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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大内隆雄是日本福冈柳川人，他移民到中国东北后开始喜欢文学，而当时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后来成为“中国东北文学翻译第一人”。在1935年至1945年的10年间，大内先后完成了百余篇东北作家的作品译介，占当时日语文学译介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他的文学翻译成就得益于良好的中日文字功底以及对东北人文文化的深刻体会，成为东北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存在。
[关键词]大内隆雄；伪满洲国文学；东北现代文学翻译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01（2016）03-0100-05
一、一个日本移民的“满洲”人生
大内隆雄是日本福冈的柳川人，在14岁时，他投奔在伪满洲国经商的叔叔而来到中国东北——长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大内又回到了日本。他的一生，在中国生活了25年。大内的异国生涯既是艰难的，又是成功的。他在少年时代来到中国，而回到日本时已近不惑之年。他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都留在了中国，以岁月和光阴为代价，借助中日两种文字置换的超强能力，成为东北现代文学的著名翻译家。2000年，日本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冈田英树，在自己的著述《文学にみる「満洲国」の位相》中发现和挖掘出大内隆雄的业绩，那以后这位翻译家才逐渐为人所知。
1921年大内隆雄来长春时，恰好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前十年。当时的日本正在积极准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作为日本“国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断地动员日本的各色人等作为移民到中国的东北来。这件事始于日俄战争之后，20世纪初随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建立，已渐有多达15万的日本移民来到中国东北，他们在大连、沈阳等城市落脚。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移民的速度成几何数字增长，到日本战败时已达150万之多。
大内隆雄并不在近代以降最早来东北的一批人之列。考察他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禀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他与文学的结缘，除了在日本时学校教育的基础以外，完全是来到中国东北以后的事情。1923年满铁社员小仓吉利和山本留藏发行手抄本杂志《黎明》时，大内隆雄开始成为撰稿人；同年，还出版了个人诗集《砂》；1925年，他获得了《长春实业新闻》征文奖，小说的题目是《情感的微尘》，内容描写了在中国东北创业的日本人。
当时大内隆雄的身份，还是长春商业学校的学生。毕业以后由于成绩优异，被满铁保送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深造。①在上海的四年时间里，他不但从一个文学青年起步，而且真正地步入了文人的行列。当时正是中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蓬勃发展的时期，初出茅庐的大内在上海结识了田汉、郁达夫、郭沫若、欧阳予倩、郑伯奇等中国知名左翼作家，接受了革命文学和文学革命的素养与熏陶。这种经历，影响了大内隆雄的一生。返回大连以后，大内隆雄进入满铁工作，三年以后因左翼嫌疑被捕，旋即退出满铁。在沈阳蛰居两年以后，1935年早春大内才接受日日新闻社的邀请，去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
“满铁”公司中出现左翼运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不能允许的。截止1942年12月底，新京高等检查厅逮捕了近40名嫌犯，其中包括1932年被捕的大内隆雄；大上末广、佐藤大四郎等满洲评论社的左翼人士等先后惨死在狱中，满铁的左翼活动被彻底瓦解。大内隆雄从中廓清了自己的生存现实，确立了以文学翻译为主业的人生方向，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伪满洲国文坛上东北作家和作品的传声筒。祝力新：《〈满洲评论〉及其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30页。
