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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民生问题应当从整个社会的宏观层面着眼,考察各个社会群体的总体状況,或从有代表性的案例入手,探索趋势与规律,而不是针对个案做出具体的评价。
这是一个永恒的热门话题。之所以永恒,是因为自从人类社会出现阶层或阶级的分化,有了“君”“民”或“官”“民”的对立之后,这个问题便应运而生,直至国家消亡、阶级阶层不复存在才会改变概念而告一段落。据说“民生”的词源可以一直上溯到春秋时期,《左传·宣公十二年》中便有了“民生在勤”的提法。之所以热门,是因为它涉及社会的所有成员,与每个人的生活或工作息息相关,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会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所以必将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议论。
澳门也不例外。街谈巷议离不开它,新闻媒介追逐着它,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也必定围绕它大做文章。让我们顺应形势,遵从民意,也来随波逐流,为这首隽永的社会大合唱增添几个音符。
澳门是否存在民生问题
毫无疑问,澳门存在民生问题。为了取得共识,还得从民生的源头和本质说起。
不必再去追溯古代的民生观,近现代中国对民生的重视无疑始於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在内地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中,我们既可以找到关於民生定义的表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又能够发现有关民生问题重要性的论述:“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领导人也十分重视民生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並且作出具体的部署:“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温家宝总理2010年3月5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强调:要“著力改善民生,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同时郑重指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困难情況下,我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解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根据上述精神,只要国民生计还未能尽善尽美,只要在社会建设、社会体制改革、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平等方面还存在不尽人意之处,那么,民生领域就存在问题。有人归纳出2010年我国内地的十大民生问题,它们分别是:反腐倡廉、安居工程、就业、医疗体制、教育、文化建设、食品安全、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对照澳门的实际情況便可发现,澳门的民生同样存在问题。例如,政府高级官员中曾经揭露出贪污腐败分子,不少市民的居住条件较差,仍存在一定的失业率,物价指数和房价不断高涨,贫富差異悬殊,一些老街区的环境较差,博彩业的负面效应影响颇大,非法旅馆、盗窃、吸毒、卖淫嫖娼之类社会治安问题尚未杜绝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有可能日趋严重甚至酿成大祸。既然澳门的民生问题不可回避,那么,早作准备,未雨绸缪就十分必要了。
澳门的民生问题是否严重
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确定的答案,而是见仁见智,各执一词,相持不下。为了得出比较科学合理的结论,首先要对看问题的角度取得共识,然后再来进行一番对比。
必须明确,讨论民生问题应当从整个社会的宏观层面著眼,考察各个社会群体的总体状況,或从有代表性的案例入手,探索趋势与规律,而不是针对个案做出具体的评价。个别人员、个别家庭的具体情況千差万别,境遇也可能相差悬殊,都应当进入民生考察的视线。但是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以个别来取代一般。应当关注全局,统筹兼顾。不妨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经济指标进行一些对比。
首先来看劳动力参与率、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从回归祖国的1999年开始,澳门的劳动力参与率一直保持在61.2%以上,最高时(2009年)甚至高达72.2%;相形之下,就业不足率全部低於3.6%,最近6年更是保持在2%以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失业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回归祖国前期的四、五年中,年度总体失业率高达6%以上,但从2004年开始,失业率逐年下降,最低的2008年只有3%,就连受金融危机影响后的2009年,澳门的总失业率也只有3.6%。这几组数据反映了澳门民众的就业情況是十分良好的。与香港一比较,澳门的优势就更为明显。最近三年(2007至2009年)内,澳门的总失业率分别只是3.1%、3.0%、3.6%,而香港的相应指标则分别为4.0%、3.6%和5.4%,明显高於澳门。
