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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成、发展和嬗变,中国中学语文的形成、变化和更迭,与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休戚与共。与其他外来文学思潮相比,俄国文学对于中国有着特别意义,对中国的影响深刻而巨大。如日本学者升曙梦所言,中俄之间“有着许多的共同点”,“在国家的特征上,在国民性上,在思想的特质上,这两个国家是非常类似的。在这意义上,即是说中国乃是东方的俄国,俄国乃是西方的中国,似乎也绝非过甚之词”。中俄在社会结构、历史发展、文化形态之间具有天然的相似性,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文学观念和文艺思潮、审美标准和审美范式的生成演变等一系列方面,与俄苏文学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和亲近性。中学语文亦不例外。
俄国文学的译介、研究和解读,不仅影响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也关涉中学语文的教学。对俄国文学之于中国中学语文教学的价值进行学理反思,既指向历史的演变,又昭示未来的去向,既指导当下的语文教学,又促进当今的文学研究。尽管俄国文学已明显边缘化,从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的大者变成小者,但它向来是外国文学选文的主流之一,对中学语文的意义是巨大的,价值是多重的,由此形成充满悖论张力的“边缘中的主流”和想象空间的“小者中的大者”。边缘者,相对于中心而言;大者,则相对于小而言;边缘和中心,相对于位置而言;小和大,则相对于价值而言。俄国文学对中国中学语文教学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四重维度,即恒久的审美性价值,重要的史料性价值,深刻的思想性价值,以及独特的民族性价值。四重维度逐层递进,彼此关联,相互渗透,交融汇通,共同彰显着俄国文学区别于其他国别文学的独特品性和对中国中学语文教学的普遍价值。
一.审美性维度:俄国文学的价值之一
从教材变迁角度来看,俄国文学从最初占据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的大部分到现在的大幅缩减,表现出多样化的选文趋势;从审美价值角度来看,俄国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新现实主义等流派作品各有所取,体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取舍标准之一就是文学的审美性价值,这是文学安身立命的本体特质和核心品性。这在“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的作品中有鲜明体现,并奠定着俄国文学的审美品性、基本走向和风格特质。
作为“俄国文学中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别林斯基语),《别尔金小说集》共包括《射击》《暴风雪》《棺材店老板》《驿站长》及《村姑小姐》五篇情节彼此独立的小说,文风朴实,技术高超,语言简练。其中,《驿站长》塑造了穷困潦倒悲惨死去的“小人物”维林形象,标志着普希金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历史高度,体现出高超的审美艺术价值。该小说集所确立的真实描写生活、塑造典型形象的美学原则,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主意识,使其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别尔金小说集》为后来俄国文学的主要体裁——小说树立了典范,特别是其中的《驿站长》,上承卡拉姆辛《苦命的丽莎》的余绪,下开40年代‘自然派’的先河,对俄国现实主义民主文学的确立起过较大影响。”在心理小说《黑桃皇后》中,普希金以内心自白、独白、梦境等心理分析和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情节,塑造了一个唯利是图、投机钻营、拜金主义的资产者格尔曼形象,为莱蒙托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心理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该作备受法国作家梅里美的高度称赞,并由他译成法文出版。普希金的未完小说《戈留辛诺村的历史》和中篇《杜勃罗夫斯基》反映出俄国农村的残酷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的艰难生存境况的同情。在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影响之下,《上尉的女儿》将历史事件和艺术虚构巧妙地结合起来,把个人的悲欢离合和历史的起伏波澜糅合统一,以虚构的贵族格里涅夫老年回忆往事的形式塑造了农民领袖普加乔夫形象,既赋予虚构人物以特定的历史时代面貌,又使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显得丰满鲜活。这种书写传统和创作手法,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之,经由《别尔金小说集》《杜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等小说,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与“小人物”的形象,“都市小说”与“彼得堡小说”的样式,“高加索”与“乡村贵族”的主题,“心理小说”与“爱情故事”的风格,“多重主体”和“简洁明快”的叙事,得到艺术化的提升和审美化的叙述,体现出强烈的审美价值,对整个俄罗斯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对俄国文学的解读和分析不能仅着眼于其对现实的强烈批判性,更要深刻体验和感知俄国文学的恒久审美性。审美性是俄国文学的本体和基础,批判性是在俄国文学的史料性基础上生发而来的;缺失了审美性价值,俄国文学的批判性将无所依存。
