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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郑和，下西洋，倭患，全球贸易，海禁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5-0024-08
初中教材第15课“明朝的对外关系”包括郑和下西洋和戚继光抗倭两件事。叙述郑和下西洋出现了“示中国富强”“展现大国风度”等耐人寻味的文字；删去了多年不变的一句：“比欧洲航海家远航早半个多世纪”。1405～1433年，郑和7次下西洋，1487年迪亚哥远航到达非洲南端，早半个多世纪是这样算出来的。实际上，葡萄牙人探航西非海岸的时间与郑和下西洋同时，而且它是先向大西洋中的亚速尔群岛，再向南进入西非海岸，经过半个世纪不间断的远洋探险，最终发现并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早半个世纪”之说只以一次做比较，眼界太狭窄。初一学生还不知道地理大发现，说早多少年是营造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删掉是对的。郑和下西洋与明中期倭患这两件事，都有不同视角看历史，结论截然相反的问题。历史课程要培养思维素质，初中可以浅尝辄止，高中更应该以全球史的视野看中国。
一、郑和、宝船的尺度与远航技术
郑和本姓马，云南回族人。他的先祖赛典赤是中亚贵族、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随忽必烈攻占云南，被任命为云南行省最高长官，为开发云南做出很多贡献，带动了大批回族人在云南落户。云南的马姓，源于中文对穆罕默德的音译。赛典赤家族在蒙元时代十分显赫，屡出高官，到郑和已是第六代，那时他叫马三保。1381年明军攻陷云南，屠杀蒙古人，阉割了上万色目人，其中大概就有小三保。随后一些被阉割的人成为各藩王的奴仆，马三保被送到北京燕王府。朱元璋有26个儿子，长子、第九子和最小的儿子早死，其余23个儿子都是藩王，燕王朱棣是第4子。朱元璋死后将皇位传给21岁的长孙，他那些叔叔不服，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率先起兵，夺取皇位，他就是明成祖。《明史·郑和传》说，郑和“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马三保的功劳是什么？不清楚。朱棣登基后论功行赏，毫不吝惜，不少人得到公、侯、伯等爵位，从位卑的底层一跃成为帝国新贵。马三保的功劳一定不小，皇帝赐姓郑，改名和，封“三保太监”，官至四品，这是当时太监最高的品级。
郑和显然是成祖的心腹，这从下西洋的动机中可以得到印证。《明史·郑和传》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惠帝指朱元璋的长孙，因死不见尸，有传言说他逃往海外；如果他还活着，朱棣就没有理由当皇帝。因此，朱棣不仅几次派人到南方秘密查找，而且派郑和到海外寻觅。这是下西洋的首要任务，但不宜明说，宣扬国威则大张旗鼓、公开宣示。郑和所率船队两万多人大部分是正规官军，配备有火器等武装，因此有称郑和为将军。若非心腹，安能托付重任并授予军队和钱财？
郑和远航的编队有200多艘木制帆船，其中大型宝船不少于60艘。宝船最大的究竟有多大？过去教材有注：最大的海船长44丈，宽18丈；换算长约138米、宽约56米，比足球场还大。于是有人说，这样大的船排水量超过8000吨甚至万吨。以前笔者总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儿玄，木材不像钢铁，不能焊接，用木材造这样大的船，似乎不可能。但是，宝船尺度的原始数字来自远航人的记载。马欢是伊斯兰教徒，通晓阿拉伯语，以翻译身份跟随郑和，参加了第4次、第6次和第7次远航。他写的《瀛涯胜览》在永乐年间成书，属于当事人的记录，从梁启超开始的一批学术大腕都信之不疑。明朝还有几本文献以及清修《明史》都如是说。学界也有人质疑，但始终证据不足。问题的关键是1“丈”到底折合多少“米”；以1丈≈3.13米计算，44丈为138米。在2018年之前，所有关于明朝尺度的研究，最小的是1丈≈2.34米，宝船长103米、宽42米；这跟足球场差不多，也够大的。这样大的海船吃水深度至少5米，造大船要有大船坞，但是至今没有发现这么大的船坞遗址。
《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2期胡晓伟的论文《郑和宝船尺度新考——从泉州东西塔的尺度谈起》，应该说解开了这个谜。作者从现存宋代泉州东西塔文献记载的高度，与实际高度的折算得到启发，结合实物论证了《明史·和兰传》所记荷兰船与火炮的尺度折算为1丈≈1.6米。以此推算，《明史·郑和传》所记宝船尺度也是1丈≈1.6米，那么宝船长44丈≈70.4米，宽18丈≈28.8米。作者列举的第三个可信理由是：16至18世纪欧洲的木帆船最长50米，18至19世纪欧美最大的木帆船91.5米。外国学者认为，木帆船大于300英尺（91.4米）在结构上就不安全了。文章的论证过程合理，以可见实物为根据之一，令人信服。尽管宝船的尺度没有那么大，但它仍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木帆船，载重量可达2000吨。
郑和船队除装运货物的宝船外，船队还有护卫的战船、补给食物的粮船、裝载淡水的水船和运载马匹的马船等。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20多家造船厂承担造船任务。船队中军士以外的各种专业人员大都是无偿服役，没有工钱。7次航行平均每次费时20个月左右，只在马六甲曾与海盗作战，大体一帆风顺。这样庞大的船队在当时世界无可匹敌，把欧洲所有大船集合在一起，也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同时期，欧洲能载500吨货物的船很少，超过300吨就算大船了。①
郑和远航显示了中国的航海技术，不光是罗盘，还有牵星术、针路和海图，等等。牵星术是利用北极星或华盖星确定船的位置，针路是航海路线，海图是海洋地貌图，这些都是远航缺一不可的技术。下西洋的“西洋”指印度洋，郑和船队最初沿着海岸线航行，后来横渡印度洋，到达东非的索马里半岛。远离海岸线的航行方显航海技术的成熟，如果具备一定的地理知识和冒险精神，横渡太平洋大概没什么问题。
郑和在最后一次远航中，病逝于船队穿越印度洋回国的途中，终年62岁，遗体海葬。
二、郑和下西洋的评价
对下西洋肯定的说法读者熟知，不必赘述。郑和到达的国家和地区大都派人随船来华，而且不止一次。1416年有17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使节汇聚南京城，形成“四方来朝”的局面。据说，东南亚各国至今还有很多“三宝公庙”，祭奠郑和。郑和船队装载的货物主要是瓷器、丝绸、茶叶，还有工艺品、珠宝和白银。正如教材所言，“这些物品有的是用于慷慨送礼，展现大国风度”。但是，郑和带去大量的瓷器和丝绸也不都是精品，不完全是送礼送出去，也有和当地人谈价钱做买卖或以物易物。有记载说，在柬埔寨的一个市镇，当地有五六百人赶来与船队做生意。当时泰国的暹罗王朝在郑和联络后，22次遣使来华。东南亚各国都不止一次派人来，最大的使团有540人。有4个国家的11位国王到过中国，其中两位客死中国。 下西洋开辟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交流的航路。明朝嘉靖年间，以王直为首的海商集团，将中国的丝绵、丝绸、瓷器、棉布、茶叶、药材、铁器等运往暹罗及西洋各国，运回东南亚特产，往来经营五六年。①遗憾的是，传统史书将违反海禁的民间海商称之为“奸商”“海盗”或“倭寇”，至今明史学者也未将他们的所为视为郑和下西洋的后续。
