际化做一个铺垫。有的研究者在说,这么多外汇储备能不能学一下新加坡搞一个股权投资呢?这是一种思路,可是看起来经验还不是太够,不成功啊。这就是当前的经济发展、以及当前经济发展方式所产生的一系列的麻烦和问题。中国自己牺牲这么多,最后还要被美国指着鼻子说,你的人民币应该要升值,冤不冤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到了要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候。
宋宏:您的分析相当透彻,把“拉”出来的问题梳理清楚了,那么怎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内地的各学科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观点,我想请教您的见解。
石齐平:我觉得,首先要认知经济发展方式究竟是什么内容?用什么手段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对于经济学的基本认识让我们知道,经济发展就是GDP的增长,一个国家要追求经济增长就要搞宏观调控。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建立自己的现代化的金融体制、财税体制、外汇体制还有投资体制,算是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宏观调控体制,到现在为止将近20年。中国的宏观调控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控GDP,调控物价,虽然不能说拿个百分,拿个高分也是可以的。可是,中国的内需怎么老拉动不起来,就算去年拉起来了,怎么拉出一大堆问题来?这就必须去研究了。我的观察有三个理由:第一,内需化。中国的收入分配的情况不仅是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影响到政治的稳定,现在更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内需拉不起来,这就说明为什么最近要开始强调工资要增长,而且要在“十二五”规划里面把所谓的工资增长政策摆进去。第二,拉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政府在过去30多年中的摸索,还没有把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定位真正定清楚,现在终于摸出了一条基本的大方向。第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我现在在喝水,那么咱们中国13亿中,是不是每个人跟我一样都能够喝到干净的水?是不是都能够呼吸到干净的空气?我们中国的父母是不是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幼儿园之后就能够安心上班?这些就是所谓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说明政府的职能在这个地方似乎也没有扮演好它应该扮演的角色。这三个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政府的职能重新定位有关系。
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就要更多地重视收入分配,更多地重视公共产品的生产,更多地重视公共服务的供给。这些年政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所有问题可以归纳到怎么转变发展方式。怎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第一步,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定位,不能缺位,该做的就要做,房屋市场中政府应该担当的角色就应该担当起来。前两天我看到美国有一个消息,美国发行了一个民间的火箭,效率很高,成本很低。民营资本能够做且能够做好的事,市场能够做且能够做好的事,政府就不要去替代,把什么都垄断在自己手里,那样就越位了。所以政府要转变的,一个是缺位,一个是错位,再一个是越位。说到这,问题答案就出来了,我们究竟怎么去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核心的关键就是政府的职能转变,重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找到政府的角色。有一些是必须要政府来介入的,政府就当仁不让,房屋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商品房交给市场,最多抽税,保障性住房由政府来提供,涉及到融资政策利率补贴,涉及到租税政策我给他某种程度的优惠。但是,所有这些都跟我们现有的宏观政策不相干,宏观政策没办法保护到这个地方。现有的宏观政策手段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能调控三个主要的经济指标,一个GDP,第二个CPI,第三个就业,而关于我刚才所讲内需拉不动的问题,宏观政策也显得缺失。因此,必须要在宏观的调控之外,另外找相关的产业政策、住房政策、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环境政策,把这些政策好好地做了以后,刚才我说的中国出口竞争力来自于不健康的部分,就可以获得修正。比如中国现在有人民币汇率的新的路线图,调整工资就是跟汇率有关,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今天进行这些调整实际上就是让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首先有一个正常的基础,我不要透支我自己去补贴你。总而言之一句话,要研究和操作加速转变发展经济方式的有效的宏观政策手段。
宋宏:您说得很对。现代政府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既然包括促进和调控国民经济方面的政策,更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的过程,实质上也可以认为是转变职能的过程。除了您提到的公共住房政策、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环境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之外,还有一项重要政策,即区域调节政策。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一连出台了多项区域发展政策或规划,旨在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的趋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石齐平:对。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是十分关注。中国在前30年发展中,加大了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这也是内需拉不动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是社会问题。