二.史料性维度:俄国文学的价值之二
自19世纪三十年代初现实主义成为俄国文学主流以降,俄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现象,大都在文学中有所反映;而在现代学科制度并不分明和完备的俄国,文学也部分承担着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功能,文学成为知识分子探讨文化精神的公共空间,其目的性使命不断得到强化,而审美性功能日趋弱化。这种彼此交错和渗透的情形,使文学与历史可以互相印证,相互参照,使现实与镜像彼此补充,相互渗透。不过,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并非如平滑光亮的镜子般如实客观,而是如跃动不居的灯影般变幻演绎。较之西欧其他国别文学,俄国文学反映社会意识和文化准则的真实程度要深刻得多,细致得多。
19世纪上半叶,为荣誉和自尊而决斗的风俗在俄国军队、贵族和其他社会阶层中广泛流行,各种法律制裁措施几乎无济于事,而且俄国的决斗规则较之西欧更为残酷和严格。细致描述决斗现象和习俗的小说,至少可以举出普希金的《射击》《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春潮》,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契诃夫和库普林的同名小说《决斗》等作品。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六章,普希金生动描写了一场恶作剧式的乡村决斗。风流成性的彼得堡贵族青年奥涅金,在乡村地主拉林家舞会上故意挑逗好友连斯基的女友奥尔嘉,毫不留情地挖苦连斯基,从而激起后者的醋意,愤而向奥涅金提出决斗。连斯基是奥涅金在乡下唯一能够与之谈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探讨科学成果和人类道德行为的朋友。明知铸成大错,奥涅金仍不假思索在决斗场上“静静地先举起手枪”,违心杀死连斯基,不仅没有为此掉过一滴眼泪,甚至没有一笔悲怆的悼文。普希金将决斗描述为花花公子奥涅金的本能反映,展示了他作为“多余人”的冷漠淡然、轻视生命和玩世不恭,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人物性格和小说主题。与此同时,普希金在小说中也展示了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崇尚决斗的风习:在当时的社会气氛里,决斗是一件事关个人荣辱的行为,而拒绝决斗则被舆论视为不能原谅的胆怯,是个人耻辱。上流社会约定俗成的法则和舆论钳制是难以抗拒的,深谙此道的奥涅金亦不例外。为了躲避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他来到乡下寻求宁静,却无法摆脱上流社会的行为处世准则,因为作为社会舆论的决斗是“荣誉的动力,我们的偶像!/整个世界旋转在这个轴上”。在决斗中杀死朋友后,奥涅金只好离开乡村庄园,告别纯情少女塔吉娅娜,结束农事改革,漂泊虚度年华。
《父与子》中出身平民的医生巴扎罗夫思想激进,代表年轻一代,而贵族老爷巴维尔·基尔沙诺夫思想保守,代表着年老一辈。主人公巴扎罗夫并非决斗的爱好者,认为此类事情愚蠢得如同“训练过的狗用后腿站着跳舞一样”。但当巴维尔向他提出决斗挑战时,他却无法也不能拒绝,因为这关系到他的自我名誉和个人自尊。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心理期待可谓如符合契,自然真实。在近乎自然主义式的描述中,《决斗》将俄国军队的残暴性和人性的阴暗面如明镜般呈现出来,真实程度不逊于历史书写。19—20世纪之交,俄国军队中仍用残忍的决斗来惩罚军人,解决争端,维护荣誉,这本身体现出极端的愚昧和极端的野蛮。整部小说呈现出阴暗压抑的基调,本能的兽性取代文明的人性,驱使着每一位士兵:“这些可怜的家伙仿佛全给一个野蛮的、欢畅的、无情的恶魔附了体,他们不讲道理,不顾体面,互相咒骂,说着种种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弄得人类的尊严一丝不剩了。”主人公罗玛绍夫与对手的决斗是由军队名誉法庭裁定的,因为XX团军官名誉法庭全体人员认为“案情严重,必须举行决斗,方足弥补本团受损之名誉”。然而事实上,罗玛绍夫并未犯什么大罪过,只因他不幸落入“猎熊的陷阱里”,处处面临野蛮的挑战,使他无力应付。在小说中,作者批判森严的军队等级和残暴的人性的同时,也展示了俄罗斯民族性的非理性和极端性。
