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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中国新诗史上极为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浪漫恣肆，是五四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宣扬个性解放，诗体自由不受格式约束，强调抒情，为新诗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其诗集《女神》充分展现了五四时期的狂飙精神，是现代白话新诗的奠基之作。
郭沫若在新诗上的卓越贡献和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它于五四运动之前就广泛接触“泛神论”思想，并在五四运动之后对其中一些内容进行批判和完善，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审美。并且，在1914年，郭沫若前往日本留学，因为一些契机受到泰戈尔、歌德和惠特曼等外国诗人影响，这在其诗学创作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惠特曼是美国的民主诗人，也是新诗歌的奠基者，他采用散文诗的诗歌形式，大大的解放了诗歌创作，他的《草叶集》高度宣扬了自己的个性，崇尚自我，赞美自然。由此看出，惠特曼在诗歌形式和内容上皆有突破，就像他所说“现在是打破散文和诗之间形式壁垒的时候了”
探究惠特曼与郭沫若之间的关系不得不说及郭沫若是如何一步步接触并受到惠特曼影响的。日本的白桦派代表作家有岛武郎是郭沫若邂逅惠特曼的重要媒介。当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属于明治维新后的时期，受“全盘西化”政策影响，经济上逐步建立起资本主义模式，文化领域也相应主张破除封建、追求自我和民主。恰逢有岛留美回国，受惠特曼影响极大的他大力在日本推崇惠特曼的作品，以至于日本在1918年成立了转事研究惠特曼的“草叶会”。1919年，日本为惠特曼举行100周年的诞辰活动，在“白桦派”的推动下，日本掀起一股惠特曼热。在日留学的郭沫若买了有岛武郎的《叛逆者》，这本书介绍了罗丹、米勒和惠特曼，郭沫若在此契机下与惠特曼“相遇”了。
在此之前，郭沫若深受海涅与泰戈尔影响，这种带着自然气息和浪漫主义的清新诗风使得郭沫若初尝温和清淡的新诗，诗情得以觉醒。而惠特曼《草叶集》那种豪放的自由诗体，暴风雨版浓烈的情感大大激发了郭沫若的诗欲，在此刺激下，他写下了巅峰之作《女神》。《女神》诗集中的狂风不羁，热情奔放的诗作皆是因惠特曼的启发而诞生，这使得郭沫若成为当时中国的诗坛巨星，与五四的血性相得益彰。
比较两位诗人诗歌创作的异同，首先要从双方当时所处时代入手。创作背景相似是二人的共同点之一。惠特曼与郭沫若皆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 。惠特曼处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时期，南北战争后的反奴隶制和反封建思想盛行，美利坚的民主主义处于上升阶段。惠特曼作为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诗人，歌颂民主和自由，赞美劳动人民，并抨击封建宗教的禁欲主义，强调自我的解放和对光明未来的向往。且美国在内战前后是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度时期，故惠特曼创作中多有对工业文明、城市化的反思;郭沫若则是生活在最激进的时代，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其爱国热情遭到打击，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又倍受民族歧视，军阀混战的现实使得现实更加残酷。而在此时，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的狂澜席卷大地，五四新文学潮流涌动，这一切背景也是激发郭沫若创作诗情的因素之一。
其次，诗歌的形式和创作风格也是比较的重要切入点。拿郭沫若的代表诗集《女神》和惠特曼的《草叶集》作比较，郭沫若在此方面受惠特曼影响很深，故两部作品在此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上文所论述的两人热情浪漫的诗风与其诗歌形式密不可分，过分讲究诗歌形式美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作者情思的发挥。在诗歌形式上，两者皆是不受拘束的自由诗体，强调诗歌形式服从诗歌感情。惠特曼的诗歌超越传统史诗的形式，打破原先条条框架，处于一种介于散文和诗之间的“散文诗”形式。对诗歌的格律和韵脚也没有特殊的规定，篇幅也可长可短，不固定字数;郭沫若更是强调一种“绝对自由”，诗行重叠反复，长句与短句随意使用，没有固定的诗行，不注重对仗和押韵。两人的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诗体使得情感可以得以倾泻，诗文更接近于诗人想要表达的思想、洒脱奔放。
