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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中心性问题是维护社会稳定。从历史上看，现阶段不是矛盾最突出的时期，但是仍没有真正的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稳定问题突出，底层抗争政治运动频发，“气”成为底层民众抗争政治的重要手段和强大的驱动力，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气”的视域下，研究底层抗争政治，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底层政治；气；抗争政治；维稳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中心性问题是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稳定问题的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社会出现断裂和失衡现象，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对立，干群对立的社会心态较为突出；集体上访与群体性事件在规模和烈度上不断升级。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底层政治很感兴趣，应星的《“气”与抗争政治》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视域下，深入了解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群众的细节，了解他们的需求，研究中国乡村农民群体依法抗争行动的动力和机制，分析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转变，并探讨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后果。通过乡村底层民众对政治的抗争，反映社会进程，使我们更深入理解和解释社会发展变化背后所揭示的社会底层的现象。
一、概念解析
1.气
一般意义上，人们一听到“气”，这个词，都认为跟哲学相关，或者觉得这是一个虚无缥缈，很玄乎的一个概念。而在《“气”与抗争政治》一书中“气”的含义是：现实性社会冲突与非现实性社会冲突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状态，是人对最初所遭受到的权利和利益侵害，而后这种侵害又上升为人格侵害时进行反击的驱动力，是人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人格价值展现方式。
在强大的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人一直把面子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委屈”、“冤枉”之类的气，比直接的利益受损，可能更令人愤怒。事实上，当前中国底层社会的抗争诉求本质上是“气”，说白了就是为了讨一个说法。“气”更接近于“为承认而斗争”，换成中国人的俗话讲，“人活一口气”，这个“气”也好，这个“承认”也好，都和利益、权利是不同的，是积聚了最具中国味儿的“面子”、“人情”在其中的。
2.抗争政治
抗争政治，原本起源于西方学者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美国家的一些社会运动，因此也被称为社会运动理论，后来随着理论的进步与完善，也为了对社会运动和革命进行综合性比较分析整合，又被学者概括为“抗争政治”。抗争政治，具有强烈的抗争特性，是一般的普通民众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精英政治而产生的。
应星之所以用“抗争政治”，而没用诸如革命、社会运动、集体运动这样的概念，是因为革命大多指的是高度组织化的、大规模人群参与的、旨在夺取国家政权并改变政权性质的政治活动；而社会运动一般强调的是西方民主政体下的相当程度上已被制度化的社会抗争方式，不适合中国的社会情况；集体行动指涉的范围又太广。因而，他巧妙地运用了这个既有较强的理论包含性，又有较高的理论明晰性概念。
3.气与抗争政治的关系
中国人用传统的“气”来抗争，是底层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为荣誉，为公平、平等而战的方式。应星的《“气”与抗争政治》采用了“气”这种全新的研究视角，既是为了克服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之间的对立，又是为了克服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两种时弊，即“移植派”和“经验派”。用“气”到“气场”来诠释底层抗争政治从个体的上访到群体性事件的活动，使得抗争政治更具有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利于解决中国现实中的抗争案例，从而有利于中国的社会稳定。
二、“气”的初始释放
“气”以抗争政治的形式被释放，是有其地方性特质的，也就是说，气是受特定地域的文化传统、生态环境和社会结构所影响的。群体抗争并非乡土社会的常态，而抗争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常常也非小农社会的主流人群，一般是，社会底层民众中有一些积极分子，即“草根领袖”，他们对某些问题高度投入，并且自发地把周围具有同样利益和情感，但没有他们投入的多的人动员起来，加入到群体利益表达行动的过程中，进行“草根动员”。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因为基层政府侵犯了自身权利和利益，而进行抗争上访。这样的一个视角理解“草根动员”，能够得出农民上访问题其实是最符合大众正常思维，和一些新闻媒体的惯性思维。因此，社会上对农民上访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让这个问题成为了谈论的热点。
《“气”与抗争政治》中提到，迫于生存环境的压力，道德震撼的出发，历史传统的延续，外部资源的导入，以及草根领袖的出现，“气”就开始释放了。当这样的“气”凝聚而且达成共鸣的时候，社会底层凝成了一股力量，聚成了一团气势，然后上升到了共同的认可，共同的信仰，那么这时候，社会的秩序就很危险了，应该得到警惕，这也是底层政治抗争的威慑性。
三、“气”的加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利益失衡局面的日益严重，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社会稳定任务已经成为地方势力的重中之重，而政绩考核也给政府带来了很多压力，其政绩考核机制主要依据是信访工作的考核，达到无集体上访，无上京上访。这就把稳定变成了控制，把团结变成了失声。在群体抗争行动刚一冒头时，就切断抗争者向高层政府诉求的管道。“花钱买平安”已然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维稳工作的思路，但也潜移默化的成为了“气”的加压。这种行为虽然可以解决部分群众的生活困难，缓解部分社会矛盾，但是大大增加了地方政治的维稳成本。而且也可能刺激民众“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这种机会主义预期和行为倾向。