肯定郑和下西洋未必产生正能量，了解贬低说却能引发深度思考。初中教材没有说为什么停止下西洋；实验用的统编高中教材说：郑和远航的主要目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给明朝带来较大的财政负担，因此后来未能持续”。下西洋是帝国的形象工程，打造“万国来朝”的虚荣局面是赔本赚吆喝。各国使节来华都不用花钱，一路上好吃好喝供着。马六甲来了540人，都是明朝买单，还赏赐黄金白金各500两、钱钞40万贯、丝绸1300匹，还有金银器、衣冠，等等。外国人很愿意来——不就是低下身段吗？得到的赏赐太实惠了，足以吸引他们下次再来。后来蒙古人和日本人朝贡一次人数过千，让朝廷很头痛。按照中日两国议定的10年朝贡一次，日本总是不守规矩，没到年限硬是来朝贡，还赖着不走，反正吃喝全管。原因就是朝贡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郑和带回的东西远不能平衡送出去的，而且带回的珍奇异兽、香料油膏只能增加宫廷和权贵的生活乐趣，与民众生活没有多大关系。有些胡椒、苏木实在太多了，就作为俸禄分发给官员和军人。这叫贸易吗？更何况重农抑商是明朝的基本国策，《大明律》专设《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凡违规建造两桅杆海船及下海经商者，枭首示众，家属发配边疆充军。据此，民间贸易即为非法，“友好往来”只限于官方。
下西洋耗费巨大。造船的特殊木料取自云贵、湖广的深山，再运到江浙、福建；还需要大量桐油和生漆，用工、用料加一起造价不菲。木制船受海水侵蚀寿命很短，远航后维修是一笔费用，一条海船用上10年基本就报废了，还要不断造新船补充船队。只要下西洋的活动继续，造船、修船永无休止。永乐年间还不止远航这一项工程：迁都建设北京、修建陵寝，南京建大报国寺，开通大运河，营建武当山；5次北伐蒙古，将东北至库页岛纳入版图，南征越南。朱棣在位22年就没闲着，他还经常巡游各地。如此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使国家财政濒临破产。当时明朝财政主要征收实物和劳役，各项工程所需砖瓦、石料、木材等直接取自于民，劳役则是法定的义務；也就是说，下西洋的前期准备直接由民众承担。瓷器、丝绸等手工业品，从官营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征收或低价购进。下西洋带回的东西不可能投入市场换回货币，这项工程只见付出、不见收益；相比其他战争和营建等重大支出，下西洋最得不偿失，理由也最不充分，因此，第6次远航进行时就有朝臣建议停止这项消耗空前的面子工程。明成祖刚死，新皇帝就全面叫停远航的一切准备。尽管明宣宗又进行了第7次远航，但是，他一咽气，朝臣立马以他的名义下令停止，并明确一切善后事宜。明英宗在继位诏书中再次重申先皇帝遗诏，下西洋就此结束。朝廷保存的航海档案不翼而飞，一说被烧毁，以绝后患。
为显示中国富强而慷慨大方，唐朝也是这样。朝鲜、日本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只要踏上大唐领土，吃喝住行一切费用唐朝全包。由于下西洋对明朝经济没有任何好处，所以朝中大臣都持反对态度。说下西洋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地区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是用现代语言描绘历史。相互了解是事实，但了解并没有促进相互进步。明朝的政治与生产力水平，也不可能成为对方的样本。友好往来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朝贡要求对方摆正位置，见皇帝必须叩首、三呼万岁，因此，朝贡关系不是友好关系。吃喝全管再送厚礼的热情招待，只能让民众反感。朝廷不爱惜民力，不关注民众生活，与民众没有共同利益，民众怎么可能与国家休戚与共呢？
郑和下西洋没有改变历史面貌，没有改变我们民族的气质，对世界历史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开辟新航路使世界连成一个整体，郑和下西洋后中国依旧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徘徊。郑和远航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海洋的清新空气，没有掀起敢于冒险、探索未知的精神。开辟新航路的船只最大的不过120吨，最小只有27吨，西方人用这样的小船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这种勇气来源于基督教理想和人文主义精神。追求新知、追求新奇事物，崇尚自由和科学的理性精神，是开辟新航路的精神支柱。意大利人毕加费塔原本是教皇驻西班牙大使的随从，参加麦哲伦航海完全是好奇心的驱使。他在航海记录的开头说：“我从读书中知道了许多事情，也从各种不同的人中了解了许多事情，这些人与大使讨论海洋上那些伟大而新奇的事情……去经历和亲眼看看那些新事物，以便我可能因此而得到满足，以便我可能为后代赢得一些名誉。”①有的书上说参加哥伦布远航的大都是死刑犯，这是讹传，死刑犯只有4人。地理大发现时期的远洋航行有30多次，绝大多数参加者都是自愿的。
郑和远航从头至尾完全是政府行为。在开辟新航路中，西欧各国政府只是支持者。西班牙的远洋探险计划一般由国王和私人合股经营，国王和私人签署协议方能生效。哥伦布得到西班牙王室的支持，女王个人卖首饰提供了远航费用的15%，哥伦布自筹12.5%，其余由国库开支和富人捐助。麦哲伦远航费用全部来自国王。西班牙的远航队也有完全是私人组织的，领头人出资或采取集资入股方式。英国是民间自筹资金、招募人员，王室颁发特许状，从探险收益中提成。葡萄牙最早有组织的进行海上探险活动，一般都是政府出资，贵族参与，探险伴随着经商。由于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的远航都是以通商和建立殖民地为目的，因此不止一次，影响深远。比如集资的入股方式，风险共担、按股分成，这是资本主义经营的基本方式，流行至今。
三、倭寇的成分与倭患的叙事