分析完诗的形式与风格，该从诗歌内容进一步挖掘。郭沫若与惠特曼的相似之处还体现在诗歌意象和主题层面。两者皆通过一系列意象反映了都市生活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场景。惠特曼热爱自然与人民，歌颂劳动者与人类的科技文明，肯定人的价值。他的诗作中不仅有着对自然生动的描写，更有对都市的赞美，从资产阶级立场颂扬科技给美国带来的好处以及城市化对人民生活的重塑。郭沫若所处的清政府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和思想影响之深，在他之前就有士大夫在西方游学中感受到都市的现象。此时的郭沫若在日本受到惠特曼的感染，在日本门司市西笔立山展望时，看到都市文明、科技的发展，激动之余写下《笔立山头展望》，全诗热情迸发，“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等诗行广泛使用了“轮船”，“烟雾”，“海湾”等意象，热情的讴歌了工业文明，对都市之景进行礼赞。
除了上述相同点，惠特曼和郭沫若的诗也存在些许不同之处。在我看来最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两者对待城市化和工业文明态度的不同，虽然两人都大力讴歌了工业文明，颂扬科技文明的贡献，但是惠特曼的诗作中存在许多对城市化的批判和阴暗面的反映，而郭沫若的诗作更聚焦于讴歌城市发展，歌颂使得科学和技术迅猛发展的“力”，更着重去抒发内心“热和力”的情绪而忽视城市化给自然环境和人民生活的负面效应。惠特曼的诗作并不是盲目的歌颂都市文明，当时纽约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然而快速的城市化卻带了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大自然被过度开采，烟雾、烧煤给城市带来了污染。而且人们在城市化中有些迷失了自我，对自我身份产生了怀疑。他强调每个人都具备黑暗面，也是说明了人和人之间是存在共性和共同感受的，不会向城市化刚开始那样，四面八方的人汇集，彼此之间却缺乏认同。在他的诗中，最终，人与城市完全融合，并且一起实现了永恒。城市或许一度会使人们迷失自我，但终究人们在城市中才能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并且随着城市的发展完善自我，实现自我。
郭沫若在新诗上的卓越贡献和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它于五四运动之前就广泛接触“泛神论”思想，并在五四运动之后对其中一些内容进行批判和完善，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审美。并且，在1914年，郭沫若前往日本留学，因为一些契机受到泰戈尔、歌德和惠特曼等外国诗人影响，这在其诗学创作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惠特曼是美国的民主诗人，也是新诗歌的奠基者，他采用散文诗的诗歌形式，大大的解放了诗歌创作，他的《草叶集》高度宣扬了自己的个性，崇尚自我，赞美自然。由此看出，惠特曼在诗歌形式和内容上皆有突破，就像他所说“现在是打破散文和诗之间形式壁垒的时候了”
探究惠特曼与郭沫若之间的关系不得不说及郭沫若是如何一步步接触并受到惠特曼影响的。日本的白桦派代表作家有岛武郎是郭沫若邂逅惠特曼的重要媒介。当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属于明治维新后的时期，受“全盘西化”政策影响，经济上逐步建立起资本主义模式，文化领域也相应主张破除封建、追求自我和民主。恰逢有岛留美回国，受惠特曼影响极大的他大力在日本推崇惠特曼的作品，以至于日本在1918年成立了转事研究惠特曼的“草叶会”。1919年，日本为惠特曼举行100周年的诞辰活动，在“白桦派”的推动下，日本掀起一股惠特曼热。在日留学的郭沫若买了有岛武郎的《叛逆者》，这本书介绍了罗丹、米勒和惠特曼，郭沫若在此契机下与惠特曼“相遇”了。
在此之前，郭沫若深受海涅与泰戈尔影响，这种带着自然气息和浪漫主义的清新诗风使得郭沫若初尝温和清淡的新诗，诗情得以觉醒。而惠特曼《草叶集》那种豪放的自由诗体，暴风雨版浓烈的情感大大激发了郭沫若的诗欲，在此刺激下，他写下了巅峰之作《女神》。《女神》诗集中的狂风不羁，热情奔放的诗作皆是因惠特曼的启发而诞生，这使得郭沫若成为当时中国的诗坛巨星，与五四的血性相得益彰。
