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有一句名言：“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在传统礼制中，干脆把它确立为一条行为规范：“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对此，历来争论不休：一种观点认为这是虚伪，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仁道。
　　平心而论，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虚伪论”符合常人的观感：既然不忍杀生，就不要吃肉。又要满足口腹之欲，又不忍看到动物死亡的痛苦，远离杀生现场而使自己吃得心安理得，这不是虚伪是什么？“仁道论”符合孟子的原意：人人都有不忍之心，不忍之心是仁的发端。看到杀生的残忍而进食，会泯灭人的不忍之心，所以要远离杀生现场。正因为各说各的理，所以都无法说服对方。
　　撇开观点的对立，从经验事实角度来看，“君子远庖厨”是常态。古代所说的“庖厨”不同于当今把食料加工为饭菜的厨房，而是包括把“血气之类”加工为食料的屠场在内，“庖丁”即屠夫。弄清这一点，有助于辩论背景的界定。在古代，不但“君子”不亲临屠宰现场，即便是庖丁，食肉时多数也要“远庖厨”。“君子远庖厨”的争议，不是事实的争议，而是观点的争议。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在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中都大有市场，往往涉及到同情和无情、虚假和真实、道和术的关系等问题，所以值得说说。
　　孟子之所以要强调“君子远庖厨”，是借此说明人具有同情心理。仁的根基，全建立在同情心之上，人之同情发端于恻隐，扩展为仁爱。而老子则认为人不过是万物之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之道是排除情感的，所以远离庖厨是虚伪。可见，主张“君子远庖厨”的孟子，本质是要用同情心建立社会规则；而以“万物为刍狗”的老子，本质是要仿照自然的无情来建立人类规则。由此可见，同是“君子远庖厨”，“仁道论”和“虚伪论”，不过是出自同情和出自无情的两种判断而已。
　　管理需要同情，还是需要无情？这是一个公说婆说都有理的问题。一般来说，在确立某种规则之时是要排斥情感左右的，否则就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历史上除了道家的“道法自然”要排除情感外，法家更以赤裸裸的利害计算来排除社会行为中的情感。他们之所以会持无情取向，与他们的法则偏好不无关系。但是，管理的对象是人，当无情地以铁石心肠待人时，会使人的情感受到极大挫伤。而儒家着眼的重点在社会行为方面，所以会把同情放在首位，乃至以移情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来扩展同情心。没有同情心，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也可以成为一位把牛看作部件的庖丁，但很难成为优秀的管理者。由此可见，“君子远庖厨”对于养育管理者的不忍人之心来说，还是有必要的。
　　问题是，管理活动又离不开规则的制定。如果在制定规则时被情感左右，那就很难有公正。罗尔斯讲正义，首先要以“无知之幕”作为推理前提，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不过，这只对制定面向所有人的抽象规则有用。而且这种无情并非冷血，否则，就有可能失去人道。“君子远庖厨”之所以能够成为礼制规范，是因为它要面对的是“人—兽”关系，而不是“人—人”关系，“远庖厨”是要避开动物死亡的血腥和痛苦引发的人类的相似感受，而不是给动物施以与人同等的关爱。批评其虚伪的，在逻辑上所主张的是“兽道”而非“人道”。要根除这种虚伪，除非不杀生。所以，制定管理规则时的无情，并非完全无情，仅指摆脱指向具体对象之情，人之常情不可缺少。现实中某些管理规则存在的问题，恰恰是缺少了人之常情。从这一意义看，“君子远庖厨”对于保持内心的那点柔弱，不无积极意义。
　　关于“君子远庖厨”的虚伪，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如果取“伪”的本意来看，一切人为均是“伪”，荀子就是这样认识的。所以，“伪”不是问题，“虚”才是问题。一个人如果能够“伪”一辈子，那就是圣人。人的行为，只有小部分受意识支配，大部分则受潜意识支配。只有心口不一，才会有虚伪，即潜意识和显意识相悖。“君子远庖厨”恰恰是要在潜意识层次保持人的不忍之心，使人看见屠戮就吃不下饭，养成远离血腥的无意识。所以，它培养的是“实伪”而不是“虚伪”。西方的案件审理在选择陪审团时，屠夫之类的职业背景是首先要被排除的，目的就在于保证陪审员具备同情心。一味批判其虚伪，有可能抛弃的是“实伪”。
　　历史上为“君子远庖厨”辩解的儒者，还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不忍之心为“道”，而远离庖厨为“术”。某种行为不好但却必须实施的时候，需要两害相权取其轻。正是这种权衡，使人类逐渐克服陋习。古代营养的缺乏导致人类不得不杀生，所以“君子远庖厨”；而当食物不断增加时，人类就会减少杀生的种类和数量。由“君子远庖厨”走向动物保护主义，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利害计算，而且是道义上不忍之心的效应。嘲讽“君子远庖厨”的虚伪，消灭不忍之心，在“杀生”无可避免的情况下，有可能催生出专门制造自己也不吃的有毒食品作坊。反过来，当“拯救狗狗”成为一种表演而不是真心给墙角的流浪狗喂一点食物的时候，那才是真的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