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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克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大卫·别克原是美国一位专门生产塘瓷浴缸和脸盆的成功商人，有“浴室设备之王”的美称。46岁那年他突发奇想，打算制造汽车。1901年他与人合作，开始制造第一辆别克汽车。在花光了所有积蓄并欠下大量债务的情况下，别克B型车问世了。这是一辆能载入史册的汽车，装有一台在当时令人叫绝的2.4升22马力双缸发动机。之后，别克车开始源源不断走向市场，并开始有了知名度。这年底，别克发动机股份公司被威廉姆·久兰特所掌握。久兰特是个精明的经理，他上任仅一年，便在弗林特小城北郊建起了全国最大的装配厂。1908年，别克汽车的年产量达8820辆，排名全国第二，仅次于福特。这年威廉·杜兰特成立了通用汽车公司，别克归于通用旗下。但作为一个有自主权的分厂，别克一直在弗林特小城制造着自己漂亮而优质的汽车。在通用公司的五大轿车品牌系列中，位居中档，高于雪佛兰、奥兹莫比尔；次于庞帝阿克和凯迪莱克。别克车以6缸发动机为主，但其豪华系列则装有8缸大功率发动机。别克车以造型优美、马力大、速度快著称，常被爱好者誉为“飞车”。后来别克公司也一度以穿过圆环的银弹为汽车标志。别克在二战时期，一度停止生产汽车，转而生产飞机引擎、反坦克武器和其他军用品。二战后别克推出了具有漂亮流线型车身、性能卓越、车头装有银弹标志的别克60型车，风靡了全世界，成为四五十年代最时髦的汽车之一!
别克车在1912年便进入了中国，首次出现在上海。到了20年代，别克车的声誉在中国开始日趋壮大起来，其中最受欢迎的是E－44型敞篷车，它有一个6汽缸容量4.1升的发动机，功率高达60莫制马力，售价3000大洋。1924年已退位的溥仪就曾向北京亨芪洋行买过一部这种别克车。别克车1907年曾首次横贯南美，成为世界上横贯南美洲的第一辆车。1927年，别克车又创造了横贯阿富汗的世界纪录。1929年，别克车在上海开设了销售办事处。那时在中国销售的别克车多以40型系列的双座敞篷车和小型的云雀牌(SKYLARK)居多。1936年，大型的8缸别克世纪(CENTURY)进入中国。该车造型漂亮时髦，乘坐宽敞舒适、性能可靠、马力强劲，立刻博得当时中国的达官贵人，尤其是军政官员的高度欣赏和由衷地喜爱，成为他们购车时的首选。在1949年前的中国，其进口汽车10万多辆，轿车3万多辆，其中30年代仅上海一地，便有各种品牌的小轿车2万多辆。由于那时中国自己不能制造汽车，所以进口的轿车品牌繁杂，可称之为“万国牌”，但其中基本上以美国车为主。这是因为当时的美国车不光价钱便宜，而且性能可靠耐用，非常适合中国的道路状况。在30年代前，福特汽车独占鳌头。早在1913年便有近百辆著名的T型车销至中国，引起很大的轰动，以致孙中山在1924年曾致函给亨利·福特，请他帮助建立中国的汽车工业。福特公司也是第一个在中国上海设立了销售及服务机构的外国汽车厂家(1928年)。但1928年通用公司推出了全铁壳的雪佛兰车，该车造型漂亮，尤其是增加了许多豪华装饰件，而且有多种鲜艳的车身颜色，不像福特T型车那样只有单调的黑色，因此使人一见便觉得非常吸引人。车厢内不光宽敞舒适，而且还略带几分豪华和温馨。雪佛兰车还用著名的铸铁缸体的2.8升6缸发动机代替了原先的4缸发动机，使马力更大，行走更为平稳。同时雪佛兰车的售价却比福特T型车还要便宜些，仅售1200元左右，因此一进入中国市场便大受欢迎，击败了福特车的垄断地位。1928年款的雪佛兰车在当时的中国非常畅销。作为一款低价车，它几乎垄断了当时上海、北平、南京和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出租车行业(二三十年代人们习惯称出租车为“出差汽车”)。如上海的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开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的370多辆墨绿色出租汽车，就全部都是通用公司的雪佛兰车。而当时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美商云飞车行的出租车也以1928年款的雪佛兰为主。同时期北平的几家较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如飞燕公司、飞龙公司、高大公司等，也大多使用雪佛兰车。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的30多家出租汽车公司，也以雪佛兰车居多。