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智库最大的问题是它们的孤立性 —很多中国智库的运营像黑洞（没有网站、
联系方式，也没有学者的个人档案）。这些阻碍着中国学者和智库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国
智库也很少跟其他亚洲国家的智库交流。
全球智库排名前20
1.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 11.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美国）
2.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英国） 12. 透明国际（德国 ）
3.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美国） 13.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 （德国 ）
4.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瑞典） 14. 国际危机组织 （比利时 ）
5.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 15.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 ）
6. 外交关系协会（美国） 16.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
7. 大赦国际（英国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
8. 布鲁盖尔研究所 （比利时） 18. 传统基金会（美国）
9. 兰德公司（美国） 19. 加图研究所（ 美国 ）
10. 国际战略研究所（ 英国） 20.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美国 ）
詹姆斯·麦克甘（James G. McGann） 教授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世界智库的著名学者，他所领导的智库和市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自2006年开始就启动了全球智库调查，并且每年都会出一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他们的报告已经成为衡量全球智库水准的重要参考。
1月17 日这个项目公布了《2012 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2012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REPORT），根据这份报告，从智库的综合影响力来看，在全球总排名中位列前五强的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则排在了第17位，名次较2012年有所上升
詹姆斯·麦克甘2013年2月26 日接 受了《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 的采访，解析全球智库排名的评选标准以及美国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并给中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詹姆斯·麦克甘看来，当今政 策问题出现的速度和其复杂性，以及智库融资模式的变化、智库专业化的趋势等，使得智库应当在矩阵式组织（Matrix Organization）中聚集一个最好最聪明的团队，拥有灵活的结构和融资手段，以及一定程度的、研究当今持久和新兴的政策问题的思想自由。
美国智库如何影响政府决策
上海经济评论：这份报告列出了一系列智库的提名和排名标准，如出版、学术声誉等等，其中哪些标准你们更加看重？
詹姆斯 麦克甘：你所指的这些标· 准，是我们撰写年度全球智库索引时所运用的智库评估工具和具体的指标。当我们 对一个智库进行评估时，这四个方面——资源、应用、成果和影响力——都在判断世界领先智库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另外，
我们在刚提到的四个方面下，设置了一系列18个指标。不存在某项评估或者某个指标要比其他的重要，也不会存在某个智库在某个方面领先而在其他方面 落后，还在排名中位置很靠前的情况。
在整个制定索引的过程中，要考察广泛领域的综合正面评级，有超过1950名同行专家 （包括智库、政策制定者、记者、公共和私人捐助者）参与进来， 这些集体性的评估形成了这个索引，并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独特的智库因能提供合理的建议被定义为 “顶尖”机构。
这也是为何这个索引取名为“全球顶尖”，并且被设计来帮助确定世界各地域的领先智库和公共政策研究主要影响到的领域。比如，考察出版物时我们会考量广泛的成果。衡量出版时，我们会考量多重因素比如文章刊出的数量，被学术期刊、媒体文章和政策制定者的引用状况。在整个提名、投票，以及专家委员会的定量分析过程中，所有的排名标准都很重要而且互相联系。
