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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到这种霉味，就意味着可能有好东西出现了。
1999年，一个通的日子。上海通州路上工商银行虹口支行的一个地下仓库。一走进去，一股霉味扑鼻而来；
当年担任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筹建工作组组长的范水林说起来，还充满了感情：“空气里都是霉味，我们不仅不感到难闻，反而因此兴奋起来。对于这样的气味，我们似乎产生了一种感情。因为凭我们的直觉，闻到这种霉味就意味着可能有好东西出现了。”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属下36个支行的多少个地上地下的仓库，都留下了一批觅宝者的足迹和汗水。手电筒射出的光，闪亮在黑黜黜的防空洞里。光柱里，不时翻腾着尘埃。大家认真仔细地一件件翻找，就怕有价值的金融文物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滑过。范永林说当时大家的心情就是：“怕因为漏掉了这一次，也许就将永远消失啊。”
那天，范永林和他的同事是获得了丰收。不仅找到了第一代的杠杆式扎钞机，而且还找到了他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记帐机。这两样宝贝，都称得上是举世无双的。
这台记帐机是国民牌，为美国NCR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的产品。它进入上海，是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那时只有那些外国银行、政府的官办银行才用得起这样3000块美金一台的记帐机，中资银行有实力购买这个家当的，也只不过是像南四行北四行这样的大户人家。这个牌子的记帐机在上海总共不到40台。在几十年的使用中，由于没有进口的零配件来修理机器，只能是靠拆东墙补西墙，因而完整的机器是越来越少。
当时上海滩上的记帐机，除了国民牌还有裴罗氏牌。相比之下，裴罗氏记帐机的功能显得简单，只能单纯记帐。而国民牌不仅是可以记帐，而且还可以进行计算和英文打字。记帐机安放在一个手推车似的架子上，脚下分别装有四个小轮，使记帐机移动灵活、使用方便。用记帐机的效率比人工记录计算帐目是要大大的提高。一直用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的国民牌记帐机，依然是个宝贝；只有在银行区一级的分理处，才有两台的配备。直到电脑大规模使用之后，记帐机才功成身退。
伴随银行人走过多年的记帐机，是筹备组要收集的一个重要目标。可是他们中有的是没见过机器，有的则是印象模糊。于是就找到当事人，根据回忆画出草图，然后是按图索骥，到一个个仓库去翻找。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记帐机“出土”后，筹备工作组与记帐机的生产商——当年的美国国民现金收印公司、也就是今天的NCR公司联系。NCR公司的上海办事处派人前来鉴定，并从美国总部发来一张当初操作记帐机的照片。他们见到记帐机是感慨万分，因为就在他们的公司里，都没有这样的记帐机。这一台，堪称绝品。
觅宝是这样开始的
上海银行人觅宝行动的提议人和有力的推动者，是现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时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的姜建清。他提出要建立一个银行博物馆，是在1998年的6月。
这个想法在姜行长的脑海里，已经盘桓许久了：“在海外银行参观时，见过为数不少的银行博物馆。泰国的一家大银行有钱币展览，日本的银行在营业厅展示了数百个储蓄罐，英国女王还主持了英格兰银行博物馆的开幕式。”
稍一停顿，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下去，“上海是我国银行的发祥地，上海150年金融史是中国现代金融的缩影。伴随着现代金融和银行的发展，使得传统银行历史痕迹逐渐被人们淡忘，一批早已退出银行使用业务、有七八十年历史的银行设备被丢弃和流失，一些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印章、凭证、存折、钱币被湮灭。为此，要创办中国惟一的一家银行博物馆。”
以史为镜是无疑的。但这面镜子绝对不是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和一个复合的概念；镜子应该是多个、多样和多种的。尤其需要像银行博物馆那样的一个个行业博物馆，以十分具像直观并且是细节丰富的民间档案，不仅较好地反映了本业，更以一个侧面让人了解社会、熟悉历史和丰富自己。
众多的民间档案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优势，还有它的重要性。虽然民间提供的往往是一些个人的、细小的、局部的、片段的以及是非系统化的东西，但它不被修饰和雕琢，没有伪装和误导；它以纯真和真实立脚，它以自身丰厚多采的积淀立身。