一时间，在中国大街小巷里跑的轿车中，最常见的便是镀镍饰条闪闪发亮的雪佛兰车了。为了扭转这种状况，也为了与通用竞争，福特于1930年推出了8缸的福特V5型轿车。但这是一款豪华的高级轿车，虽然性能卓越，但售价不菲。购买者都是些腰缠万金的达官贵人，如袁世凯的六公子袁克权之流。1933年福特向中国市场推出了T型车的换代产品：福特Y型车。该车造型明显模仿1928年款的雪佛兰，但线条更为柔和，也增加了许多时髦的装饰物，售价1400法币，但销售并不理想。当时福特设在上海法租界福煦路和迈而西爱路转角的专门经营福特汽车的美通公司的门庭颇为冷落。福特公司重新夺回中国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是在40年代。据解放初对留在大陆的2万多辆小汽车的一项统计表明：福特公司的车最多，其次为通用的别克、雪佛兰和奥兹莫比尔，克莱斯勒公司的道奇和顺风以及英国的奥斯汀，意大利的菲亚特500型“小老鼠”(TOPOLINO)等。但福特车独占鳌头并非轿车，而是靠福特公司在二战时期接受军方委托，使用威利斯专利而大量生产的军用吉普车。这种车在抗战期间以美国军援的形式大量进入中国，以致到40年代后期，不光国民党军队团职以上军官人手一部，还大量进入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作为办公用车，同时还被许多人买来作为自备车。因为当时这种被称为福特34型的军用吉普车相当便宜。当然，福特在40年代出品的“特制豪华型”(SUPER－DELUXE)和福特6型是两款相当不错的6缸小轿车，尤其是前者，作为一款物美价廉的普通级轿车，40年代后期曾作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物资大量进入中国，成为各级党政军机关的公务用车。该型福特车数目庞大，其后备行李箱的拉手处嵌有2条平行的镀锌饰条，成为其明显特征。“豪华特型”福特车在40年代后期的中国，与别克、雪佛兰、道奇、顺风(PLYMOUTH)和斯蒂培克(STUDEBAKER)一样，成为最常见的小轿车品牌。而福特公司1949年问世的划时代的V8型车，因为推出时正值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所以在大陆难得一见，倒是在台湾名噪一时，极受欢迎。
通用1936年推出的别克世纪，是30年代最大也是最豪华的别克车，它开创了别克车独一无二的流线形车身造型。其别出心裁地将前翼子板以流畅圆润的线条与后翼板连为一体的做法，显得极富运动感又浑然天成，在30年代后期开了一代时尚的新风!同时，别克世纪秉承了别克车一贯的制做精良、品质卓越、可靠耐用和马力大时速快的特点，因此赢得一大批高官名人的青睐并不奇怪。当时选择别克世纪作为座车的达官贵人很多，如宋子文、宋美龄、陆军二级上将陈诚和顾祝同，国民党军界元老李济深，国母宋庆龄，第32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军委会政治部长、陆军上将张治中，第25集团军总司令兼台湾警备司令陈仪、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等等。甚至周恩来也非常喜欢别克世纪轿车——“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长住重庆红岩村。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张治中将自己使用的一辆别克世纪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这辆别克世纪感情很深。全国解放后当他听说那辆当年乘坐过的别克世纪车还留在重庆后，便让人将该车运到上海华山路1245号他来沪时常住的4号别墅车库里，作为他在上海乘坐的交通工具。目前这辆饱经风霜的别克世纪轿车被陈列在上海的周恩来纪念馆里。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政府官员并没有成文的配车规定和制度，因此国民党官员的用车显得相当的混乱，呈现一种公私不分的不规范状态。一般而言，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有自备车，不需要政府为其专门配车。因为车是自己掏钱买的，属于私人物品，所以都是赴任时带来、卸任时带走，因此国民党许多机关单位并没有专门的公务用车。那时的国民党官员有一点不错，就是一般买房子和买轿车都是自己掏腰包。因为那时做官，工资较高，但没有提供住房、轿车乃至“特供”等福利待遇。30年代的省主席，每月的工资是675元法币左右，此外还有1000元的特别办公费。