上海经济评论：除了研究成果之外，还有哪些标准来衡量一个智库的影响力？
詹姆斯 麦克甘：一个智库的影响力还能够由刚提到的四个方面之下的其他指标来衡量，比如资金支持、招聘和留住卓越学者的能力、形成对主要公共政策的公共讨论、公共观点的能力。赞助者并非用出版物数量来衡量机构，而是看机构的建议能否被听到、被采纳。评价一个智库的整体表现时，应用是关键的一个方面。
上海经济评论：美国智库对于政府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美国智库的卓越之处在哪里？美国智库有哪些方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呢？
詹姆斯 麦克甘：美国智库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我们拥有智库——所有的国家都有——我们的特别之处有五点： 第一，数量 （有超过1800家智库）；第二，独立于政府的程度；第三，在媒 体和政府各部门的受关注度；第四，在， 政策制定过程中它们的角色和影响力；第五，高度多元的来自私人的自由资助，来自个人、企业和基金会的礼物和经费，这些机构每年都会收到出版物销售捐助。智库通过和政策制定者、政治精英建立起来的网络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也是常被提到的“旋转门”， 就是说，总是会出现智库学者和政府官员在智库和政府岗位间游走的现象。另外，媒体资源如网络和电视的传播也很重要。声誉越高，影响力越大。
上海经济评论：美国智库在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怎样的？
詹姆斯 ·麦克甘：智库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中扮演的角色比较复杂。许多政策制定者看当时的政治气候，在政府、智库或者学术界中辗转，在离开政府机构时还经常建立他们自己的机构，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 IS ）、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新美国安全中心 （Center for New A merican Security ）、美国传统基 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和美国进步中心 （Center for A merican Progress ）。智库主要将目标锁定在议员，因为行政部门有许多专门致力于就外交政策提供建议的机构，比如国家安全委员会 （the National Security C o u n c i l ）、国务院 （t h e S t a t e De pa rt me nt ）、美国情报界 （t he Intelligence Commnity）、参谋长联席会议 （Joint Chiefs of Staff）等等。 在美国，既有大型机构也有院校内的亚洲专家帮我们理解在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发生的事情。关于对中国的政策，有许多思想流派，这也反映了智库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观点：现实 主义者——主要是一些视中国对美国和全球的安全构成威胁的保守团体；国际主义者——主要是跨国公司、支持全球主义者、经济相互依存往来的支持者；以及那些提出一些变量可能会影响约束新兴力量的学者。
智库未来的趋势和挑战
上海经济评论：你的报告中，列出了智库面临的一些趋势和挑战，其中一点就是智库机构的专业化，你说这会增加智库间的竞争，也会不利于回应复杂的问题。专业化对智库来说，是一件坏事？
詹姆斯 麦克甘：实际上，在报告中，我并非说专业化不鼓励对复杂问题的回应，而是说专业化不鼓励对复杂问性。专业化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自从题的“跨学科”回应，也会限制创造 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对于回应多重话题、跨学科的智库，专业化的智库出现了显著增加。在一个多数政策问题需要跨学科回应的年代，这个世界上却存在过多的专业化智库。
上海经济评论：在政府削减经费支持，而私人基金和公司倾向于将经费给到更具体的项目的时代，智库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来更好地融资？
詹姆斯 麦克甘：逆潮流而动，提供更广泛的跨学科途径；通过强调主要或者当下的问题，让他们的计划对资助者来说更具吸引力；为了让自己的研究和其他同领域机构的研究区别开来，给资助者一个具体的感兴趣的议题；此外，和资助者密切合作，发展良好关系，长期的合作会演化成更强大的联系，也可以让资助者更好地了解一个机构。
上海经济评论：一个智库如何在影响力和独立性上保持平衡呢？给我们讲一个成功的例子吧。
詹姆斯 麦克甘：现在想要保持完· 全的独立性正在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当越来越多意识形态机构出现，以及对外界捐助愈加依赖。这种平衡取决于该机构的总体使命。中立派机构会意识到要保持它们的独立性更困难。而意识形的机构则“内置”于如索罗斯、科赫兄弟这样的捐助者。