近几年来,中国政府连续推出区域政策,促进内地中西部地区加速发展,这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容。对于内地中西部地区来说,第一,区位条件已经或正在改善,近几年来急速发展的铁路和高速公路,还有航空交通的网络,构成了今后这个地区在发展上的良好区位条件。第二,后发优势显现。所谓后发的优势,就是传统的沿海地区在过去三十年发展中,有一些地方走到了环境污染误区,而中西部相形之下比较幸运,某些地区发展比较落后,反而保留了这个地方环境的干净。环境污染了以后,要把它重新恢复到良好的环境生态,这个工程不太容易逆转。而中西部有这个后发优势。我们注意到沿海地区,不管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都在进行产业转移,转移到哪里去呢?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对象。第三,中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之后,也似乎到了一个从外需开始转向内外需同时并重、而且将来内需可能会越来越重的发展阶段。第四,我们注意到国务院也针对着中国发展的大形势,出台了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新的政策,就是有关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新三十六条,促进民营资本和企业更多更好发展。第五,中西部地区各有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的优势,把它与区位优势、后发优势结合起来,就是非常好的发展要素。
宋宏:听您议论风生,真是学术享受。我注意到,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您特别强调政府职能要首先转变,完善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策。这个观点很有意义,作为一项课题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再次感谢您。
(责编:郑钊)
宋宏:石先生您好!久仰你在凤凰卫视《金石财经》中担纲评论员,对许多世界和中国内地以及香港的财经问题都有独到的分析与精彩的评说,并著有多部经济学著作。刚才我听了你的学术演讲,对于你演讲的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挑战的论述感到颇有教益。事实上,这一主题也是学术界近来研讨的焦点之一,更是公众都十分关注的现实问题。所以想以此为题访问您,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
石齐平:好的。我今天的演讲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我發现从政府到学者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而且在对它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盲区和误区,所以我想把我的分析和体会报告给大家。
什么叫做“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对的挑战?2009年第二季之后到现在以至到将来,我们还是处在一个金融危机的状态之下,我把它叫做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后金融危机时代有多长,说不准。两年三年,八年十年,现在没有哪个人能断定。那么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以我自己的观察和归纳,主要有三个:第一,在国际大形势中,中国跟美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G2战略大博弈的形势。第二,是跟我们中国自己有关的,那就是今天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在强调如何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三,是目前国际金融方面的专家特别关注的,中国的发展中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泡沫。
宋宏:中美G2关系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政治显现的一个新现象。一方面,许多专家指出,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这是西方有意将中国推到“火炉上烤”,是个“陷阱”。对此您怎么看?
石齐平:中美G2态势的形成,是跟过去30多年、特别是跟过去的两年发展有关。西方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形势在往下走,而这30年的中国形势在往上升,中国有句成语叫“此消彼涨”。人们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发现,过去30多年来,跟美国相关的一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现在都在弱化之中,比如北约、OECD等,而相对跟中国相关的一些概念或者国际组织,它的形势却在快速上升之中,包括10+1,东北亚三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博鳌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新兴工业国家的金砖四国,这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突出。这种态势的消长,具体表现在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之后,金融海啸席卷世界,国际间必须要召集一个紧急国际会议来协调应对的时候,终于出现了第一次的G20。所谓G20,说白了真正的核心是两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G2,即中美两国。虽然我们今天的专家学者对G2还没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特别是感觉到好像国际间希望用这个概念来套住中国,其实我觉得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它,这恐怕不是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的问题。我以为,更要强调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趋势,你喜欢它,它在那儿;你不喜欢它,它也在那儿,所以你必须要面对它。那么这个G2的态势对中国来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兼而有之,完全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关键是在G2的博弈中,美国需要关注的问题,或者中国需要关注的问题,或者美国和中国共同关注的地区性、国际性的问题,都要在博弈格局里面来博弈一下。