再来看工资状況。回归祖国以后,从2001年开始,澳门按行业统计的人均月工资收入中位数逐年提高。2003年以前为4600澳门元,2004年突破5000元大关,2006年已达到6701元,2007年至2009年分别达到7800元、8000元和8500元。2002年以来工资总收入中位数的同期变动率始终是正数,反映了工资收入的稳步增长趋势,其中2007年的同期变动率最大,高达16.4%。而香港近年的工资同期变动率维持在正负2%左右,显然无法同澳门稳步上升的趋势相比。还有一个很能反映民生情況的数据:人均居住面积。根据最近三年的统计,澳门全区的人均居住面积已从2007年的217平方尺,逐步增加到2008年的221平方尺和2009年的225平方尺。这一数据明显高於香港。
综上所述,儘管澳门民众的生活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民生问题尚待有效改善,但平心而论,不要说同民不聊生的贫困国家相比,也不要说同遭受天災的地区相比,即便与不少温饱型的国家和地区对比,澳门的民生问题怎么看也不算严重。
如何妥善处理澳门的民生问题
回答好这个问题纔是真正对老百姓负责,因为澳门的民生毕竟存在问题,作为“社会温度计”的社情民意仍然时高时低,忽冷忽热。这里的关键在於树立先进观念,採取得力措施。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处理民生问题倘若不用现代化的先进观念作为指导,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吃力不讨好。首先要树立科学的公平观。公平不是平等,更不是平均。公平是政治意义上的依法合法,是社会层面的一视同仁,是生活中的合适与协调,公平是相对的。有些一味追求平等平均的做法,其实未必公平。例如,近几年澳门政府推行“现金分享计划”,每年补贴本澳同类(永久性或非永久性)居民一定数额的现金补贴,体现政府关注民生,希望全体居民平等享受这一待遇而皆大欢喜。可是,同样数量的现金对於家财亿万的赌王和失业待业的穷人来说,意义、作用和感觉都会有天壤之别。鲁迅先生在《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里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所受的酸辛,饥区的災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段文字,想必对於只想或只会用“派糖”的方法来解決民生问题的人有所启发。
措施是否得力将直接影响效果,民生问题的妥善解決有赖政府採取得力措施。笔者想到了以下四个方面:确保底线关注弱势群体,引导自助激励“造血功能”;动员社会推动慈善事业,改造旧区美化人居环境。
确保底线关注弱势群体,是指对於处於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而言,要为他们设置並逐步提高基本的生活保障线,免除其后顾之忧。应当将最低的保障标准逐步提高,如贫困户的补助起点、补助额度,劳工的最低工资数额,每小时的工资标准,乃至敬老金的额度、现金分享的额度、社会救济的力度等等。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积累的丰厚,要让处於最底层的社会成员在原有的水平上逐步提高,同样甚至更多地分享社会进步带来的实惠。在内地有些地区已经实行差異补助的方法,如上海对於退休后根据政策投靠配偶、子女或父母回上海居住的人员,按照其退休工资的高低分成不同等级(目前只分两级),每月给予数量不等的补助。澳门可以参考外地的先进经验制定自己的政策。
引导自助激励“造血功能”,是指对於生活状況较差但具备合适条件的人群,积极引导他们自尊自强,发扬自救自助精神,激励其不断提高“造血功能”,学会活化和激发自身的生命力,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状況。这一措施的指导思想是政府不养懒汉。近年特区政府不少有关职能部门都在积极开展就业前的培训工作,但是受欢迎程度偏低,社会影响不大,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扶助重点对象,树立典型,引导自力更生的社会风尚。
动员社会推动慈善事业,是指政府要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前提下,倡导精神文明,发动並引导有条件的社会力量举办慈善事业,帮助境遇较差、求助社会的群体改善条件。政府在税收政策、贷款政策等方面要向慈善事业倾斜,以鼓励和引导社会慈善事业逐步发展壮大。国外经验表明,慈善事业对於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弱势群体、改善民生状态,确实能发挥比较显着的作用。2010年世界排名最前的富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9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慈善宴会,儘管有着不尽相同的舆论和评价,但其社会影响还是相当大的。澳门社会财富的积累效果很出色,也不乏富可敌国的富豪,但澳门的慈善事业卻相对薄弱,这不仅值得引起深思,也更有必要设法改变现状。
改造旧区美化人居环境,是指全面改造澳门的老旧城区,清除污染,修复破损,改善並美化全澳的人居环境。这也是针对全社会广大人群的积极措施。澳门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和数百年的中西文化碰撞,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印记,但不少地方也在岁月的消磨中渐渐黯然失色,不甚适应飞速发展、万象更新的当今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质量。为此,从宏观着眼,於微观入手,对澳门城区多年留存的中式或西式老宅、街巷、大厦、商舖、寺庙、教堂等进行有计划的整修及改造,不仅能使老城焕发青春,而且能开发出崭新的特定功能与使用价值,为美化人居环境、改善民生状況做出新的贡献。