日本古称“倭”，7世纪改称“日本”。隋朝以前，日本接受中国王朝的册封，认可朝贡关系。隋朝时，日本开始要求建立平等关系。607年，日本给隋炀帝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用语不仅体现平起平坐，且以“日出”自比还有高于“日没”之意。后来又在国书中以“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开头，显示日本不再认可册封与朝贡。唐朝时，日本人虽然来中国学习，但在观念上没有从对等立场上后退，学习中国仍保持日本特色。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两次发兵侵日，第二次动用大小船只4000多艘，运载军队14万，试图在日本博多湾登陆。是时飓风狂起，数千船只被卷入大海，淹死人数无法计算，被俘的数万将士在海滩上被集体斩首。日本人十分崇拜这场挽救国家命运的飓风，称之为“神风”。一些人大肆渲染神风助日，日本是不可战胜的神国。忽必烈侵日失败，给中日关系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阴影。 元朝时期，一些来华贸易的日本武士和商人往往暗藏兵器，顺利时做生意，不顺利就抢劫。日本地方割据势力为解决财源，也组织浪人、商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走私、抢掠。在明朝的语境中，“倭寇”主要指这些人。万历年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倭寇”指日本国。明中期嘉靖年间，官方文书所指倭寇主体不是日本人。
洪武帝在位31年，有记载的倭寇侵掠共计44次，以辽东、山东以及浙江等沿海地区较为严重。朱元璋两次遣使日本，主动改善两国关系；在使臣被杀后仍不放弃和平愿望，但日本衔旧恨，轻视中国，表示不惜武力抗衡。于是朱元璋下令断交、禁海。禁海主要针对日本，防止沿海居民与日本人接触。禁海没有杜绝倭患，日本九州南部的倭寇仍不时侵扰中国沿海。
成祖朱棣改变乃父政策，认为恢复朝贡使日本获利，可要求日本抑倭。两国议定10年一贡，人止200，船限2艘，不得夹带刀枪。永乐二年（1404），日本幕府朝贡，明廷仅赏赐锦绮20匹。永乐四年（1406），幕府捣毁对马等地倭寇巢穴，并将寇俘送交明朝。转年朝贡，明廷赏赐白金一千二百五十两、铜钱二万缗、绵丝绢等四百九十四匹，还有帷帐、器皿若干。②幕府获利丰厚，更加积极擒杀倭寇。日本剿倭有功，明朝赏赐增多；赏赐愈多，来的次数愈多；每年一次甚至一年来数次。明朝为鼓励日本灭倭，来者不拒，同时加强海防。永乐十九年（1421），辽东总兵刘江在金州西北设伏，全歼来犯倭寇30余船、2000余人，倭寇元气大伤。而后百年，有记载的倭寇侵掠共56次，倭患渐轻。
对上述时段的倭寇问题，学术认识趋同。嘉靖40多年间，倭寇之患最为严重，学界分歧最大。统编初中教材与实验用的统编高中教材，表述也不一样。初中教材说：
明朝中期，随着日本国内社会动荡加剧，特别是由于明朝国力减弱，海防松懈，倭寇与中国海盗、奸商等相互勾结，对中国沿海的武装抢劫日益猖獗。……明王朝派年轻将领戚继光到东南沿海抗倭。……使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解除。……戚继光领导的抗倭战争是一场反侵略的战争。
“相关史事”的小字解释：
当时明朝的不少官僚、富豪也下海经商，其中一些官僚、奸商以及沿海海盗与倭寇相勾结，为虎作伥，趁火打劫，使倭寇更为嚣张。
再看高中教材：
明朝中期，朝廷出于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的目的，严厉禁止海外贸易。结果东南沿海民间海上走私活动猖獗，与倭寇混杂，出没沿海，烧殺抢掠，造成巨大破坏。明廷派遣大将戚继光等人平倭，经过长时间战斗，加上后来逐渐放松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东南沿海的形势才稳定下来。
二者的差别显然不是深浅问题，而是对明中期倭寇及倭患的认知不同。初中教材认为，日本人组成的倭寇是主角，明朝的官僚、奸商、海盗是狐假虎威，“为虎作伥”的汉奸。因此，戚继光抗倭是反侵略战争。高中教材认为，禁海导致民间走私猖獗，倭寇成分“混杂”（意指中日两国人，因此回避戚继光抗倭），放松禁海限制是倭患平息的原因之一。这两种抗倭叙事正是学界的两种看法。孰是孰非？读初中教材不禁要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明知禁海还要下海经商？他们与倭寇勾结的目的是抢掠还是经商？“不少官僚”参与其中，有哪些事例？
说不少官僚勾结倭寇，可能证据不足。官场的确腐败，沿海地方官经常借口防倭横征暴敛，倭寇来临则望风而逃，任凭混乱发生，这无疑助长倭寇气焰。但是，敢于勾结倭寇抢劫、坐地分赃的无良官僚，证据确凿的似乎没有。倭寇猖獗之时，正适严嵩当道。严嵩做首辅20年，最后被徐阶扳倒。徐阶为置严嵩父子于死地，给严世蕃拟定“通倭”罪名，刺激皇帝下旨将其斩杀，其实并无实据。除此之外，沿海官员接触较多的“倭寇”，即是被称为奸商、海盗的中国人，有称“假倭”。这些人确与日倭合流，并在日本建立根据地，但他们的主要诉求是经商。嘉靖年间的一些官员看得很清楚，他们说：“倭寇之患起于市舶，市舶不开由于入贡不许。许入贡，通市舶，中外得志，寇志泯矣。”“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①这些史料学界两种观点都在使用：认为抗倭是反侵略战争的一方指责与倭寇合流即为汉奸，史料所言是表面现象，实质是明朝海防松弛，没有禁海也不能满足双方贸易需求，更何况日本海盗行径一贯存在；②反方认为，史料证明禁海导致民间贸易非法，倭寇非倭，海商非奸商，海上贸易非武装不可。高中教材正是后一种观点的反映。那么，嘉靖年究竟是些什么人与倭寇“混杂”在一起？他们与日本是什么关系呢？
高中教材没有用“奸商”“海盗”这样的贬义词，用“民间”概括，相对国家“禁海”政策而用“走私”描述。说明白了就是，民间商人从事非法的海上贸易活动。这些商人集资造的巨舰堪比郑和宝船，长“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③他们结成的船队“或五十只，或一百只”，④规模宏大，往来于中国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这些人以徽商为主，首领中王直的名声最大。官方史书记载，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五年（1552—1566）间，倭寇大规模侵掠259次，年均18次。“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指的就是王直集团。了解王直基本可以清楚嘉靖年倭患的来龙去脉。
据嘉靖《宁波府志》记载，王直“先以盐商折阅投入贼伙，继而窜身倭国，招集夷商，联舟而来，栖泊岛屿，潜与内地奸民交通贸易”。①王直以前是盐商，“投入贼伙”之后，主要活动是“招集夷商”和“与内地奸民交通贸易”，长期活动于宁波境内的双屿港。在贼伙头目被官府擒杀后，王直成为首领。
