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自媒体开始发展，网络诗坛从之前的以诗歌论坛和诗歌网站为中心，逐步转移到博客、微博、QQ、微信等多种自媒体平台上。本质上说，近年兴起的诗歌微信公众号，多数是从网上其他地方搬家来的，就诗人的个人站点来说，经历了从诗歌论坛、诗歌站点搬到个人博客，后来又链接到微博，有的诗人还复制一份或多份在QQ等网络空间，现在又搬到微信公众号来。
　　然而，每一种诗歌自媒体都有他的一个“狂欢”期，2015年起微信自媒体开始爆发式增长，目前已有上千个含有“诗歌”关键词的微信公众号，诗歌微信群“读诗会”“同题诗会”“短诗会”“评诗会”等活动不断，红包雨下得频繁，自媒体诗歌呈现空前的形式多样、繁忙热闹的景象。《星星》《诗刊》等诗歌刊物的官方公众号的内容和质量稳步增长，订阅量增加，在选稿、宣传、营销、策划等上发挥作用，让诗人和大众能方便地获取刊物信息，在推广和传播经典诗歌、推荐优秀诗人、培育90后诗人上起到积极作用。诗歌朗诵和欣赏公众号“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诗书画”“诗歌分享声音杂志”“诗人读诗”“儿童诗”为普通读者欢迎。
　　自媒体提供平台让更多的人选择诗歌的形式言说自己言说生活言说世界，自媒体为更多的诗写者提供了新的书写场域和数字化的书写空间，也丰富了诗歌传播、接受和审美方式。各种形式的自媒体诗歌因网络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形式多媒体化，给诗歌传播插上了全球化的翅膀，自媒体作为一种操纵信息的魔法师，一定程度激发了参与其中的诗人的写作积极性，也在一定范围改变了诗人的书写方式、修改过程、诗歌发布途径、评价机制和阅读范围，促进了当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
　　但自媒体诗歌也因其狂欢式的自由性、暴力式民主性、匿名下的平等性、密集性人际关系下交互性强链接和即时自主在线发表的无门槛状态，纵容了诗歌在网络上不被过滤的自恋泛滥、不顾社会后果的狂欢、赤裸裸的权威关系霸权交易和眼球技术下媒体霸权横行，给当下诗歌的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
　　一、自媒体的“自恋狂欢”导致好诗难以浮出水面。
　　自媒体让诗歌创作出现繁荣景象，体现在许多“诗人”在热衷于点赞和粉丝增加中狂写自恋诗，部分诗人依靠自媒体平台，把个体情绪的宣泄作为写作资源，沉浸于狂欢式快感书写，不停地在自媒体平台推出“快餐诗”。一些公众号上爆发式发布的诗歌“狂欢之后留下的是泥沙”，作者缺乏起码的诗歌写作准备，诗歌语句不通、任意分行、主题幼稚、品质低劣。一些诗人过于匆忙地在网络上展示诗作，没有认真提炼、创新，也没有和灵感遭遇，只是让自己的没有文化底蕴的低劣之作浮出水面，也影响诗人的声誉。一些诗人在自由创作时，诗歌写得随意化、口语化、休闲化、模式化，使得自媒体平台上充斥了太多的诗歌垃圾，使得好诗被大量坏诗、差诗、非诗淹没，反而使得选家很难在自媒体中选到好诗。
　　自媒体为诗歌表达传播提供了平台，可能推动诗歌的读者更加大众化，但诗人不可能大众化更不可能人人化。许多自媒体诗歌平台读者群甚至少于作者群，一些诗歌公众号的诗歌不被阅读却被点赞，甚至阅读數小于点赞数。不少微信公众号一味迎合读者对诗歌的心灵鸡汤式和情绪宣泄般的消费习惯，更多的是热衷于传播名人诗歌、美人诗歌、诗坛奇闻，选取的诗歌常常是浅显、幽默、消闲、励志的一类诗歌，把小聪明话语、色情段子、小品文、游戏调侃、顺口溜、名人格言等以诗歌的分行形式传播，这些东西本质上都是无诗意的“广义诗歌”。
　　多数公众号不去提升大众的精神消费层次，只是讨好读者，高雅的诗少，世俗气浓厚的诗多。一些自媒体主编的诗歌创作能力较弱、诗歌鉴赏水平也不高。诗歌因文字简短，诗句直击人心，是比较适合休闲化、图像化、碎片化、数字化阅读的文学体裁，也能满足读者瞬间的对诗意生活的追求。但正是为了满足手机端诗歌读者的“休闲阅读”“浅阅读”“娱乐性阅读”“快感阅读”“猎奇阅读”“围观负面事件的阅读”需要，许多公众号在选择诗歌时，注重的是抓住人的好奇心理，为吸引看客眼球，进行标题党运作和妖魔化炒作，让部分标题可以吸引眼球的语言流俗、趣味低下的坏诗在公众号浮出水面。