675元的月工资同当时20元的平均工资相比，自然要高出几十倍，但那时的省主席住房、坐车、请人吃饭应酬、给仆佣、秘书、司机、警卫乃至顾问，参议员发工资都得自掏腰包，再加上娶个三房四妾、生下一大堆儿女，那点薪俸是要捉襟见肘的，所以国民党的高官都有一笔预算内的“特别开支”。这笔“特别开支”视官职大小和所在单位的财政状况而定，数目相差悬殊，从几百元到几百万元不等。但这笔“特别开支”的数目要经国会或省议会讨论批准。以蒋介石为例，他拥有的“特别开支”每月高达几百万元，但他造官邸、给侍卫队发工资、买防弹轿车，甚至剿共以及给戴笠的特务处发经费等等，都得从“特别开支”中支取。而一个省主席的“特别开支”就没那么多了。1938年1月被蒋介石枪毙的陆军二级上将韩复榘，在任山东省主席时，省参议会核准的“特别开支”每月只有2万元。或许是国民党的官员只有工资，没有福利，所以很多国民党官员便想方设法去捞钱，造成了国民党政府机关腐败成风。那时的国民党官员，在中央一级，像国民政府主席、副主席、行政院长、各部部长等，都有自备轿车，很多人还不止一辆。而立法院和监察院的委员们，虽然都有相当高的工资，但由于各自经济状况的不同，有的有高档自备汽车，有的就只有坐黄包车了。到了地方一级，省主席、市长和保卫处长，是肯定有自备轿车的，所以规定当地1号2号3号车牌归省主席、省会市长和省保安处长专用。而省政府所辖的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农矿和工商六厅厅长及航政和地政二局局长，还有省议会议长、省党部书记和各专区区长等，则视各自情况，或乘自备轿车，或坐黄包车，或安步当车上下班了。不过那时的省府厅长一级的高官，工资加上节日奖金加办公费，每月至少有500元以上的收入，就算不侵吞贪污和从事“第二职业”攒钱买辆1000元上下的自备轿车还是不困难的。所以国民党时期的省府厅长没有自备汽车的很少，而有些家境殷实或善于捞钱的厅长甚至还有好几部自备汽车。由于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需自己买车，所以他们对座车的要求也就比较苛刻；既要外型漂亮时尚，又要性能可靠耐用；既希望车要宽大舒适、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又希望车的价钱不能太贵，在自己的收入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别克世纪轿车恰好迎合了他们的这种苛刻的要求。别克世纪的车身宽大修长，其气派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当时中国流行的豪华轿车，如福特V5、派克，伏克斯豪尔、德·索托(DE·SOTO)和克莱斯勒(CHRYSLER)豪华8型(Deluxe－Eight),但价钱却相对便宜。而且相比而言，别克世纪的造型更为靓丽时髦，所以别克世纪最受当时国民党省政府厅、局长一级官员的青睐。别克世纪轿车在三四十年代非常流行，不仅中高级官员喜爱它，许多银行家和企业家也将它买来作为座车，同时它还成为一些官宦公子小姐的宠物。德国工程师格哈·钮孟在抗战期间曾来到中国，先后在飞虎队和美军援华总署工作。他是个德籍犹太人，是奥贝尔汽车制造厂的汽车工程师，在纳粹排犹时只身逃亡德国。在中国工作期间，他曾自告奋勇，单身驾驶一辆美国制造的M2型半履带越野车，凭着高超的驾驶和维修技术，首次开通了滇缅公路，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传奇人物。1940年他在昆明援华总署工作时，结识了云南省政府民政厅长李子侯。李有一辆心爱的别克世纪车，但出了毛病一直修不好深为沮丧。钮孟在李子侯的再三恳求下，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终于将李钟爱无比的别克世纪修好了。欣喜若狂的李子侯在感激之余，竟将车库里的另一辆流线型的1939年型的法国标致四座篷车送给钮孟作为酬谢。这辆绿色的小标致连座椅都配着浅绿色的丝绒，非常雅致可爱，成了钮孟在昆明的舒适座驾。
1942年别克推出了56型软篷跑车，1945年别克又推出了战后第一辆新式车60型。该车首次使用了银弹车标，车身不仅更富流线型，而且速度更快，风靡了全世界。到40年代末，别克以60型8缸车为基础的设计更先进、速度更快，车如其名的“公路大师”(ROADMASTER)问世了。这是一款可载入史册的名车。后来别克的高档车系列“林荫大道”(PARK－AVENUE)便是从公路大师延伸发展而来的。“公路大师”在1991年重新推出，配上8缸5.7升引擎，成为别克的顶级车型。而1952年问世的别克70型车，在车身造型上取消了传统船型车的尾部，开创了鱼型车的时代。90年代未，阔别中国50年的别克车重又成为中国有钱人的新宠——上海通用公司的第一辆别克轿车在1998年底下线后，很快风靡了中国的汽车市场，也揭开了别克轿车在中国的新的一页。