地方政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维稳的心态越来越不从容，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然而底层民众对其也并不满意。底层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处于恶性矛盾循环中，社会要稳定，政治工作要强化维稳状态，基层政府就越缺乏对底层群体的利益维护，而底层群体又因为其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利益受损，导致其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强烈，因此，他们只能采取体制外的方式，甚至是暴力的方式发泄和表达不满，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更加激烈。当基层政府的打压进一步加强，导致矛盾激化时，底层群众抗争行动的目标从如何争取集体利益转化为如何保证生命安全，捍卫做人的尊严，获得底线的承认。这种遭遇使“气”再一次被加压。与西方的“为权利而斗争”不同的是中国底层群众秉持着的是“为承认而斗争”，这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而是人的尊严和社会承认的底线。 四、“气”的导引
应星在《“气”与抗争政治》中提到，“气”的导引是依法抗争的行动策略，中国农民在进行群体抗争时究竟是如何去选择司法救济或像信访这样的非司法救济手段？是不是他们去法院打官司就是“为权力而斗争”的法律意识的表现，而到党政机关上访就是信“访”不信法的“青天意识”的显露？是不是他们提起诉讼是基于诉讼的规范性和严密性，而进行信访则是因为畏于司法救济高昂的成本、繁复的程序，从而将信访作为一种代替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去“接近正义”？司法救济与信访救济对农民来说究竟是舍一就一的选择，还是兼收并蓄的运用？
中国“草根行动者”动员社会底层大多数的弱势群体进行有组织、有纪律、有目的的抗争活动，农民上访应该作为他们抗争的一个重要方式，但是也迫于现状，基层政府处理上访事件也具有强大的压力，有时会导致民众上访事件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例如会出现“要挟性上访”，民众本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这样一个原则，导致纠纷解决机制的严重不畅。其实这也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对乡村社会利益的表达、对利益纠纷解决机制中缺乏公正和公平现状的抗争。就需要我们通过合法性话语的建构、行动路径的选择以及情理法的交织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社会行动分析。应星分别在西南和华北选取了山阳移民集体上访个案、银江镇抗争性聚集个案、水城市青山村群体性行政诉讼个案，这三个案例作为依法抗争行动的三种类型的代表，对社会行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五、从“气”到“气场”
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抗争政治的又一大类，可以说是从“气”到了“气场”。“气”是中国人追求承认和尊严、抗拒蔑视和羞辱的情感驱动，而草根行动这是“气”在行动过程中释放、调控和升华的主导因素。尽管群体性事件的驱动力也与“气”有关，但这种“气”却是缺乏主导行动者的，称为“气场”。所谓“气场”指的是由未组织化的群众为了发泄不满，相互激荡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情感氛围。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激化，实际上是与“草根领袖”或者说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在社会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和残酷的打压有直接关系。基层政府本来是想用打压的方式控制上访、控制群体事件，但是效果却恰恰相反，你越打压它，激起的反弹就越大。因此，很多群体抗争实际上不是为一般的经济利益所驱，在某种意义上民众是为“气”而斗争，换句话，他是在为获得人格尊严和底线承认而奋斗。中国社会底层的群体性事件活动可以看作是学习西方的“为权利而斗争”的一种抗争维权活动，但是也不是完全的基于理性的争取权利和西方意义上的获得政治性权利，中国农民上访具有独具中国特色的草根性特点，不仅仅是用西方理性意义上的“追求利益”进行阐释，更多的是用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中的“气”作为底层民众抗争政治的重要手段和强大的驱动力。
六、总结
“气”是理解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的一个独特概念。气在乡土传统中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范畴，它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社会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推动力，是融合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中国民众所最追求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政治，其实是想表达政府对待底层民众对其进行群体抗争的时候，要尊重底层人们的最基本的人格尊严，而不要仅仅看重经济上的共同富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诉求的提高，人们最看重的也是人格尊严，要活的有尊严。
郑板桥有一首诗写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显然，我们不能在维稳的偏执型政治行为中，将那些“气”都作为视而不见的空气。政府应该做到：“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更要有这样的情怀，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心，更多关注困难群众，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加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使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社会政治伦理渐渐浮现。
【参考文献】
[1]应星.“气”与抗争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陈锋.从抗争政治、底层政治到非抗争政治—农民上访研究视角的检视、反思与拓展[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4（1）：21-27.
[3]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2）.