大内隆雄的文学翻译活动实际上是始于20年代中期的。据刘春英先生的统计：“大内隆雄1925年开始陆续翻译了创造社作家张资平的小说《植树节》、《密约》和郭沫若的《落叶》的部分章节以及东北的部分代表作家疑迟、石军、苦力等人的多部作品，登载在《长春实业新闻》与《满蒙》等杂志上”。刘春英：《“新京”时代的日本作家与作品》，《外国问题研究》 2007年第1期。如果姑且不论在读书期间所译的上述作品，那么大内隆雄集中从事东北文学翻译的时间，到伪满洲国倒台为止恰好是整整10年。
二、中日学界的总体认识
关于大内隆雄的文学翻译实绩，可以查到的资料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日本的，代表作是冈田英树的《文学にみる「満洲国」の位相》。作者在这本书里专门列出第三章“中国文学翻译家大内隆雄”，对大内作为翻译家的地位、影响力和业绩，做了全面地、中肯地评价。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2000年，由日本的研文出版发行。2001年年底，该书的中译本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译者是靳丛林先生。另一类是中国散见的评论文章，这方面可以列举出梅定娥的《大内隆雄的翻译》（《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和祝然的《伪满洲国时期大内隆雄文学翻译活动研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年第2期）等。从时间上来讲，国内的评论文章大抵上要晚于日本的研究成果十年以上，而且显然受到了日本研究成果的影响。
以祝然的文章为例，作者总结出“目前收集到大内隆雄在1935年至1945年的10年时间里翻译出的小说作品43篇，单行本五部。其中古丁四篇（部）、小松五篇、疑迟七篇、田兵两篇、远犀一篇、何醴征一篇、今明一篇、盘古一篇、辽丁一篇、爵青六篇（部）、石军三篇、巴宁一篇、吴瑛一篇、戈禾一篇、王秋萤一篇、关沫南一篇、山丁三部、刘汉一篇、但娣一篇、牧穆中一篇。其中古丁、迟疑、爵青、小松属于《明明》、《艺文志》同人作家群；王秋萤、山丁、戈禾、吴瑛、但娣等人属于《文选》、《文丛》同人作家群；田兵、石军属于《作风》同人作家群；关沫南属于哈尔滨左翼作家群。这些作家基本涵盖了当时伪满洲国的主要作家群体，在地域上也覆盖了奉天（今沈阳）、新京（今长春）以及哈尔滨等地，十分具有全面性”。祝然：《伪满洲国时期大内隆雄文学翻译活动研究》，《东北亚外语研究》 2014年第2期。其中，或许是误印的原因，东北作家疑迟的名字被写成了“迟疑”；辽丁是爵青的笔名，同为一个作家的作品却被统计成了“辽丁一篇、爵青六篇”。所以，对大内隆雄的翻译成果的鸟瞰和概括虽然清晰简洁，可信程度却打了折扣。不仅如此，统计方法上也似乎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冈田英树在1987年完成的《东北沦陷期日译文学作品目录》中，面对的是同一史料，结果却并不相同。根据冈田的统计，此间大内隆雄的翻译成果为110篇；在这个目录的结尾，附了一个补充说明：“在这里汇集了翻译而未曾被发表的作品，以及是否被发表过还不清楚的作品”。冈田英树：《东北沦陷期日译文学作品目录》，《立命馆大学外国文学研究》 1987年第78期。现经笔者查实，冈田英树当时拿捏不准的13篇中，确有1篇已经发表过。笔者找到了吴郎的《豆腐生涯》，译文发表在《满洲观光》第5卷第11号上。如此说来，冈田英树的这个目录中，经大内隆雄翻译的东北作家的作品总数应改为111篇。
冈田英树在《伪满洲国文学》中这样写道：“毫无遗漏地列举出他的全部翻译是不可能的，以前我曾编过伪满洲国日译满洲中国作家作品目录，即使据不完全的资料也可判明翻译者名字的作品有142篇，其中就有大内所译110篇。这个目录当然需要大幅补充，但仍可查明大内‘一手承担’的实际情况”。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伪满洲国文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6—237页。笔者既尊重所有大内隆雄的研究学者的辛勤劳作，也十分认可冈田英树的“一手承担”的学术结论。
关于这一点，梅定娥在她的文章中已经谈到了一些。笔者注意到，2012年梅先生在京都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完成了专著《古丁研究――「満州国」に生きた文化人》。这样看来，大内隆雄不但应该在她的视野之内，而且相当熟悉。她在文章中，首次对大内隆雄的文学翻译提出了一些异议和批评，诸如大内的误译和省略等问题。