　　自媒体时代无底线诗歌的写作和传播也因网络的自由成为事实。曾经微信上转发过一个邀请，要邀请一百个中国女诗人给一个所谓“大款”男诗人写诗和诗评，称写了的女诗人将获得大款请客免费游港澳，部分了解该男诗人底细的诗人，急忙上到各个女诗人微信群去揭露该男诗人并阻拦女诗人们，可是已经拦不住了，在该男诗人的微信红包轰炸引发的狂欢下，一大批无底线诗歌诗评已经贴在了该男诗人的公众号……
　　“新媒介平台上海量且时时更新的诗歌生产和即时性消费在制造一个个热点诗人的同时，产生的格雷欣法则也使得‘好诗’被大量平庸和伪劣假冒的诗瞬间吞噬、淹没。”[1]导致一些喜欢看公众号上推出的当代诗歌的局外人因看到的多是当代的“非诗”“坏诗”“烂诗”“下流诗”，而贬低当代诗歌。其实，当代诗人的写作水平没有降低，关键是在自媒体环境下传播法则和诗艺出现一定的背离，好诗容易被坏诗遮蔽和淹没，能够代表当代诗人写作高水平的诗歌不易和公众见面。自媒体时代诗歌最大的受益是传播的方便快捷，但诗歌以什么方式传播、传播得快不快对诗歌的发展并不重要，更为关键是要好诗能被公众接触。
　　二、自媒体的“关系霸权”为诗坛庸俗人际交往提供方便。
　　网络的“匿名性”可以去“中心化”，大众也一度认为自媒体时代的诗歌可以淡化“权威”，实现诗人间的平等交流。但是，真正的网络上的去“中心化”和淡化“权威”等形式的“自由平等”，其实不是网络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人的内心起作用，如果“人心不古”，网络带来的所谓“自由平等”就会异化为“关系霸权”。 　　网络技术让自媒体的呈现形式推陈出新，网络诗人们也在网络上选家、安家、搬家，自媒体整体的传播方式都是网络传播方式，在诗歌论坛、诗歌网站和博客加微博时期，诗歌站点带有匿名的广场文化性质。微信平台则通过朋友圈把诗歌推送到普通人的手机屏幕。诗人在微信群和自己建的公众号中，写什么？怎么写？发谁的诗？如何发？看似是自由的，有时还通过好像是民主的“投票”“积点赞”“名人点选”等方式进行。但微信平台是一种中国式人际关系网文化的衍生品，微信自媒体诗歌通过“强关系网”的熟人朋友的手机端进行发布、评点和转发，微信的朋友圈都是熟人，这样诗歌之外的利益、权力、名气等因素会在网络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世态炎凉也会在自媒体中积极表现。同时自媒体通过强力社交的“朋友圈”传播诗歌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那些没有时间在网络上社交的安静写诗的真诗人。
　　网络传播方式无论怎样改变，网络都只是一种传播媒介，自媒体不能改变诗歌的本质，更不能改变诗歌的作者、编者和读者的内在本质。网络更不能改变世俗诗坛中的人情世故，微信平台“朋友圈”消解了之前诗歌网络平台的“匿名性”和“敞开性”，这样，现实社会中人的趋炎附势的动机在自媒体下，甚至有被公开和放大的情况。自媒体诗歌不是一片净土，在这里诗人的非诗的权利性身份作用巨大，我们可以看到高官加诗人、评论家加诗人、大款加诗人、民刊编辑加诗人、流氓加才子、运动家加诗人、诗人加获奖专业户等特色“关系霸权”人士的诗歌，更容易在自媒体中被重复发表被海量转发被积极热捧。诗歌的话语权小圈子在微信时代联系得更紧密了，“微信等的繁盛，既扩大视野和便利沟通，但也可能让诗人和批评家陷于更‘微’的小圈子，失去不同观念、问题之间碰撞的机会和欲望，而在这‘微’圈子里自娱自得”。[2]