布鲁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兰德公司（RAND）、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是做到这种平衡的最佳例子。它们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强大的产品、非常多元化的支持基础以及广为流传的强势品牌，与此同时也保持着政治独立。
现代的机构应该确定允许其独立或者符合它们议程的资金来源，同时也建立针对主要赞助者的传媒和外展计划。
上海经济评论：我们对智库的研究水平关注甚多，但是对于政府、媒体尤其是公众如何使用智库的研究却关注较少。如何来促进公众对智库研究成果的使用？
詹姆斯 麦克甘：在很多方面华盛顿的更具党派倾向的智库在通过智能消息和强大宣传将它们的信息推向公众上面表现更好，如美国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美国进步中心（Centerfor American Progress），等等。对于很多传统主义者来说，宣传是个有争议性的议题。他们认为智库不应该卷入政治宣传工作，而是应当让智库的研究来代表它的意见。很明显，机构应该努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公众，引起讨论从而最终影响人们的观点，社交媒体和网态络是最好的工具，尤其是和传统媒体结合起来的时候。
一个固有的问题就是好的研究需要时间。在一个新闻24小时播出的时代里，在研究计划还没有得出结果之前，很多议题就经历了引起关注最终又失去关注的过程。那些研究持久而具争议性问题的大型研究计划最终只能在公共领域引起一时轰动。
给中国智库运营的建议
上海经济评论：在你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优势和劣势各有哪些？
詹姆斯 ·麦克甘：有两大优势，其一，它是政府机构，和政府机关有直接联系；其二，有持续的资金支持基础。劣势主要有三点，其一，因为是政府机构，也就没有提出不同观点的独立性；其二，政府是单一的资金来源，这样限制了学者和研究中心可能会关注的议题 和回应的范围；其三，它主导了中国智库的蓝图，给中国其他学术智库和政府 智库笼罩了阴影。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有潜力促进跨学科的研究，因为它包括了社会科学的许多议题。现在，它没有意识到的潜力很少，可能由于部门或者研究团队间的劣质沟通造成“谷仓效应”。
上海经济评论：中国的智库如何 来提高研究质量呢，你有何建议？
詹姆斯 麦克甘：中国智库最大的问题是它们的孤立性——很多中国智库的运营像黑洞 （没有网站、联系方式，也没有学者的个人档案）。这些阻碍着中国学者和智库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国智库也很少跟其他亚洲国家的智库交流。我研究智库很多年，中国是市民社会尚未显现的少数国家之一。虽然说智库越来越国际化，但还是囿于刚刚说到的这些因素之中。就像我刚刚所说，智库和政府的联系有利有弊，和权力关联通常会获得更好的融资机会，但是也要以独立性为代价。
上海经济评论：当我们在中国运营一家智库时，具体来说，应该用怎样的组织、商业模式、市场品牌策略来最大化其影响力呢？
詹姆斯 麦克甘：中国足够大也足够有钱来试验不同模式的智库，而且应 该发展、培养政策导向的出色研究机构，而非大学和独立智库里的学术导向的研究。中国真正的独立智库只有一两家，大多数的大学智库都过分学术化，远离政策决定者每日要面临的问题。现在要做的是对中国的智库蓝图进行综合、策略性的筹划，确定中国有多少智库，它们的研究涉及哪些领域，有哪些差距需要填补。我刚说到，和中国政府协商，承担更多的宣传作用有些缺陷，这些整体上说是好的策略，也被证明在西方特别成功。
上海经济评论：在美国智库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很多智库和其他更大的智库合并的情况。对中国而言有何借鉴？
詹姆斯 麦克甘：多年以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智库间的合并很少了，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会在未来改变，因为竞争压力和资源的减少会迫使智库和其他NGO机构考虑合并。 我25年的研究经验告诉我，当形势所迫时，机构和它们的领导层会考虑合并，但当这一时刻来临时，他们也会退缩。一个挣扎中的机构可能理智上知道合并最符合其利益，但是也会担心在合并后的新机构中丧失它的宗旨使命。很多智库董事会成员的大脑告诉他们要合并，而他们的心却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
我想中国的机构更要关注的是如何创造出灵活、反应快、有创新、目标多元、跨学科的智库，来应对在未来会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创立并且维护大型复杂的机构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为了在未来起作用，智库需要在矩阵式组织中聚集一个最好最聪明的团队，拥有灵活的结构和融资手段，以及一定程度的、研究当今持久和新兴的政策问题的思想自由。当今政策问题出现的速度和其复杂性，要求智库和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如何建构智库组织，从而更好地帮助政府和公民应对未来的挑战。