这是一个永恒的热门话题。之所以永恒,是因为自从人类社会出现阶层或阶级的分化,有了“君”“民”或“官”“民”的对立之后,这个问题便应运而生,直至国家消亡、阶级阶层不复存在才会改变概念而告一段落。据说“民生”的词源可以一直上溯到春秋时期,《左传·宣公十二年》中便有了“民生在勤”的提法。之所以热门,是因为它涉及社会的所有成员,与每个人的生活或工作息息相关,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会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所以必将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议论。
澳门也不例外。街谈巷议离不开它,新闻媒介追逐着它,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也必定围绕它大做文章。让我们顺应形势,遵从民意,也来随波逐流,为这首隽永的社会大合唱增添几个音符。
澳门是否存在民生问题
毫无疑问,澳门存在民生问题。为了取得共识,还得从民生的源头和本质说起。
不必再去追溯古代的民生观,近现代中国对民生的重视无疑始於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在内地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中,我们既可以找到关於民生定义的表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又能够发现有关民生问题重要性的论述:“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领导人也十分重视民生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並且作出具体的部署:“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温家宝总理2010年3月5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强调:要“著力改善民生,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同时郑重指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困难情況下,我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解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根据上述精神,只要国民生计还未能尽善尽美,只要在社会建设、社会体制改革、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平等方面还存在不尽人意之处,那么,民生领域就存在问题。有人归纳出2010年我国内地的十大民生问题,它们分别是:反腐倡廉、安居工程、就业、医疗体制、教育、文化建设、食品安全、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对照澳门的实际情況便可发现,澳门的民生同样存在问题。例如,政府高级官员中曾经揭露出贪污腐败分子,不少市民的居住条件较差,仍存在一定的失业率,物价指数和房价不断高涨,贫富差異悬殊,一些老街区的环境较差,博彩业的负面效应影响颇大,非法旅馆、盗窃、吸毒、卖淫嫖娼之类社会治安问题尚未杜绝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有可能日趋严重甚至酿成大祸。既然澳门的民生问题不可回避,那么,早作准备,未雨绸缪就十分必要了。
澳门的民生问题是否严重
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确定的答案,而是见仁见智,各执一词,相持不下。为了得出比较科学合理的结论,首先要对看问题的角度取得共识,然后再来进行一番对比。
必须明确,讨论民生问题应当从整个社会的宏观层面著眼,考察各个社会群体的总体状況,或从有代表性的案例入手,探索趋势与规律,而不是针对个案做出具体的评价。个别人员、个别家庭的具体情況千差万别,境遇也可能相差悬殊,都应当进入民生考察的视线。但是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以个别来取代一般。应当关注全局,统筹兼顾。不妨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经济指标进行一些对比。
首先来看劳动力参与率、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从回归祖国的1999年开始,澳门的劳动力参与率一直保持在61.2%以上,最高时(2009年)甚至高达72.2%;相形之下,就业不足率全部低於3.6%,最近6年更是保持在2%以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失业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回归祖国前期的四、五年中,年度总体失业率高达6%以上,但从2004年开始,失业率逐年下降,最低的2008年只有3%,就连受金融危机影响后的2009年,澳门的总失业率也只有3.6%。这几组数据反映了澳门民众的就业情況是十分良好的。与香港一比较,澳门的优势就更为明显。最近三年(2007至2009年)内,澳门的总失业率分别只是3.1%、3.0%、3.6%,而香港的相应指标则分别为4.0%、3.6%和5.4%,明显高於澳门。