她对大内的总体看法是：“《原野》的翻译也暴露了大内隆雄不懂东北民众的口语习惯，更不懂包括诸多民俗和民间常识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他虽然在长春和上海学到了标准的汉语，接触到了当时活跃的作家，甚至对华南等地做过实地调查，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相当的了解，但他还是对中国巨大的地域性差异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缺乏理解。况且‘满洲国’乃伪满政权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乌合之地，民众思想的曲折和强韧岂是他一个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所能洞悉，可他本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为克服这些问题做过努力。”梅定娥：《大内隆雄的翻译》，《外国文学评论》 2013年第1期。
中篇小说《原野》是伪满洲国文坛作家古丁的代表作之一，1938年最初发表于《明明》杂志第3卷第1期；后见于1939年9月由东京三和书房出版的《原野》中，译者大内隆雄。
《原野》表现的是东京大学法学学士钱经邦，回到故乡以后的经历：“小说塑造了一群生活于原野、对他人和社会没有任何益处、犹如失掉了咸味的盐一样颓废没落的中国人形象。但魏局长等人的性格是‘满洲国’殖民傀儡官吏体制的产物，因此小说实际隐藏着一条反帝的深层主题”。梅定娥：《大内隆雄的翻译》，《外国文学评论》 2013年第1期。暂且不论这部小说是否存在一个反帝的深层主题，对于译者大内隆雄而言，重要的问题在于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把这样一部作品介绍给日本的读者的。
译者是作者的代言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再创作。作为“一手承担”伪满洲国文坛日语文学翻译的人，与作者共通着脉搏对大内隆雄而言，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职业要求。也就是说，必须首先走进作家的艺术世界，然后才有可能驰骋于自己的翻译天地之间。这对战争期间的日本人而言，即是一种文化立场的移位，又是一种文学素养的考量。大内隆雄是热衷于将战时东北作家的小说创作，介绍给伪满洲国的文坛和日本读者的，他是译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已有的批评声音中，还特别肯定了他的文学鉴赏能力：“他的日语表现能力姑且不论，其翻译几乎是准确的。而且选择作品也很有眼力，如但娣《售血者》、古丁《原野》、关沫南《两船家》、爵青《废墟之书》、山丁《绿色的谷》、王秋萤《矿坑》、小松《人造绢丝》、疑迟《北荒》、袁犀《邻三人》等，都是各作家的代表作。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研究者也给了这些作品以积极的评价”。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伪满洲国文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7—238页。
“日本文坛以一种猎奇的眼光解读‘满人’作品，从中寻找与他们定义的殖民地形象相符合的落后野蛮的‘土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以满足其殖民者居高临下的虚荣心，对此，‘满人’作家非常反感”。梅定娥：《大内隆雄的翻译》，《外国文学评论》 2013年第1期。大内隆雄也是日本人，作为殖民统治者的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习性，是历史的倒错带给他的必然的优越感。尽管如此，作为翻译家他仍然以职业的敏感，对殖民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做出过批评，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发表过为东北作家辩护的言论。他是反对完全无视“满洲人”的意见，或者对作品给予不当的、过低的评价的。他也是一个活得很艰难、很矛盾的人物，在没有威胁到自己生存方式和根本利益的时候，他往往会表现出对东北作家的创作理解的一面，这也是有证可查的。冈田英树认为：“可以说，当时在满洲，大内是最优秀的翻译家”。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伪满洲国文学》，第241页。
三、“满洲”人生的声响与色彩