说起筹建的事，现在仍在银行博物馆工作的范永林说：“领导重视是很要紧的，姜行长亲自担任了筹建小组的组长。拨了办公室，调了人。工作组起先只有四五人，后来发展到了十来个。筹建工作主要是分四个方面。第一是搭整体的框架，编大纲。建馆的指导思想是立足近代银行的发展，从上海诞生钱庄银行至今天的银行。第二是跑档案馆图书馆找资料找照片，跑了36个支行寻找实物。最远是跑到宝山和闵行。第三是发动动员。开了六七个座谈会，又走访了十多位老人。第四是去城隍庙等地方的钱币古玩市场。”
范永林说着就从抽屉里拿出几份材料，翻看了一下，抬起了头：“两年不到，我们就收集了近两万件的实物。正式展出的，就有两千多件。”
在今天的银行博物馆，你能看到一只出自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的扑满，这就是行长姜建清所捐献的。扑满是大康银行的储蓄宣传品。从现在看到的文字记载，扑满出现在中国已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故事一二三
在金陵路外滩筹建工作组的两间办公室，四处收集来的金融文物是一天天地多了起来。
姜建清行长抓住时机，让筹建工作组召开一次银行博物馆筹建工作汇报会，来参加会议的都是各个支行的第一把手。会上放了电视录像，还展出了部分的实物。行长们不仅是大开眼界，对这项工作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筹建工作组的同志也是再三拜托，谁要搬家谁要清理打扫，烦请通知，让我们先去淘淘。
就在汇报会开过的第二天，工商银行黄浦支行的总务科长黄金根给筹建工作组打来电话：说黄浦支行原在中山东一路23号中国银行大楼内的办公场所就要搬迁，请筹建组的同志过去看看。
中山东一路23号，原是1908年建造的德国总会，“一战”后被中国银行买下。因原有建筑的俱乐部样式不宜做银行，在1936年拆除重建。由此引出一段我们儿时就听说的故事。原来宋子文要造当时上海最高的楼，计划共43层。因隔壁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的沙逊反对阻挠，只好把楼层降低到17层，楼顶的高度比沙逊大厦低了0．3米。抗战时期，这里人住过汪伪的中央储备银行。听“老银行”说，当年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的办公室，就在二楼那面向浦江的面积40多个平方米的房间，有卫生间和壁橱。要腾出的那个房间，原来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组织处，后来又成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组织处的办公室。筹建组的同志赶到时，车垃圾的民工已经等在了门口。他们细细地打量着，忽然见到房间角落里有几只废纸箱，说是准备做垃圾处理 的。他们打开废纸箱，里面有个布袋；再打开布袋，里面是整整87枚印章。
大家喜出望外。87枚印章全是解放前旧银行、钱庄和保险公司的行名章，行名章是一个银行的重要印鉴，是金融机构权力的表现。材质都用的是牛角。
他们一个个地看过来：有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中央银行，有旧中国四大官办银行之一、前身为大清户部银行的中国银行，有旧中国官僚资本金融机构之一的中央合作金库；还有民办资本兴办的商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南四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等。这可是中国金融史上一批重要而又珍贵的史料和文物。
这批印章是在上海解放时、以及上世纪50年代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接管和封存，此后就一直是放在这个银行组织部门的办公室里。
令人称奇的是：50多年的风风雨雨，这间屋子的主人几次更迭，可都没有人去碰一碰这个布袋。似乎就是为了等到今天，向我们提供一份历史的见证。
见证历史的不仅有实物，还有历史的目击者——老人。都说一个老人就是一座图书馆。筹建组走访了不少离退休的老人，采访史料。得到了老人们的大力支持，老人们还捐献了解放初期上海市军管会发的银行服务证等一批珍贵的文物。
2000年的一天，范永林他们来到了朱博泉先生的家。那年，朱博泉先生已是102岁的高龄。
朱先生是中国金融界的风云人物，1933年1月11日，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银行票据交换所——上海票据交换所。把上海华资银行的“划头票据”委托在沪的外国银行交换、“汇划票据”委托钱庄交换的历史予以改变。标志着上海金融界的经营上了个新台阶。
1928年，30岁的朱博泉就被宋子文任命为中央银行总稽查。1932年，又被任命为中央银行业务局总经理。朱博泉在九十多岁时，还应邀去美国、台湾等地访问讲学。淮海中路1843号那栋假三层的花园别墅(今宋庆龄故居)，是他从德国医生菲尔西里手里买下的。抗战后被国民党没收，先是由蒋纬国居住，旋而被蒋介石送给了宋庆龄。