比较两位诗人诗歌创作的异同，首先要从双方当时所处时代入手。创作背景相似是二人的共同点之一。惠特曼与郭沫若皆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 。惠特曼处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时期，南北战争后的反奴隶制和反封建思想盛行，美利坚的民主主义处于上升阶段。惠特曼作为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诗人，歌颂民主和自由，赞美劳动人民，并抨击封建宗教的禁欲主义，强调自我的解放和对光明未来的向往。且美国在内战前后是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度时期，故惠特曼创作中多有对工业文明、城市化的反思;郭沫若则是生活在最激进的时代，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其爱国热情遭到打击，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又倍受民族歧视，军阀混战的现实使得现实更加残酷。而在此时，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的狂澜席卷大地，五四新文学潮流涌动，这一切背景也是激发郭沫若创作诗情的因素之一。
其次，诗歌的形式和创作风格也是比较的重要切入点。拿郭沫若的代表诗集《女神》和惠特曼的《草叶集》作比较，郭沫若在此方面受惠特曼影响很深，故两部作品在此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上文所论述的两人热情浪漫的诗风与其诗歌形式密不可分，过分讲究诗歌形式美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作者情思的发挥。在诗歌形式上，两者皆是不受拘束的自由诗体，强调诗歌形式服从诗歌感情。惠特曼的诗歌超越传统史诗的形式，打破原先条条框架，处于一种介于散文和诗之间的“散文诗”形式。对诗歌的格律和韵脚也没有特殊的规定，篇幅也可长可短，不固定字数;郭沫若更是强调一种“绝对自由”，诗行重叠反复，长句与短句随意使用，没有固定的诗行，不注重对仗和押韵。两人的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诗体使得情感可以得以倾泻，诗文更接近于诗人想要表达的思想、洒脱奔放。
分析完诗的形式与风格，该从诗歌内容进一步挖掘。郭沫若与惠特曼的相似之处还体现在诗歌意象和主题层面。两者皆通过一系列意象反映了都市生活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场景。惠特曼热爱自然与人民，歌颂劳动者与人类的科技文明，肯定人的价值。他的诗作中不仅有着对自然生动的描写，更有对都市的赞美，从资产阶级立场颂扬科技给美国带来的好处以及城市化对人民生活的重塑。郭沫若所处的清政府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和思想影响之深，在他之前就有士大夫在西方游学中感受到都市的现象。此时的郭沫若在日本受到惠特曼的感染，在日本门司市西笔立山展望时，看到都市文明、科技的发展，激动之余写下《笔立山头展望》，全诗热情迸发，“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等诗行广泛使用了“轮船”，“烟雾”，“海湾”等意象，热情的讴歌了工业文明，对都市之景进行礼赞。
除了上述相同点，惠特曼和郭沫若的诗也存在些许不同之处。在我看来最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两者对待城市化和工业文明态度的不同，虽然两人都大力讴歌了工业文明，颂扬科技文明的贡献，但是惠特曼的诗作中存在许多对城市化的批判和阴暗面的反映，而郭沫若的诗作更聚焦于讴歌城市发展，歌颂使得科学和技术迅猛发展的“力”，更着重去抒发内心“热和力”的情绪而忽视城市化给自然环境和人民生活的负面效应。惠特曼的诗作并不是盲目的歌颂都市文明，当时纽约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然而快速的城市化卻带了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大自然被过度开采，烟雾、烧煤给城市带来了污染。而且人们在城市化中有些迷失了自我，对自我身份产生了怀疑。他强调每个人都具备黑暗面，也是说明了人和人之间是存在共性和共同感受的，不会向城市化刚开始那样，四面八方的人汇集，彼此之间却缺乏认同。在他的诗中，最终，人与城市完全融合，并且一起实现了永恒。城市或许一度会使人们迷失自我，但终究人们在城市中才能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并且随着城市的发展完善自我，实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