这个博弈的平台就是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中美战略及经济对话机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有效率的博弈平台了。再进一步说,G2到底有怎么样博弈的方式呢,种类很多,可以有竞争,也可以有斗争;可以有妥协,也可以有合作,甚至可以有交换。当然两个国家共同关心的是全球气候问题,全球反恐问题等等。后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出现了跟过去30多年都不同的形势,30多年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无足轻重,但今天却大不一样了。我觉得还应该看到,那就是中美今天作为全球的老大和老二之间关系的特别复杂性。我们都知道,在中外古今的历史上,老大跟老二的关系通常是最复杂的,最微妙的,甚至于最凶险的,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发生在老大和老二之间。对中国来讲,在经济总量上已经做到了老二或者快要做到老二了。专家预计今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老大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货币,货币包含了两个层次,一个就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会不会冲击到美元,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问题。所以,这就成为最核心的中美G2博弈的焦点,这也与中国如何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宋宏:内地的学者认为,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极其有力的促进转变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迫使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否则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事实上,转变发展方式早在差不多10年前就提出来了,但是这个转变显得颇为艰难,进展不尽如人意。现时中国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有内在的必然需要,也有后金融危机的外部因素的催促。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
石齐平: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从三个设问来切入:第一,为什么要提这个概念?第二,怎么去转变?第三,要回答怎么转变之前再做一个功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先谈为什么要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这个会变成今天执政当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看“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句话本身就蕴含着一个潜台词,就是当前经济发展方式有问题,所以要转变。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在哪里?或者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到今天已经有多久?30多年,从1978年迄今的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全球注目的成绩,但我们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发展方式有问题了。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回想一下在1978年以前的经济,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三十年,三个字最具特点,第一个字是计,就是“计划经济”;第二个字是公,就是“公有制一统天下”;第三个字是关,就是“闭关锁国”。这三个字使生产力发展经济效益都不尽如人意。从1978年以前的经济模式转变过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难的意识形态调整的问题,所以邓小平当时才倡导解放思想。有了邓小平,这一步终于跨过去了,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话说回来,解放思想不能当饭吃,只是创造GDP的重要条件,要创造GDP最终还是要靠生产要素。30多年前有什么生产要素?我们有的生产要素就是土地跟劳动力,我们缺乏的生产要素是资本、管理、技术。怎么办?很幸运,我们有的生产要素都是不能动的,我们缺乏的生产要素都是可以动的,答案很清楚,把我们没有的弄进来,招商引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在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下,我们把全球的生产要素在中国做了一个最好的优势的组合,叫做优化流程。那个生产力不得了,终于有大量的产品出来了。可是这时候缺乏一个东西,事先没想到的,中国虽然已经有10多亿人口,但没有购买力,怎么办?答案就是出口。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把观念改变了以后,走上了公有制和非公有经济并存,再走上了市场经济之后,把国外我们没有的要素结合我们有的生产要素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外销。很幸运,这时候中国遇到了一个全球化的大时代,于是出口就成为经济拉动最重要的马车。这驾马车拉了30多年之后,今天成绩单出来了:第一张成绩单是出口增长世界前列,第二张成绩单是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第三张成绩单是2009年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家,第四张成绩单是今年中国的GDP要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全世界都没办法不注意到你中国在崛起。而在这个时候,2008年来了一个世纪性的,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这个金融海啸最危机的时候,中国内地经济也深受其害,出口急剧萎缩。