年事已高的朱博泉先生不仅清晰地回答大家的问题，还向银行博物馆赠送了他的著作：《上海票据交换所之过去现在与将来》。这本书出版于1933年，是中国第一本关于银行票据交换所的专著。就在范永林他们登门拜访的第二年，朱博泉先生故世，享年103岁。
在筹建中，还收集到大量宝贵的资料和文献。在中国工商银行分行的图书馆，发现了一捆捆的旧银行的金融刊物，有《银行周报》、《信托季刊》、《钱业月报》、《中央银行月报》等。还找到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法规》，以及解放初期人民银行总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的通讯刊物，还有《华东财经经济法令汇编》等等。
在静安支行的库房，打开了两只封存许久的木箱，里面也是宝贝不少。有上个世纪银行员工的工作证，有解放前浙江兴业银行、大陆银行的业务宣传品，有《民国财政论》、《银行实践》、《中行总管处通函》和《经济学季刊》等书刊；甚至还意外发现了清朝道光、同治和宣统年间的地契及契约，还有民国“洪宪元年”的。另外还有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券。
继续觅宝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于2000年4月9日揭牌迎客。从筹备到正式开馆，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在陆家嘴金融圈中这么一个现代化的世纪金融大厦里，砌入了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一部能够触摸的民间档案。
在银行博物馆，展现了上海银行的150多年的沧桑。那两千多件宝贵的展品，是中国金融的一份档案，也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的一幅生动画卷。有许多的内容是我们在正史里闻所未闻的，于是得到的解读、感悟和心得同样也是前所未有的。用原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吉晓辉的话来说，是能够做到“由物知史，培育文化。”
对于银行博物馆，吉晓辉是这样认识的：“两年多来，银行博物馆以培养金融文化为己任，寻求更加开放的途径。在让社会更多了解银行的同时，也从历史的镜子里，探寻金融发展基础的诚、信、仁，书写银行意识形态的风、雅、颂，使银行博物馆真正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文化标志。”
时任行长吉晓辉充满诗意地说，“为弘扬行业博物馆这一独特的产业文化，撞响一座昨日之钟，留驻一段今日之情，洞开一扇明日之窗。”
[编辑·程小莹]
1999年，一个通的日子。上海通州路上工商银行虹口支行的一个地下仓库。一走进去，一股霉味扑鼻而来；
当年担任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筹建工作组组长的范水林说起来，还充满了感情：“空气里都是霉味，我们不仅不感到难闻，反而因此兴奋起来。对于这样的气味，我们似乎产生了一种感情。因为凭我们的直觉，闻到这种霉味就意味着可能有好东西出现了。”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属下36个支行的多少个地上地下的仓库，都留下了一批觅宝者的足迹和汗水。手电筒射出的光，闪亮在黑黜黜的防空洞里。光柱里，不时翻腾着尘埃。大家认真仔细地一件件翻找，就怕有价值的金融文物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滑过。范永林说当时大家的心情就是：“怕因为漏掉了这一次，也许就将永远消失啊。”
那天，范永林和他的同事是获得了丰收。不仅找到了第一代的杠杆式扎钞机，而且还找到了他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记帐机。这两样宝贝，都称得上是举世无双的。
这台记帐机是国民牌，为美国NCR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的产品。它进入上海，是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那时只有那些外国银行、政府的官办银行才用得起这样3000块美金一台的记帐机，中资银行有实力购买这个家当的，也只不过是像南四行北四行这样的大户人家。这个牌子的记帐机在上海总共不到40台。在几十年的使用中，由于没有进口的零配件来修理机器，只能是靠拆东墙补西墙，因而完整的机器是越来越少。
当时上海滩上的记帐机，除了国民牌还有裴罗氏牌。相比之下，裴罗氏记帐机的功能显得简单，只能单纯记帐。而国民牌不仅是可以记帐，而且还可以进行计算和英文打字。记帐机安放在一个手推车似的架子上，脚下分别装有四个小轮，使记帐机移动灵活、使用方便。用记帐机的效率比人工记录计算帐目是要大大的提高。一直用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的国民牌记帐机，依然是个宝贝；只有在银行区一级的分理处，才有两台的配备。直到电脑大规模使用之后，记帐机才功成身退。
