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的骨头是最硬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容易得罪当权者，让自己吃上官司，身陷缧绁。
　　“二十四史”中最优秀的前三史的作者都未能逃过这个宿命。
　　首先是太史公司马迁。
　　本来他小日子过得很不错，从父亲司马谈手中接过太史令之职，虽然薪水不怎么高，但毕竟也是吃皇粮的。
　　不幸的是公元前99年到来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5000步兵，和数倍于己的匈奴骑兵作战，因寡不敌众，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勃然大怒，要诛杀李陵全家。
　　这事本来和司马迁没什么关系。但作为一个太史令，司马迁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为李陵辩护。他说李陵已经尽力了，投降匈奴可能是迫不得已，或另有苦衷。
　　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辩词，将司马迁送入了监狱。本来是要处死刑的，但是皇恩浩荡，最后判处腐刑，将司马迁阉割了。
　　“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司马迁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忍辱偷生，写完了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100多年后，为司马迁做传的班固慨叹，司马迁“不能以智免刑”。然而，他自己也未能逃脱身陷缧绁的命运，而且是两度下狱，第二次则惨死在狱中。
　　早在班固30岁的时候，他就继承父亲遗志，开始撰写《汉书》。但是，历来修史书是官家的事，是不允许个人私自编写的，因此，有人告发班固“私修国史”，班固被投入狱中。好在班固有个“投笔从戎”的好弟弟班超，骑着快马，从扶风一路狂奔到洛阳，为哥哥鸣冤叫屈，才救得班固的性命。汉明帝也因此授权班固写成《汉书》。
　　这一次牢狱之灾算是有惊无险。
　　永元初年，即公元89年，已写就了《汉书》的班固随车骑将军窦宪北征匈奴。这一战，最终将匈奴这个困扰中国上千年的民族从中国北方抹去，如此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当然要大书特书了。于是，班固以随军书记的身份，用自己的如橼大笔写了一篇《燕然铭》，刻在燕然山的石头上。班固的名字和窦宪一起流芳千古。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永元四年，即公元92年，窦氏集团飞扬跋扈，阴谋叛乱，窦宪被汉和帝剪除，班固也因窦氏党羽的关系被革职免官。
　　免官就免官呗，无官一身轻，总算保住了命。然而，过于宽和大度，疏于治家的班固却因为自己的两个家奴丧了命。原来，班固的两个家奴一向恣意妄为，滋事生非，有一次，这两个家奴在路上冲撞了洛阳令种兢的车驾，遭到责罚。谁料，那家奴趁着酒疯打骂。种兢大怒，但畏于窦宪的权势只好忍气吞声。
　　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到窦宪被诛，种兢立刻将班固逮捕，严刑拷打。可怜已经61岁的班固，如何受得了这种折磨，一代史学巨匠，最终惨死狱中。
　　时间又过了300年，为班固作传的范晔同样大发感慨，他说班固虽然博学多识，却不能严于律己，终受牵连而死。可是，他的命运和班固惊人的相似。
　　范晔博学多才，崖岸高峻，傲骨铮铮。他弹得一手好琵琶，连宋文帝刘义隆都羡慕，多次想一饱耳福，可范晔愣是不予理睬。
　　有一次，宋文帝实在心里痒痒，就对范晔说，朕来唱一首歌，你来为朕伴奏吧。范晔勉强应允。但是，宋文帝的歌声刚住，范晔的琵琶声也戛然而止，一点都不肯多弹，让宋文帝很是不爽。
　　公元444年，彭城王刘义康谋反事泄，范晔因和刘义康过从甚密，被牵连入狱。宋文帝终于逮住报复范晔的机会了，范晔最后一次走出监狱，是去接受死刑。
　　司马迁和范晔入狱，都是因为个性耿直，而班固和范晔入狱以至于死亡，则是由于他们所依傍的权势人物的倒台。从根本上来说，三大史学家入狱的一个共同原因，是他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当权者。这是史学家的大忌，却又是史学家天职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