如果从宿命论的角度来说，大内隆雄无疑是生不逢时的。他赶上了一个太过复杂、也太过黑暗的时代。他为自己所生存的那个时代，承担了太多的过错、无奈与误解。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大内隆雄的“满洲”人生是很不幸的。翻译家付出了劳动，把作家的作品介绍给外面的世界，一般说来应该得到回报和感激，而在更多的东北作家那里，大内隆雄得到的却完全是相反的东西：“我们怕日本人，日本人也怕我们。如当时日本文学者大内隆雄翻译我们的作品最多，一时传言他是文化特务。翻译我们的作品是向日本特务机关提供情报。但我们作家中也传说某人是日本关东军特务，连日本文人也怕与他接触。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当时的情况很像我国京剧中的《三岔口》，都是在深夜的暗室中互相防犯瞎摸瞎斗”。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伪满洲国文学》，第247页。东北作家王秋萤在1992年回忆的，互不信任、完全扭曲的人际关系，正是伪满文坛上翻译家和作家实际情形的写照。冈田英树在十几年前便就这一问题有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这件事时过境迁，真伪已无从考察。 大内曾于1932年末被捕，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抓他的理由便是“左翼倾向”。迄今为止，人们并没有发现政府方面公布的罪证材料，但大内隆雄从那以后却开始专心致志地搞起了文学翻译，内中的苦楚大约只有他本人知道。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日本人已然把他看成是一种不堪信任、甚至是敌对的存在。他在东京受到严密监视，后来也只能搞点文学翻译的轨迹，都堪可表明他在伪满洲国文坛缝隙中生存的现实。
与今天的日语在中国的语言现状不同的是，大内隆雄在翻译时所涉及的东北作家中，有许多人是粗通日语，甚至是精通日语的。作家本人是既写小说、又懂日语的人，这对大内隆雄的语言风格和译文特色的形成，毫无疑问是一把双刃剑，而且往往会把译者逼到了悬崖边上。这对大内来说，应该是十分清楚的问题。
日本作家浅见渊在自己的著作《满洲文化记》中，曾这样记叙了东北作家和与东北作家的交往。他先后见了爵青、古丁等人，并且着重和古丁谈到了他对大内隆雄译作的客观反应。古丁认为“不太喜欢他把一个句子分割成几个小句子来译，不能够表现每个作家各自的特点，每个作家的东西都译成一样的，这是缺点”。古丁还提到了“倒是一般常识性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习以为常明明白白的东西反而被误译”的问题。
就中国语的修养而言，大内隆雄虽然是日本人，但却是在中国东北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长大的。这为他的文学翻译，积淀了十分厚实的基础。就大内的文学翻译成果而言，他不仅对中国语驾轻就熟，而且对于东北文学的翻译十分勤勉。他把东北文坛的创作成果不遗余力地介绍出去，不仅使日本的文坛和读者知道了古丁和山丁这些人的名字，而且切实了解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东北文坛的具体情况，从文学世界里看到了东北人的生活真实和内心世界。在这意义上，大内隆雄是功不可没的。
毋庸讳言，大内隆雄不是圣人，他的文学翻译活动也是有瑕疵的。总体看来，有两种历史的原因导致了这种瑕疵和不足。一是他的翻译时间短、文字量又大，所以存在着推敲不够的粗糙之嫌；二是在殖民统治的特殊环境中，日本文化的偏执，导致了大内的文学翻译工作中的过于自信与清高。这不仅表现在他与包括艺文志派作家在内的创作队伍疏于沟通，较少就作品内容请教和交流，同时表现在他对自己的中国语、特别是东北方言的随意性处理，也因此导致了误译等毛病的出现。
“翻译虽然是怎样困难，也是必要的；不去做是不行的。虽有‘翻译即是误译’的危险，翻译家本身却是喜欢着他的困难的工作。发现自己能够满足的好译语时的喜悦，大约是傍人所想不到的吧”。大内隆雄：《文艺谈叢》，东京：艺文书房，1944年，第32页。真善美中的真实，是排在翻译三原则中的第一位的。这既是原作的生命，同样也是译作的生命所在。大内隆雄在翻译东北作家的作品时，是始终恪守着真实这一美学原则的。他一直努力做到，要把一个真实的“满洲”文坛和作家作品，交给日本的读者。日译《原野》的刊行引起了日本文坛的注意，冈田三郎、林房雄和近藤春雄等人都写了批评和介绍的文字时，曾令大内隆雄兴奋不已。为了保持日译作品的真实性，大内隆雄考虑到这部作品并没有明显的反日倾向和言论，所以竭力保持了日译作品的完整性，尽量避免增删的出现。
大内隆雄对作品的真实性的处理，是建立在对作家的安全性的保护的基础之上的。当作品的翻译面临官方的文字检查瓶径、甚至有可能对作家的生存造成威胁的时候，他往往宁肯牺牲作品的真实性，来保护作家作品、当然也包括个人的安全。当时伪满洲国文坛肃杀，作家并无真正的写作自由可言，这种背景也决定了大内文学翻译的真实性无疑是打了折扣的。1942年，作家山丁完成了长篇小说《绿色的谷》；次年大内隆雄即完成了对这部作品的翻译，并且由奉天的吐风书房出版发行。由于内容有明显的反日倾向，大内隆雄不敢照葫芦画瓢，只好用“伏字”的手段，表面上看是类似删减号的标志，实际上是把反日的内容删去了。“对此，上世纪90年代山丁还亲口告诉日本研究者铃木贞美，他对大内隆雄心存感激”。梅定娥：《大内隆雄的翻译》，《外国文学评论》 2013年第1期。
