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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和茹志鹃的《百合花》是十七年文学战争题材中书写身体的优秀之作。身体在宏大社会战争和个人个性情感双重体系中承载着不同价值，显性的主流革命叙事和潜隐的个人情爱叙事在身体中达到融合统一，两种体系赋予身体的意义在死亡结局中得以升华。结合作家的现实境遇和心理倾向，这是其作为创作主体主动探索的成就。
关键词： 十七年文学;战争;身体;死亡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4-0049-04
身体研究近年来在现当代文学领域形成热潮，这里的“身体”涵括文学、美学、哲学等多种意义，而不仅仅限于生理意义，它是个人与社会、肉体与精神的混合，既抽象又具体。十七年身体研究“思路上往往把‘身体’作为一个被政治话语严密规训的客体，却没有注意到身体的主体性及其对‘十七年’文学的正面的价值意义”。十七年文学对身体在哲学、美学意义上的多重关照使之不至于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荒芜中太过尴尬。
战争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重要题材和常见背景之一，身体在战争大环境下所展现出的个体与社会的对抗统一，肉体与精神的研磨生长，人性纯洁与战争残酷的对比，都呈现出别样的美。《洼地上的战役》和《百合花》（以下简称《洼》《花》）都是以战争为背景，对主人公身体进行深刻的书写刻画的优秀作品，作者对身体进行怎样的书写使之从同时期同题材的作品中脫颖而出？为什么最终主人公身体都被给予死亡的结局？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在暗示什么？究其原因而回归创作主体，作家在现实境遇中又有怎样的创作心理？这是本文尝试讨论的问题。
一、塑崇高之身，观浪漫之体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说，“通过这种机制（权力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从而成为“驯顺的”的身体。处在十七年文学政治高压环境下，这两篇小说也打开了主题先行的保险阀，《洼》讲述抗美援朝背景下侦查班小战士王应洪在老班长王顺的帮助引导下成长为一名坚强、优秀的战士，最终在一次俘虏敌人任务中英勇牺牲的故事;《花》则是讲述在淮海战役中小通讯员送文工团女兵“我”到前沿包扎所，后向新媳妇借被子，后来牺牲在战场上的故事。两篇小说都选择重大意义的战争作为背景，主人公都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符合宏大叙事主流话语体系，在这样的情节安排中主人公勇敢、高尚的道德品质得以彰显。
但若细观文本，这两则故事在与同时期同题材作品相比时，仍表现出“反常”之处，那就是宏大叙事下隐秘的情爱叙事。文本中身体始终处于战争宏大社会背景和个人私密感情的双重体系之中，战争在“身体”上寻求表现的是勇敢无畏、忠诚守纪的品质，而感情在“身体”上凝结体现的是作为个体面对两性之间感情的惊慌、甜蜜、腼腆、忐忑的丰富心理和真实人性。
《洼》中的身体书写方式是在典型情境下进行直接描写。对王应洪身体书写集中在他知晓了金圣姬对他的情意和在战场受伤后，当他在班长的质问下明白了金圣姬对自己的感情，心里出现“甜蜜的惊慌”，在金圣姬面前“态度变得生硬”“红着脸像是做错了什么事情”，直到被困敌人阵地想起那个姑娘心中泛起“惊慌的甜蜜”，甚至想象他们一起到了北京;在战场受伤后“不曾感觉到自己是负伤，充满了胜利的欢乐，无论手和脚都是灵活的”“他用他的负伤的肢体帮着爬”“身上的伤口痛的像火烧一般”，最终被敌人发现后他打完子弹“站起来用他负伤的腿向前奔去”，在敌人中间拉响手雷。而对金圣姬天然的身体书写体现在她的爱情中，当她意识到自己爱上了王应洪，“一举一动都流露着自自然然”“两只手编着辫子，赤着脚走到踏板边上注视着他”，当为部队演出时“脸上是闪耀着多么辉煌的幸福表情”。