经由文学想象和艺术审美的共同操作,决斗由日常生活现象提升为与“多余人”、“小人物”等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母题之一,表达着作者对现实的强烈批判和深切的人道关怀。在史料性的审美叙述之下,在批判社会现实的背后,蕴藏着俄国作家深厚的文化思想和哲理探究。这种深厚博大的思想性价值,恰恰是俄国文学区别于其他国别文学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学语文教学需要仔细分析的。
三.思想性维度:俄国文学的价值之三
较之欧洲各国,俄国文学的繁荣期虽然要晚得多,但其思想性却深刻得多,哲理性也浓厚得多。彼得大帝改革在促进俄国社会进步、追求强国富民和面向世界的同时,也导致了两种影响数百年的后果:俄国斯拉夫民族特色逐渐丧失,民族伦理混乱,社会道德堕落;俄国上下层社会、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之间发生严重分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大力推进,俄国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转型和思想嫁接等问题上急功近利,判断失误,陷入误区:“不是整体性、均衡化地对精神资源、制度资源、物质资源作出理性的制度安排,而是精神资源弃之不顾、制度资源高度垄断、物质资源权力化配置。”作为俄国文学的创作主体,自普希金以降的作家多成长于社会变革动荡之中,深切感受到现代化和民族化、西欧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等话语之间的矛盾冲突,并将自己的文化思考和精神忧思付诸文学创作。由此,俄国文学叙述主题本质在于,或者叙述知识分子与俄国普通人之间的精神隔阂,以呈现西式现代化运动与斯拉夫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或者叙述知识分子对东正教信仰的痴迷、疑惑,以呈现现代化语境下对民族精神探寻之艰难;或者叙述对神秘主义的留恋和对西方社会的恐惧,以呈现俄国文化中东方性与西方性之间的冲突。
作为一个温和的西欧改革派代表,屠格涅夫通过《罗亭》《父与子》《贵族之家》以及《处女地》等小说,以形象的艺术描写将斯拉夫派与西欧派之争、传统与现代之矛盾、贵族与平民之分歧、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体之隔膜敏锐地呈现出来,以隐蔽的方式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社会思潮之复杂态势予以型塑,使读者能感性体验到俄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和坎坷艰难。与此相对,在《穷人》《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一脉相承的创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描写以杰乌什庚为代表的“穷人”的悲惨命运,体现了作家对“小人物”的人道情怀,阐述了对平等、正义、公正、基督救赎的迷恋与神往;经由拉斯科尔尼柯夫的“超人理论”的破产和卡拉马佐夫“偶合家庭”的分崩离析,谴责了追求物质进步和理性主义现代化进程偏离和改变了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由此具体阐述了俄国反对西化改革的切实理由。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煌煌巨制中,托尔斯泰着眼于传统精英阶层的历史作用和在当代改革中的命运、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成员的意识和角色转换、民众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觉醒与传统价值观冲突、如何在改革浪潮中获得救赎等时代问题,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反对任何战争而追求大同和平,反对利己主义而追求集体公正,反对世俗化东正教而追求本体论上帝,反对全盘西化改革而追求纯朴基督教信仰,体现出深刻而博大的哲理深度。这些思想资源也成为苏联主流思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理由。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解读俄国文学时要适当考虑到其思想性维度,在审美分析和感性阅读中予以哲理解读和理性把握。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文学的思想性价值并非如同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博爱等启蒙主义思想,具有完全的普世性和超越性,而是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性和一定的地域性。易言之,在俄国文学的审美性、史料性和思想性维度背后,有着民族性维度的宰制和操控。这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该予以警惕注意,应该有所取舍的。
四.民族性维度:俄国文学的价值之四