　　自媒体时代的诗歌活动家并不是全部都在从事“无功利写作”“无功利劳作”，“无利不起早”是人间江湖的底色，“利”也是少数成天泡诗歌微信群和公众号的活动家们“起早贪黑”的动力，自媒体是诗歌的在场之地，也成了一些人的投机钻营之地。一些自媒体站点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诗歌的创作、发表和传播被“强力的网络社交”支撑起来，其市场化焦虑、追名逐利行为非常明显，编辑和作者的表现欲望强烈，有的利用站点和官方权威人士套近乎到肉麻的程度，有的公众号主持人沽名钓誉未能成功，无法控制地到处宣战。海量的诗歌征文和各种诗歌奖项在自媒体环境下被利益催生，“地方政府，企业，高校，海外华人，打工工人，民间好汉，诗坛精英，八仙过海，多种力量在此角力。”[3]十万以上的诗歌奖已很常见，奔著奖奔着发表而写的诗歌海量生产出来，但经典的当代诗歌依然罕见，为了追名逐利，诗歌奖的各种丑闻不断上演并被揭发。
　　网络的方便自由和平等，往往给一些别有用心者通过自媒体去粘“诗老大”们的热度带来便利。A诗人办的一个无人问津的公众号，因A突然“被认为”调到了一家纸质名刊当编辑，A的公众号出现高订阅、高转发、高评论、高打赏，许多诗人都想方设法到A的公众号露脸，A因此在诗歌微信群中受到超级热捧，而当A在该刊的实习生涯结束打道回家后，A的公众号马上“门前冷落鞍马稀”。
　　三、自媒体的“媒体霸权”使当代诗人的形象继续被“妖魔化”。
　　在诗歌网站建立初期，诗人是中性词，到了诗歌网站后期和诗歌论坛上群魔乱舞的匿名繁荣时期，诗人的名声因“垃圾诗”“下半身”“口水诗”“裸奔”等主张和实践开始变坏，“诗人”称呼在公众中成为贬义词。在诗歌博客期，诗人们多数以本名和笔名建博客，并链接微博，站点也是开放的，诗人较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诗人的博客和微博中有大量体现时代责任感和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的内容和发声，诗人形象有向褒义发展的趋势。
　　但在手机端自媒体，当代诗人的美誉度和公信度不仅没有得到修正，诗人的形象继续成为“眼球经济”的牺牲品，再次被妖魔化。在手机端自媒体浮出水面的部分诗坛名人，公众很少知道他们的优秀诗歌，更多了解到的是他们的“诗坛反腐爆料”“得奖专业户操作手法”“抄袭丑闻”“黄段子诗歌”“类型化诗歌”“穿过半个中国去睡你”等诗坛负面信息。
　　而网络诗坛以自媒体为依托的电视连续剧般的“你捐钱我编书”“我发奖你登台”“你办会我拿红包”等“腐败”闹剧被揭发，吸引大量网络观众围观。诗坛各种匿名实名的网络大战常超越了文人的道德底线，放大了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弱点和弊端，网络的互动性在此处呈现负面效应，“近年诗坛的一些网络论争就暴露了中国文人的劣根性——‘文人相轻’和‘文人无行’，有的论争含有太多的人身攻击，粗鲁程度让普通民众‘瞠目结舌’，让诗人‘斯文扫地’。有的论争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公众往往是诗歌外行，只知道看‘热闹’，不知道看‘门道’，加上媒体误导，更会把正常的诗学之争误读为权力之争，把‘正人君子’间的学术讨论误读为‘狡诈小人’间的人身攻击。在这样的生态下，诗人很难在公众生活中树立起好形象。”[4]诗人们在网络上表现得失礼、失诚、失信，少数诗人的不雅、不文、不义的无德行为在自媒体被传播，给大众和其他文人的印象是“贵圈太乱了”。
　　自媒体环境下本来诗人们的形象是真诚与虚伪、美好和丑陋、才华与狂妄、性灵与愚蠢共存的，但自媒体时代的传媒更关注和乐于传播炒作诗坛的负面事件，在网络上不断发生的诗歌事件和诗坛掐架事件，一些人借助办诗歌活动、举办诗歌奖、进行诗歌炒作来谋取个人和集团名利，被自媒体揭发，并借助传媒的话语膨胀四处传播，并演化成网络热点、文化新闻、法庭案件甚至政治事件，陷入诗坛丑闻中的诗人的道德水准、文化水平遭到质疑，当代诗人的整体公信度还在下滑。