路翎设置“王顺”这一形象关照身体，以第三者的视角审视金圣姬和王应洪的爱情，但这种审视始终带着宠溺和温情。王顺是王应洪的班长，是部队纪律的捍卫者，但他在警告约束王应洪的同时又心存愧疚，“以前黑着良心不同意王应洪恋爱的班长王顺，在死亡随时降临的危险关头，表示了他的忏悔。”他甚至下决心要把王应洪从战场上救回去给金圣姬看看。对于革命年代有违纪律的这一段感情，他是同情且怜悯的。
《花》则通过女兵“我”的眼睛以第一人称叙事，关照社会宏大战争和个人私密感情下两性之间的隐秘心理。文本对小战士的身体和新媳妇面对异性身体前后的态度变化进行重点刻画。小战士是羞涩拘谨的，护送“我”的途中始终与“我”保持几步距离，“我”与他交谈时“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问新媳妇借被子时又是木讷、执拗的，接过被子时“垂着眼皮”“慌慌张张”，茹志鹃塑造这样一位善良憨实甚至木讷的形象，足以引起读者对他美好青春未来的遐想。与战争残酷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与人之间温情、两性之间和谐关系的美好呈现。正如茹志鹃后来所说：“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新媳妇最初因为被子是新婚做的拒绝借给小战士，后来大方借被子还善意戏谑他，到主动打听他的下落，再到帮助救治伤员擦拭血迹“又羞又怕”，最后得知小战士牺牲后庄严地为他缝衣服并用新被子铺在棺材下。新媳妇从开始因两性之间蒙胧暧昧情感而羞涩躲闪，到最后超越性别和私密情感直视身体，不仅仅是“军民鱼水情”的生动写照，更是至真至纯人性的自然流露。小战士的牺牲使她眼中异性的身体超越实在的物质和浪漫的情感，升华为崇高的存在。
两部小说的身体在残酷动荡的战争和含蓄委婉的情感中凝聚着不同声音，在主题先行的显性话语体系下隐含着潜在意蕴，是对真实人性的生动关照。
二、在死亡归宿中飞升，在洁白意象中永恒 两部小说在战争与个人体系下纠葛的身体不论勇猛善战，还是忠肝义胆，最终都以死亡为结局。一方面，出于战争背景下渲染歌颂英雄的主流话语的需要，死亡成为十七年文学中最经典而富有浪漫色彩的结局之一。正如恩斯特·贝克尔在《拒斥死亡》中所说，“死自身不仅仅是一种状态 ，而是一个情结符号，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它的意义也因而有别”，王应洪和小战士的死亡不仅仅是个人意义上生命的终结，更见证了那个时代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战争无数前仆后继英雄战士的壮烈，凝结着民族的记忆。在十七年文学中，身体的自然活动被规训，作为身体终结的死亡也无法脱离，承载着国家、社会和阶级的种种意义。战争中英雄的死亡成为了“意识形态化了的历史记忆的回忆与确认、历史意义的建构与认同、历史事件和历史生活在审美纬度上的观照与传达”。
另一方面，王应洪和小战士的死，又不同于当时许多作品中完美英雄壮烈无畏的牺牲和单个体战争宏大叙事中对身体夸张的歌颂，他们也会担忧害怕，短暂失去希望，也会对爱情渴望，对温情向往。正因真实人性中真情的流露，生命的寂灭才更撼动人心。作为个体个性身体的微妙感情与作为战争载体身体的历史记忆在死亡中融合，得到升华和统一。同时不同于中国人在古典戏曲大团圆结局中形成的审美习惯，如鲁迅所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小说因身体结局的缺陷在悲剧中蕴含更深刻的审美意味。
王应洪对金圣姬的爱从“甜蜜的惊慌”变为“惊慌的甜蜜”，在战场上面临牺牲的那一刻仍记得胸前的那块手绢。战场是社会、阶级赋予身体的集体意义价值的场所，而那方小小的手帕则是个人身体感情的出口;王应洪始终坚守纪律、奋勇作战，但他也没有遗忘作为真实的人的感情，最终在为人民牺牲的结局中矛盾双方终于统一。小战士不论是与“我”羞涩腼腆地交流还是与新媳妇之间有些波折地借被子经历，都体现这两性之间蒙胧美好的感情，人与人之间、两性身体间擦出不同的火花，直到最后新媳妇庄严地为死去的小战士补衣服，抢过那条新被子铺在棺材里，物质的身体在死亡中得以升华，社会意义赋予身体的忠诚和高尚因为真实的人情人性流露，在死亡中升华为崇高。个体的身体和战争下的身体在死亡中得到升华和统一。