[4]于建嵘.农民维权与底层政治[J].东南学术，2008（3）：13-15.
作者简介：刘艺菲（1994—），女，河北邯郸人，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关键词】底层政治；气；抗争政治；维稳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中心性问题是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稳定问题的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社会出现断裂和失衡现象，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对立，干群对立的社会心态较为突出；集体上访与群体性事件在规模和烈度上不断升级。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底层政治很感兴趣，应星的《“气”与抗争政治》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视域下，深入了解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群众的细节，了解他们的需求，研究中国乡村农民群体依法抗争行动的动力和机制，分析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转变，并探讨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后果。通过乡村底层民众对政治的抗争，反映社会进程，使我们更深入理解和解释社会发展变化背后所揭示的社会底层的现象。
一、概念解析
1.气
一般意义上，人们一听到“气”，这个词，都认为跟哲学相关，或者觉得这是一个虚无缥缈，很玄乎的一个概念。而在《“气”与抗争政治》一书中“气”的含义是：现实性社会冲突与非现实性社会冲突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状态，是人对最初所遭受到的权利和利益侵害，而后这种侵害又上升为人格侵害时进行反击的驱动力，是人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人格价值展现方式。
在强大的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人一直把面子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委屈”、“冤枉”之类的气，比直接的利益受损，可能更令人愤怒。事实上，当前中国底层社会的抗争诉求本质上是“气”，说白了就是为了讨一个说法。“气”更接近于“为承认而斗争”，换成中国人的俗话讲，“人活一口气”，这个“气”也好，这个“承认”也好，都和利益、权利是不同的，是积聚了最具中国味儿的“面子”、“人情”在其中的。
2.抗争政治
抗争政治，原本起源于西方学者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美国家的一些社会运动，因此也被称为社会运动理论，后来随着理论的进步与完善，也为了对社会运动和革命进行综合性比较分析整合，又被学者概括为“抗争政治”。抗争政治，具有强烈的抗争特性，是一般的普通民众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精英政治而产生的。
应星之所以用“抗争政治”，而没用诸如革命、社会运动、集体运动这样的概念，是因为革命大多指的是高度组织化的、大规模人群参与的、旨在夺取国家政权并改变政权性质的政治活动；而社会运动一般强调的是西方民主政体下的相当程度上已被制度化的社会抗争方式，不适合中国的社会情况；集体行动指涉的范围又太广。因而，他巧妙地运用了这个既有较强的理论包含性，又有较高的理论明晰性概念。
3.气与抗争政治的关系
中国人用传统的“气”来抗争，是底层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为荣誉，为公平、平等而战的方式。应星的《“气”与抗争政治》采用了“气”这种全新的研究视角，既是为了克服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之间的对立，又是为了克服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两种时弊，即“移植派”和“经验派”。用“气”到“气场”来诠释底层抗争政治从个体的上访到群体性事件的活动，使得抗争政治更具有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利于解决中国现实中的抗争案例，从而有利于中国的社会稳定。
二、“气”的初始释放
“气”以抗争政治的形式被释放，是有其地方性特质的，也就是说，气是受特定地域的文化传统、生态环境和社会结构所影响的。群体抗争并非乡土社会的常态，而抗争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常常也非小农社会的主流人群，一般是，社会底层民众中有一些积极分子，即“草根领袖”，他们对某些问题高度投入，并且自发地把周围具有同样利益和情感，但没有他们投入的多的人动员起来，加入到群体利益表达行动的过程中，进行“草根动员”。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因为基层政府侵犯了自身权利和利益，而进行抗争上访。这样的一个视角理解“草根动员”，能够得出农民上访问题其实是最符合大众正常思维，和一些新闻媒体的惯性思维。因此，社会上对农民上访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让这个问题成为了谈论的热点。
《“气”与抗争政治》中提到，迫于生存环境的压力，道德震撼的出发，历史传统的延续，外部资源的导入，以及草根领袖的出现，“气”就开始释放了。当这样的“气”凝聚而且达成共鸣的时候，社会底层凝成了一股力量，聚成了一团气势，然后上升到了共同的认可，共同的信仰，那么这时候，社会的秩序就很危险了，应该得到警惕，这也是底层政治抗争的威慑性。
三、“气”的加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利益失衡局面的日益严重，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社会稳定任务已经成为地方势力的重中之重，而政绩考核也给政府带来了很多压力，其政绩考核机制主要依据是信访工作的考核，达到无集体上访，无上京上访。这就把稳定变成了控制，把团结变成了失声。在群体抗争行动刚一冒头时，就切断抗争者向高层政府诉求的管道。“花钱买平安”已然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维稳工作的思路，但也潜移默化的成为了“气”的加压。这种行为虽然可以解决部分群众的生活困难，缓解部分社会矛盾，但是大大增加了地方政治的维稳成本。而且也可能刺激民众“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这种机会主义预期和行为倾向。