1989年，位于美国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 ns t it ut e ） 设立了 “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该项目于2008年转至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项目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gra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之下。“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关注政策研究机构在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民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研究智库的智
库”，该项目重在考察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特性及其角色的演进，尤其是把握智库面临的各种挑战，并由此为全球范围内的智库制定发展规划，提高它们应对挑战的能力。从2007年起，该项目已连续五年发布 《2012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是目前唯一一份对全球范围内的智库进行连续性、综合性和权威性研究和排名的报告。
智库推荐和排名的主要依据及衡量标准包括：
（1） 智库的工作对所在国家社会发 展变革的积极影响力；
（2） 智库的研究成果通过权威期刊、书籍等形式进行出版的情况；
（3） 智库聘用一流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能力；
（4） 智库与政界、媒体和学界精英的交流情况；
（5） 智库的学术声誉（智库及其研究成果被学术论著和会议引用的情况）；
（6） 智库的媒体声誉（智库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成员接受采访和成果被媒体引用的情况）；
（7） 智库决策声誉（在相关问题上受决策者关注的程度，政策简报出版情况，与决策者当面交流的情况）；
（8） 智库的融资能力（政府与私营项目资助、个人捐款等）；
（9） 智库满足资助机构和个人需求的能力；
（10） 智库的综合成果（政策建议、出版物、访谈、会议、成员在政府任职情况）；
（11） 给决策者提供咨询的数量，成员作为决策者顾问的情况，智库学者获奖情况；
（12） 智库所提供的信息对于日常工作、立法及听证会、学术论文撰写以及教学科研工作的作用；
（13） 智库提供新知识和创新思维的能力；
（14） 智库联系决策层和学术圈的能力；
（15） 智库联系决策者和公众的能力；
（16） 智库向决策过程输入不同意的能力；
（17） 智库与相关问题和政策制定挂钩的能力；挑战决策者传统思维的能力；提出创新政策思想和规划的能力。
在排名中过程中，以上标准被整合到四个指标中。
一是资源指标，即聘用顶级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能力、长期获取资助的能力、与决策者和其他政界精英的接近程度、成员进行扎实研究，提供时效性较强的研究成果的能力；以及智库在政界、学界和媒体的关系网络的质量及其可靠性
二是效用指标，包括该智库是否被所在国媒体和政界精英视为有问必询的机构；媒体曝光度和引用率的质和量；网站访问量、立法和行政机关听证会参与情况、与政府官员面对面沟通、被政府机构和官员垂询的情况；图书销售和研究报告发行情况；在研究中被参考的情况；在学术和大众出版物以及学术研讨会中被引用的情况。
三是产出指标，包括政策建议和理念的质和量的情况；书籍、期刊文章、政策简报出版和发表的情况；接受新闻采访的情况；发布会、研讨会的组织情况以及成员在政府中任职或者被聘请为顾问的情况。
四是影响力指标，包括政策建议被决策者和社团考虑和采用的情况、是否处于某些领域的社交网络的中心；对于政党、候选人和政府过渡小组的顾问情况；获奖情况；在学术期刊和媒体上发表或者引用的研究成果对于政策讨论和决策过程的影响情况；邮件发布系统和网站的影响力；以及成功挑战官员的思维定势和日常行事规则的情况。
每年6 月到8 月是排名的推荐阶段。项目组邀请了来自全球182个国家的6545家智库，6500余名记者、资助人和政界人士参与了推荐；得到超过5人以上推荐的5329家智库被纳入遴选范围。遴选专家组的793名成员涵盖了全球每个地区以及不同领域，包括150名从事政治、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的学者和记者、55位现任或前任智库负责人、4 0位来自公共和私营机构的资助人、150位社团代表、100余位智库代表、30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代表，以及120个学术机构的代表。9 月到11月为同行评议、排名阶段。在这个阶段，根据参加评议的智库和各界人士的反馈，入选机构的信息被输入一个电子排名表，并产生入围智库的列表，专家组成员对于这一列表提出意见，包括入围智库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缺陷。11月到12月是排名确定阶段。专家组成员对于排名进行审查，并且提出意见和反馈，据此形成最终排名。最终报告包括全球综合、地区、研究领域以及特别成就四个大类的智库排名。