细读文本，死亡叙事同样体现作家在某些方面对主流话语的迎合和驯服。王应洪逐渐苏醒的感情与人民军队的纪律是相悖的，班长王顺甚至屡屡为他包庇，随着胜利的凯旋难保这份“惊慌的甜蜜”不会燃烧起来，所以小说在他出征前和牺牲后对爱情极尽描写，似乎只是金圣姬的“单相思”，与人民战士王应洪无关，“十七年文学纯爱情题材的小说本就寥若星辰，将爱情置于战争中来审视几乎是空前绝后”，他若隐若现的爱情在死亡中净化为对英雄的赞歌。而小通讯员的牺牲也是作者精心安排的结果，先是在“我”和新媳妇的眼中塑造一位青涩柔情、憨实腼腆的乡下青年形象，结局却为了救担架员们扑向敌人的手榴弹，在新媳妇借给部队花被子和战士为救百姓牺牲的军民互动中强化“军民鱼水情”的主题。
但不能否认，这是在十七年文学中身体被密切规训下作家探索到的新出口，以在残酷宏大的战争叙事中，作为个体个性的身体逐渐消失为代价，达到对人性深刻书写的目的，使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得以纯洁化，极具张力。
白手绢和百合花则是贯穿两部小说的意象，它们一个是金圣姬在王应洪奔赴战场之前寄托情意的信物，一个是小战士向新媳妇借来的被子上的图案，都是洁白无瑕的，最后都被染上了鲜血。洁白的手绢和百合花都象征着王应洪与金圣姬之间、小战士与新媳妇之间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人性，照应在主题先行下隐含的情爱叙事。战争的血与火对身体的淬炼与身体内在至真至纯的人性形成强烈的反差，意象的白象征着身体善良单纯的内在世界，而战争使之染上的红则凝结着身体在残酷恶劣外在世界中饱受的折磨创伤。身体在洁白意象隐喻的内在、外在世界中凸显人性的光辉。
三、拳拳之心，昭昭之书
《洼》和《花》成为十七年文学中备受好评的作品与作家密切相关。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在现实境遇中有怎样的创作心理？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从广泛的战争题材书写中脱颖而出？结合其现实经历以及内在心理能给予一定程度的解答。
《洼》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3月，完成时间是1953年11月，路翎早在建国前就因《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等著作颇具盛名，在此篇小说发表之前的几年中，路翎的个人事业稳定，还在1953年9月第二届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本篇小说是路翎在全国文联组织作家深入生活的号召中主动申请到朝鲜采风，创作而成的。加之从建国后文坛对路翎的作品一直存在争议，此时路翎主动提出到群众中采风，不论《洼》客观上形成的影响和效果如何，又是被怎样解读的，路翎在主观上无疑是积极向主流话语靠拢的。
小说从题材的选择，到情节的设置，无一不是在主流话语体系之中酝酿，战争题材的选择映射着革命的时代主题，英雄人物战死沙场则是红色文学主题的需要，甚至对一个热血青年在面对爱情时的情节叙事中，铁一般的“纪律”时时不忘萦绕在文本中。“‘战争’‘英雄’‘牺牲’‘纪律’这些主题词已经为《洼》的革命叙事做了充分的渲染，积蓄了足够的政治势能。”
但是对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不能只是空洞的，需要真实情感的支撑，尤其是对于路翎这样一位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来说，更加明白有血有肉的英雄悲剧才具有更加撼动人心的效果。
因此有了王应洪与金圣姬的爱情悲剧作陪衬，这也恰恰成为小说在众多同题材作品脱颖而出的原因。作家在对主流话语迎合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个人话语的堅守，但这种坚守绝对不同于许多研究者将主流与个人话语完全对立的观点，在宏大社会与个人感情双重体系下的身体书写更具层次性和丰富性。