在日本统治的暗夜里，伪满洲国的文坛是不可能得到健全和发展的；作为翻译文学，尽管作为日本人的大内隆雄罄尽全力，他的文学翻译，从实践到理论，也仍然不可能是完整无缺的。人们之所以至今对他念念不忘，原因概在于他和他的文学翻译已然成为历史的一页。1980年，大内在自己的故乡默默地离开了人世。他在生前从来不曾以为自己的“满洲”生涯中做出过什么了不起的业绩，日本的现代文学史中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没有提到过。然而，他的东北现代文学翻译业绩却永远地留在了后人的心中；名垂青史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责任编辑：冯 雅）
[关键词]大内隆雄；伪满洲国文学；东北现代文学翻译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01（2016）03-0100-05
一、一个日本移民的“满洲”人生
大内隆雄是日本福冈的柳川人，在14岁时，他投奔在伪满洲国经商的叔叔而来到中国东北——长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大内又回到了日本。他的一生，在中国生活了25年。大内的异国生涯既是艰难的，又是成功的。他在少年时代来到中国，而回到日本时已近不惑之年。他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都留在了中国，以岁月和光阴为代价，借助中日两种文字置换的超强能力，成为东北现代文学的著名翻译家。2000年，日本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冈田英树，在自己的著述《文学にみる「満洲国」の位相》中发现和挖掘出大内隆雄的业绩，那以后这位翻译家才逐渐为人所知。
1921年大内隆雄来长春时，恰好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前十年。当时的日本正在积极准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作为日本“国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断地动员日本的各色人等作为移民到中国的东北来。这件事始于日俄战争之后，20世纪初随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建立，已渐有多达15万的日本移民来到中国东北，他们在大连、沈阳等城市落脚。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移民的速度成几何数字增长，到日本战败时已达150万之多。
大内隆雄并不在近代以降最早来东北的一批人之列。考察他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禀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他与文学的结缘，除了在日本时学校教育的基础以外，完全是来到中国东北以后的事情。1923年满铁社员小仓吉利和山本留藏发行手抄本杂志《黎明》时，大内隆雄开始成为撰稿人；同年，还出版了个人诗集《砂》；1925年，他获得了《长春实业新闻》征文奖，小说的题目是《情感的微尘》，内容描写了在中国东北创业的日本人。
当时大内隆雄的身份，还是长春商业学校的学生。毕业以后由于成绩优异，被满铁保送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深造。①在上海的四年时间里，他不但从一个文学青年起步，而且真正地步入了文人的行列。当时正是中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蓬勃发展的时期，初出茅庐的大内在上海结识了田汉、郁达夫、郭沫若、欧阳予倩、郑伯奇等中国知名左翼作家，接受了革命文学和文学革命的素养与熏陶。这种经历，影响了大内隆雄的一生。返回大连以后，大内隆雄进入满铁工作，三年以后因左翼嫌疑被捕，旋即退出满铁。在沈阳蛰居两年以后，1935年早春大内才接受日日新闻社的邀请，去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
“满铁”公司中出现左翼运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不能允许的。截止1942年12月底，新京高等检查厅逮捕了近40名嫌犯，其中包括1932年被捕的大内隆雄；大上末广、佐藤大四郎等满洲评论社的左翼人士等先后惨死在狱中，满铁的左翼活动被彻底瓦解。大内隆雄从中廓清了自己的生存现实，确立了以文学翻译为主业的人生方向，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伪满洲国文坛上东北作家和作品的传声筒。祝力新：《〈满洲评论〉及其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30页。
大内隆雄的文学翻译活动实际上是始于20年代中期的。据刘春英先生的统计：“大内隆雄1925年开始陆续翻译了创造社作家张资平的小说《植树节》、《密约》和郭沫若的《落叶》的部分章节以及东北的部分代表作家疑迟、石军、苦力等人的多部作品，登载在《长春实业新闻》与《满蒙》等杂志上”。刘春英：《“新京”时代的日本作家与作品》，《外国问题研究》 2007年第1期。如果姑且不论在读书期间所译的上述作品，那么大内隆雄集中从事东北文学翻译的时间，到伪满洲国倒台为止恰好是整整10年。