联系方式，也没有学者的个人档案）。这些阻碍着中国学者和智库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国
智库也很少跟其他亚洲国家的智库交流。
全球智库排名前20
1.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 11.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美国）
2.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英国） 12. 透明国际（德国 ）
3.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美国） 13.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 （德国 ）
4.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瑞典） 14. 国际危机组织 （比利时 ）
5.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 15.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 ）
6. 外交关系协会（美国） 16.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
7. 大赦国际（英国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
8. 布鲁盖尔研究所 （比利时） 18. 传统基金会（美国）
9. 兰德公司（美国） 19. 加图研究所（ 美国 ）
10. 国际战略研究所（ 英国） 20.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美国 ）
詹姆斯·麦克甘（James G. McGann） 教授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世界智库的著名学者，他所领导的智库和市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自2006年开始就启动了全球智库调查，并且每年都会出一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他们的报告已经成为衡量全球智库水准的重要参考。
1月17 日这个项目公布了《2012 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2012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REPORT），根据这份报告，从智库的综合影响力来看，在全球总排名中位列前五强的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则排在了第17位，名次较2012年有所上升
詹姆斯·麦克甘2013年2月26 日接 受了《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 的采访，解析全球智库排名的评选标准以及美国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并给中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詹姆斯·麦克甘看来，当今政 策问题出现的速度和其复杂性，以及智库融资模式的变化、智库专业化的趋势等，使得智库应当在矩阵式组织（Matrix Organization）中聚集一个最好最聪明的团队，拥有灵活的结构和融资手段，以及一定程度的、研究当今持久和新兴的政策问题的思想自由。
美国智库如何影响政府决策
上海经济评论：这份报告列出了一系列智库的提名和排名标准，如出版、学术声誉等等，其中哪些标准你们更加看重？
詹姆斯 麦克甘：你所指的这些标· 准，是我们撰写年度全球智库索引时所运用的智库评估工具和具体的指标。当我们 对一个智库进行评估时，这四个方面——资源、应用、成果和影响力——都在判断世界领先智库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另外，
我们在刚提到的四个方面下，设置了一系列18个指标。不存在某项评估或者某个指标要比其他的重要，也不会存在某个智库在某个方面领先而在其他方面 落后，还在排名中位置很靠前的情况。
在整个制定索引的过程中，要考察广泛领域的综合正面评级，有超过1950名同行专家 （包括智库、政策制定者、记者、公共和私人捐助者）参与进来， 这些集体性的评估形成了这个索引，并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独特的智库因能提供合理的建议被定义为 “顶尖”机构。
这也是为何这个索引取名为“全球顶尖”，并且被设计来帮助确定世界各地域的领先智库和公共政策研究主要影响到的领域。比如，考察出版物时我们会考量广泛的成果。衡量出版时，我们会考量多重因素比如文章刊出的数量，被学术期刊、媒体文章和政策制定者的引用状况。在整个提名、投票，以及专家委员会的定量分析过程中，所有的排名标准都很重要而且互相联系。
上海经济评论：除了研究成果之外，还有哪些标准来衡量一个智库的影响力？