地方政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维稳的心态越来越不从容，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然而底层民众对其也并不满意。底层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处于恶性矛盾循环中，社会要稳定，政治工作要强化维稳状态，基层政府就越缺乏对底层群体的利益维护，而底层群体又因为其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利益受损，导致其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强烈，因此，他们只能采取体制外的方式，甚至是暴力的方式发泄和表达不满，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更加激烈。当基层政府的打压进一步加强，导致矛盾激化时，底层群众抗争行动的目标从如何争取集体利益转化为如何保证生命安全，捍卫做人的尊严，获得底线的承认。这种遭遇使“气”再一次被加压。与西方的“为权利而斗争”不同的是中国底层群众秉持着的是“为承认而斗争”，这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而是人的尊严和社会承认的底线。 四、“气”的导引
应星在《“气”与抗争政治》中提到，“气”的导引是依法抗争的行动策略，中国农民在进行群体抗争时究竟是如何去选择司法救济或像信访这样的非司法救济手段？是不是他们去法院打官司就是“为权力而斗争”的法律意识的表现，而到党政机关上访就是信“访”不信法的“青天意识”的显露？是不是他们提起诉讼是基于诉讼的规范性和严密性，而进行信访则是因为畏于司法救济高昂的成本、繁复的程序，从而将信访作为一种代替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去“接近正义”？司法救济与信访救济对农民来说究竟是舍一就一的选择，还是兼收并蓄的运用？
中国“草根行动者”动员社会底层大多数的弱势群体进行有组织、有纪律、有目的的抗争活动，农民上访应该作为他们抗争的一个重要方式，但是也迫于现状，基层政府处理上访事件也具有强大的压力，有时会导致民众上访事件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例如会出现“要挟性上访”，民众本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这样一个原则，导致纠纷解决机制的严重不畅。其实这也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对乡村社会利益的表达、对利益纠纷解决机制中缺乏公正和公平现状的抗争。就需要我们通过合法性话语的建构、行动路径的选择以及情理法的交织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社会行动分析。应星分别在西南和华北选取了山阳移民集体上访个案、银江镇抗争性聚集个案、水城市青山村群体性行政诉讼个案，这三个案例作为依法抗争行动的三种类型的代表，对社会行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五、从“气”到“气场”
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抗争政治的又一大类，可以说是从“气”到了“气场”。“气”是中国人追求承认和尊严、抗拒蔑视和羞辱的情感驱动，而草根行动这是“气”在行动过程中释放、调控和升华的主导因素。尽管群体性事件的驱动力也与“气”有关，但这种“气”却是缺乏主导行动者的，称为“气场”。所谓“气场”指的是由未组织化的群众为了发泄不满，相互激荡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情感氛围。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激化，实际上是与“草根领袖”或者说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在社会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和残酷的打压有直接关系。基层政府本来是想用打压的方式控制上访、控制群体事件，但是效果却恰恰相反，你越打压它，激起的反弹就越大。因此，很多群体抗争实际上不是为一般的经济利益所驱，在某种意义上民众是为“气”而斗争，换句话，他是在为获得人格尊严和底线承认而奋斗。中国社会底层的群体性事件活动可以看作是学习西方的“为权利而斗争”的一种抗争维权活动，但是也不是完全的基于理性的争取权利和西方意义上的获得政治性权利，中国农民上访具有独具中国特色的草根性特点，不仅仅是用西方理性意义上的“追求利益”进行阐释，更多的是用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中的“气”作为底层民众抗争政治的重要手段和强大的驱动力。
六、总结
“气”是理解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的一个独特概念。气在乡土传统中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范畴，它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社会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推动力，是融合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中国民众所最追求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政治，其实是想表达政府对待底层民众对其进行群体抗争的时候，要尊重底层人们的最基本的人格尊严，而不要仅仅看重经济上的共同富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诉求的提高，人们最看重的也是人格尊严，要活的有尊严。
郑板桥有一首诗写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显然，我们不能在维稳的偏执型政治行为中，将那些“气”都作为视而不见的空气。政府应该做到：“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更要有这样的情怀，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心，更多关注困难群众，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加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使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社会政治伦理渐渐浮现。
【参考文献】
[1]应星.“气”与抗争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陈锋.从抗争政治、底层政治到非抗争政治—农民上访研究视角的检视、反思与拓展[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4（1）：21-27.
[3]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2）.
[4]于建嵘.农民维权与底层政治[J].东南学术，2008（3）：13-15.
作者简介：刘艺菲（1994—），女，河北邯郸人，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