二、中日学界的总体认识
关于大内隆雄的文学翻译实绩，可以查到的资料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日本的，代表作是冈田英树的《文学にみる「満洲国」の位相》。作者在这本书里专门列出第三章“中国文学翻译家大内隆雄”，对大内作为翻译家的地位、影响力和业绩，做了全面地、中肯地评价。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2000年，由日本的研文出版发行。2001年年底，该书的中译本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译者是靳丛林先生。另一类是中国散见的评论文章，这方面可以列举出梅定娥的《大内隆雄的翻译》（《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和祝然的《伪满洲国时期大内隆雄文学翻译活动研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年第2期）等。从时间上来讲，国内的评论文章大抵上要晚于日本的研究成果十年以上，而且显然受到了日本研究成果的影响。
以祝然的文章为例，作者总结出“目前收集到大内隆雄在1935年至1945年的10年时间里翻译出的小说作品43篇，单行本五部。其中古丁四篇（部）、小松五篇、疑迟七篇、田兵两篇、远犀一篇、何醴征一篇、今明一篇、盘古一篇、辽丁一篇、爵青六篇（部）、石军三篇、巴宁一篇、吴瑛一篇、戈禾一篇、王秋萤一篇、关沫南一篇、山丁三部、刘汉一篇、但娣一篇、牧穆中一篇。其中古丁、迟疑、爵青、小松属于《明明》、《艺文志》同人作家群；王秋萤、山丁、戈禾、吴瑛、但娣等人属于《文选》、《文丛》同人作家群；田兵、石军属于《作风》同人作家群；关沫南属于哈尔滨左翼作家群。这些作家基本涵盖了当时伪满洲国的主要作家群体，在地域上也覆盖了奉天（今沈阳）、新京（今长春）以及哈尔滨等地，十分具有全面性”。祝然：《伪满洲国时期大内隆雄文学翻译活动研究》，《东北亚外语研究》 2014年第2期。其中，或许是误印的原因，东北作家疑迟的名字被写成了“迟疑”；辽丁是爵青的笔名，同为一个作家的作品却被统计成了“辽丁一篇、爵青六篇”。所以，对大内隆雄的翻译成果的鸟瞰和概括虽然清晰简洁，可信程度却打了折扣。不仅如此，统计方法上也似乎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冈田英树在1987年完成的《东北沦陷期日译文学作品目录》中，面对的是同一史料，结果却并不相同。根据冈田的统计，此间大内隆雄的翻译成果为110篇；在这个目录的结尾，附了一个补充说明：“在这里汇集了翻译而未曾被发表的作品，以及是否被发表过还不清楚的作品”。冈田英树：《东北沦陷期日译文学作品目录》，《立命馆大学外国文学研究》 1987年第78期。现经笔者查实，冈田英树当时拿捏不准的13篇中，确有1篇已经发表过。笔者找到了吴郎的《豆腐生涯》，译文发表在《满洲观光》第5卷第11号上。如此说来，冈田英树的这个目录中，经大内隆雄翻译的东北作家的作品总数应改为111篇。
冈田英树在《伪满洲国文学》中这样写道：“毫无遗漏地列举出他的全部翻译是不可能的，以前我曾编过伪满洲国日译满洲中国作家作品目录，即使据不完全的资料也可判明翻译者名字的作品有142篇，其中就有大内所译110篇。这个目录当然需要大幅补充，但仍可查明大内‘一手承担’的实际情况”。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伪满洲国文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6—237页。笔者既尊重所有大内隆雄的研究学者的辛勤劳作，也十分认可冈田英树的“一手承担”的学术结论。
关于这一点，梅定娥在她的文章中已经谈到了一些。笔者注意到，2012年梅先生在京都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完成了专著《古丁研究――「満州国」に生きた文化人》。这样看来，大内隆雄不但应该在她的视野之内，而且相当熟悉。她在文章中，首次对大内隆雄的文学翻译提出了一些异议和批评，诸如大内的误译和省略等问题。
她对大内的总体看法是：“《原野》的翻译也暴露了大内隆雄不懂东北民众的口语习惯，更不懂包括诸多民俗和民间常识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他虽然在长春和上海学到了标准的汉语，接触到了当时活跃的作家，甚至对华南等地做过实地调查，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相当的了解，但他还是对中国巨大的地域性差异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缺乏理解。况且‘满洲国’乃伪满政权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乌合之地，民众思想的曲折和强韧岂是他一个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所能洞悉，可他本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为克服这些问题做过努力。”梅定娥：《大内隆雄的翻译》，《外国文学评论》 2013年第1期。
