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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德国在进行种族纯净化的同时，“一体化”运动也开始荡涤文化领域。这个曾经诞生过海涅、歌德等伟大诗人的民族，开始把钢铁浇铸进了诗歌之中。第三帝国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讴歌的赞美诗……
“所有伟大的诗作都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布莱希特
1933年1月30日，德国政坛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位出身贫寒的下岗画家、退伍军人，在这个注重门第和阀阅的国家里，登上了总理的宝座。
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当这位天才的煽动家，在德国议会大厦激动地发表宣言时，整个德国并不知道，历史正在进入一场长达12年的亢奋高潮，并在最后迎来致命的终结。
曾经受人欺凌的德意志，在希特勒那钢铁意志的率领下，开始在意志、心志乃至旗帜各方面进行全面的锻造：在那钢制的古罗马大纛下，复活了那曾经战无不胜的古罗马帝国的军礼，德国人在伸直了手臂的同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腰杆也伸直了。
这个曾经诞生过海涅、歌德等伟大诗人的民族，开始把钢铁浇铸进了诗歌之中。第三帝国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讴歌的赞美诗……
文化大扫荡
在“新生”的德意志领导人眼中，以往的一切充满了“封、资、修”，必须进行一次触及灵魂深处的文化“大扫荡”，对公众生活进行“政治解毒”。
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德国在进行种族纯净化的同时， “一体化”运动也开始荡涤文化领域。文学被定位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投枪和匕首， “政治写作、阶级写作和专制写作” 成为时代的主流。
纳粹党的效率相当地高：从作家、出版商到书商、图书馆员等，每个环节都迅速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文学作品的创作、流通，也如同军火一般，受到了严格的监管。不符合主流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被作为“堕落、反动”的精神污染而清除。焚书运动和禁书“黑名单”，则确保了国家公民们，尤其是青少年们不被污染。
波恩大学的文学博士戈培尔，一位犹太教授的高足，作为党的“才子”兼忠诚战士，在帝国宣传部建立了文化协会，以便团结、带领、教育和改造文化领域的精英们，把他们“统一到帝国的领导下，赋予他们统一的方向” 。戈培尔认为，“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到1938年底，纳粹党共将84批、约5000名不听话的科技和文化界人士驱逐出国。这些背井离乡者是幸运的，他们终于躲开了毒气室和焚尸炉。
一个名叫“帝国德语文学推进中心”的机构，负责那些能鼓舞人的优秀文学产品的“生产”；而另一个叫做“国社党监察委员会”的机构，则成为质量监督总局，专门负责对那些关系到党的生命安全的哲学、政治出版物以及教科书等，进行质量检查。
纳粹党的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群纳粹“新诗人”涌现出来。他们的作品成为全社会献给纳粹党的集体情诗，更成为大干“国家社会主义”的战歌。这些作品甚至被谱成歌曲，响彻第三帝国。
这个狂飙年代的新烈士和新偶像，是一位名叫豪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的诗人兼冲锋队领袖。豪斯特•威塞尔死于纳粹党夺得政权前的曙光之中。尽管有人说他是死于政敌的暗杀，也有人说他无非因为争夺妓女，而被情敌干掉，版本各异，但这并不妨碍纳粹党将他制造成新时代的偶像。他的诗歌作品《高举旗帜》，被纳粹党定为党歌（歌名又称《豪斯特•威塞尔之歌》）。在全力包装和炒作下，这首“第二国歌”随着德军的铁蹄而唱遍了欧洲、北非以及大西洋的深处。
这些闪着刺刀寒光的诗歌，能成为传唱一时的流行歌曲，当然不只是靠着纳粹党。
早在第三帝国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之前，包括科本霍依埃尔（Kolbenheyer）、布鲁克（Blunck）、弗伦森（Frenssen）在内的一批激进作家，就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流行元素之一。