詹姆斯 麦克甘：一个智库的影响力还能够由刚提到的四个方面之下的其他指标来衡量，比如资金支持、招聘和留住卓越学者的能力、形成对主要公共政策的公共讨论、公共观点的能力。赞助者并非用出版物数量来衡量机构，而是看机构的建议能否被听到、被采纳。评价一个智库的整体表现时，应用是关键的一个方面。
上海经济评论：美国智库对于政府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美国智库的卓越之处在哪里？美国智库有哪些方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呢？
詹姆斯 麦克甘：美国智库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我们拥有智库——所有的国家都有——我们的特别之处有五点： 第一，数量 （有超过1800家智库）；第二，独立于政府的程度；第三，在媒 体和政府各部门的受关注度；第四，在， 政策制定过程中它们的角色和影响力；第五，高度多元的来自私人的自由资助，来自个人、企业和基金会的礼物和经费，这些机构每年都会收到出版物销售捐助。智库通过和政策制定者、政治精英建立起来的网络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也是常被提到的“旋转门”， 就是说，总是会出现智库学者和政府官员在智库和政府岗位间游走的现象。另外，媒体资源如网络和电视的传播也很重要。声誉越高，影响力越大。
上海经济评论：美国智库在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怎样的？
詹姆斯 ·麦克甘：智库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中扮演的角色比较复杂。许多政策制定者看当时的政治气候，在政府、智库或者学术界中辗转，在离开政府机构时还经常建立他们自己的机构，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 IS ）、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新美国安全中心 （Center for New A merican Security ）、美国传统基 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和美国进步中心 （Center for A merican Progress ）。智库主要将目标锁定在议员，因为行政部门有许多专门致力于就外交政策提供建议的机构，比如国家安全委员会 （the National Security C o u n c i l ）、国务院 （t h e S t a t e De pa rt me nt ）、美国情报界 （t he Intelligence Commnity）、参谋长联席会议 （Joint Chiefs of Staff）等等。 在美国，既有大型机构也有院校内的亚洲专家帮我们理解在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发生的事情。关于对中国的政策，有许多思想流派，这也反映了智库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观点：现实 主义者——主要是一些视中国对美国和全球的安全构成威胁的保守团体；国际主义者——主要是跨国公司、支持全球主义者、经济相互依存往来的支持者；以及那些提出一些变量可能会影响约束新兴力量的学者。
智库未来的趋势和挑战
上海经济评论：你的报告中，列出了智库面临的一些趋势和挑战，其中一点就是智库机构的专业化，你说这会增加智库间的竞争，也会不利于回应复杂的问题。专业化对智库来说，是一件坏事？
詹姆斯 麦克甘：实际上，在报告中，我并非说专业化不鼓励对复杂问题的回应，而是说专业化不鼓励对复杂问性。专业化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自从题的“跨学科”回应，也会限制创造 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对于回应多重话题、跨学科的智库，专业化的智库出现了显著增加。在一个多数政策问题需要跨学科回应的年代，这个世界上却存在过多的专业化智库。
上海经济评论：在政府削减经费支持，而私人基金和公司倾向于将经费给到更具体的项目的时代，智库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来更好地融资？
詹姆斯 麦克甘：逆潮流而动，提供更广泛的跨学科途径；通过强调主要或者当下的问题，让他们的计划对资助者来说更具吸引力；为了让自己的研究和其他同领域机构的研究区别开来，给资助者一个具体的感兴趣的议题；此外，和资助者密切合作，发展良好关系，长期的合作会演化成更强大的联系，也可以让资助者更好地了解一个机构。
上海经济评论：一个智库如何在影响力和独立性上保持平衡呢？给我们讲一个成功的例子吧。
詹姆斯 麦克甘：现在想要保持完· 全的独立性正在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当越来越多意识形态机构出现，以及对外界捐助愈加依赖。这种平衡取决于该机构的总体使命。中立派机构会意识到要保持它们的独立性更困难。而意识形的机构则“内置”于如索罗斯、科赫兄弟这样的捐助者。