《花》则是茹志鹃1958年首发于《延河》第3期的作品，茹志鹃亲自经历过战争，小说创作是基于作家经验，带有回忆性质。在和平年代茹志鹃却对过去战争的故事进行抒情性书写，是因为当时反右派斗争日益激烈，许多人为了避祸甚至互相检举告发，人与人之间缺少信任。小说寄予了作家对战争年代美好纯洁人际关系的向往，在对歌颂英雄的同时也渴望真诚、纯洁的人际关系，奏出一曲“静夜的萧声”。同时文本对战争的反思是深刻的，茹志鹃描绘战争前如画卷般和谐的生活却在战争来临时毁于一旦，隐蔽的情爱叙事散发着人性的光辉，身体中承载的真挚情谊最终寂灭，她后来谈及自己的写作时说小战士“献出一切的时候，他也得到了一切。洁白无瑕的爱，晶莹的泪”，似乎是对这一缺憾的补偿，人们在叹惜感慨的同时也思索良多。
两位作家在现实境遇中的创作主观上不是为了反抗，正因为始终坚持独立的思考，对生活的深切考察，才能够创作出这样具有超越性价值的作品。
四、结语
在十七年特殊时期，路翎和茹志鹃对处于社会宏大战争和个人隐秘情感双重体系下身体的独特书写塑造和深切感知考察，成就了《洼》和《花》永恒的价值。身体在战争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中被辗转研磨，在隐秘的情爱叙事中展现人性的另一面，在走向死亡的结局中升华为崇高，具有深刻而丰富美学意义。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浅俗直白的“下半身写作”，在宽松的环境中对身体放肆大胆地书写反而不能达到审美效果和广泛影响，在限制的环境中如何深刻书写身体，宏大社会意义与个体个性价值如何在身体中融合统一，这是十七年文学带给人们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李蓉.“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身体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57.
[3]荒草.评路翎的小说[N].文艺报，1954，（09）.
[4]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J].青春，1980，（11）：49-52.
[5][美]恩斯特·贝克尔著，林和生译.拒斥死亡[M].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0.
[6]施津菊.历史视野中的死亡叙事——十七年文学宏大叙事中的死亡话语及其审美意境[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4）：54-60.
[7]成湘丽，姜晓雪.“潜在移情”的安排和“煞费苦心”的结局——《洼地上的“战役”》与《百合花》的参照比较[J].名作欣赏，2013，（03）：84-86.
[8]丁帆，王世诚.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9]张吉山.外显与潜隐间的犹疑与冲突——论《洼地上的“战役”》《红豆》的创作心理[J].齐鲁学刊，2018，（02）：145-149.
[10]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J].人民文学，1958，（06）.
关键词： 十七年文学;战争;身体;死亡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4-0049-04
身体研究近年来在现当代文学领域形成热潮，这里的“身体”涵括文学、美学、哲学等多种意义，而不仅仅限于生理意义，它是个人与社会、肉体与精神的混合，既抽象又具体。十七年身体研究“思路上往往把‘身体’作为一个被政治话语严密规训的客体，却没有注意到身体的主体性及其对‘十七年’文学的正面的价值意义”。十七年文学对身体在哲学、美学意义上的多重关照使之不至于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荒芜中太过尴尬。
战争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重要题材和常见背景之一，身体在战争大环境下所展现出的个体与社会的对抗统一，肉体与精神的研磨生长，人性纯洁与战争残酷的对比，都呈现出别样的美。《洼地上的战役》和《百合花》（以下简称《洼》《花》）都是以战争为背景，对主人公身体进行深刻的书写刻画的优秀作品，作者对身体进行怎样的书写使之从同时期同题材的作品中脫颖而出？为什么最终主人公身体都被给予死亡的结局？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在暗示什么？究其原因而回归创作主体，作家在现实境遇中又有怎样的创作心理？这是本文尝试讨论的问题。