纳粹党执政后，“革命”作家们的作品，被称为“真正德国文献”，成为第三帝国新的圣经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新圣经”，纳粹不遗余力地予以扶持和宣扬。
希特勒早在取得政权之前就鲜明地提出：“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在纳粹党执政的短短数年间，德国经济得到腾飞。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更为重要的是，在高效率的国家机器安排下，绝大多数德国公民（除了那些“国家公敌”）都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社会保险、国民福利、有薪休假等，这些“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希特勒更是宣称要让“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民意的支持，令纳粹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控制更为得心应手、理直气壮。
在那些“真正德国文献”的示范下，第三帝国建立起了有严格程式的官方写作规范。在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配合下，与这些范本不相吻合的靡靡之音，一概被批判，甚至被消灭。“真正德国文献”终于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真正德国刺刀”。
作为第三帝国“团结”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帝国作家协会设定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和政审标准：“雅利安鉴定”。“雅利安鉴定”，就是要作家们书面保证对国家的忠诚，承认国家有“审查和照管的权力”。这其实是一张充满“霸王条款”的卖身协议，但也是通向利益的金色台阶。不管是真的为了理念，还是只为了饭碗，“雅利安鉴定”终于成为那些德意志作家们时尚的行为艺术，尽管他们的前辈同行们曾经有着世界上最高傲的头颅和心灵。在纳粹党的支持下，一批作家既在政治上“成长”为领导干部，也在经济上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则成为这一帝国文化“军队”的“精锐”所在。一群年轻的政治诗人，在帝国的支持成为党的接班人。
刀尖上的诗歌
将领袖神化，成为帝国文艺工作者的伟大使命。
著名纳粹诗人格哈德•舒曼（Gerhart Schumann）热烈地讴歌道：
“只有希特勒会拯救我们！
只有希特勒能解放我们！”
这成为“领袖”诗歌的基本思维模式。在帝国的宗教般的宣传体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为德意志的耶稣。无论国旗、党旗还是军旗，都成了“希特勒的伟大旗帜”；无论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战士和学生。
“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领袖
我们紧握他的手……
我们向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
至死不渝……”
在诗人们的笔下，希特勒显然必须繁忙地应对他的身份：他是国家的父亲，要照料几千万的儿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导迷途的羔羊并为他们而牺牲；他是统帅、导师……以及大众的情人。
在领袖的指引下，第三帝国的诗人们将诗歌化为战斗的号角，这些激昂的词句，甚至至今还令各地愤青们热血沸腾。
如同世界上其它的军歌一样，纳粹党诗人眼中，世界是完全二元对立的，即使同样的死亡，也完全有着不同的意义。
“在井栏上把长刀磨利，
用长刀刺进犹太人的身体，
血要淌得又稠又急
……血必须涌流……
犹太会堂里吊起一头黑猪
把手榴弹塞进议会大楼！
血必须涌流……
把婊子从御床上拖起来，
用犹太胖子给断头台上油，
血必须涌流。”
这类“抽筋”、“剥皮”、“下油锅”的革命词汇，能有效地压制“革命者”那内心深处被人性本能所激发出来的畏惧。而充斥其中的粗词鄙语，则以草根形式，记录下那个野蛮时代的非常态生活和心理。
纳粹诗人们不仅拿起笔杆子热烈地歌颂领袖，也扛起了枪杆子投入了战场。