为谋求海上贸易的合法性，嘉靖三十年前后，王直协助官府擒拿海盗卢七一伙，将其“解送定海卫掌印指挥李寿，送巡按衙门”。②又接受“海道衙门委宁波府唐通判、张把总”之托，擒拿海盗陈四，“得陈四等一百六十四名，被掳妇女一十二口，烧毁大船七只，小船二十只，解丁海道”。③立功之后，王直向官府提出“求通互市”的请求，“官司弗许”，④王直前往日本的萨摩洲诸岛，建立起强大的海外贸易中转站，是时中国商人、日本商人、葡萄牙商人皆麇集于此进行贸易。王直自称“徽王”，居日本15年，控制36个岛屿，生意做到东南亚各国，中外海商咸服，称其为“五峰船主”。他的集团拥有武装，所用武器是日本制造，战术阵法也学日本，还雇用一些日本倭寇。⑤王直俨然成为海上“商界领袖”，不仅调节各国商业纠纷，还抑制了海盗。当时中国的生丝、丝绵、中药等产品运到国外，利润达10倍以上；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旺盛，货源紧俏时价格不断攀升。王直等虽然居住在日本，但需经常到中国进货。他们或潜往沿海内陆采办，用钱财打通关卡；或用武力开道，直奔货源地。而朝廷明令“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这样他们势必要与官军发生冲突，日本还有小股倭寇不时侵扰东南沿海，王直麾下有时也打着倭寇旗号吓唬官军，如此，他们被指为“倭寇”也不冤枉。 嘉靖三十四年（1555），朝廷调戚继光指挥浙江军务。由于官军士兵来自军户，当兵非自愿，经常有逃亡，战斗力低下，因此最初戚继光也不是王直武装的对手。嘉靖三十六年（1557），胡宗宪任浙江巡抚，总督军务。胡宗宪设计诱骗王直，王直以为可以就此“息兵安境”，⑥束手就擒。他在狱中还心存侥幸，表示“如皇上慈仁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驱驰。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宣谕诸岛，其主各为禁制，倭奴不得复为跋扈，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⑦他说，开市既可增关税，又能解决倭寇侵扰，不战而平息倭患。殊不知，与官府对抗不论事理，死路一条。王直死后，他的部下采取报复性抗争，海盗趁火打劫，还有缺饷的海兵叛乱⑧、沿海贫民走投无路造反，这些都被列入“倭患”（有新倭之称）。戚继光与俞大猷平息浙东倭患后，又转战福建、广东。有论者说，明朝政府力不从心，不得不招抚郑芝龙集团，形成官盗联合，最终才稳定了沿海秩序。⑨也有人认为，倭患严重之时，开海呼声日隆，武力剿倭使明朝财政捉襟见肘；隆庆年实施开海政策，东南沿海百姓得以下海经商，社会秩序日渐稳定。
四、两种观点的实质
倭患的解除，是戚继光、俞大猷抗倭的结果，还是朝廷取消禁海令的效应，抑或是抗倭胜利保障了开海后的贸易秩序，本文不再讨论。学界对嘉靖倭患的两种看法已经反映到中学教材，深入分析这两种观点的实质则十分必要。
初中教材采用的传统观点，笔者也曾深信不疑。明朝的当事人，明末的顾炎武，近代以来很多史学家也都这样评说。因为平倭战争是正义的，戚继光、俞大猷是民族英雄，那么王直等人就是丧失民族气节的奸商、委身日本的民族败类。以维护中国的立场而划分爱国与叛国，泾渭分明，结论似乎无可非议。但是，在这种逻辑中隐含着维护明王朝的稳定性：禁海是国家政策，下海经商即是违法走私；以武装对抗政府，还以日本岛屿为根据地，更是与国家为敌。在中国历史的叙事中，以朝廷代表国家，经常无视人民的权利与利益。尽管禁海因倭寇侵扰而起，但不能说禁海就是正确的。禁海只是禁止民间贸易，官方朝贡贸易仍在广东进行。禁海断绝了民众致富的一条途径，朝廷也失去了一大笔关税收入。东南沿海不同于内陆，可耕地面积有限，下海捕鱼、经营海外贸易是沿海经济传统。朱元璋的思想重农抑商，采取禁海政策应对倭患，封锁日本也封锁了沿海民众的生路。为禁止渔民下海、禁绝海外贸易，他下令岛屿居民一律上岸，沿海居民一律后退。沿海人出于生计铤而走险，远航贸易成为首选。嘉靖帝与大部分官员都主张加强禁海；黄仁宇甚至说，俞大猷要求建立海军的目的是消灭国际贸易。①而1500年以来，新航路的开辟使全球贸易迅速发展起来，这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潮流。那么，以全球视野看明朝禁海即是倒行逆施。中外学界所言白银流向中国，正是隆庆年开海后出现的峰势。民间贸易无论于国于民都是正当而有益无害的经济活动，在西方受到政府的鼓励和保护，在中国却被视为大逆不道。站在朱姓王朝代表的国家立场上，民间贸易是走私，海商是奸商；以世界历史的視野看，民间贸易是顺应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他们就是普通商人而已。但是还有个问题，民间贸易非武装不可吗？
还真有必要。回到16世纪的海洋世界，恃强凌弱随处可见。那时没有公海和领海的概念，没有国际公法，海上的事无人管理。海盗横行使海上贸易充满风险。开辟新航路及其之后西欧各国的远航贸易，无不携带武器，有时是自卫，有时就是抢劫。典型如英国的德雷克环球航行，抢劫西班牙人的金银。明朝时，葡萄牙人、荷兰人的船队来到东亚海域，都是武装贸易。荷兰人的商船安装火炮，还有战舰护航。国际贸易是在武力保护下进行的，没有武装即为刀俎下的鱼肉。那时各国海商都是商人兼海盗，中国海商也是如此，很难分清身份。正如当时福建官员许孚远所言：“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当通商可能时，他们收起刀枪做买卖；实在走投无路抄家伙抢劫。规规矩矩的商人不可能从事海上贸易，远洋贸易只能以武力为后盾。而且还要结成大团伙，方能平安无事。王直、郑芝龙的武装贸易组织都是这样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更何况，明朝政府以武力强制禁海。当初朱元璋下令海岛与沿海居民退离海岸线，“以三日为限，后者死”。违抗禁海就是死罪，国家只给海商留下武装对抗一条路。
那么，在日本建立根据地还雇用倭寇，算不算丧失民族气节呢？郑成功以收复台湾受到高度赞誉，但他是半个日本人，7岁之前在日本长大。郑芝龙在日本平户岛起家，也可以说以日本为根据地经营海上贸易。他不仅娶个日本老婆，经常往来日本，还与荷兰人关系密切。对郑成功历史评价并不在意他的家庭背景。王直以缉拿海盗为功，请求贸易合法化，这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无奈取道日本，经营海上贸易，这不是投靠日本人，而是以武力在日本割据一方，竟使一些倭寇甘愿为其效力。其实王直与郑芝龙都是海上霸主，身份都是亦商亦盗，只不过前者出现在禁海时期，后者生存于开海时期，于是他们的命运和历史声誉就拉开了距离——至少没人说郑芝龙是汉奸、民族败类。李伯重教授指出：“这些商人在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所进行的走私、劫掠、欺诈、行贿乃至殖民统治等种种恶行，在今天受到严厉谴责。然而，这里要说的是，这些今天不能容忍的恶行，恰恰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发展所必需的，因此进行这些恶行的商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或许不应当受到过分的谴责。”诚如所言，今人的严厉谴责缺乏历史的视角。但是，这种认识不完全取决于历史视角，其中潜在的民族主义情绪，恐怕是更难去除的障碍。
初中教材从中国历史的角度阐述事实，高中教材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阐述事实。两种历史叙事如此相反，为历史课程实施思维训练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作者简介】任世江，《历史教学》顾问。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5-0024-08