杜月笙送给戴笠的别克野猫，是一款当年生产的软篷跑车，配有8缸4升的发动机，有95马力，速度非常快。戴笠通过上海著名的“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弟弟刘吉生，借到了一部当年生产的最新式12缸派克轿车，在沪杭公路上进行了一次演练，结果别克野猫毫不费劲地撵上了派克车。通过这次演练，使原先只闻其名不知其实的戴笠一下子喜爱上了别克车，并终身成了一名别克的铁杆车迷。11月10日，行动组长赵理君从早被收买的史量才的汽车司机黄锦才口中得知，史将于13日从杭州秋水山庄返回上海，于是暗杀行动便在戴笠的指挥下付诸实施。(待续)
别克车在1912年便进入了中国，首次出现在上海。到了20年代，别克车的声誉在中国开始日趋壮大起来，其中最受欢迎的是E－44型敞篷车，它有一个6汽缸容量4.1升的发动机，功率高达60莫制马力，售价3000大洋。1924年已退位的溥仪就曾向北京亨芪洋行买过一部这种别克车。别克车1907年曾首次横贯南美，成为世界上横贯南美洲的第一辆车。1927年，别克车又创造了横贯阿富汗的世界纪录。1929年，别克车在上海开设了销售办事处。那时在中国销售的别克车多以40型系列的双座敞篷车和小型的云雀牌(SKYLARK)居多。1936年，大型的8缸别克世纪(CENTURY)进入中国。该车造型漂亮时髦，乘坐宽敞舒适、性能可靠、马力强劲，立刻博得当时中国的达官贵人，尤其是军政官员的高度欣赏和由衷地喜爱，成为他们购车时的首选。在1949年前的中国，其进口汽车10万多辆，轿车3万多辆，其中30年代仅上海一地，便有各种品牌的小轿车2万多辆。由于那时中国自己不能制造汽车，所以进口的轿车品牌繁杂，可称之为“万国牌”，但其中基本上以美国车为主。这是因为当时的美国车不光价钱便宜，而且性能可靠耐用，非常适合中国的道路状况。在30年代前，福特汽车独占鳌头。早在1913年便有近百辆著名的T型车销至中国，引起很大的轰动，以致孙中山在1924年曾致函给亨利·福特，请他帮助建立中国的汽车工业。福特公司也是第一个在中国上海设立了销售及服务机构的外国汽车厂家(1928年)。但1928年通用公司推出了全铁壳的雪佛兰车，该车造型漂亮，尤其是增加了许多豪华装饰件，而且有多种鲜艳的车身颜色，不像福特T型车那样只有单调的黑色，因此使人一见便觉得非常吸引人。车厢内不光宽敞舒适，而且还略带几分豪华和温馨。雪佛兰车还用著名的铸铁缸体的2.8升6缸发动机代替了原先的4缸发动机，使马力更大，行走更为平稳。同时雪佛兰车的售价却比福特T型车还要便宜些，仅售1200元左右，因此一进入中国市场便大受欢迎，击败了福特车的垄断地位。1928年款的雪佛兰车在当时的中国非常畅销。作为一款低价车，它几乎垄断了当时上海、北平、南京和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出租车行业(二三十年代人们习惯称出租车为“出差汽车”)。如上海的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开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的370多辆墨绿色出租汽车，就全部都是通用公司的雪佛兰车。而当时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美商云飞车行的出租车也以1928年款的雪佛兰为主。同时期北平的几家较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如飞燕公司、飞龙公司、高大公司等，也大多使用雪佛兰车。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的30多家出租汽车公司，也以雪佛兰车居多。一时间，在中国大街小巷里跑的轿车中，最常见的便是镀镍饰条闪闪发亮的雪佛兰车了。为了扭转这种状况，也为了与通用竞争，福特于1930年推出了8缸的福特V5型轿车。但这是一款豪华的高级轿车，虽然性能卓越，但售价不菲。购买者都是些腰缠万金的达官贵人，如袁世凯的六公子袁克权之流。1933年福特向中国市场推出了T型车的换代产品：福特Y型车。该车造型明显模仿1928年款的雪佛兰，但线条更为柔和，也增加了许多时髦的装饰物，售价1400法币，但销售并不理想。当时福特设在上海法租界福煦路和迈而西爱路转角的专门经营福特汽车的美通公司的门庭颇为冷落。福特公司重新夺回中国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是在40年代。据解放初对留在大陆的2万多辆小汽车的一项统计表明：福特公司的车最多，其次为通用的别克、雪佛兰和奥兹莫比尔，克莱斯勒公司的道奇和顺风以及英国的奥斯汀，意大利的菲亚特500型“小老鼠”(TOPOLINO)等。