汉斯•保曼（Hans Baumann）是帝国青年的骄傲，因其对“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突出贡献，而荣获纳粹党内最高荣誉之一“迪特里希•艾卡特奖”（Dietrich Eckart Preis）。他不仅能写诗，而且能作曲，第三帝国官方工会“帝国劳工阵线” 的会歌，就是他的作品，标题充满了纳粹特色:《朽骨战栗》。作为帝国青年部的文化事务负责人，保曼成为纳粹党团结和凝聚青少年的核心人物。他在帝国诗人大会发表的著名演讲《对诗人的考验》，成为帝国诗人们用诗歌捍卫“神圣的纳粹主义”的号角。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典型，并没有在后方享受自己的荣耀，在1939到1945年的六年间，汉斯•保曼以501宣传连连长的身份，驻守在德国东部战线，与冰雪严寒及枪林弹雨朝夕为伍。
格哈德•舒曼直接扛起了枪，在前线浴血奋战，直到1942年受伤后才回到斯图加特，随后成为武装党卫队高级军官；海因里希•阿纳克虽然是瑞士人，却主动加入德国国籍，作为帝国文化协会委员，战争期间，他一直服务在最前线，有时分析情报，有时当卫生员，有时则干脆扛枪作战……
纳粹的诗歌能作为枪炮和刺刀使用，并且锋利无比，或者正是因为诗人们用自己的血肉，走出象牙塔，实践了一种残酷的血与火的“行为艺术”。
“内心流亡”
希特勒的刺刀，并不能将所有的诗歌都挑在刀尖上。在帝国的阴影中，还存在着非主流的地下诗歌。
内心流亡（Innere Emigration）成为德语文学界乃至其它强权体制下的一个特有现象：肉体被捆绑在了体制的战车上，内心却可以选择漠视、逃离甚至反抗。这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所谓“腹诽”。
体制外的一些作家，选择了抗争，这无疑需要决绝的勇气：要面对成为“国家敌人”的杀身之祸。其中的集中营文学，就是这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代表。有意思的是，可能因为已经置诸死地，一些集中营的管理者，反而干脆对集中营内的反抗文学大开绿灯。
用诗歌作武器反抗第三帝国的代表作，一般认为是弗里德里希•荣格尔的“颂歌”《罂粟花》。这首诗歌尖锐地嘲讽了纳粹以民族救星自居的行径：
“游说者让我反感……
江湖术士靠花言巧语，骗子靠牵强附会为生，
救星，拯救欺诈，医生，畏惧死亡……”
盖世太保对荣格尔进行了调查，但蹊跷的是，对于这位一度积极投身纳粹运动的体制内诗人，盖世太保似乎选择了网开一面。在整个第三帝国期间，荣格尔奇迹般地毫发未损，甚至还能继续出版作品。而《罂粟花》的出版商，却不得不承受杂志被禁、全家被捕的悲惨命运。究竟是纳粹的宽容，还是另有隐情，这也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迷团。
体制内的一些作家，选择了离开，放弃特权、地位和被豢养的生活。退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的女诗人胡赫（Ricarda Huch），当时已经80多岁了。在战争最后两年，她写下了多首反抗纳粹的诗歌，如《至无名的死者》、《我的心，我的狮子》等，认为纳粹犯下了“血红的罪责”，并将这种罪行比作被捕获的猎物，而诗人的心灵则正是“紧紧抓住它的猎物”“绝不放手”、无所畏惧的狮子。这位被人称为“德国第一夫人”的老太太，甚至敢于写诗赞美刺杀希特勒的“叛徒”。吊诡的是，与荣格尔一样，胡赫奇迹般地被戈培尔那可怕的专政工具忽视了。
更多的“内心流亡”者，没有勇气、更没有资本来进行高调的针锋相对。他们只能选择田园牧歌、历史传奇等中性主题，用影射等隐晦手法进行消极抵抗。当然，也有人干脆沉溺于类似十四行诗那样的“精装文学”，躲进文字技巧中，“用诗歌赦免自己”，同时也麻木自己。历史题材作品，尽管不断地受到严密审查，却出现了相对繁荣的景象。一些非纳粹党办的刊物，如《德国评论》（Deutsche Rundschau）、《新评论》（Neue Rundschau）及《王冠》（Corona）等，成为“内心流亡”的主要地点。
废墟
1945年，希特勒的自杀结束了一个时代。那些成为刺刀的诗歌，被帝国的废墟掩埋了，而那些曾经持刀的诗人们，则不得不在帝国的废墟中挣扎求生。
汉斯•保曼进了苏联人的战俘营，学会了木雕的同时，还学会了俄语。这位昔日的青年领袖，成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了大量青少年小说、散文和童谣，有的至今流行。在他的儿童文学中，用寓言式笔调描写历史事件，反映人在极端权力下的思想状态。有人将这看作是他对历史的反思，也有人认为他试图通过对纳粹领袖的批判，淡化或者部分推脱自己的责任。
海因里希•阿纳克则“幸运”地被英国人关押，参加60天强制劳动，进行“去纳粹化改造”。而在苏占区，他的作品被定为文化领域的毒草，需要坚决清除，如同当年他们清除他人的作品一样。他一直以创作为生，不问政治，成了新时代的另类“内心流亡者”。
格哈德•舒曼则一直忠于自己的政治信念，成为右翼的旗帜性人物。在被关押3年后，他成立了“欧洲图书俱乐部”，拥有二十余万会员，其中有相当多的名人，大量出版右翼作家的作品。该俱乐部被贝塔斯曼集团收购后，其中的一些右翼写手，也成为贝塔斯曼的作家。