初中教材第15课“明朝的对外关系”包括郑和下西洋和戚继光抗倭两件事。叙述郑和下西洋出现了“示中国富强”“展现大国风度”等耐人寻味的文字；删去了多年不变的一句：“比欧洲航海家远航早半个多世纪”。1405～1433年，郑和7次下西洋，1487年迪亚哥远航到达非洲南端，早半个多世纪是这样算出来的。实际上，葡萄牙人探航西非海岸的时间与郑和下西洋同时，而且它是先向大西洋中的亚速尔群岛，再向南进入西非海岸，经过半个世纪不间断的远洋探险，最终发现并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早半个世纪”之说只以一次做比较，眼界太狭窄。初一学生还不知道地理大发现，说早多少年是营造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删掉是对的。郑和下西洋与明中期倭患这两件事，都有不同视角看历史，结论截然相反的问题。历史课程要培养思维素质，初中可以浅尝辄止，高中更应该以全球史的视野看中国。
一、郑和、宝船的尺度与远航技术
郑和本姓马，云南回族人。他的先祖赛典赤是中亚贵族、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随忽必烈攻占云南，被任命为云南行省最高长官，为开发云南做出很多贡献，带动了大批回族人在云南落户。云南的马姓，源于中文对穆罕默德的音译。赛典赤家族在蒙元时代十分显赫，屡出高官，到郑和已是第六代，那时他叫马三保。1381年明军攻陷云南，屠杀蒙古人，阉割了上万色目人，其中大概就有小三保。随后一些被阉割的人成为各藩王的奴仆，马三保被送到北京燕王府。朱元璋有26个儿子，长子、第九子和最小的儿子早死，其余23个儿子都是藩王，燕王朱棣是第4子。朱元璋死后将皇位传给21岁的长孙，他那些叔叔不服，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率先起兵，夺取皇位，他就是明成祖。《明史·郑和传》说，郑和“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马三保的功劳是什么？不清楚。朱棣登基后论功行赏，毫不吝惜，不少人得到公、侯、伯等爵位，从位卑的底层一跃成为帝国新贵。马三保的功劳一定不小，皇帝赐姓郑，改名和，封“三保太监”，官至四品，这是当时太监最高的品级。
郑和显然是成祖的心腹，这从下西洋的动机中可以得到印证。《明史·郑和传》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惠帝指朱元璋的长孙，因死不见尸，有传言说他逃往海外；如果他还活着，朱棣就没有理由当皇帝。因此，朱棣不仅几次派人到南方秘密查找，而且派郑和到海外寻觅。这是下西洋的首要任务，但不宜明说，宣扬国威则大张旗鼓、公开宣示。郑和所率船队两万多人大部分是正规官军，配备有火器等武装，因此有称郑和为将军。若非心腹，安能托付重任并授予军队和钱财？
郑和远航的编队有200多艘木制帆船，其中大型宝船不少于60艘。宝船最大的究竟有多大？过去教材有注：最大的海船长44丈，宽18丈；换算长约138米、宽约56米，比足球场还大。于是有人说，这样大的船排水量超过8000吨甚至万吨。以前笔者总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儿玄，木材不像钢铁，不能焊接，用木材造这样大的船，似乎不可能。但是，宝船尺度的原始数字来自远航人的记载。马欢是伊斯兰教徒，通晓阿拉伯语，以翻译身份跟随郑和，参加了第4次、第6次和第7次远航。他写的《瀛涯胜览》在永乐年间成书，属于当事人的记录，从梁启超开始的一批学术大腕都信之不疑。明朝还有几本文献以及清修《明史》都如是说。学界也有人质疑，但始终证据不足。问题的关键是1“丈”到底折合多少“米”；以1丈≈3.13米计算，44丈为138米。在2018年之前，所有关于明朝尺度的研究，最小的是1丈≈2.34米，宝船长103米、宽42米；这跟足球场差不多，也够大的。这样大的海船吃水深度至少5米，造大船要有大船坞，但是至今没有发现这么大的船坞遗址。
《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2期胡晓伟的论文《郑和宝船尺度新考——从泉州东西塔的尺度谈起》，应该说解开了这个谜。作者从现存宋代泉州东西塔文献记载的高度，与实际高度的折算得到启发，结合实物论证了《明史·和兰传》所记荷兰船与火炮的尺度折算为1丈≈1.6米。以此推算，《明史·郑和传》所记宝船尺度也是1丈≈1.6米，那么宝船长44丈≈70.4米，宽18丈≈28.8米。作者列举的第三个可信理由是：16至18世纪欧洲的木帆船最长50米，18至19世纪欧美最大的木帆船91.5米。外国学者认为，木帆船大于300英尺（91.4米）在结构上就不安全了。文章的论证过程合理，以可见实物为根据之一，令人信服。尽管宝船的尺度没有那么大，但它仍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木帆船，载重量可达2000吨。
郑和船队除装运货物的宝船外，船队还有护卫的战船、补给食物的粮船、裝载淡水的水船和运载马匹的马船等。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20多家造船厂承担造船任务。船队中军士以外的各种专业人员大都是无偿服役，没有工钱。7次航行平均每次费时20个月左右，只在马六甲曾与海盗作战，大体一帆风顺。这样庞大的船队在当时世界无可匹敌，把欧洲所有大船集合在一起，也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同时期，欧洲能载500吨货物的船很少，超过300吨就算大船了。①
郑和远航显示了中国的航海技术，不光是罗盘，还有牵星术、针路和海图，等等。牵星术是利用北极星或华盖星确定船的位置，针路是航海路线，海图是海洋地貌图，这些都是远航缺一不可的技术。下西洋的“西洋”指印度洋，郑和船队最初沿着海岸线航行，后来横渡印度洋，到达东非的索马里半岛。远离海岸线的航行方显航海技术的成熟，如果具备一定的地理知识和冒险精神，横渡太平洋大概没什么问题。
郑和在最后一次远航中，病逝于船队穿越印度洋回国的途中，终年62岁，遗体海葬。
二、郑和下西洋的评价
对下西洋肯定的说法读者熟知，不必赘述。郑和到达的国家和地区大都派人随船来华，而且不止一次。1416年有17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使节汇聚南京城，形成“四方来朝”的局面。据说，东南亚各国至今还有很多“三宝公庙”，祭奠郑和。郑和船队装载的货物主要是瓷器、丝绸、茶叶，还有工艺品、珠宝和白银。正如教材所言，“这些物品有的是用于慷慨送礼，展现大国风度”。但是，郑和带去大量的瓷器和丝绸也不都是精品，不完全是送礼送出去，也有和当地人谈价钱做买卖或以物易物。有记载说，在柬埔寨的一个市镇，当地有五六百人赶来与船队做生意。当时泰国的暹罗王朝在郑和联络后，22次遣使来华。东南亚各国都不止一次派人来，最大的使团有540人。有4个国家的11位国王到过中国，其中两位客死中国。 下西洋开辟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交流的航路。明朝嘉靖年间，以王直为首的海商集团，将中国的丝绵、丝绸、瓷器、棉布、茶叶、药材、铁器等运往暹罗及西洋各国，运回东南亚特产，往来经营五六年。①遗憾的是，传统史书将违反海禁的民间海商称之为“奸商”“海盗”或“倭寇”，至今明史学者也未将他们的所为视为郑和下西洋的后续。