自现代文体形成以来,俄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如何建构俄国国族形象和叙述俄罗斯民族性,而俄国文学的成就也正是立足于民族性视阈,透视俄国社会变革问题而不断调整叙事策略,从而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被扩展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学;而对文学的接受则是如何建立科学规范以表达民族性诉求,并使之具有普适性价值。由此,俄国文学之创作和接受成为表达俄罗斯民族性问题的重要途径,成为探讨俄罗斯民族性的重要方式。换言之,俄罗斯民族性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学的言说和接受而得以表达的。19世纪俄国的学科分类尚未明晰化,许多学科杂糅在一起,哲学、社会学和文艺美学亦无严格限定。由此,19世纪俄国文学额外承载着多种社会功能,即通过文学表达一种社会诉求、民族特色或宗教理想。俄国哲学家弗兰克曾言:“最深刻最重要的思想在俄国不是在系统的学术著作中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完全另外的形式——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的。”由此,充分考量到俄国文学的民族性特色,不仅可以把握其独有的哲理意蕴,亦能避免将其民族性特质视为普遍性真理。
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翻译的最重要特点,是把俄国文学放在首位,视其为最重要、最正确、最普遍的文学形式。俄国文学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即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救国救民的路径。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等现代文学大家都格外推重俄国文学,从中听到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呼号,并把译介俄国文学当作盗天火给人类的神圣事业,却部分忽略了无法扩展的民族性特色。众多俄国名家的现实主义作品被大量迻译过来,对中国革命起到不可忽视的指引和启蒙作用,为中学语文中的俄国文学选材提供了可能和基础,但也掩盖了俄国文学独特的民族性和意识形态,给中国的外国文学选文和语文教学带来诸多遗留问题。在浓厚意识形态背景下,俄国文学背后隐藏着别样的学术理念和诠释路径,即借用或移用俄国主流思想重新诠释作家,通过作家研究印证和扩大主流思想;同时借此提升俄国文学的普遍性意义,隐蔽而严谨地表达着不同于西方的民族性诉求,即俄苏文学有着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代表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主流,体现出普遍性价值与人文主义情怀,带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和现实性价值。20世纪中国文学界所接受的俄国文学,一方面过度扩展了俄国文学文化主流思想的普遍性价值,另一方面部分遮蔽了俄国文学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特质,给中国带来难以消除的种种问题。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如何消除解读文学作品的庸俗化方法和固定化模式,则是我们曾经着力反思的,也是必须予以警醒的。
五.结语
总之,俄国文学的审美性、史料性、思想性和民族性四种价值维度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彼此关联,相互纠缠:恒久的艺术审美价值包孕着一定的认知史料价值,认知史料价值体现着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二者彼此联系,相互勾连,共同构成俄国文学的基本和表层价值维度;二者彼此渗透,共同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启迪价值,而思想启迪价值则一方面经由兼具认知史料和艺术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使艺术审美和认知史料维度具有别样的深度;所有这一切价值维度,则由民族特质价值维度操控和宰制,由此构成了俄国文学的核心和内在价值维度。四种不同的价值维度纠缠不休,共同构成一种具有内在复调性、层递性和多样功用的文学形态,形象反映出俄罗斯独特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和精神特质。毋庸置疑,俄国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中国的中学语文教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正因俄国文学之于中学语文具有如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学语文教学应对俄国文学给予多样解读和多维分析。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对俄国文学的接受与诠释应该充分考虑到俄国文学的多样性特质和复杂性内涵。在客观认知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应该以中国主流思想为中心合法地对认知对象去民族性特色,使之融入到中国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之中,从而逐步建构自己的知识图谱和话语体系。由此,我们接受的不应是俄国文学的难以扩展的民族性维度,而应是具有现代性和普遍性的俄国文学特质,扩而展之则是符合现代性价值的俄国意象,并在解读俄国文化中力求去俄国民族性、扩展某些适宜阐释说明当代文学变迁、文化思想走向、知识谱系建构、话语分析阐释的叙述意义。由此可以对俄国文学有多样了解和全面把握,更加理性地欣赏俄国文学,提升文学鉴赏力和文学修养,建构世界文学的宏观视野和比较意识。