从纳粹激进者奇怪地转变为“内心流亡者”的弗里德里希•荣格尔，则成为战后德国文坛的风云人物，获奖无数，成为极少数能在任何政治气候下都“畅销”的“风派人物”。
（作者现旅居德国及澳大利亚，从事德国与晚清关系史的研究）
“所有伟大的诗作都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布莱希特
1933年1月30日，德国政坛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位出身贫寒的下岗画家、退伍军人，在这个注重门第和阀阅的国家里，登上了总理的宝座。
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当这位天才的煽动家，在德国议会大厦激动地发表宣言时，整个德国并不知道，历史正在进入一场长达12年的亢奋高潮，并在最后迎来致命的终结。
曾经受人欺凌的德意志，在希特勒那钢铁意志的率领下，开始在意志、心志乃至旗帜各方面进行全面的锻造：在那钢制的古罗马大纛下，复活了那曾经战无不胜的古罗马帝国的军礼，德国人在伸直了手臂的同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腰杆也伸直了。
这个曾经诞生过海涅、歌德等伟大诗人的民族，开始把钢铁浇铸进了诗歌之中。第三帝国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讴歌的赞美诗……
文化大扫荡
在“新生”的德意志领导人眼中，以往的一切充满了“封、资、修”，必须进行一次触及灵魂深处的文化“大扫荡”，对公众生活进行“政治解毒”。
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德国在进行种族纯净化的同时， “一体化”运动也开始荡涤文化领域。文学被定位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投枪和匕首， “政治写作、阶级写作和专制写作” 成为时代的主流。
纳粹党的效率相当地高：从作家、出版商到书商、图书馆员等，每个环节都迅速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文学作品的创作、流通，也如同军火一般，受到了严格的监管。不符合主流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被作为“堕落、反动”的精神污染而清除。焚书运动和禁书“黑名单”，则确保了国家公民们，尤其是青少年们不被污染。
波恩大学的文学博士戈培尔，一位犹太教授的高足，作为党的“才子”兼忠诚战士，在帝国宣传部建立了文化协会，以便团结、带领、教育和改造文化领域的精英们，把他们“统一到帝国的领导下，赋予他们统一的方向” 。戈培尔认为，“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到1938年底，纳粹党共将84批、约5000名不听话的科技和文化界人士驱逐出国。这些背井离乡者是幸运的，他们终于躲开了毒气室和焚尸炉。
一个名叫“帝国德语文学推进中心”的机构，负责那些能鼓舞人的优秀文学产品的“生产”；而另一个叫做“国社党监察委员会”的机构，则成为质量监督总局，专门负责对那些关系到党的生命安全的哲学、政治出版物以及教科书等，进行质量检查。
纳粹党的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群纳粹“新诗人”涌现出来。他们的作品成为全社会献给纳粹党的集体情诗，更成为大干“国家社会主义”的战歌。这些作品甚至被谱成歌曲，响彻第三帝国。
这个狂飙年代的新烈士和新偶像，是一位名叫豪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的诗人兼冲锋队领袖。豪斯特•威塞尔死于纳粹党夺得政权前的曙光之中。尽管有人说他是死于政敌的暗杀，也有人说他无非因为争夺妓女，而被情敌干掉，版本各异，但这并不妨碍纳粹党将他制造成新时代的偶像。他的诗歌作品《高举旗帜》，被纳粹党定为党歌（歌名又称《豪斯特•威塞尔之歌》）。在全力包装和炒作下，这首“第二国歌”随着德军的铁蹄而唱遍了欧洲、北非以及大西洋的深处。
这些闪着刺刀寒光的诗歌，能成为传唱一时的流行歌曲，当然不只是靠着纳粹党。
早在第三帝国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之前，包括科本霍依埃尔（Kolbenheyer）、布鲁克（Blunck）、弗伦森（Frenssen）在内的一批激进作家，就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流行元素之一。
纳粹党执政后，“革命”作家们的作品，被称为“真正德国文献”，成为第三帝国新的圣经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新圣经”，纳粹不遗余力地予以扶持和宣扬。