肯定郑和下西洋未必产生正能量，了解贬低说却能引发深度思考。初中教材没有说为什么停止下西洋；实验用的统编高中教材说：郑和远航的主要目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给明朝带来较大的财政负担，因此后来未能持续”。下西洋是帝国的形象工程，打造“万国来朝”的虚荣局面是赔本赚吆喝。各国使节来华都不用花钱，一路上好吃好喝供着。马六甲来了540人，都是明朝买单，还赏赐黄金白金各500两、钱钞40万贯、丝绸1300匹，还有金银器、衣冠，等等。外国人很愿意来——不就是低下身段吗？得到的赏赐太实惠了，足以吸引他们下次再来。后来蒙古人和日本人朝贡一次人数过千，让朝廷很头痛。按照中日两国议定的10年朝贡一次，日本总是不守规矩，没到年限硬是来朝贡，还赖着不走，反正吃喝全管。原因就是朝贡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郑和带回的东西远不能平衡送出去的，而且带回的珍奇异兽、香料油膏只能增加宫廷和权贵的生活乐趣，与民众生活没有多大关系。有些胡椒、苏木实在太多了，就作为俸禄分发给官员和军人。这叫贸易吗？更何况重农抑商是明朝的基本国策，《大明律》专设《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凡违规建造两桅杆海船及下海经商者，枭首示众，家属发配边疆充军。据此，民间贸易即为非法，“友好往来”只限于官方。
下西洋耗费巨大。造船的特殊木料取自云贵、湖广的深山，再运到江浙、福建；还需要大量桐油和生漆，用工、用料加一起造价不菲。木制船受海水侵蚀寿命很短，远航后维修是一笔费用，一条海船用上10年基本就报废了，还要不断造新船补充船队。只要下西洋的活动继续，造船、修船永无休止。永乐年间还不止远航这一项工程：迁都建设北京、修建陵寝，南京建大报国寺，开通大运河，营建武当山；5次北伐蒙古，将东北至库页岛纳入版图，南征越南。朱棣在位22年就没闲着，他还经常巡游各地。如此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使国家财政濒临破产。当时明朝财政主要征收实物和劳役，各项工程所需砖瓦、石料、木材等直接取自于民，劳役则是法定的义務；也就是说，下西洋的前期准备直接由民众承担。瓷器、丝绸等手工业品，从官营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征收或低价购进。下西洋带回的东西不可能投入市场换回货币，这项工程只见付出、不见收益；相比其他战争和营建等重大支出，下西洋最得不偿失，理由也最不充分，因此，第6次远航进行时就有朝臣建议停止这项消耗空前的面子工程。明成祖刚死，新皇帝就全面叫停远航的一切准备。尽管明宣宗又进行了第7次远航，但是，他一咽气，朝臣立马以他的名义下令停止，并明确一切善后事宜。明英宗在继位诏书中再次重申先皇帝遗诏，下西洋就此结束。朝廷保存的航海档案不翼而飞，一说被烧毁，以绝后患。
为显示中国富强而慷慨大方，唐朝也是这样。朝鲜、日本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只要踏上大唐领土，吃喝住行一切费用唐朝全包。由于下西洋对明朝经济没有任何好处，所以朝中大臣都持反对态度。说下西洋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地区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是用现代语言描绘历史。相互了解是事实，但了解并没有促进相互进步。明朝的政治与生产力水平，也不可能成为对方的样本。友好往来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朝贡要求对方摆正位置，见皇帝必须叩首、三呼万岁，因此，朝贡关系不是友好关系。吃喝全管再送厚礼的热情招待，只能让民众反感。朝廷不爱惜民力，不关注民众生活，与民众没有共同利益，民众怎么可能与国家休戚与共呢？
郑和下西洋没有改变历史面貌，没有改变我们民族的气质，对世界历史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开辟新航路使世界连成一个整体，郑和下西洋后中国依旧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徘徊。郑和远航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海洋的清新空气，没有掀起敢于冒险、探索未知的精神。开辟新航路的船只最大的不过120吨，最小只有27吨，西方人用这样的小船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这种勇气来源于基督教理想和人文主义精神。追求新知、追求新奇事物，崇尚自由和科学的理性精神，是开辟新航路的精神支柱。意大利人毕加费塔原本是教皇驻西班牙大使的随从，参加麦哲伦航海完全是好奇心的驱使。他在航海记录的开头说：“我从读书中知道了许多事情，也从各种不同的人中了解了许多事情，这些人与大使讨论海洋上那些伟大而新奇的事情……去经历和亲眼看看那些新事物，以便我可能因此而得到满足，以便我可能为后代赢得一些名誉。”①有的书上说参加哥伦布远航的大都是死刑犯，这是讹传，死刑犯只有4人。地理大发现时期的远洋航行有30多次，绝大多数参加者都是自愿的。
郑和远航从头至尾完全是政府行为。在开辟新航路中，西欧各国政府只是支持者。西班牙的远洋探险计划一般由国王和私人合股经营，国王和私人签署协议方能生效。哥伦布得到西班牙王室的支持，女王个人卖首饰提供了远航费用的15%，哥伦布自筹12.5%，其余由国库开支和富人捐助。麦哲伦远航费用全部来自国王。西班牙的远航队也有完全是私人组织的，领头人出资或采取集资入股方式。英国是民间自筹资金、招募人员，王室颁发特许状，从探险收益中提成。葡萄牙最早有组织的进行海上探险活动，一般都是政府出资，贵族参与，探险伴随着经商。由于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的远航都是以通商和建立殖民地为目的，因此不止一次，影响深远。比如集资的入股方式，风险共担、按股分成，这是资本主义经营的基本方式，流行至今。
三、倭寇的成分与倭患的叙事