王树福,1980年出生,山东临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外国文学研究》(A
俄国文学的译介、研究和解读,不仅影响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也关涉中学语文的教学。对俄国文学之于中国中学语文教学的价值进行学理反思,既指向历史的演变,又昭示未来的去向,既指导当下的语文教学,又促进当今的文学研究。尽管俄国文学已明显边缘化,从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的大者变成小者,但它向来是外国文学选文的主流之一,对中学语文的意义是巨大的,价值是多重的,由此形成充满悖论张力的“边缘中的主流”和想象空间的“小者中的大者”。边缘者,相对于中心而言;大者,则相对于小而言;边缘和中心,相对于位置而言;小和大,则相对于价值而言。俄国文学对中国中学语文教学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四重维度,即恒久的审美性价值,重要的史料性价值,深刻的思想性价值,以及独特的民族性价值。四重维度逐层递进,彼此关联,相互渗透,交融汇通,共同彰显着俄国文学区别于其他国别文学的独特品性和对中国中学语文教学的普遍价值。
一.审美性维度:俄国文学的价值之一
从教材变迁角度来看,俄国文学从最初占据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的大部分到现在的大幅缩减,表现出多样化的选文趋势;从审美价值角度来看,俄国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新现实主义等流派作品各有所取,体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取舍标准之一就是文学的审美性价值,这是文学安身立命的本体特质和核心品性。这在“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的作品中有鲜明体现,并奠定着俄国文学的审美品性、基本走向和风格特质。
作为“俄国文学中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别林斯基语),《别尔金小说集》共包括《射击》《暴风雪》《棺材店老板》《驿站长》及《村姑小姐》五篇情节彼此独立的小说,文风朴实,技术高超,语言简练。其中,《驿站长》塑造了穷困潦倒悲惨死去的“小人物”维林形象,标志着普希金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历史高度,体现出高超的审美艺术价值。该小说集所确立的真实描写生活、塑造典型形象的美学原则,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主意识,使其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别尔金小说集》为后来俄国文学的主要体裁——小说树立了典范,特别是其中的《驿站长》,上承卡拉姆辛《苦命的丽莎》的余绪,下开40年代‘自然派’的先河,对俄国现实主义民主文学的确立起过较大影响。”在心理小说《黑桃皇后》中,普希金以内心自白、独白、梦境等心理分析和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情节,塑造了一个唯利是图、投机钻营、拜金主义的资产者格尔曼形象,为莱蒙托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心理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该作备受法国作家梅里美的高度称赞,并由他译成法文出版。普希金的未完小说《戈留辛诺村的历史》和中篇《杜勃罗夫斯基》反映出俄国农村的残酷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的艰难生存境况的同情。在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影响之下,《上尉的女儿》将历史事件和艺术虚构巧妙地结合起来,把个人的悲欢离合和历史的起伏波澜糅合统一,以虚构的贵族格里涅夫老年回忆往事的形式塑造了农民领袖普加乔夫形象,既赋予虚构人物以特定的历史时代面貌,又使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显得丰满鲜活。这种书写传统和创作手法,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之,经由《别尔金小说集》《杜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等小说,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与“小人物”的形象,“都市小说”与“彼得堡小说”的样式,“高加索”与“乡村贵族”的主题,“心理小说”与“爱情故事”的风格,“多重主体”和“简洁明快”的叙事,得到艺术化的提升和审美化的叙述,体现出强烈的审美价值,对整个俄罗斯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对俄国文学的解读和分析不能仅着眼于其对现实的强烈批判性,更要深刻体验和感知俄国文学的恒久审美性。审美性是俄国文学的本体和基础,批判性是在俄国文学的史料性基础上生发而来的;缺失了审美性价值,俄国文学的批判性将无所依存。