中篇小说《原野》是伪满洲国文坛作家古丁的代表作之一，1938年最初发表于《明明》杂志第3卷第1期；后见于1939年9月由东京三和书房出版的《原野》中，译者大内隆雄。
《原野》表现的是东京大学法学学士钱经邦，回到故乡以后的经历：“小说塑造了一群生活于原野、对他人和社会没有任何益处、犹如失掉了咸味的盐一样颓废没落的中国人形象。但魏局长等人的性格是‘满洲国’殖民傀儡官吏体制的产物，因此小说实际隐藏着一条反帝的深层主题”。梅定娥：《大内隆雄的翻译》，《外国文学评论》 2013年第1期。暂且不论这部小说是否存在一个反帝的深层主题，对于译者大内隆雄而言，重要的问题在于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把这样一部作品介绍给日本的读者的。
译者是作者的代言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再创作。作为“一手承担”伪满洲国文坛日语文学翻译的人，与作者共通着脉搏对大内隆雄而言，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职业要求。也就是说，必须首先走进作家的艺术世界，然后才有可能驰骋于自己的翻译天地之间。这对战争期间的日本人而言，即是一种文化立场的移位，又是一种文学素养的考量。大内隆雄是热衷于将战时东北作家的小说创作，介绍给伪满洲国的文坛和日本读者的，他是译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已有的批评声音中，还特别肯定了他的文学鉴赏能力：“他的日语表现能力姑且不论，其翻译几乎是准确的。而且选择作品也很有眼力，如但娣《售血者》、古丁《原野》、关沫南《两船家》、爵青《废墟之书》、山丁《绿色的谷》、王秋萤《矿坑》、小松《人造绢丝》、疑迟《北荒》、袁犀《邻三人》等，都是各作家的代表作。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研究者也给了这些作品以积极的评价”。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伪满洲国文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7—238页。
“日本文坛以一种猎奇的眼光解读‘满人’作品，从中寻找与他们定义的殖民地形象相符合的落后野蛮的‘土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以满足其殖民者居高临下的虚荣心，对此，‘满人’作家非常反感”。梅定娥：《大内隆雄的翻译》，《外国文学评论》 2013年第1期。大内隆雄也是日本人，作为殖民统治者的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习性，是历史的倒错带给他的必然的优越感。尽管如此，作为翻译家他仍然以职业的敏感，对殖民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做出过批评，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发表过为东北作家辩护的言论。他是反对完全无视“满洲人”的意见，或者对作品给予不当的、过低的评价的。他也是一个活得很艰难、很矛盾的人物，在没有威胁到自己生存方式和根本利益的时候，他往往会表现出对东北作家的创作理解的一面，这也是有证可查的。冈田英树认为：“可以说，当时在满洲，大内是最优秀的翻译家”。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伪满洲国文学》，第241页。
三、“满洲”人生的声响与色彩
如果从宿命论的角度来说，大内隆雄无疑是生不逢时的。他赶上了一个太过复杂、也太过黑暗的时代。他为自己所生存的那个时代，承担了太多的过错、无奈与误解。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大内隆雄的“满洲”人生是很不幸的。翻译家付出了劳动，把作家的作品介绍给外面的世界，一般说来应该得到回报和感激，而在更多的东北作家那里，大内隆雄得到的却完全是相反的东西：“我们怕日本人，日本人也怕我们。如当时日本文学者大内隆雄翻译我们的作品最多，一时传言他是文化特务。翻译我们的作品是向日本特务机关提供情报。但我们作家中也传说某人是日本关东军特务，连日本文人也怕与他接触。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当时的情况很像我国京剧中的《三岔口》，都是在深夜的暗室中互相防犯瞎摸瞎斗”。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伪满洲国文学》，第247页。东北作家王秋萤在1992年回忆的，互不信任、完全扭曲的人际关系，正是伪满文坛上翻译家和作家实际情形的写照。冈田英树在十几年前便就这一问题有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这件事时过境迁，真伪已无从考察。 大内曾于1932年末被捕，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抓他的理由便是“左翼倾向”。迄今为止，人们并没有发现政府方面公布的罪证材料，但大内隆雄从那以后却开始专心致志地搞起了文学翻译，内中的苦楚大约只有他本人知道。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日本人已然把他看成是一种不堪信任、甚至是敌对的存在。他在东京受到严密监视，后来也只能搞点文学翻译的轨迹，都堪可表明他在伪满洲国文坛缝隙中生存的现实。