一、塑崇高之身，观浪漫之体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说，“通过这种机制（权力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从而成为“驯顺的”的身体。处在十七年文学政治高压环境下，这两篇小说也打开了主题先行的保险阀，《洼》讲述抗美援朝背景下侦查班小战士王应洪在老班长王顺的帮助引导下成长为一名坚强、优秀的战士，最终在一次俘虏敌人任务中英勇牺牲的故事;《花》则是讲述在淮海战役中小通讯员送文工团女兵“我”到前沿包扎所，后向新媳妇借被子，后来牺牲在战场上的故事。两篇小说都选择重大意义的战争作为背景，主人公都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符合宏大叙事主流话语体系，在这样的情节安排中主人公勇敢、高尚的道德品质得以彰显。
但若细观文本，这两则故事在与同时期同题材作品相比时，仍表现出“反常”之处，那就是宏大叙事下隐秘的情爱叙事。文本中身体始终处于战争宏大社会背景和个人私密感情的双重体系之中，战争在“身体”上寻求表现的是勇敢无畏、忠诚守纪的品质，而感情在“身体”上凝结体现的是作为个体面对两性之间感情的惊慌、甜蜜、腼腆、忐忑的丰富心理和真实人性。
《洼》中的身体书写方式是在典型情境下进行直接描写。对王应洪身体书写集中在他知晓了金圣姬对他的情意和在战场受伤后，当他在班长的质问下明白了金圣姬对自己的感情，心里出现“甜蜜的惊慌”，在金圣姬面前“态度变得生硬”“红着脸像是做错了什么事情”，直到被困敌人阵地想起那个姑娘心中泛起“惊慌的甜蜜”，甚至想象他们一起到了北京;在战场受伤后“不曾感觉到自己是负伤，充满了胜利的欢乐，无论手和脚都是灵活的”“他用他的负伤的肢体帮着爬”“身上的伤口痛的像火烧一般”，最终被敌人发现后他打完子弹“站起来用他负伤的腿向前奔去”，在敌人中间拉响手雷。而对金圣姬天然的身体书写体现在她的爱情中，当她意识到自己爱上了王应洪，“一举一动都流露着自自然然”“两只手编着辫子，赤着脚走到踏板边上注视着他”，当为部队演出时“脸上是闪耀着多么辉煌的幸福表情”。
路翎设置“王顺”这一形象关照身体，以第三者的视角审视金圣姬和王应洪的爱情，但这种审视始终带着宠溺和温情。王顺是王应洪的班长，是部队纪律的捍卫者，但他在警告约束王应洪的同时又心存愧疚，“以前黑着良心不同意王应洪恋爱的班长王顺，在死亡随时降临的危险关头，表示了他的忏悔。”他甚至下决心要把王应洪从战场上救回去给金圣姬看看。对于革命年代有违纪律的这一段感情，他是同情且怜悯的。
《花》则通过女兵“我”的眼睛以第一人称叙事，关照社会宏大战争和个人私密感情下两性之间的隐秘心理。文本对小战士的身体和新媳妇面对异性身体前后的态度变化进行重点刻画。小战士是羞涩拘谨的，护送“我”的途中始终与“我”保持几步距离，“我”与他交谈时“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问新媳妇借被子时又是木讷、执拗的，接过被子时“垂着眼皮”“慌慌张张”，茹志鹃塑造这样一位善良憨实甚至木讷的形象，足以引起读者对他美好青春未来的遐想。与战争残酷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与人之间温情、两性之间和谐关系的美好呈现。正如茹志鹃后来所说：“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新媳妇最初因为被子是新婚做的拒绝借给小战士，后来大方借被子还善意戏谑他，到主动打听他的下落，再到帮助救治伤员擦拭血迹“又羞又怕”，最后得知小战士牺牲后庄严地为他缝衣服并用新被子铺在棺材下。新媳妇从开始因两性之间蒙胧暧昧情感而羞涩躲闪，到最后超越性别和私密情感直视身体，不仅仅是“军民鱼水情”的生动写照，更是至真至纯人性的自然流露。小战士的牺牲使她眼中异性的身体超越实在的物质和浪漫的情感，升华为崇高的存在。
两部小说的身体在残酷动荡的战争和含蓄委婉的情感中凝聚着不同声音，在主题先行的显性话语体系下隐含着潜在意蕴，是对真实人性的生动关照。