日本古称“倭”，7世纪改称“日本”。隋朝以前，日本接受中国王朝的册封，认可朝贡关系。隋朝时，日本开始要求建立平等关系。607年，日本给隋炀帝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用语不仅体现平起平坐，且以“日出”自比还有高于“日没”之意。后来又在国书中以“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开头，显示日本不再认可册封与朝贡。唐朝时，日本人虽然来中国学习，但在观念上没有从对等立场上后退，学习中国仍保持日本特色。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两次发兵侵日，第二次动用大小船只4000多艘，运载军队14万，试图在日本博多湾登陆。是时飓风狂起，数千船只被卷入大海，淹死人数无法计算，被俘的数万将士在海滩上被集体斩首。日本人十分崇拜这场挽救国家命运的飓风，称之为“神风”。一些人大肆渲染神风助日，日本是不可战胜的神国。忽必烈侵日失败，给中日关系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阴影。 元朝时期，一些来华贸易的日本武士和商人往往暗藏兵器，顺利时做生意，不顺利就抢劫。日本地方割据势力为解决财源，也组织浪人、商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走私、抢掠。在明朝的语境中，“倭寇”主要指这些人。万历年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倭寇”指日本国。明中期嘉靖年间，官方文书所指倭寇主体不是日本人。
洪武帝在位31年，有记载的倭寇侵掠共计44次，以辽东、山东以及浙江等沿海地区较为严重。朱元璋两次遣使日本，主动改善两国关系；在使臣被杀后仍不放弃和平愿望，但日本衔旧恨，轻视中国，表示不惜武力抗衡。于是朱元璋下令断交、禁海。禁海主要针对日本，防止沿海居民与日本人接触。禁海没有杜绝倭患，日本九州南部的倭寇仍不时侵扰中国沿海。
成祖朱棣改变乃父政策，认为恢复朝贡使日本获利，可要求日本抑倭。两国议定10年一贡，人止200，船限2艘，不得夹带刀枪。永乐二年（1404），日本幕府朝贡，明廷仅赏赐锦绮20匹。永乐四年（1406），幕府捣毁对马等地倭寇巢穴，并将寇俘送交明朝。转年朝贡，明廷赏赐白金一千二百五十两、铜钱二万缗、绵丝绢等四百九十四匹，还有帷帐、器皿若干。②幕府获利丰厚，更加积极擒杀倭寇。日本剿倭有功，明朝赏赐增多；赏赐愈多，来的次数愈多；每年一次甚至一年来数次。明朝为鼓励日本灭倭，来者不拒，同时加强海防。永乐十九年（1421），辽东总兵刘江在金州西北设伏，全歼来犯倭寇30余船、2000余人，倭寇元气大伤。而后百年，有记载的倭寇侵掠共56次，倭患渐轻。
对上述时段的倭寇问题，学术认识趋同。嘉靖40多年间，倭寇之患最为严重，学界分歧最大。统编初中教材与实验用的统编高中教材，表述也不一样。初中教材说：
明朝中期，随着日本国内社会动荡加剧，特别是由于明朝国力减弱，海防松懈，倭寇与中国海盗、奸商等相互勾结，对中国沿海的武装抢劫日益猖獗。……明王朝派年轻将领戚继光到东南沿海抗倭。……使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解除。……戚继光领导的抗倭战争是一场反侵略的战争。
“相关史事”的小字解释：
当时明朝的不少官僚、富豪也下海经商，其中一些官僚、奸商以及沿海海盗与倭寇相勾结，为虎作伥，趁火打劫，使倭寇更为嚣张。
再看高中教材：
明朝中期，朝廷出于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的目的，严厉禁止海外贸易。结果东南沿海民间海上走私活动猖獗，与倭寇混杂，出没沿海，烧殺抢掠，造成巨大破坏。明廷派遣大将戚继光等人平倭，经过长时间战斗，加上后来逐渐放松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东南沿海的形势才稳定下来。
二者的差别显然不是深浅问题，而是对明中期倭寇及倭患的认知不同。初中教材认为，日本人组成的倭寇是主角，明朝的官僚、奸商、海盗是狐假虎威，“为虎作伥”的汉奸。因此，戚继光抗倭是反侵略战争。高中教材认为，禁海导致民间走私猖獗，倭寇成分“混杂”（意指中日两国人，因此回避戚继光抗倭），放松禁海限制是倭患平息的原因之一。这两种抗倭叙事正是学界的两种看法。孰是孰非？读初中教材不禁要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明知禁海还要下海经商？他们与倭寇勾结的目的是抢掠还是经商？“不少官僚”参与其中，有哪些事例？
说不少官僚勾结倭寇，可能证据不足。官场的确腐败，沿海地方官经常借口防倭横征暴敛，倭寇来临则望风而逃，任凭混乱发生，这无疑助长倭寇气焰。但是，敢于勾结倭寇抢劫、坐地分赃的无良官僚，证据确凿的似乎没有。倭寇猖獗之时，正适严嵩当道。严嵩做首辅20年，最后被徐阶扳倒。徐阶为置严嵩父子于死地，给严世蕃拟定“通倭”罪名，刺激皇帝下旨将其斩杀，其实并无实据。除此之外，沿海官员接触较多的“倭寇”，即是被称为奸商、海盗的中国人，有称“假倭”。这些人确与日倭合流，并在日本建立根据地，但他们的主要诉求是经商。嘉靖年间的一些官员看得很清楚，他们说：“倭寇之患起于市舶，市舶不开由于入贡不许。许入贡，通市舶，中外得志，寇志泯矣。”“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①这些史料学界两种观点都在使用：认为抗倭是反侵略战争的一方指责与倭寇合流即为汉奸，史料所言是表面现象，实质是明朝海防松弛，没有禁海也不能满足双方贸易需求，更何况日本海盗行径一贯存在；②反方认为，史料证明禁海导致民间贸易非法，倭寇非倭，海商非奸商，海上贸易非武装不可。高中教材正是后一种观点的反映。那么，嘉靖年究竟是些什么人与倭寇“混杂”在一起？他们与日本是什么关系呢？
高中教材没有用“奸商”“海盗”这样的贬义词，用“民间”概括，相对国家“禁海”政策而用“走私”描述。说明白了就是，民间商人从事非法的海上贸易活动。这些商人集资造的巨舰堪比郑和宝船，长“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③他们结成的船队“或五十只，或一百只”，④规模宏大，往来于中国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这些人以徽商为主，首领中王直的名声最大。官方史书记载，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五年（1552—1566）间，倭寇大规模侵掠259次，年均18次。“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指的就是王直集团。了解王直基本可以清楚嘉靖年倭患的来龙去脉。
据嘉靖《宁波府志》记载，王直“先以盐商折阅投入贼伙，继而窜身倭国，招集夷商，联舟而来，栖泊岛屿，潜与内地奸民交通贸易”。①王直以前是盐商，“投入贼伙”之后，主要活动是“招集夷商”和“与内地奸民交通贸易”，长期活动于宁波境内的双屿港。在贼伙头目被官府擒杀后，王直成为首领。