二.史料性维度:俄国文学的价值之二
自19世纪三十年代初现实主义成为俄国文学主流以降,俄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现象,大都在文学中有所反映;而在现代学科制度并不分明和完备的俄国,文学也部分承担着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功能,文学成为知识分子探讨文化精神的公共空间,其目的性使命不断得到强化,而审美性功能日趋弱化。这种彼此交错和渗透的情形,使文学与历史可以互相印证,相互参照,使现实与镜像彼此补充,相互渗透。不过,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并非如平滑光亮的镜子般如实客观,而是如跃动不居的灯影般变幻演绎。较之西欧其他国别文学,俄国文学反映社会意识和文化准则的真实程度要深刻得多,细致得多。
19世纪上半叶,为荣誉和自尊而决斗的风俗在俄国军队、贵族和其他社会阶层中广泛流行,各种法律制裁措施几乎无济于事,而且俄国的决斗规则较之西欧更为残酷和严格。细致描述决斗现象和习俗的小说,至少可以举出普希金的《射击》《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春潮》,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契诃夫和库普林的同名小说《决斗》等作品。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六章,普希金生动描写了一场恶作剧式的乡村决斗。风流成性的彼得堡贵族青年奥涅金,在乡村地主拉林家舞会上故意挑逗好友连斯基的女友奥尔嘉,毫不留情地挖苦连斯基,从而激起后者的醋意,愤而向奥涅金提出决斗。连斯基是奥涅金在乡下唯一能够与之谈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探讨科学成果和人类道德行为的朋友。明知铸成大错,奥涅金仍不假思索在决斗场上“静静地先举起手枪”,违心杀死连斯基,不仅没有为此掉过一滴眼泪,甚至没有一笔悲怆的悼文。普希金将决斗描述为花花公子奥涅金的本能反映,展示了他作为“多余人”的冷漠淡然、轻视生命和玩世不恭,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人物性格和小说主题。与此同时,普希金在小说中也展示了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崇尚决斗的风习:在当时的社会气氛里,决斗是一件事关个人荣辱的行为,而拒绝决斗则被舆论视为不能原谅的胆怯,是个人耻辱。上流社会约定俗成的法则和舆论钳制是难以抗拒的,深谙此道的奥涅金亦不例外。为了躲避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他来到乡下寻求宁静,却无法摆脱上流社会的行为处世准则,因为作为社会舆论的决斗是“荣誉的动力,我们的偶像!/整个世界旋转在这个轴上”。在决斗中杀死朋友后,奥涅金只好离开乡村庄园,告别纯情少女塔吉娅娜,结束农事改革,漂泊虚度年华。
《父与子》中出身平民的医生巴扎罗夫思想激进,代表年轻一代,而贵族老爷巴维尔·基尔沙诺夫思想保守,代表着年老一辈。主人公巴扎罗夫并非决斗的爱好者,认为此类事情愚蠢得如同“训练过的狗用后腿站着跳舞一样”。但当巴维尔向他提出决斗挑战时,他却无法也不能拒绝,因为这关系到他的自我名誉和个人自尊。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心理期待可谓如符合契,自然真实。在近乎自然主义式的描述中,《决斗》将俄国军队的残暴性和人性的阴暗面如明镜般呈现出来,真实程度不逊于历史书写。19—20世纪之交,俄国军队中仍用残忍的决斗来惩罚军人,解决争端,维护荣誉,这本身体现出极端的愚昧和极端的野蛮。整部小说呈现出阴暗压抑的基调,本能的兽性取代文明的人性,驱使着每一位士兵:“这些可怜的家伙仿佛全给一个野蛮的、欢畅的、无情的恶魔附了体,他们不讲道理,不顾体面,互相咒骂,说着种种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弄得人类的尊严一丝不剩了。”主人公罗玛绍夫与对手的决斗是由军队名誉法庭裁定的,因为XX团军官名誉法庭全体人员认为“案情严重,必须举行决斗,方足弥补本团受损之名誉”。然而事实上,罗玛绍夫并未犯什么大罪过,只因他不幸落入“猎熊的陷阱里”,处处面临野蛮的挑战,使他无力应付。在小说中,作者批判森严的军队等级和残暴的人性的同时,也展示了俄罗斯民族性的非理性和极端性。
经由文学想象和艺术审美的共同操作,决斗由日常生活现象提升为与“多余人”、“小人物”等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母题之一,表达着作者对现实的强烈批判和深切的人道关怀。在史料性的审美叙述之下,在批判社会现实的背后,蕴藏着俄国作家深厚的文化思想和哲理探究。这种深厚博大的思想性价值,恰恰是俄国文学区别于其他国别文学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学语文教学需要仔细分析的。
三.思想性维度:俄国文学的价值之三