布鲁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兰德公司（RAND）、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是做到这种平衡的最佳例子。它们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强大的产品、非常多元化的支持基础以及广为流传的强势品牌，与此同时也保持着政治独立。
现代的机构应该确定允许其独立或者符合它们议程的资金来源，同时也建立针对主要赞助者的传媒和外展计划。
上海经济评论：我们对智库的研究水平关注甚多，但是对于政府、媒体尤其是公众如何使用智库的研究却关注较少。如何来促进公众对智库研究成果的使用？
詹姆斯 麦克甘：在很多方面华盛顿的更具党派倾向的智库在通过智能消息和强大宣传将它们的信息推向公众上面表现更好，如美国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美国进步中心（Centerfor American Progress），等等。对于很多传统主义者来说，宣传是个有争议性的议题。他们认为智库不应该卷入政治宣传工作，而是应当让智库的研究来代表它的意见。很明显，机构应该努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公众，引起讨论从而最终影响人们的观点，社交媒体和网态络是最好的工具，尤其是和传统媒体结合起来的时候。
一个固有的问题就是好的研究需要时间。在一个新闻24小时播出的时代里，在研究计划还没有得出结果之前，很多议题就经历了引起关注最终又失去关注的过程。那些研究持久而具争议性问题的大型研究计划最终只能在公共领域引起一时轰动。
给中国智库运营的建议
上海经济评论：在你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优势和劣势各有哪些？
詹姆斯 ·麦克甘：有两大优势，其一，它是政府机构，和政府机关有直接联系；其二，有持续的资金支持基础。劣势主要有三点，其一，因为是政府机构，也就没有提出不同观点的独立性；其二，政府是单一的资金来源，这样限制了学者和研究中心可能会关注的议题 和回应的范围；其三，它主导了中国智库的蓝图，给中国其他学术智库和政府 智库笼罩了阴影。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有潜力促进跨学科的研究，因为它包括了社会科学的许多议题。现在，它没有意识到的潜力很少，可能由于部门或者研究团队间的劣质沟通造成“谷仓效应”。
上海经济评论：中国的智库如何 来提高研究质量呢，你有何建议？
詹姆斯 麦克甘：中国智库最大的问题是它们的孤立性——很多中国智库的运营像黑洞 （没有网站、联系方式，也没有学者的个人档案）。这些阻碍着中国学者和智库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国智库也很少跟其他亚洲国家的智库交流。我研究智库很多年，中国是市民社会尚未显现的少数国家之一。虽然说智库越来越国际化，但还是囿于刚刚说到的这些因素之中。就像我刚刚所说，智库和政府的联系有利有弊，和权力关联通常会获得更好的融资机会，但是也要以独立性为代价。
上海经济评论：当我们在中国运营一家智库时，具体来说，应该用怎样的组织、商业模式、市场品牌策略来最大化其影响力呢？
詹姆斯 麦克甘：中国足够大也足够有钱来试验不同模式的智库，而且应 该发展、培养政策导向的出色研究机构，而非大学和独立智库里的学术导向的研究。中国真正的独立智库只有一两家，大多数的大学智库都过分学术化，远离政策决定者每日要面临的问题。现在要做的是对中国的智库蓝图进行综合、策略性的筹划，确定中国有多少智库，它们的研究涉及哪些领域，有哪些差距需要填补。我刚说到，和中国政府协商，承担更多的宣传作用有些缺陷，这些整体上说是好的策略，也被证明在西方特别成功。
上海经济评论：在美国智库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很多智库和其他更大的智库合并的情况。对中国而言有何借鉴？
詹姆斯 麦克甘：多年以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智库间的合并很少了，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会在未来改变，因为竞争压力和资源的减少会迫使智库和其他NGO机构考虑合并。 我25年的研究经验告诉我，当形势所迫时，机构和它们的领导层会考虑合并，但当这一时刻来临时，他们也会退缩。一个挣扎中的机构可能理智上知道合并最符合其利益，但是也会担心在合并后的新机构中丧失它的宗旨使命。很多智库董事会成员的大脑告诉他们要合并，而他们的心却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
我想中国的机构更要关注的是如何创造出灵活、反应快、有创新、目标多元、跨学科的智库，来应对在未来会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创立并且维护大型复杂的机构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为了在未来起作用，智库需要在矩阵式组织中聚集一个最好最聪明的团队，拥有灵活的结构和融资手段，以及一定程度的、研究当今持久和新兴的政策问题的思想自由。当今政策问题出现的速度和其复杂性，要求智库和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如何建构智库组织，从而更好地帮助政府和公民应对未来的挑战。