为谋求海上贸易的合法性，嘉靖三十年前后，王直协助官府擒拿海盗卢七一伙，将其“解送定海卫掌印指挥李寿，送巡按衙门”。②又接受“海道衙门委宁波府唐通判、张把总”之托，擒拿海盗陈四，“得陈四等一百六十四名，被掳妇女一十二口，烧毁大船七只，小船二十只，解丁海道”。③立功之后，王直向官府提出“求通互市”的请求，“官司弗许”，④王直前往日本的萨摩洲诸岛，建立起强大的海外贸易中转站，是时中国商人、日本商人、葡萄牙商人皆麇集于此进行贸易。王直自称“徽王”，居日本15年，控制36个岛屿，生意做到东南亚各国，中外海商咸服，称其为“五峰船主”。他的集团拥有武装，所用武器是日本制造，战术阵法也学日本，还雇用一些日本倭寇。⑤王直俨然成为海上“商界领袖”，不仅调节各国商业纠纷，还抑制了海盗。当时中国的生丝、丝绵、中药等产品运到国外，利润达10倍以上；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旺盛，货源紧俏时价格不断攀升。王直等虽然居住在日本，但需经常到中国进货。他们或潜往沿海内陆采办，用钱财打通关卡；或用武力开道，直奔货源地。而朝廷明令“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这样他们势必要与官军发生冲突，日本还有小股倭寇不时侵扰东南沿海，王直麾下有时也打着倭寇旗号吓唬官军，如此，他们被指为“倭寇”也不冤枉。 嘉靖三十四年（1555），朝廷调戚继光指挥浙江军务。由于官军士兵来自军户，当兵非自愿，经常有逃亡，战斗力低下，因此最初戚继光也不是王直武装的对手。嘉靖三十六年（1557），胡宗宪任浙江巡抚，总督军务。胡宗宪设计诱骗王直，王直以为可以就此“息兵安境”，⑥束手就擒。他在狱中还心存侥幸，表示“如皇上慈仁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驱驰。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宣谕诸岛，其主各为禁制，倭奴不得复为跋扈，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⑦他说，开市既可增关税，又能解决倭寇侵扰，不战而平息倭患。殊不知，与官府对抗不论事理，死路一条。王直死后，他的部下采取报复性抗争，海盗趁火打劫，还有缺饷的海兵叛乱⑧、沿海贫民走投无路造反，这些都被列入“倭患”（有新倭之称）。戚继光与俞大猷平息浙东倭患后，又转战福建、广东。有论者说，明朝政府力不从心，不得不招抚郑芝龙集团，形成官盗联合，最终才稳定了沿海秩序。⑨也有人认为，倭患严重之时，开海呼声日隆，武力剿倭使明朝财政捉襟见肘；隆庆年实施开海政策，东南沿海百姓得以下海经商，社会秩序日渐稳定。
四、两种观点的实质
倭患的解除，是戚继光、俞大猷抗倭的结果，还是朝廷取消禁海令的效应，抑或是抗倭胜利保障了开海后的贸易秩序，本文不再讨论。学界对嘉靖倭患的两种看法已经反映到中学教材，深入分析这两种观点的实质则十分必要。
初中教材采用的传统观点，笔者也曾深信不疑。明朝的当事人，明末的顾炎武，近代以来很多史学家也都这样评说。因为平倭战争是正义的，戚继光、俞大猷是民族英雄，那么王直等人就是丧失民族气节的奸商、委身日本的民族败类。以维护中国的立场而划分爱国与叛国，泾渭分明，结论似乎无可非议。但是，在这种逻辑中隐含着维护明王朝的稳定性：禁海是国家政策，下海经商即是违法走私；以武装对抗政府，还以日本岛屿为根据地，更是与国家为敌。在中国历史的叙事中，以朝廷代表国家，经常无视人民的权利与利益。尽管禁海因倭寇侵扰而起，但不能说禁海就是正确的。禁海只是禁止民间贸易，官方朝贡贸易仍在广东进行。禁海断绝了民众致富的一条途径，朝廷也失去了一大笔关税收入。东南沿海不同于内陆，可耕地面积有限，下海捕鱼、经营海外贸易是沿海经济传统。朱元璋的思想重农抑商，采取禁海政策应对倭患，封锁日本也封锁了沿海民众的生路。为禁止渔民下海、禁绝海外贸易，他下令岛屿居民一律上岸，沿海居民一律后退。沿海人出于生计铤而走险，远航贸易成为首选。嘉靖帝与大部分官员都主张加强禁海；黄仁宇甚至说，俞大猷要求建立海军的目的是消灭国际贸易。①而1500年以来，新航路的开辟使全球贸易迅速发展起来，这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潮流。那么，以全球视野看明朝禁海即是倒行逆施。中外学界所言白银流向中国，正是隆庆年开海后出现的峰势。民间贸易无论于国于民都是正当而有益无害的经济活动，在西方受到政府的鼓励和保护，在中国却被视为大逆不道。站在朱姓王朝代表的国家立场上，民间贸易是走私，海商是奸商；以世界历史的視野看，民间贸易是顺应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他们就是普通商人而已。但是还有个问题，民间贸易非武装不可吗？
还真有必要。回到16世纪的海洋世界，恃强凌弱随处可见。那时没有公海和领海的概念，没有国际公法，海上的事无人管理。海盗横行使海上贸易充满风险。开辟新航路及其之后西欧各国的远航贸易，无不携带武器，有时是自卫，有时就是抢劫。典型如英国的德雷克环球航行，抢劫西班牙人的金银。明朝时，葡萄牙人、荷兰人的船队来到东亚海域，都是武装贸易。荷兰人的商船安装火炮，还有战舰护航。国际贸易是在武力保护下进行的，没有武装即为刀俎下的鱼肉。那时各国海商都是商人兼海盗，中国海商也是如此，很难分清身份。正如当时福建官员许孚远所言：“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当通商可能时，他们收起刀枪做买卖；实在走投无路抄家伙抢劫。规规矩矩的商人不可能从事海上贸易，远洋贸易只能以武力为后盾。而且还要结成大团伙，方能平安无事。王直、郑芝龙的武装贸易组织都是这样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更何况，明朝政府以武力强制禁海。当初朱元璋下令海岛与沿海居民退离海岸线，“以三日为限，后者死”。违抗禁海就是死罪，国家只给海商留下武装对抗一条路。
那么，在日本建立根据地还雇用倭寇，算不算丧失民族气节呢？郑成功以收复台湾受到高度赞誉，但他是半个日本人，7岁之前在日本长大。郑芝龙在日本平户岛起家，也可以说以日本为根据地经营海上贸易。他不仅娶个日本老婆，经常往来日本，还与荷兰人关系密切。对郑成功历史评价并不在意他的家庭背景。王直以缉拿海盗为功，请求贸易合法化，这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无奈取道日本，经营海上贸易，这不是投靠日本人，而是以武力在日本割据一方，竟使一些倭寇甘愿为其效力。其实王直与郑芝龙都是海上霸主，身份都是亦商亦盗，只不过前者出现在禁海时期，后者生存于开海时期，于是他们的命运和历史声誉就拉开了距离——至少没人说郑芝龙是汉奸、民族败类。李伯重教授指出：“这些商人在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所进行的走私、劫掠、欺诈、行贿乃至殖民统治等种种恶行，在今天受到严厉谴责。然而，这里要说的是，这些今天不能容忍的恶行，恰恰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发展所必需的，因此进行这些恶行的商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或许不应当受到过分的谴责。”诚如所言，今人的严厉谴责缺乏历史的视角。但是，这种认识不完全取决于历史视角，其中潜在的民族主义情绪，恐怕是更难去除的障碍。
初中教材从中国历史的角度阐述事实，高中教材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阐述事实。两种历史叙事如此相反，为历史课程实施思维训练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作者简介】任世江，《历史教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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