与今天的日语在中国的语言现状不同的是，大内隆雄在翻译时所涉及的东北作家中，有许多人是粗通日语，甚至是精通日语的。作家本人是既写小说、又懂日语的人，这对大内隆雄的语言风格和译文特色的形成，毫无疑问是一把双刃剑，而且往往会把译者逼到了悬崖边上。这对大内来说，应该是十分清楚的问题。
日本作家浅见渊在自己的著作《满洲文化记》中，曾这样记叙了东北作家和与东北作家的交往。他先后见了爵青、古丁等人，并且着重和古丁谈到了他对大内隆雄译作的客观反应。古丁认为“不太喜欢他把一个句子分割成几个小句子来译，不能够表现每个作家各自的特点，每个作家的东西都译成一样的，这是缺点”。古丁还提到了“倒是一般常识性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习以为常明明白白的东西反而被误译”的问题。
就中国语的修养而言，大内隆雄虽然是日本人，但却是在中国东北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长大的。这为他的文学翻译，积淀了十分厚实的基础。就大内的文学翻译成果而言，他不仅对中国语驾轻就熟，而且对于东北文学的翻译十分勤勉。他把东北文坛的创作成果不遗余力地介绍出去，不仅使日本的文坛和读者知道了古丁和山丁这些人的名字，而且切实了解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东北文坛的具体情况，从文学世界里看到了东北人的生活真实和内心世界。在这意义上，大内隆雄是功不可没的。
毋庸讳言，大内隆雄不是圣人，他的文学翻译活动也是有瑕疵的。总体看来，有两种历史的原因导致了这种瑕疵和不足。一是他的翻译时间短、文字量又大，所以存在着推敲不够的粗糙之嫌；二是在殖民统治的特殊环境中，日本文化的偏执，导致了大内的文学翻译工作中的过于自信与清高。这不仅表现在他与包括艺文志派作家在内的创作队伍疏于沟通，较少就作品内容请教和交流，同时表现在他对自己的中国语、特别是东北方言的随意性处理，也因此导致了误译等毛病的出现。
“翻译虽然是怎样困难，也是必要的；不去做是不行的。虽有‘翻译即是误译’的危险，翻译家本身却是喜欢着他的困难的工作。发现自己能够满足的好译语时的喜悦，大约是傍人所想不到的吧”。大内隆雄：《文艺谈叢》，东京：艺文书房，1944年，第32页。真善美中的真实，是排在翻译三原则中的第一位的。这既是原作的生命，同样也是译作的生命所在。大内隆雄在翻译东北作家的作品时，是始终恪守着真实这一美学原则的。他一直努力做到，要把一个真实的“满洲”文坛和作家作品，交给日本的读者。日译《原野》的刊行引起了日本文坛的注意，冈田三郎、林房雄和近藤春雄等人都写了批评和介绍的文字时，曾令大内隆雄兴奋不已。为了保持日译作品的真实性，大内隆雄考虑到这部作品并没有明显的反日倾向和言论，所以竭力保持了日译作品的完整性，尽量避免增删的出现。
大内隆雄对作品的真实性的处理，是建立在对作家的安全性的保护的基础之上的。当作品的翻译面临官方的文字检查瓶径、甚至有可能对作家的生存造成威胁的时候，他往往宁肯牺牲作品的真实性，来保护作家作品、当然也包括个人的安全。当时伪满洲国文坛肃杀，作家并无真正的写作自由可言，这种背景也决定了大内文学翻译的真实性无疑是打了折扣的。1942年，作家山丁完成了长篇小说《绿色的谷》；次年大内隆雄即完成了对这部作品的翻译，并且由奉天的吐风书房出版发行。由于内容有明显的反日倾向，大内隆雄不敢照葫芦画瓢，只好用“伏字”的手段，表面上看是类似删减号的标志，实际上是把反日的内容删去了。“对此，上世纪90年代山丁还亲口告诉日本研究者铃木贞美，他对大内隆雄心存感激”。梅定娥：《大内隆雄的翻译》，《外国文学评论》 2013年第1期。
在日本统治的暗夜里，伪满洲国的文坛是不可能得到健全和发展的；作为翻译文学，尽管作为日本人的大内隆雄罄尽全力，他的文学翻译，从实践到理论，也仍然不可能是完整无缺的。人们之所以至今对他念念不忘，原因概在于他和他的文学翻译已然成为历史的一页。1980年，大内在自己的故乡默默地离开了人世。他在生前从来不曾以为自己的“满洲”生涯中做出过什么了不起的业绩，日本的现代文学史中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没有提到过。然而，他的东北现代文学翻译业绩却永远地留在了后人的心中；名垂青史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责任编辑：冯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