较之欧洲各国,俄国文学的繁荣期虽然要晚得多,但其思想性却深刻得多,哲理性也浓厚得多。彼得大帝改革在促进俄国社会进步、追求强国富民和面向世界的同时,也导致了两种影响数百年的后果:俄国斯拉夫民族特色逐渐丧失,民族伦理混乱,社会道德堕落;俄国上下层社会、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之间发生严重分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大力推进,俄国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转型和思想嫁接等问题上急功近利,判断失误,陷入误区:“不是整体性、均衡化地对精神资源、制度资源、物质资源作出理性的制度安排,而是精神资源弃之不顾、制度资源高度垄断、物质资源权力化配置。”作为俄国文学的创作主体,自普希金以降的作家多成长于社会变革动荡之中,深切感受到现代化和民族化、西欧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等话语之间的矛盾冲突,并将自己的文化思考和精神忧思付诸文学创作。由此,俄国文学叙述主题本质在于,或者叙述知识分子与俄国普通人之间的精神隔阂,以呈现西式现代化运动与斯拉夫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或者叙述知识分子对东正教信仰的痴迷、疑惑,以呈现现代化语境下对民族精神探寻之艰难;或者叙述对神秘主义的留恋和对西方社会的恐惧,以呈现俄国文化中东方性与西方性之间的冲突。
作为一个温和的西欧改革派代表,屠格涅夫通过《罗亭》《父与子》《贵族之家》以及《处女地》等小说,以形象的艺术描写将斯拉夫派与西欧派之争、传统与现代之矛盾、贵族与平民之分歧、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体之隔膜敏锐地呈现出来,以隐蔽的方式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社会思潮之复杂态势予以型塑,使读者能感性体验到俄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和坎坷艰难。与此相对,在《穷人》《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一脉相承的创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描写以杰乌什庚为代表的“穷人”的悲惨命运,体现了作家对“小人物”的人道情怀,阐述了对平等、正义、公正、基督救赎的迷恋与神往;经由拉斯科尔尼柯夫的“超人理论”的破产和卡拉马佐夫“偶合家庭”的分崩离析,谴责了追求物质进步和理性主义现代化进程偏离和改变了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由此具体阐述了俄国反对西化改革的切实理由。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煌煌巨制中,托尔斯泰着眼于传统精英阶层的历史作用和在当代改革中的命运、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成员的意识和角色转换、民众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觉醒与传统价值观冲突、如何在改革浪潮中获得救赎等时代问题,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反对任何战争而追求大同和平,反对利己主义而追求集体公正,反对世俗化东正教而追求本体论上帝,反对全盘西化改革而追求纯朴基督教信仰,体现出深刻而博大的哲理深度。这些思想资源也成为苏联主流思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理由。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解读俄国文学时要适当考虑到其思想性维度,在审美分析和感性阅读中予以哲理解读和理性把握。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文学的思想性价值并非如同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博爱等启蒙主义思想,具有完全的普世性和超越性,而是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性和一定的地域性。易言之,在俄国文学的审美性、史料性和思想性维度背后,有着民族性维度的宰制和操控。这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该予以警惕注意,应该有所取舍的。
四.民族性维度:俄国文学的价值之四
自现代文体形成以来,俄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如何建构俄国国族形象和叙述俄罗斯民族性,而俄国文学的成就也正是立足于民族性视阈,透视俄国社会变革问题而不断调整叙事策略,从而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被扩展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学;而对文学的接受则是如何建立科学规范以表达民族性诉求,并使之具有普适性价值。由此,俄国文学之创作和接受成为表达俄罗斯民族性问题的重要途径,成为探讨俄罗斯民族性的重要方式。换言之,俄罗斯民族性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学的言说和接受而得以表达的。19世纪俄国的学科分类尚未明晰化,许多学科杂糅在一起,哲学、社会学和文艺美学亦无严格限定。由此,19世纪俄国文学额外承载着多种社会功能,即通过文学表达一种社会诉求、民族特色或宗教理想。俄国哲学家弗兰克曾言:“最深刻最重要的思想在俄国不是在系统的学术著作中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完全另外的形式——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的。”由此,充分考量到俄国文学的民族性特色,不仅可以把握其独有的哲理意蕴,亦能避免将其民族性特质视为普遍性真理。