直至目前,人们也还在担心我们会不会出现二次探底,对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萎缩12%仍然心有余悸,这对全世界,包括对中国来讲,这个冲击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面对金融海啸,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没有第二个念头,立刻就回去找自己的内需市场,中国也一样。于是全世界各国都采取了极端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拉动内需。中国官方出台了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有9.6万的信贷规模,扩大内需。那么,拉动内需是最近两年已经提出来的,还是已经提了十几年?其实这已经提了十几年,但没有什么效果,一直到前年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有这一条路,用财政和信贷的力量把这个内需拉起来,而且成功了。2009年GDP达到8.7%的增长率里面来自于外资的贡献是负的,换句话说,来自于内需的贡献对8.7%来讲是超过百分之百的。但是,从8.7%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的问题出来了:产能过剩,重复投资,资产泡沫,CPI上涨,银行各金融体系的贷款会不会出现坏账,就是金融资产品质的问题,甚至于还不能不担心某些腐败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更多。看到这些我们会有什么感觉?感觉之一,就是面对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跟全世界各国一样,只能更多地依靠内需市场。感觉之二,中国拉动内需拉了十几年确实很吃力,到了前年底已经别无选择了,用各式各样的千方百计去拉,结果拉起来了,但是同时又拉出来一大堆后遗症。过去30多年的出口导向,说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非常强,强到能够在短短的5年到10年以内,在市场的占有率上把过去的竞争对手都打掉。那么,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是从哪来的?第一,工资相对低;第二,中国的劳动生产力确实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全世界60多亿人,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像中国这么适合制造业发展。第三,出口竞争力来自于资源透支消耗,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稀土资源,环境生态都透支消耗。过去的30多年中国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到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可是要知道当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已经从他们过去已经有过的教训里面,说环境不能破坏了,中国还要先污染后治理的时候,就能够理解中国为什么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再一个透支劳工的权利,工资低是劳动力市场丰富的结果,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因为缺乏跟劳资方进行平等谈判的机制,相对来说劳工工资都偏低。最后一个是农民的权利,土地强制征收,补偿费很少,农民福利大量损失。所有这些透支会造成什么问题呢?更多的群体事件,更多的上访,更多的社会矛盾,更多的社会冲突,这样下去肯定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还有,中国这么大的出口竞争力累计了2.4万亿的外汇储备,来自于三个来源,第一个刚才说的出口竞争力,第二个就是外人直接投资,中国常常是仅次于美国吸引外资的国家,第三个就是热钱。中国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外资进来?前两个来源与劳动力好、素质好、工资低廉相关,而热钱则是冲着人民币汇率来的,人民币汇率是跟出口有关的。2.4万亿在全世界看得都眼红,这一情况逼着中国要跨出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步,我们强烈主张国际间共同研究一个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但是中国别无选择,所以中国在最近两年不断地跟不同的国家在商定签订货币有关协议,自由选择结算贸易的协议,这都是给人民币国际化做一个铺垫。有的研究者在说,这么多外汇储备能不能学一下新加坡搞一个股权投资呢?这是一种思路,可是看起来经验还不是太够,不成功啊。这就是当前的经济发展、以及当前经济发展方式所产生的一系列的麻烦和问题。中国自己牺牲这么多,最后还要被美国指着鼻子说,你的人民币应该要升值,冤不冤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到了要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候。
宋宏:您的分析相当透彻,把“拉”出来的问题梳理清楚了,那么怎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内地的各学科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观点,我想请教您的见解。
石齐平:我觉得,首先要认知经济发展方式究竟是什么内容?用什么手段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对于经济学的基本认识让我们知道,经济发展就是GDP的增长,一个国家要追求经济增长就要搞宏观调控。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建立自己的现代化的金融体制、财税体制、外汇体制还有投资体制,算是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宏观调控体制,到现在为止将近20年。中国的宏观调控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控GDP,调控物价,虽然不能说拿个百分,拿个高分也是可以的。可是,中国的内需怎么老拉动不起来,就算去年拉起来了,怎么拉出一大堆问题来?这就必须去研究了。我的观察有三个理由:第一,内需化。中国的收入分配的情况不仅是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影响到政治的稳定,现在更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内需拉不起来,这就说明为什么最近要开始强调工资要增长,而且要在“十二五”规划里面把所谓的工资增长政策摆进去。第二,拉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政府在过去30多年中的摸索,还没有把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定位真正定清楚,现在终于摸出了一条基本的大方向。第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我现在在喝水,那么咱们中国13亿中,是不是每个人跟我一样都能够喝到干净的水?是不是都能够呼吸到干净的空气?我们中国的父母是不是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幼儿园之后就能够安心上班?这些就是所谓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说明政府的职能在这个地方似乎也没有扮演好它应该扮演的角色。这三个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政府的职能重新定位有关系。