希特勒早在取得政权之前就鲜明地提出：“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在纳粹党执政的短短数年间，德国经济得到腾飞。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更为重要的是，在高效率的国家机器安排下，绝大多数德国公民（除了那些“国家公敌”）都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社会保险、国民福利、有薪休假等，这些“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希特勒更是宣称要让“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民意的支持，令纳粹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控制更为得心应手、理直气壮。
在那些“真正德国文献”的示范下，第三帝国建立起了有严格程式的官方写作规范。在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配合下，与这些范本不相吻合的靡靡之音，一概被批判，甚至被消灭。“真正德国文献”终于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真正德国刺刀”。
作为第三帝国“团结”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帝国作家协会设定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和政审标准：“雅利安鉴定”。“雅利安鉴定”，就是要作家们书面保证对国家的忠诚，承认国家有“审查和照管的权力”。这其实是一张充满“霸王条款”的卖身协议，但也是通向利益的金色台阶。不管是真的为了理念，还是只为了饭碗，“雅利安鉴定”终于成为那些德意志作家们时尚的行为艺术，尽管他们的前辈同行们曾经有着世界上最高傲的头颅和心灵。在纳粹党的支持下，一批作家既在政治上“成长”为领导干部，也在经济上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则成为这一帝国文化“军队”的“精锐”所在。一群年轻的政治诗人，在帝国的支持成为党的接班人。
刀尖上的诗歌
将领袖神化，成为帝国文艺工作者的伟大使命。
著名纳粹诗人格哈德•舒曼（Gerhart Schumann）热烈地讴歌道：
“只有希特勒会拯救我们！
只有希特勒能解放我们！”
这成为“领袖”诗歌的基本思维模式。在帝国的宗教般的宣传体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为德意志的耶稣。无论国旗、党旗还是军旗，都成了“希特勒的伟大旗帜”；无论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战士和学生。
“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领袖
我们紧握他的手……
我们向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
至死不渝……”
在诗人们的笔下，希特勒显然必须繁忙地应对他的身份：他是国家的父亲，要照料几千万的儿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导迷途的羔羊并为他们而牺牲；他是统帅、导师……以及大众的情人。
在领袖的指引下，第三帝国的诗人们将诗歌化为战斗的号角，这些激昂的词句，甚至至今还令各地愤青们热血沸腾。
如同世界上其它的军歌一样，纳粹党诗人眼中，世界是完全二元对立的，即使同样的死亡，也完全有着不同的意义。
“在井栏上把长刀磨利，
用长刀刺进犹太人的身体，
血要淌得又稠又急
……血必须涌流……
犹太会堂里吊起一头黑猪
把手榴弹塞进议会大楼！
血必须涌流……
把婊子从御床上拖起来，
用犹太胖子给断头台上油，
血必须涌流。”
这类“抽筋”、“剥皮”、“下油锅”的革命词汇，能有效地压制“革命者”那内心深处被人性本能所激发出来的畏惧。而充斥其中的粗词鄙语，则以草根形式，记录下那个野蛮时代的非常态生活和心理。
纳粹诗人们不仅拿起笔杆子热烈地歌颂领袖，也扛起了枪杆子投入了战场。
汉斯•保曼（Hans Baumann）是帝国青年的骄傲，因其对“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突出贡献，而荣获纳粹党内最高荣誉之一“迪特里希•艾卡特奖”（Dietrich Eckart Preis）。他不仅能写诗，而且能作曲，第三帝国官方工会“帝国劳工阵线” 的会歌，就是他的作品，标题充满了纳粹特色:《朽骨战栗》。作为帝国青年部的文化事务负责人，保曼成为纳粹党团结和凝聚青少年的核心人物。他在帝国诗人大会发表的著名演讲《对诗人的考验》，成为帝国诗人们用诗歌捍卫“神圣的纳粹主义”的号角。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典型，并没有在后方享受自己的荣耀，在1939到1945年的六年间，汉斯•保曼以501宣传连连长的身份，驻守在德国东部战线，与冰雪严寒及枪林弹雨朝夕为伍。