伴随银行人走过多年的记帐机，是筹备组要收集的一个重要目标。可是他们中有的是没见过机器，有的则是印象模糊。于是就找到当事人，根据回忆画出草图，然后是按图索骥，到一个个仓库去翻找。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记帐机“出土”后，筹备工作组与记帐机的生产商——当年的美国国民现金收印公司、也就是今天的NCR公司联系。NCR公司的上海办事处派人前来鉴定，并从美国总部发来一张当初操作记帐机的照片。他们见到记帐机是感慨万分，因为就在他们的公司里，都没有这样的记帐机。这一台，堪称绝品。
觅宝是这样开始的
上海银行人觅宝行动的提议人和有力的推动者，是现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时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的姜建清。他提出要建立一个银行博物馆，是在1998年的6月。
这个想法在姜行长的脑海里，已经盘桓许久了：“在海外银行参观时，见过为数不少的银行博物馆。泰国的一家大银行有钱币展览，日本的银行在营业厅展示了数百个储蓄罐，英国女王还主持了英格兰银行博物馆的开幕式。”
稍一停顿，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下去，“上海是我国银行的发祥地，上海150年金融史是中国现代金融的缩影。伴随着现代金融和银行的发展，使得传统银行历史痕迹逐渐被人们淡忘，一批早已退出银行使用业务、有七八十年历史的银行设备被丢弃和流失，一些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印章、凭证、存折、钱币被湮灭。为此，要创办中国惟一的一家银行博物馆。”
以史为镜是无疑的。但这面镜子绝对不是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和一个复合的概念；镜子应该是多个、多样和多种的。尤其需要像银行博物馆那样的一个个行业博物馆，以十分具像直观并且是细节丰富的民间档案，不仅较好地反映了本业，更以一个侧面让人了解社会、熟悉历史和丰富自己。
众多的民间档案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优势，还有它的重要性。虽然民间提供的往往是一些个人的、细小的、局部的、片段的以及是非系统化的东西，但它不被修饰和雕琢，没有伪装和误导；它以纯真和真实立脚，它以自身丰厚多采的积淀立身。
说起筹建的事，现在仍在银行博物馆工作的范永林说：“领导重视是很要紧的，姜行长亲自担任了筹建小组的组长。拨了办公室，调了人。工作组起先只有四五人，后来发展到了十来个。筹建工作主要是分四个方面。第一是搭整体的框架，编大纲。建馆的指导思想是立足近代银行的发展，从上海诞生钱庄银行至今天的银行。第二是跑档案馆图书馆找资料找照片，跑了36个支行寻找实物。最远是跑到宝山和闵行。第三是发动动员。开了六七个座谈会，又走访了十多位老人。第四是去城隍庙等地方的钱币古玩市场。”
范永林说着就从抽屉里拿出几份材料，翻看了一下，抬起了头：“两年不到，我们就收集了近两万件的实物。正式展出的，就有两千多件。”
在今天的银行博物馆，你能看到一只出自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的扑满，这就是行长姜建清所捐献的。扑满是大康银行的储蓄宣传品。从现在看到的文字记载，扑满出现在中国已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故事一二三
在金陵路外滩筹建工作组的两间办公室，四处收集来的金融文物是一天天地多了起来。
姜建清行长抓住时机，让筹建工作组召开一次银行博物馆筹建工作汇报会，来参加会议的都是各个支行的第一把手。会上放了电视录像，还展出了部分的实物。行长们不仅是大开眼界，对这项工作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筹建工作组的同志也是再三拜托，谁要搬家谁要清理打扫，烦请通知，让我们先去淘淘。
就在汇报会开过的第二天，工商银行黄浦支行的总务科长黄金根给筹建工作组打来电话：说黄浦支行原在中山东一路23号中国银行大楼内的办公场所就要搬迁，请筹建组的同志过去看看。
中山东一路23号，原是1908年建造的德国总会，“一战”后被中国银行买下。因原有建筑的俱乐部样式不宜做银行，在1936年拆除重建。由此引出一段我们儿时就听说的故事。原来宋子文要造当时上海最高的楼，计划共43层。因隔壁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的沙逊反对阻挠，只好把楼层降低到17层，楼顶的高度比沙逊大厦低了0．3米。抗战时期，这里人住过汪伪的中央储备银行。听“老银行”说，当年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的办公室，就在二楼那面向浦江的面积40多个平方米的房间，有卫生间和壁橱。要腾出的那个房间，原来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组织处，后来又成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组织处的办公室。筹建组的同志赶到时，车垃圾的民工已经等在了门口。他们细细地打量着，忽然见到房间角落里有几只废纸箱，说是准备做垃圾处理 的。他们打开废纸箱，里面有个布袋；再打开布袋，里面是整整87枚印章。
