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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周恩来总理协调北京市领导彭真，以北京被服厂名义，与上海市第一商业局谈妥，从红帮裁缝的聚居地上海，抽调一些裁缝高手赴京工作，“支援首都建设”。
同年秋，中央办公厅又从上海招收了12名服装技师，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
这12名服装技师，皆出自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由于洋服店是浙江宁波商帮长期经营的传统行业，因此红帮裁缝中以宁波人最众、技术最强、势力最大。有些裁缝即使不是宁波人，但追溯其师宗多属宁波人。
这些名师原来在上海时，大多已成家立业，为了让他们安心在中南海工作，周恩来特批他们携眷来京。
田阿桐、王庭淼等名师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主席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
于是，12人进入半军事化封闭状态的工作中：吃住都在中央办公厅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上午9点准时上班，下午5点下班，周日可上街购物，但须递交请假条，按时回来再销假。遇到领导人紧急制装任务，他们一连数周加班加点，甚至通宵不归家。
这些技师上岗前一律被要求学习保密守则，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严格要求保守秘密，与亲人朋友“不能说太多自己工作上的事，会暴露首长们的隐私”，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每月，他们都按时在中央办公厅领取几块钱的工资。
制装所需的面料，只需师傅们发话，中央办公厅便会派人去各地厂家定向采购。l2名服装技师各有千秋，比如凌溪生师傅以做女装见长，带一队人专门给女宾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淼负责给领导人做特体服装。
为毛泽东制作时，12位名师没有照搬中山装原有的款式、造型，而是按照毛主席的体型、神态和身为中国人民领袖的风采，大胆改进了原来的中山装。将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子变化最大，领口加宽，翻领变得大而尖，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样式。因为毛泽东身材魁梧，脸阔，大尖直领正好衬托出伟人气质。
八大来临，毛泽东穿上这套中山装后，拍了标准像，精神焕发地站上主席台，这一刻令海内外瞩目，西方将这款大尖领中山装称为“毛装”(Mao suit)。之后，标准像被放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毛装”就此让中南海的裁缝们名扬海内外。
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12名技师于1958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田阿桐、王庭淼、余元芳、丁奎英等名师加盟的这家服装店，实际上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
对红都服装店而言，为中南海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是压倒一切的政治性任务。对于中办交待的任务，红都服装店的师傅们几乎随叫随到，每次都不折不扣按时完工。
而中办根据领导人的偏爱，往往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的制装任务，几乎由田阿桐一人包揽。“田师傅的时代，厂里人人知道，只要中央办公厅来人，那一定就是找田师傅的。”
给人“量体裁衣”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为领导人做衣服却例外。 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只能靠“目测”解决问题。第一次，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午夜12点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来做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
“定制西服大大小小有100多道工序，中山装有40多道工序。大致可分为量体、裁剪、试样、定样、缝制、检验6个环节。”学者季学源说，量体是裁缝的一项硬功夫，在特殊情况下，顶级高手的确能凭一双眼睛“以目测代量”。
名师余元芳也有过类似经历。1964年的一天，为周恩来做过几次服装的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中南海会见厅，要求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王妃和王子，随后为他们一家三人做大衣和西装。余元芳经仔细观察，两天后送来三套服装，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发现很合体，大为惊奇。
同年4月的一天，余元芳突然被中办人员电话催促，赶往西郊机场乘中国民航的一架专机去昆明。当时这架外交部租用的专机上只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余沛文和一名普通官员，上机后余元芳才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4国后，准备再到印尼访问。在昆明做短暂停留时，刘少奇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衣服做一番修改。
在田阿桐等老一辈裁缝的回忆中，中南海众多领导人中，最难做的是邓小平的衣服。 邓小平不要衣服内有衬布和里子，因而设计、制作起来相当麻烦。但这并没有难倒红都的裁缝高手们，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田阿桐终于做出了令邓小平满意的衣服。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名师王庭淼过世后，他的遗物都是一些照片、奖状、书籍和首长友人馈赠的纪念品，包括：吴作人的雄鹰图、唐闻生从日本带来的裁缝剪刀、西哈努克送来的围巾、邓小平送的果盒等。
王庭淼子女在其遗物中还发现了王为毛泽东做最后一套中山装时用剩的面料和里衬，以及一本小小的练习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了他自上世纪80年代到去世前为国家领导人制装的所有笔记，包括20多位领导人的身体尺寸及制衣用料、交货时间。
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和服装新潮流，1985年12月，红都服装店变身为“红都服装公司”，红帮裁缝们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接受团体业务。
1992年，红都加工部正式对社会开放，到东交民巷的红都门店加工服装，不论官员或普通百姓，敞门服务，一律免收介绍信。
现在，数次变身后的红都公司对外业务包工包料的价格总计为：一套西服在3100～23000元之间，中山装则在3500～23500元左右，特殊体型另外加20％费用。在红都公司大堂内，陈设了一套与胡锦涛总书记阅兵时穿的用料、做工一模一样的中山装，标价为7800元一套。从价格和布料上看，这并不算红都的顶级制装。