1989年，位于美国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 ns t it ut e ） 设立了 “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该项目于2008年转至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项目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gra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之下。“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关注政策研究机构在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民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研究智库的智
库”，该项目重在考察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特性及其角色的演进，尤其是把握智库面临的各种挑战，并由此为全球范围内的智库制定发展规划，提高它们应对挑战的能力。从2007年起，该项目已连续五年发布 《2012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是目前唯一一份对全球范围内的智库进行连续性、综合性和权威性研究和排名的报告。
智库推荐和排名的主要依据及衡量标准包括：
（1） 智库的工作对所在国家社会发 展变革的积极影响力；
（2） 智库的研究成果通过权威期刊、书籍等形式进行出版的情况；
（3） 智库聘用一流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能力；
（4） 智库与政界、媒体和学界精英的交流情况；
（5） 智库的学术声誉（智库及其研究成果被学术论著和会议引用的情况）；
（6） 智库的媒体声誉（智库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成员接受采访和成果被媒体引用的情况）；
（7） 智库决策声誉（在相关问题上受决策者关注的程度，政策简报出版情况，与决策者当面交流的情况）；
（8） 智库的融资能力（政府与私营项目资助、个人捐款等）；
（9） 智库满足资助机构和个人需求的能力；
（10） 智库的综合成果（政策建议、出版物、访谈、会议、成员在政府任职情况）；
（11） 给决策者提供咨询的数量，成员作为决策者顾问的情况，智库学者获奖情况；
（12） 智库所提供的信息对于日常工作、立法及听证会、学术论文撰写以及教学科研工作的作用；
（13） 智库提供新知识和创新思维的能力；
（14） 智库联系决策层和学术圈的能力；
（15） 智库联系决策者和公众的能力；
（16） 智库向决策过程输入不同意的能力；
（17） 智库与相关问题和政策制定挂钩的能力；挑战决策者传统思维的能力；提出创新政策思想和规划的能力。
在排名中过程中，以上标准被整合到四个指标中。
一是资源指标，即聘用顶级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能力、长期获取资助的能力、与决策者和其他政界精英的接近程度、成员进行扎实研究，提供时效性较强的研究成果的能力；以及智库在政界、学界和媒体的关系网络的质量及其可靠性
二是效用指标，包括该智库是否被所在国媒体和政界精英视为有问必询的机构；媒体曝光度和引用率的质和量；网站访问量、立法和行政机关听证会参与情况、与政府官员面对面沟通、被政府机构和官员垂询的情况；图书销售和研究报告发行情况；在研究中被参考的情况；在学术和大众出版物以及学术研讨会中被引用的情况。
三是产出指标，包括政策建议和理念的质和量的情况；书籍、期刊文章、政策简报出版和发表的情况；接受新闻采访的情况；发布会、研讨会的组织情况以及成员在政府中任职或者被聘请为顾问的情况。
四是影响力指标，包括政策建议被决策者和社团考虑和采用的情况、是否处于某些领域的社交网络的中心；对于政党、候选人和政府过渡小组的顾问情况；获奖情况；在学术期刊和媒体上发表或者引用的研究成果对于政策讨论和决策过程的影响情况；邮件发布系统和网站的影响力；以及成功挑战官员的思维定势和日常行事规则的情况。
每年6 月到8 月是排名的推荐阶段。项目组邀请了来自全球182个国家的6545家智库，6500余名记者、资助人和政界人士参与了推荐；得到超过5人以上推荐的5329家智库被纳入遴选范围。遴选专家组的793名成员涵盖了全球每个地区以及不同领域，包括150名从事政治、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的学者和记者、55位现任或前任智库负责人、4 0位来自公共和私营机构的资助人、150位社团代表、100余位智库代表、30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代表，以及120个学术机构的代表。9 月到11月为同行评议、排名阶段。在这个阶段，根据参加评议的智库和各界人士的反馈，入选机构的信息被输入一个电子排名表，并产生入围智库的列表，专家组成员对于这一列表提出意见，包括入围智库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缺陷。11月到12月是排名确定阶段。专家组成员对于排名进行审查，并且提出意见和反馈，据此形成最终排名。最终报告包括全球综合、地区、研究领域以及特别成就四个大类的智库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