大家喜出望外。87枚印章全是解放前旧银行、钱庄和保险公司的行名章，行名章是一个银行的重要印鉴，是金融机构权力的表现。材质都用的是牛角。
他们一个个地看过来：有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中央银行，有旧中国四大官办银行之一、前身为大清户部银行的中国银行，有旧中国官僚资本金融机构之一的中央合作金库；还有民办资本兴办的商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南四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等。这可是中国金融史上一批重要而又珍贵的史料和文物。
这批印章是在上海解放时、以及上世纪50年代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接管和封存，此后就一直是放在这个银行组织部门的办公室里。
令人称奇的是：50多年的风风雨雨，这间屋子的主人几次更迭，可都没有人去碰一碰这个布袋。似乎就是为了等到今天，向我们提供一份历史的见证。
见证历史的不仅有实物，还有历史的目击者——老人。都说一个老人就是一座图书馆。筹建组走访了不少离退休的老人，采访史料。得到了老人们的大力支持，老人们还捐献了解放初期上海市军管会发的银行服务证等一批珍贵的文物。
2000年的一天，范永林他们来到了朱博泉先生的家。那年，朱博泉先生已是102岁的高龄。
朱先生是中国金融界的风云人物，1933年1月11日，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银行票据交换所——上海票据交换所。把上海华资银行的“划头票据”委托在沪的外国银行交换、“汇划票据”委托钱庄交换的历史予以改变。标志着上海金融界的经营上了个新台阶。
1928年，30岁的朱博泉就被宋子文任命为中央银行总稽查。1932年，又被任命为中央银行业务局总经理。朱博泉在九十多岁时，还应邀去美国、台湾等地访问讲学。淮海中路1843号那栋假三层的花园别墅(今宋庆龄故居)，是他从德国医生菲尔西里手里买下的。抗战后被国民党没收，先是由蒋纬国居住，旋而被蒋介石送给了宋庆龄。
年事已高的朱博泉先生不仅清晰地回答大家的问题，还向银行博物馆赠送了他的著作：《上海票据交换所之过去现在与将来》。这本书出版于1933年，是中国第一本关于银行票据交换所的专著。就在范永林他们登门拜访的第二年，朱博泉先生故世，享年103岁。
在筹建中，还收集到大量宝贵的资料和文献。在中国工商银行分行的图书馆，发现了一捆捆的旧银行的金融刊物，有《银行周报》、《信托季刊》、《钱业月报》、《中央银行月报》等。还找到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法规》，以及解放初期人民银行总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的通讯刊物，还有《华东财经经济法令汇编》等等。
在静安支行的库房，打开了两只封存许久的木箱，里面也是宝贝不少。有上个世纪银行员工的工作证，有解放前浙江兴业银行、大陆银行的业务宣传品，有《民国财政论》、《银行实践》、《中行总管处通函》和《经济学季刊》等书刊；甚至还意外发现了清朝道光、同治和宣统年间的地契及契约，还有民国“洪宪元年”的。另外还有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券。
继续觅宝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于2000年4月9日揭牌迎客。从筹备到正式开馆，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在陆家嘴金融圈中这么一个现代化的世纪金融大厦里，砌入了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一部能够触摸的民间档案。
在银行博物馆，展现了上海银行的150多年的沧桑。那两千多件宝贵的展品，是中国金融的一份档案，也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的一幅生动画卷。有许多的内容是我们在正史里闻所未闻的，于是得到的解读、感悟和心得同样也是前所未有的。用原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吉晓辉的话来说，是能够做到“由物知史，培育文化。”
对于银行博物馆，吉晓辉是这样认识的：“两年多来，银行博物馆以培养金融文化为己任，寻求更加开放的途径。在让社会更多了解银行的同时，也从历史的镜子里，探寻金融发展基础的诚、信、仁，书写银行意识形态的风、雅、颂，使银行博物馆真正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文化标志。”
时任行长吉晓辉充满诗意地说，“为弘扬行业博物馆这一独特的产业文化，撞响一座昨日之钟，留驻一段今日之情，洞开一扇明日之窗。”
[编辑·程小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