再来看工资状況。回归祖国以后,从2001年开始,澳门按行业统计的人均月工资收入中位数逐年提高。2003年以前为4600澳门元,2004年突破5000元大关,2006年已达到6701元,2007年至2009年分别达到7800元、8000元和8500元。2002年以来工资总收入中位数的同期变动率始终是正数,反映了工资收入的稳步增长趋势,其中2007年的同期变动率最大,高达16.4%。而香港近年的工资同期变动率维持在正负2%左右,显然无法同澳门稳步上升的趋势相比。还有一个很能反映民生情況的数据:人均居住面积。根据最近三年的统计,澳门全区的人均居住面积已从2007年的217平方尺,逐步增加到2008年的221平方尺和2009年的225平方尺。这一数据明显高於香港。
综上所述,儘管澳门民众的生活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民生问题尚待有效改善,但平心而论,不要说同民不聊生的贫困国家相比,也不要说同遭受天災的地区相比,即便与不少温饱型的国家和地区对比,澳门的民生问题怎么看也不算严重。
如何妥善处理澳门的民生问题
回答好这个问题纔是真正对老百姓负责,因为澳门的民生毕竟存在问题,作为“社会温度计”的社情民意仍然时高时低,忽冷忽热。这里的关键在於树立先进观念,採取得力措施。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处理民生问题倘若不用现代化的先进观念作为指导,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吃力不讨好。首先要树立科学的公平观。公平不是平等,更不是平均。公平是政治意义上的依法合法,是社会层面的一视同仁,是生活中的合适与协调,公平是相对的。有些一味追求平等平均的做法,其实未必公平。例如,近几年澳门政府推行“现金分享计划”,每年补贴本澳同类(永久性或非永久性)居民一定数额的现金补贴,体现政府关注民生,希望全体居民平等享受这一待遇而皆大欢喜。可是,同样数量的现金对於家财亿万的赌王和失业待业的穷人来说,意义、作用和感觉都会有天壤之别。鲁迅先生在《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里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所受的酸辛,饥区的災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段文字,想必对於只想或只会用“派糖”的方法来解決民生问题的人有所启发。
措施是否得力将直接影响效果,民生问题的妥善解決有赖政府採取得力措施。笔者想到了以下四个方面:确保底线关注弱势群体,引导自助激励“造血功能”;动员社会推动慈善事业,改造旧区美化人居环境。
确保底线关注弱势群体,是指对於处於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而言,要为他们设置並逐步提高基本的生活保障线,免除其后顾之忧。应当将最低的保障标准逐步提高,如贫困户的补助起点、补助额度,劳工的最低工资数额,每小时的工资标准,乃至敬老金的额度、现金分享的额度、社会救济的力度等等。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积累的丰厚,要让处於最底层的社会成员在原有的水平上逐步提高,同样甚至更多地分享社会进步带来的实惠。在内地有些地区已经实行差異补助的方法,如上海对於退休后根据政策投靠配偶、子女或父母回上海居住的人员,按照其退休工资的高低分成不同等级(目前只分两级),每月给予数量不等的补助。澳门可以参考外地的先进经验制定自己的政策。
引导自助激励“造血功能”,是指对於生活状況较差但具备合适条件的人群,积极引导他们自尊自强,发扬自救自助精神,激励其不断提高“造血功能”,学会活化和激发自身的生命力,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状況。这一措施的指导思想是政府不养懒汉。近年特区政府不少有关职能部门都在积极开展就业前的培训工作,但是受欢迎程度偏低,社会影响不大,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扶助重点对象,树立典型,引导自力更生的社会风尚。
动员社会推动慈善事业,是指政府要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前提下,倡导精神文明,发动並引导有条件的社会力量举办慈善事业,帮助境遇较差、求助社会的群体改善条件。政府在税收政策、贷款政策等方面要向慈善事业倾斜,以鼓励和引导社会慈善事业逐步发展壮大。国外经验表明,慈善事业对於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弱势群体、改善民生状态,确实能发挥比较显着的作用。2010年世界排名最前的富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9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慈善宴会,儘管有着不尽相同的舆论和评价,但其社会影响还是相当大的。澳门社会财富的积累效果很出色,也不乏富可敌国的富豪,但澳门的慈善事业卻相对薄弱,这不仅值得引起深思,也更有必要设法改变现状。
改造旧区美化人居环境,是指全面改造澳门的老旧城区,清除污染,修复破损,改善並美化全澳的人居环境。这也是针对全社会广大人群的积极措施。澳门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和数百年的中西文化碰撞,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印记,但不少地方也在岁月的消磨中渐渐黯然失色,不甚适应飞速发展、万象更新的当今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质量。为此,从宏观着眼,於微观入手,对澳门城区多年留存的中式或西式老宅、街巷、大厦、商舖、寺庙、教堂等进行有计划的整修及改造,不仅能使老城焕发青春,而且能开发出崭新的特定功能与使用价值,为美化人居环境、改善民生状況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