但福特车独占鳌头并非轿车，而是靠福特公司在二战时期接受军方委托，使用威利斯专利而大量生产的军用吉普车。这种车在抗战期间以美国军援的形式大量进入中国，以致到40年代后期，不光国民党军队团职以上军官人手一部，还大量进入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作为办公用车，同时还被许多人买来作为自备车。因为当时这种被称为福特34型的军用吉普车相当便宜。当然，福特在40年代出品的“特制豪华型”(SUPER－DELUXE)和福特6型是两款相当不错的6缸小轿车，尤其是前者，作为一款物美价廉的普通级轿车，40年代后期曾作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物资大量进入中国，成为各级党政军机关的公务用车。该型福特车数目庞大，其后备行李箱的拉手处嵌有2条平行的镀锌饰条，成为其明显特征。“豪华特型”福特车在40年代后期的中国，与别克、雪佛兰、道奇、顺风(PLYMOUTH)和斯蒂培克(STUDEBAKER)一样，成为最常见的小轿车品牌。而福特公司1949年问世的划时代的V8型车，因为推出时正值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所以在大陆难得一见，倒是在台湾名噪一时，极受欢迎。
通用1936年推出的别克世纪，是30年代最大也是最豪华的别克车，它开创了别克车独一无二的流线形车身造型。其别出心裁地将前翼子板以流畅圆润的线条与后翼板连为一体的做法，显得极富运动感又浑然天成，在30年代后期开了一代时尚的新风!同时，别克世纪秉承了别克车一贯的制做精良、品质卓越、可靠耐用和马力大时速快的特点，因此赢得一大批高官名人的青睐并不奇怪。当时选择别克世纪作为座车的达官贵人很多，如宋子文、宋美龄、陆军二级上将陈诚和顾祝同，国民党军界元老李济深，国母宋庆龄，第32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军委会政治部长、陆军上将张治中，第25集团军总司令兼台湾警备司令陈仪、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等等。甚至周恩来也非常喜欢别克世纪轿车——“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长住重庆红岩村。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张治中将自己使用的一辆别克世纪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这辆别克世纪感情很深。全国解放后当他听说那辆当年乘坐过的别克世纪车还留在重庆后，便让人将该车运到上海华山路1245号他来沪时常住的4号别墅车库里，作为他在上海乘坐的交通工具。目前这辆饱经风霜的别克世纪轿车被陈列在上海的周恩来纪念馆里。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政府官员并没有成文的配车规定和制度，因此国民党官员的用车显得相当的混乱，呈现一种公私不分的不规范状态。一般而言，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有自备车，不需要政府为其专门配车。因为车是自己掏钱买的，属于私人物品，所以都是赴任时带来、卸任时带走，因此国民党许多机关单位并没有专门的公务用车。那时的国民党官员有一点不错，就是一般买房子和买轿车都是自己掏腰包。因为那时做官，工资较高，但没有提供住房、轿车乃至“特供”等福利待遇。30年代的省主席，每月的工资是675元法币左右，此外还有1000元的特别办公费。675元的月工资同当时20元的平均工资相比，自然要高出几十倍，但那时的省主席住房、坐车、请人吃饭应酬、给仆佣、秘书、司机、警卫乃至顾问，参议员发工资都得自掏腰包，再加上娶个三房四妾、生下一大堆儿女，那点薪俸是要捉襟见肘的，所以国民党的高官都有一笔预算内的“特别开支”。这笔“特别开支”视官职大小和所在单位的财政状况而定，数目相差悬殊，从几百元到几百万元不等。但这笔“特别开支”的数目要经国会或省议会讨论批准。以蒋介石为例，他拥有的“特别开支”每月高达几百万元，但他造官邸、给侍卫队发工资、买防弹轿车，甚至剿共以及给戴笠的特务处发经费等等，都得从“特别开支”中支取。而一个省主席的“特别开支”就没那么多了。1938年1月被蒋介石枪毙的陆军二级上将韩复榘，在任山东省主席时，省参议会核准的“特别开支”每月只有2万元。或许是国民党的官员只有工资，没有福利，所以很多国民党官员便想方设法去捞钱，造成了国民党政府机关腐败成风。