二、在死亡归宿中飞升，在洁白意象中永恒 两部小说在战争与个人体系下纠葛的身体不论勇猛善战，还是忠肝义胆，最终都以死亡为结局。一方面，出于战争背景下渲染歌颂英雄的主流话语的需要，死亡成为十七年文学中最经典而富有浪漫色彩的结局之一。正如恩斯特·贝克尔在《拒斥死亡》中所说，“死自身不仅仅是一种状态 ，而是一个情结符号，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它的意义也因而有别”，王应洪和小战士的死亡不仅仅是个人意义上生命的终结，更见证了那个时代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战争无数前仆后继英雄战士的壮烈，凝结着民族的记忆。在十七年文学中，身体的自然活动被规训，作为身体终结的死亡也无法脱离，承载着国家、社会和阶级的种种意义。战争中英雄的死亡成为了“意识形态化了的历史记忆的回忆与确认、历史意义的建构与认同、历史事件和历史生活在审美纬度上的观照与传达”。
另一方面，王应洪和小战士的死，又不同于当时许多作品中完美英雄壮烈无畏的牺牲和单个体战争宏大叙事中对身体夸张的歌颂，他们也会担忧害怕，短暂失去希望，也会对爱情渴望，对温情向往。正因真实人性中真情的流露，生命的寂灭才更撼动人心。作为个体个性身体的微妙感情与作为战争载体身体的历史记忆在死亡中融合，得到升华和统一。同时不同于中国人在古典戏曲大团圆结局中形成的审美习惯，如鲁迅所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小说因身体结局的缺陷在悲剧中蕴含更深刻的审美意味。
王应洪对金圣姬的爱从“甜蜜的惊慌”变为“惊慌的甜蜜”，在战场上面临牺牲的那一刻仍记得胸前的那块手绢。战场是社会、阶级赋予身体的集体意义价值的场所，而那方小小的手帕则是个人身体感情的出口;王应洪始终坚守纪律、奋勇作战，但他也没有遗忘作为真实的人的感情，最终在为人民牺牲的结局中矛盾双方终于统一。小战士不论是与“我”羞涩腼腆地交流还是与新媳妇之间有些波折地借被子经历，都体现这两性之间蒙胧美好的感情，人与人之间、两性身体间擦出不同的火花，直到最后新媳妇庄严地为死去的小战士补衣服，抢过那条新被子铺在棺材里，物质的身体在死亡中得以升华，社会意义赋予身体的忠诚和高尚因为真实的人情人性流露，在死亡中升华为崇高。个体的身体和战争下的身体在死亡中得到升华和统一。
细读文本，死亡叙事同样体现作家在某些方面对主流话语的迎合和驯服。王应洪逐渐苏醒的感情与人民军队的纪律是相悖的，班长王顺甚至屡屡为他包庇，随着胜利的凯旋难保这份“惊慌的甜蜜”不会燃烧起来，所以小说在他出征前和牺牲后对爱情极尽描写，似乎只是金圣姬的“单相思”，与人民战士王应洪无关，“十七年文学纯爱情题材的小说本就寥若星辰，将爱情置于战争中来审视几乎是空前绝后”，他若隐若现的爱情在死亡中净化为对英雄的赞歌。而小通讯员的牺牲也是作者精心安排的结果，先是在“我”和新媳妇的眼中塑造一位青涩柔情、憨实腼腆的乡下青年形象，结局却为了救担架员们扑向敌人的手榴弹，在新媳妇借给部队花被子和战士为救百姓牺牲的军民互动中强化“军民鱼水情”的主题。
但不能否认，这是在十七年文学中身体被密切规训下作家探索到的新出口，以在残酷宏大的战争叙事中，作为个体个性的身体逐渐消失为代价，达到对人性深刻书写的目的，使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得以纯洁化，极具张力。
白手绢和百合花则是贯穿两部小说的意象，它们一个是金圣姬在王应洪奔赴战场之前寄托情意的信物，一个是小战士向新媳妇借来的被子上的图案，都是洁白无瑕的，最后都被染上了鲜血。洁白的手绢和百合花都象征着王应洪与金圣姬之间、小战士与新媳妇之间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人性，照应在主题先行下隐含的情爱叙事。战争的血与火对身体的淬炼与身体内在至真至纯的人性形成强烈的反差，意象的白象征着身体善良单纯的内在世界，而战争使之染上的红则凝结着身体在残酷恶劣外在世界中饱受的折磨创伤。身体在洁白意象隐喻的内在、外在世界中凸显人性的光辉。
三、拳拳之心，昭昭之书
《洼》和《花》成为十七年文学中备受好评的作品与作家密切相关。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在现实境遇中有怎样的创作心理？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从广泛的战争题材书写中脱颖而出？结合其现实经历以及内在心理能给予一定程度的解答。