格哈德•舒曼直接扛起了枪，在前线浴血奋战，直到1942年受伤后才回到斯图加特，随后成为武装党卫队高级军官；海因里希•阿纳克虽然是瑞士人，却主动加入德国国籍，作为帝国文化协会委员，战争期间，他一直服务在最前线，有时分析情报，有时当卫生员，有时则干脆扛枪作战……
纳粹的诗歌能作为枪炮和刺刀使用，并且锋利无比，或者正是因为诗人们用自己的血肉，走出象牙塔，实践了一种残酷的血与火的“行为艺术”。
“内心流亡”
希特勒的刺刀，并不能将所有的诗歌都挑在刀尖上。在帝国的阴影中，还存在着非主流的地下诗歌。
内心流亡（Innere Emigration）成为德语文学界乃至其它强权体制下的一个特有现象：肉体被捆绑在了体制的战车上，内心却可以选择漠视、逃离甚至反抗。这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所谓“腹诽”。
体制外的一些作家，选择了抗争，这无疑需要决绝的勇气：要面对成为“国家敌人”的杀身之祸。其中的集中营文学，就是这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代表。有意思的是，可能因为已经置诸死地，一些集中营的管理者，反而干脆对集中营内的反抗文学大开绿灯。
用诗歌作武器反抗第三帝国的代表作，一般认为是弗里德里希•荣格尔的“颂歌”《罂粟花》。这首诗歌尖锐地嘲讽了纳粹以民族救星自居的行径：
“游说者让我反感……
江湖术士靠花言巧语，骗子靠牵强附会为生，
救星，拯救欺诈，医生，畏惧死亡……”
盖世太保对荣格尔进行了调查，但蹊跷的是，对于这位一度积极投身纳粹运动的体制内诗人，盖世太保似乎选择了网开一面。在整个第三帝国期间，荣格尔奇迹般地毫发未损，甚至还能继续出版作品。而《罂粟花》的出版商，却不得不承受杂志被禁、全家被捕的悲惨命运。究竟是纳粹的宽容，还是另有隐情，这也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迷团。
体制内的一些作家，选择了离开，放弃特权、地位和被豢养的生活。退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的女诗人胡赫（Ricarda Huch），当时已经80多岁了。在战争最后两年，她写下了多首反抗纳粹的诗歌，如《至无名的死者》、《我的心，我的狮子》等，认为纳粹犯下了“血红的罪责”，并将这种罪行比作被捕获的猎物，而诗人的心灵则正是“紧紧抓住它的猎物”“绝不放手”、无所畏惧的狮子。这位被人称为“德国第一夫人”的老太太，甚至敢于写诗赞美刺杀希特勒的“叛徒”。吊诡的是，与荣格尔一样，胡赫奇迹般地被戈培尔那可怕的专政工具忽视了。
更多的“内心流亡”者，没有勇气、更没有资本来进行高调的针锋相对。他们只能选择田园牧歌、历史传奇等中性主题，用影射等隐晦手法进行消极抵抗。当然，也有人干脆沉溺于类似十四行诗那样的“精装文学”，躲进文字技巧中，“用诗歌赦免自己”，同时也麻木自己。历史题材作品，尽管不断地受到严密审查，却出现了相对繁荣的景象。一些非纳粹党办的刊物，如《德国评论》（Deutsche Rundschau）、《新评论》（Neue Rundschau）及《王冠》（Corona）等，成为“内心流亡”的主要地点。
废墟
1945年，希特勒的自杀结束了一个时代。那些成为刺刀的诗歌，被帝国的废墟掩埋了，而那些曾经持刀的诗人们，则不得不在帝国的废墟中挣扎求生。
汉斯•保曼进了苏联人的战俘营，学会了木雕的同时，还学会了俄语。这位昔日的青年领袖，成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了大量青少年小说、散文和童谣，有的至今流行。在他的儿童文学中，用寓言式笔调描写历史事件，反映人在极端权力下的思想状态。有人将这看作是他对历史的反思，也有人认为他试图通过对纳粹领袖的批判，淡化或者部分推脱自己的责任。
海因里希•阿纳克则“幸运”地被英国人关押，参加60天强制劳动，进行“去纳粹化改造”。而在苏占区，他的作品被定为文化领域的毒草，需要坚决清除，如同当年他们清除他人的作品一样。他一直以创作为生，不问政治，成了新时代的另类“内心流亡者”。
格哈德•舒曼则一直忠于自己的政治信念，成为右翼的旗帜性人物。在被关押3年后，他成立了“欧洲图书俱乐部”，拥有二十余万会员，其中有相当多的名人，大量出版右翼作家的作品。该俱乐部被贝塔斯曼集团收购后，其中的一些右翼写手，也成为贝塔斯曼的作家。
从纳粹激进者奇怪地转变为“内心流亡者”的弗里德里希•荣格尔，则成为战后德国文坛的风云人物，获奖无数，成为极少数能在任何政治气候下都“畅销”的“风派人物”。
（作者现旅居德国及澳大利亚，从事德国与晚清关系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