那时的国民党官员，在中央一级，像国民政府主席、副主席、行政院长、各部部长等，都有自备轿车，很多人还不止一辆。而立法院和监察院的委员们，虽然都有相当高的工资，但由于各自经济状况的不同，有的有高档自备汽车，有的就只有坐黄包车了。到了地方一级，省主席、市长和保卫处长，是肯定有自备轿车的，所以规定当地1号2号3号车牌归省主席、省会市长和省保安处长专用。而省政府所辖的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农矿和工商六厅厅长及航政和地政二局局长，还有省议会议长、省党部书记和各专区区长等，则视各自情况，或乘自备轿车，或坐黄包车，或安步当车上下班了。不过那时的省府厅长一级的高官，工资加上节日奖金加办公费，每月至少有500元以上的收入，就算不侵吞贪污和从事“第二职业”攒钱买辆1000元上下的自备轿车还是不困难的。所以国民党时期的省府厅长没有自备汽车的很少，而有些家境殷实或善于捞钱的厅长甚至还有好几部自备汽车。由于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需自己买车，所以他们对座车的要求也就比较苛刻；既要外型漂亮时尚，又要性能可靠耐用；既希望车要宽大舒适、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又希望车的价钱不能太贵，在自己的收入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别克世纪轿车恰好迎合了他们的这种苛刻的要求。别克世纪的车身宽大修长，其气派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当时中国流行的豪华轿车，如福特V5、派克，伏克斯豪尔、德·索托(DE·SOTO)和克莱斯勒(CHRYSLER)豪华8型(Deluxe－Eight),但价钱却相对便宜。而且相比而言，别克世纪的造型更为靓丽时髦，所以别克世纪最受当时国民党省政府厅、局长一级官员的青睐。别克世纪轿车在三四十年代非常流行，不仅中高级官员喜爱它，许多银行家和企业家也将它买来作为座车，同时它还成为一些官宦公子小姐的宠物。德国工程师格哈·钮孟在抗战期间曾来到中国，先后在飞虎队和美军援华总署工作。他是个德籍犹太人，是奥贝尔汽车制造厂的汽车工程师，在纳粹排犹时只身逃亡德国。在中国工作期间，他曾自告奋勇，单身驾驶一辆美国制造的M2型半履带越野车，凭着高超的驾驶和维修技术，首次开通了滇缅公路，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传奇人物。1940年他在昆明援华总署工作时，结识了云南省政府民政厅长李子侯。李有一辆心爱的别克世纪车，但出了毛病一直修不好深为沮丧。钮孟在李子侯的再三恳求下，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终于将李钟爱无比的别克世纪修好了。欣喜若狂的李子侯在感激之余，竟将车库里的另一辆流线型的1939年型的法国标致四座篷车送给钮孟作为酬谢。这辆绿色的小标致连座椅都配着浅绿色的丝绒，非常雅致可爱，成了钮孟在昆明的舒适座驾。
1942年别克推出了56型软篷跑车，1945年别克又推出了战后第一辆新式车60型。该车首次使用了银弹车标，车身不仅更富流线型，而且速度更快，风靡了全世界。到40年代末，别克以60型8缸车为基础的设计更先进、速度更快，车如其名的“公路大师”(ROADMASTER)问世了。这是一款可载入史册的名车。后来别克的高档车系列“林荫大道”(PARK－AVENUE)便是从公路大师延伸发展而来的。“公路大师”在1991年重新推出，配上8缸5.7升引擎，成为别克的顶级车型。而1952年问世的别克70型车，在车身造型上取消了传统船型车的尾部，开创了鱼型车的时代。90年代未，阔别中国50年的别克车重又成为中国有钱人的新宠——上海通用公司的第一辆别克轿车在1998年底下线后，很快风靡了中国的汽车市场，也揭开了别克轿车在中国的新的一页。
杜月笙送给戴笠的别克野猫，是一款当年生产的软篷跑车，配有8缸4升的发动机，有95马力，速度非常快。戴笠通过上海著名的“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弟弟刘吉生，借到了一部当年生产的最新式12缸派克轿车，在沪杭公路上进行了一次演练，结果别克野猫毫不费劲地撵上了派克车。通过这次演练，使原先只闻其名不知其实的戴笠一下子喜爱上了别克车，并终身成了一名别克的铁杆车迷。11月10日，行动组长赵理君从早被收买的史量才的汽车司机黄锦才口中得知，史将于13日从杭州秋水山庄返回上海，于是暗杀行动便在戴笠的指挥下付诸实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