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的大多数杂志创刊于改革开放初期，就像各级作协有自己的文学刊物一样，各级妇联也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这就是今天大部分女性刊物的前身。妇联这种特殊机构的存在本身就昭示着女性的弱势地位，它像三八妇女节一样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提醒，是一个性别意味很强的标志性符号，这种意识也不可避免地带进了女性刊物的叙事想象。到2000年，全国妇联系统所办的女性杂志的发行数已高达1584万册，年总发行量2亿多册，占全国发行总量的1/20，按行业排名在全国报刊中占第二位。“对于深受媒介即隐喻这种观念影响的现代人来说，数字是发现和表述经济学真理的最好方式。”…发行量显示出女性期刊在市场上所向披靡的程度，家喻户晓使得这些女性期刊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必定影响了女性的现实行为选择以及人生观念。
《家庭》、《知音》、《女友》、《希望》以及《时尚》等发行量较大的女性刊物虽然各有自身的定位和办刊特色，然而，情感故事是这些刊物共同瞄准的靶心所在，而在情感故事的背后，普遍缺乏一种现代意识的观照。这与我国男女事实上依然不平等的现状、封建社会过于漫长历史积淀的男权意识挥之不去，而改革开放时间过短、真正开放健全的人生观仍不够深入等等深层因素均有密切关系，加上刊物对发行量的顾虑使女性刊物的改革步履表现得迟缓犹豫。这些因素共同折射到女性刊物的叙事中，则表现为现代意识的严重匮乏。
一 何谓现代意识
现代意识跟启蒙话语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复兴密切相关，是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留下的遗产，主要是对人的自由和人权的确认，其核心是自由平等。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认为女性的解放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程度。而我国恰恰是一个封建社会无比漫长的国度，“女子无才便是德”，男权观念和重男轻女意识根深蒂固。在男权宰制的漫漫长夜中，女性世界是一个未被打开未被叙述的幽暗世界，女性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话语权利，个别甚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瓦特在著作《小说的兴起》中论述：正是由于近代的工业革命，一些替代家务的机器的出现解放了女性在家务方面的时间支出，从而培育了女性读者。女性作为阅读者这一身份的出现本身是历史的进步，需要技术的支撑，而阅读是意识进步和观念解放的一个重要条件。此前，我们对待女性一直是持占有态度，没有考虑到女性作为人的自由与平等，更不曾考虑整个社会为女性所提供的教育和发展的空间与机会。女性的痛苦、压抑和被歧视的经验都被男性的视野所忽略，不曾得到表述，而其不公正性从未得到反省和反抗。
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女主角子君有一句名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20世纪初受《娜拉出走》的影响而觉醒了的“五四”新女性的话语。在《狂人日记》里，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从来如此，便对么?”这句话用在女性的启蒙与解放上同样具有震撼力。在鲁迅看来社会只有两种，就是做奴隶的社会和做奴隶而不得的社会，阶级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更是一部“吃女人”的历史，“祥林嫂”和“子君”都是非常典型的注脚，她们分别代表了启蒙前的传统女性和启蒙后的新女性的社会遭际，性别本身蕴藏着一种女性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子君的走投无路表明光有女性解放的启蒙意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单个女性决无解放的可能，女性的充分解放和自由需要社会提供相适应的物质基础和客观环境的支持。由于鲁迅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努力，女性的解放意识和自由意识逐渐深入人心，文坛上涌现了丁玲、萧红这样一批女性作家，创造出“莎菲”这样的觉醒女性的形象。
新中国的成立，政治制度上对男女平等的规定使女性在一夜之间获得了空前的权力，然而旧意识的幽灵依然在徘徊飘荡，要彻底根除一种意识形态比政治的改朝换代更为困难，女性的自立自信与自强意识以及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女性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新思想、新意识不可能一蹴而就，现代的女性意识同样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报刊网络等一切文化传播平台的努力来慢慢建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要》指出：“除非妇女能在通信和大众传媒包括艺术方面的技术和决策领域，平等参与，否则对她们的报道将继续失真，对妇女实际生活的认识也将继续付之阙如。大众传媒有很大的潜力来促进妇女的地位和男女平等，它们可以打破陈规，以多样且均衡的方式勾画妇女与男子的形象，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如果传媒中的现代意识姗姗来迟，我们就不能指望有真正的男女平等的社会现实，新女性的充分自由和个性的发展也就仍需假以时日。传媒在建构现代意识和男女平等观念方面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传播面很广的女性刊物尤其应该意识到自身的使命，促进女性的启蒙和观念的解放。
二 女性刊物现代意识的匮乏
封面美女与女性的“被看”
报刊摊上放眼望，摩登女郎滚滚来。你除了惊叹这个时代思维的趋同外，也不由得注意到在这些封面美女背后男权意识岿然屹立。这些封面美女作为一个典型的男权符号在无声地诉说着女性的“被看”地位，女性生而为“被看”，女性生而为以貌美取悦男性，取悦这个世界。“女为悦己者容”这个古老的训词穿越时代的隧道、穿越启蒙的20世纪来到我们身边。女性的身体和容颜本身是一个他者的观看对象，而掩藏在这个闪光动人的躯壳内部的女性的人格和精神世界则被搁置，女性的心灵世界依然是一个幽暗的未被现代意识照亮的世界。尽管我们一再在宏大叙述中强调被解放的女性的主体性，而现实中，几乎所有的女性刊物都在共同塑造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时代对于女性外在美的重视和对于精神美、心灵美的忽略。与美女封面现象相应的是电视和网络上频频上演的女性比美节目以及品牌时装和化妆品的广告片段都在不断强化男权社会沉积的女性意识，即一旦身为女性，就必须注重外表美，因为“被看”是女性的命运，也是女性的现实人生价值所在，而其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则被遮蔽。这显然与现代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价值相悖。
