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段日子，他决定到上海去做生意，妻子有些不解，“我们的存折加起来有十几万了，还至于要那么辛苦吗？况且就一个孩子。”那时候，盖一幢三层楼房只要八千元，十几万是一个天大的数字。
　　临行时，他对在凤凰镇上住校读初中的儿子说了两句话：读书是你自己的事情，每顿饭要吃一个荤菜。他把核算好的儿子每星期的伙食零用放在信封里，告诉妻子，不可以让孩子乱花钱。
　　—— 他在公社的夜校里读过三年书，在那个时代，他算是有文化的农民。他善于思考，勤于观察总结，从田埂上走过，就能准确地估出这块田地的面积大小，摘一穗麦在手里一搓，看颗粒饱满程度，就知道这亩地的产量，站在岸坡上望一眼队里的油菜地，哪怕已经枯萎倒伏，他照样知道收获的油菜籽能装几条麻袋。
　　到儿子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的生意获得了很大成功。儿子高考落榜后，他还是两句话：第一年在家学习农事，接着到上海打工读夜大。
　　第二年春天，二十岁的儿子要去上海了，他在家里大摆宴席，每桌都有两瓶茅台酒，每个男客人都有红塔山香烟，只是儿子背着铺盖上船的时候，他只给了他80 元伙食费，“夜校的学费我已经付了，下个月你可以拿工资了。”
　　三年后，儿子拿到大专文凭后的几天出了工伤，他夜夜蹲在医院的楼梯口，整整两个月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妻子撕碎了银行的存折，“我们不是没有钱，为什么要让儿子去打工、让他受那么多的苦？”
　　“他还是个孩子，”他用粗砺的手抹去妻子的眼泪，“富不在孩子。”
　　儿子出院的时候，第一次看到父亲那么奢侈叫了出租车，在吴凇码头，父亲还是农民的样子，背着他上了船，又背着他走到了家里。这天晚上，父子俩交谈着：儿子提出来要办一个五金加工厂，只要几万元投资。他沉思了许久，建议儿子从业务员做起，等积累到了几万元再说。
　　又过了三年，儿子准备结婚了，他和父母商量，想在上海买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
　　他问儿子：“你现在有多少钱？”
　　儿子的钱都交给了妈妈，妈妈说：那只能买一室一厅的房子。
　　“用自己的钱买房子，这多好啊。”
　　儿子不解地问父亲：“大家都说我们家很有钱，真的吗？”
　　“不是我们家，是我和你妈妈很有钱。”
　　“那……有五十万？”“村里的桥和水泥路，就用了八十万。”
　　“那……有两百万？”母亲说：“学校和敬老院那边，这十年有三百万了。”
　　儿子失望了，他问爸爸妈妈：“那我值多少钱？”父亲说：“你现在只值一室一厅。”
　　但在儿子的婚礼上，他说：
　　“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代表男方家长讲话。一个长兴岛出来的青年，用自己六年的努力，在上海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娶了漂亮的妻子，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知道他向往有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和车子，我想，经过他们夫妻俩的努力，这很快会实现的。今天，我愿意用一笔三室一厅的钱，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庆祝他们的婚礼，来祝愿他们梦想成真。很多人问我，你有那么多的钱，为什么不给孩子花？也有人问我，你到底有多少钱？我说：‘我，有一个儿子。’”
　　（云舒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