　　相反，中国古代诗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不为五斗米折腰”“生当作人杰”等诗人正面人格形象，因为自媒体时代诗歌被“敏感词”过滤，也让可以代表正义和良知的呼应时代的诗人难以浮出水面。自媒体诗歌中“三吏三别”类型的忧国忧民诗歌不能和公众见面，自媒体时代“愤怒出诗人”也因网络管理而削弱。这让中国古代近代诗人拥有的“兼济天下”的诗人形象在当代诗人这里弱化，当代诗人在公众心目中很难有也很少有“社会的良心”和“社会的脊梁”形象，诗人很难成为公众的代言人，也很难被公众认为是社会生活中“追求自由”“精神清洁”“人格独立”的促进社会进步的精英。给公众一个印象是当代诗人中多流氓加才子、多腐败分子、多获奖专业户、多口水诗人……，而缺乏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铁肩担道义”者。 　　总之，媒体永远都只是一种传播渠道而已，自媒体也只是一种媒体，它可以带来诗歌的发表渠道、诗人交流方式、诗歌活动组织形式的改变，丰富诗歌的传播形式和传播数量，也在改变当代诗人的形象，但诗歌的写作方法、文体特征及美学本质没有改变。自媒体改变不了诗歌的本质，更没有优化当代诗歌和诗人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为此，北岛提出“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5]
　　诗歌自媒体的热闹并不等于辉煌，相反，这热闹后面更多的是诗人的无奈和诗歌的寂寞。真正的诗人是孤独的写作者。就今年的情况看，不少优秀诗人、诗歌编辑和诗评家已在悄然退出各种诗歌微信群，一些高手沉在水底一言不发。个人办的诗歌公众号有逐渐转冷的趋势，有的优秀诗人迟迟没有在网络上安家，有的诗人至今也没有打算搬家到微信。许多优秀的诗人并不热衷于构建自己的自媒体，也不参与自媒体的狂欢活动，但依然写出了经典的诗歌。
　　诗歌的力量要依靠诗歌文本展现人的内心，而不是承载它的载体。诗人是用纸写诗还是用电脑写诗或是在手机上划屏写诗不重要，诗人是将诗歌发表在纸刊上、网刊上还是自媒体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诗的内容和本质，好诗的生成土壤依然是诗人的内心。影响诗歌的要素，不是媒体，依然是站在诗歌后面的人，是诗歌的作者、编辑、评论家和读者，是诗人们在建构自媒体时代诗歌的灵魂，“我们不必把我们的灵魂卖给互联网，但我们的确必须给互联网一个灵魂。我们必须创造互联网文化，没有创造者就没有文化”。[6]诗人如何在自媒体时代坚守经典写作、深度写作、有文化脊梁的写作、有人性光辉的写作，诗坛如何规避自媒体给诗坛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在自媒体中发现并推介优秀诗人和诗歌，从而推动诗歌事业整体发展，是诗人、诗歌编辑、诗选家和诗评家的责任。
　　【注 释】
　　[1]霍俊明：《“在谈论诗歌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2015年诗歌的新现象与老问题[j]，载《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2期。
　　[2]洪子誠：《没了“危机”，新诗将会怎样？》，载《文艺争鸣》2016年第1期。
　　[3]师力斌：《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奇观——2015年诗歌综述》，载《艺术评论》2016年1期。
　　[4]王 珂、代绪宇：《新媒体视域下的现代诗人形象——中外诗人形象描述》，载南都学坛 2011年3月。
　　[5]北岛：《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载搜狐新闻：http：//news.sohu. com/20091119/n268336384.shtml。
　　[6]哈维·费舍：《数字冲击波》，黄淳等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