《洼》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3月，完成时间是1953年11月，路翎早在建国前就因《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等著作颇具盛名，在此篇小说发表之前的几年中，路翎的个人事业稳定，还在1953年9月第二届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本篇小说是路翎在全国文联组织作家深入生活的号召中主动申请到朝鲜采风，创作而成的。加之从建国后文坛对路翎的作品一直存在争议，此时路翎主动提出到群众中采风，不论《洼》客观上形成的影响和效果如何，又是被怎样解读的，路翎在主观上无疑是积极向主流话语靠拢的。
小说从题材的选择，到情节的设置，无一不是在主流话语体系之中酝酿，战争题材的选择映射着革命的时代主题，英雄人物战死沙场则是红色文学主题的需要，甚至对一个热血青年在面对爱情时的情节叙事中，铁一般的“纪律”时时不忘萦绕在文本中。“‘战争’‘英雄’‘牺牲’‘纪律’这些主题词已经为《洼》的革命叙事做了充分的渲染，积蓄了足够的政治势能。”
但是对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不能只是空洞的，需要真实情感的支撑，尤其是对于路翎这样一位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来说，更加明白有血有肉的英雄悲剧才具有更加撼动人心的效果。
因此有了王应洪与金圣姬的爱情悲剧作陪衬，这也恰恰成为小说在众多同题材作品脱颖而出的原因。作家在对主流话语迎合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个人话语的堅守，但这种坚守绝对不同于许多研究者将主流与个人话语完全对立的观点，在宏大社会与个人感情双重体系下的身体书写更具层次性和丰富性。
《花》则是茹志鹃1958年首发于《延河》第3期的作品，茹志鹃亲自经历过战争，小说创作是基于作家经验，带有回忆性质。在和平年代茹志鹃却对过去战争的故事进行抒情性书写，是因为当时反右派斗争日益激烈，许多人为了避祸甚至互相检举告发，人与人之间缺少信任。小说寄予了作家对战争年代美好纯洁人际关系的向往，在对歌颂英雄的同时也渴望真诚、纯洁的人际关系，奏出一曲“静夜的萧声”。同时文本对战争的反思是深刻的，茹志鹃描绘战争前如画卷般和谐的生活却在战争来临时毁于一旦，隐蔽的情爱叙事散发着人性的光辉，身体中承载的真挚情谊最终寂灭，她后来谈及自己的写作时说小战士“献出一切的时候，他也得到了一切。洁白无瑕的爱，晶莹的泪”，似乎是对这一缺憾的补偿，人们在叹惜感慨的同时也思索良多。
两位作家在现实境遇中的创作主观上不是为了反抗，正因为始终坚持独立的思考，对生活的深切考察，才能够创作出这样具有超越性价值的作品。
四、结语
在十七年特殊时期，路翎和茹志鹃对处于社会宏大战争和个人隐秘情感双重体系下身体的独特书写塑造和深切感知考察，成就了《洼》和《花》永恒的价值。身体在战争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中被辗转研磨，在隐秘的情爱叙事中展现人性的另一面，在走向死亡的结局中升华为崇高，具有深刻而丰富美学意义。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浅俗直白的“下半身写作”，在宽松的环境中对身体放肆大胆地书写反而不能达到审美效果和广泛影响，在限制的环境中如何深刻书写身体，宏大社会意义与个体个性价值如何在身体中融合统一，这是十七年文学带给人们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李蓉.“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身体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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