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就要更多地重视收入分配,更多地重视公共产品的生产,更多地重视公共服务的供给。这些年政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所有问题可以归纳到怎么转变发展方式。怎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第一步,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定位,不能缺位,该做的就要做,房屋市场中政府应该担当的角色就应该担当起来。前两天我看到美国有一个消息,美国发行了一个民间的火箭,效率很高,成本很低。民营资本能够做且能够做好的事,市场能够做且能够做好的事,政府就不要去替代,把什么都垄断在自己手里,那样就越位了。所以政府要转变的,一个是缺位,一个是错位,再一个是越位。说到这,问题答案就出来了,我们究竟怎么去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核心的关键就是政府的职能转变,重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找到政府的角色。有一些是必须要政府来介入的,政府就当仁不让,房屋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商品房交给市场,最多抽税,保障性住房由政府来提供,涉及到融资政策利率补贴,涉及到租税政策我给他某种程度的优惠。但是,所有这些都跟我们现有的宏观政策不相干,宏观政策没办法保护到这个地方。现有的宏观政策手段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能调控三个主要的经济指标,一个GDP,第二个CPI,第三个就业,而关于我刚才所讲内需拉不动的问题,宏观政策也显得缺失。因此,必须要在宏观的调控之外,另外找相关的产业政策、住房政策、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环境政策,把这些政策好好地做了以后,刚才我说的中国出口竞争力来自于不健康的部分,就可以获得修正。比如中国现在有人民币汇率的新的路线图,调整工资就是跟汇率有关,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今天进行这些调整实际上就是让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首先有一个正常的基础,我不要透支我自己去补贴你。总而言之一句话,要研究和操作加速转变发展经济方式的有效的宏观政策手段。
宋宏:您说得很对。现代政府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既然包括促进和调控国民经济方面的政策,更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的过程,实质上也可以认为是转变职能的过程。除了您提到的公共住房政策、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环境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之外,还有一项重要政策,即区域调节政策。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一连出台了多项区域发展政策或规划,旨在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的趋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石齐平:对。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是十分关注。中国在前30年发展中,加大了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这也是内需拉不动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是社会问题。近几年来,中国政府连续推出区域政策,促进内地中西部地区加速发展,这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容。对于内地中西部地区来说,第一,区位条件已经或正在改善,近几年来急速发展的铁路和高速公路,还有航空交通的网络,构成了今后这个地区在发展上的良好区位条件。第二,后发优势显现。所谓后发的优势,就是传统的沿海地区在过去三十年发展中,有一些地方走到了环境污染误区,而中西部相形之下比较幸运,某些地区发展比较落后,反而保留了这个地方环境的干净。环境污染了以后,要把它重新恢复到良好的环境生态,这个工程不太容易逆转。而中西部有这个后发优势。我们注意到沿海地区,不管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都在进行产业转移,转移到哪里去呢?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对象。第三,中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之后,也似乎到了一个从外需开始转向内外需同时并重、而且将来内需可能会越来越重的发展阶段。第四,我们注意到国务院也针对着中国发展的大形势,出台了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新的政策,就是有关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新三十六条,促进民营资本和企业更多更好发展。第五,中西部地区各有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的优势,把它与区位优势、后发优势结合起来,就是非常好的发展要素。
宋宏:听您议论风生,真是学术享受。我注意到,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您特别强调政府职能要首先转变,完善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策。这个观点很有意义,作为一项课题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再次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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