(责任编辑/亚 闻)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同年秋，中央办公厅又从上海招收了12名服装技师，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
这12名服装技师，皆出自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由于洋服店是浙江宁波商帮长期经营的传统行业，因此红帮裁缝中以宁波人最众、技术最强、势力最大。有些裁缝即使不是宁波人，但追溯其师宗多属宁波人。
这些名师原来在上海时，大多已成家立业，为了让他们安心在中南海工作，周恩来特批他们携眷来京。
田阿桐、王庭淼等名师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主席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
于是，12人进入半军事化封闭状态的工作中：吃住都在中央办公厅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上午9点准时上班，下午5点下班，周日可上街购物，但须递交请假条，按时回来再销假。遇到领导人紧急制装任务，他们一连数周加班加点，甚至通宵不归家。
这些技师上岗前一律被要求学习保密守则，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严格要求保守秘密，与亲人朋友“不能说太多自己工作上的事，会暴露首长们的隐私”，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每月，他们都按时在中央办公厅领取几块钱的工资。
制装所需的面料，只需师傅们发话，中央办公厅便会派人去各地厂家定向采购。l2名服装技师各有千秋，比如凌溪生师傅以做女装见长，带一队人专门给女宾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淼负责给领导人做特体服装。
为毛泽东制作时，12位名师没有照搬中山装原有的款式、造型，而是按照毛主席的体型、神态和身为中国人民领袖的风采，大胆改进了原来的中山装。将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子变化最大，领口加宽，翻领变得大而尖，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样式。因为毛泽东身材魁梧，脸阔，大尖直领正好衬托出伟人气质。
八大来临，毛泽东穿上这套中山装后，拍了标准像，精神焕发地站上主席台，这一刻令海内外瞩目，西方将这款大尖领中山装称为“毛装”(Mao suit)。之后，标准像被放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毛装”就此让中南海的裁缝们名扬海内外。
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12名技师于1958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田阿桐、王庭淼、余元芳、丁奎英等名师加盟的这家服装店，实际上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
对红都服装店而言，为中南海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是压倒一切的政治性任务。对于中办交待的任务，红都服装店的师傅们几乎随叫随到，每次都不折不扣按时完工。
而中办根据领导人的偏爱，往往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的制装任务，几乎由田阿桐一人包揽。“田师傅的时代，厂里人人知道，只要中央办公厅来人，那一定就是找田师傅的。”
给人“量体裁衣”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为领导人做衣服却例外。 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只能靠“目测”解决问题。第一次，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午夜12点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来做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
“定制西服大大小小有100多道工序，中山装有40多道工序。大致可分为量体、裁剪、试样、定样、缝制、检验6个环节。”学者季学源说，量体是裁缝的一项硬功夫，在特殊情况下，顶级高手的确能凭一双眼睛“以目测代量”。
名师余元芳也有过类似经历。1964年的一天，为周恩来做过几次服装的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中南海会见厅，要求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王妃和王子，随后为他们一家三人做大衣和西装。余元芳经仔细观察，两天后送来三套服装，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发现很合体，大为惊奇。
同年4月的一天，余元芳突然被中办人员电话催促，赶往西郊机场乘中国民航的一架专机去昆明。当时这架外交部租用的专机上只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余沛文和一名普通官员，上机后余元芳才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4国后，准备再到印尼访问。在昆明做短暂停留时，刘少奇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衣服做一番修改。
在田阿桐等老一辈裁缝的回忆中，中南海众多领导人中，最难做的是邓小平的衣服。 邓小平不要衣服内有衬布和里子，因而设计、制作起来相当麻烦。但这并没有难倒红都的裁缝高手们，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田阿桐终于做出了令邓小平满意的衣服。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名师王庭淼过世后，他的遗物都是一些照片、奖状、书籍和首长友人馈赠的纪念品，包括：吴作人的雄鹰图、唐闻生从日本带来的裁缝剪刀、西哈努克送来的围巾、邓小平送的果盒等。
王庭淼子女在其遗物中还发现了王为毛泽东做最后一套中山装时用剩的面料和里衬，以及一本小小的练习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了他自上世纪80年代到去世前为国家领导人制装的所有笔记，包括20多位领导人的身体尺寸及制衣用料、交货时间。
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和服装新潮流，1985年12月，红都服装店变身为“红都服装公司”，红帮裁缝们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接受团体业务。
1992年，红都加工部正式对社会开放，到东交民巷的红都门店加工服装，不论官员或普通百姓，敞门服务，一律免收介绍信。
现在，数次变身后的红都公司对外业务包工包料的价格总计为：一套西服在3100～23000元之间，中山装则在3500～23500元左右，特殊体型另外加20％费用。在红都公司大堂内，陈设了一套与胡锦涛总书记阅兵时穿的用料、做工一模一样的中山装，标价为7800元一套。从价格和布料上看，这并不算红都的顶级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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