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翻译的最重要特点,是把俄国文学放在首位,视其为最重要、最正确、最普遍的文学形式。俄国文学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即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救国救民的路径。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等现代文学大家都格外推重俄国文学,从中听到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呼号,并把译介俄国文学当作盗天火给人类的神圣事业,却部分忽略了无法扩展的民族性特色。众多俄国名家的现实主义作品被大量迻译过来,对中国革命起到不可忽视的指引和启蒙作用,为中学语文中的俄国文学选材提供了可能和基础,但也掩盖了俄国文学独特的民族性和意识形态,给中国的外国文学选文和语文教学带来诸多遗留问题。在浓厚意识形态背景下,俄国文学背后隐藏着别样的学术理念和诠释路径,即借用或移用俄国主流思想重新诠释作家,通过作家研究印证和扩大主流思想;同时借此提升俄国文学的普遍性意义,隐蔽而严谨地表达着不同于西方的民族性诉求,即俄苏文学有着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代表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主流,体现出普遍性价值与人文主义情怀,带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和现实性价值。20世纪中国文学界所接受的俄国文学,一方面过度扩展了俄国文学文化主流思想的普遍性价值,另一方面部分遮蔽了俄国文学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特质,给中国带来难以消除的种种问题。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如何消除解读文学作品的庸俗化方法和固定化模式,则是我们曾经着力反思的,也是必须予以警醒的。
五.结语
总之,俄国文学的审美性、史料性、思想性和民族性四种价值维度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彼此关联,相互纠缠:恒久的艺术审美价值包孕着一定的认知史料价值,认知史料价值体现着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二者彼此联系,相互勾连,共同构成俄国文学的基本和表层价值维度;二者彼此渗透,共同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启迪价值,而思想启迪价值则一方面经由兼具认知史料和艺术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使艺术审美和认知史料维度具有别样的深度;所有这一切价值维度,则由民族特质价值维度操控和宰制,由此构成了俄国文学的核心和内在价值维度。四种不同的价值维度纠缠不休,共同构成一种具有内在复调性、层递性和多样功用的文学形态,形象反映出俄罗斯独特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和精神特质。毋庸置疑,俄国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中国的中学语文教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正因俄国文学之于中学语文具有如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学语文教学应对俄国文学给予多样解读和多维分析。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对俄国文学的接受与诠释应该充分考虑到俄国文学的多样性特质和复杂性内涵。在客观认知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应该以中国主流思想为中心合法地对认知对象去民族性特色,使之融入到中国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之中,从而逐步建构自己的知识图谱和话语体系。由此,我们接受的不应是俄国文学的难以扩展的民族性维度,而应是具有现代性和普遍性的俄国文学特质,扩而展之则是符合现代性价值的俄国意象,并在解读俄国文化中力求去俄国民族性、扩展某些适宜阐释说明当代文学变迁、文化思想走向、知识谱系建构、话语分析阐释的叙述意义。由此可以对俄国文学有多样了解和全面把握,更加理性地欣赏俄国文学,提升文学鉴赏力和文学修养,建构世界文学的宏观视野和比较意识。
王树福,1980年出生,山东临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外国文学研究》(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