从定位分析刊物性别意识误区
位居中国期刊发行第一梯队的《知音》与《家庭》的月均发行量超过300万册，传播面极广。《知音》的办刊原则为“深入生活、深入心灵、深人家庭”，并在稿件内容上体现“人情美、人性美”，引导读者充实人生、完善人生。《知音》绝大部分内容所彰显的人情是一种女性的柔情而非男性的刚强；“人性”是一种女性的忍让与牺牲，背后依然是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不是生来的，而是被塑造出来的，是在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在历史河流中，叙事塑造了女性第二性的地位。无论是对贤妻良母的歌颂还是对凶恶残忍的女性的鞭挞都隐含着一种男权的意识形态，女 性没有话语权，她们不能如实地表达自身。以纪实性叙事占优势的女性期刊《家庭》和《知音》，其叙事都隐含着一种女性传统角色和价值观念。无论是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还是舞台聚光灯下的辉煌女人，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叙述着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最终强化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模式。这类期刊有一种潜在的目的，是要稳固现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它们没有想到世界的进步，加剧了对女性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统治，使女性丧失了反思自身受奴役的处境和批判既定社会现实和意识的能力。
2001年，世界期刊联盟公布《家庭》列全球综合性期刊发行量第8名，至今《家庭》仍然在业界保持其广大的影响力。《家庭》的创办者很早注意到中国文化的家国同构现象，“齐家治国”相提并论，可见，“乡土中国”对于家庭的重视。《家庭》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将《广东妇女》更名为《家庭》。但综观其栏目设置和具体内容，依然存在着重家轻国的倾向，没有在新型的以民主和法制为主导的现代国家规范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妇联2001年举行大众传媒对妇女的影响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女性期刊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做得很不够。母亲是孩子的老师，母亲的行为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民族国家甚至全社会的前途和命运。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的矛盾正在超越其他矛盾变成消费社会的基本矛盾。
对家庭模式以及情感结构的叙事依然没有走出传统女性的藩篱，形形色色的故事背后依然受贤妻良母的角色意识的牵制。《家庭》很早就提出要“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家庭》“三贴近”与《知音》的“三深入”原则既使刊物的叙事显得很亲切，恰如母性使其平易近人，叙述风格方面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同，同时，这种贴近和深入也证明刊物承认存在的合理性，并不对现实进行反抗，甚至不准备在指导读者尤其是在建构新型男女关系和现代家庭关系方面起引导作用。《家庭》提出要“在婚姻家庭领域里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现代生活方式的变革，竭诚帮助读者营造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在面对现实家庭的变故时，刊物虽然对弱者有一种道德上的同情，但实质上却在另一方面彰显了男性的强势地位和女性的无奈。
《希望》“做中国最女人的杂志”，这种定位貌似在强调男女的性别差异，实质仍然是强化女性的第二性地位，尤其是女性的“被看”的位置。应该首先从人的角度来谈论，人的解放和希望来谈论女人。《妈咪宝贝》、《好管家》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强化女性的性别意识和社会角色——妻子、妈咪和管家。为什么男性不需要这样的规范和引导，仅仅因为他们是第一性，早已被历史叙述为创造社会和创造历史的角色，所以他们不必有相应的杂志来规范其行为和角色意识，他们只需要当富爸爸，而一位女性光是当富妈妈或者阔太太是不够的。
《时尚》和《瑞丽》等刊物抓住女性本来充当了家庭的主要消费者的角色特点一味地将读者往消费的道路上引领，似乎女性只有成为一个时尚的主动消费者，才能保持个性，实现自身的价值。却不知消费满足的是被刺激的欲望而不是需求，消费并不能够建立人生价值，而人生价值才是人生的真谛。事实上，众多的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对于过多的消费信息反而感到茫然，太多信息淹没了选择标准。事实上就是在纯粹的消费行为中女性也无法真正实现自主性和个性，我们的欲望在消费社会受到无形的可以感觉却难以清晰表述的控制，这甚至不是单个个体的力量所能反抗。
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到传媒在大众生活和参与建构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还要意识到传媒在当今社会的本来境遇，即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述：“大众传媒的精神是与至少现代欧洲所认识的那种文化的精神相悖的：文化建立在个人基础上，传媒则导致同一性；文化阐明事物的复杂性，传媒则把事物简单化；文化只是一个长长的疑问，传媒则对一切都有一个迅速的答复；文化是记忆的守卫，传播媒介是新闻的猎人。”而女性期刊同样应该在文化建构上超越普通传媒。
纪实栏目及名人栏目中的性别意识
《家庭》和《知音》均以纪实性大稿引人注目，这种纪实性稿子在新闻性的基础上强调文学性。诸多的纪实性稿件叙事都包含权力、情欲、成功及高消费等畅销模式。其中挑战传统道德的婚外恋现象的叙事旨趣显示了强烈的性别差异，男人包养情人、婚外情甚至一夜情则被叙述为事业成功的标志和身体能量的充沛，男人拥有女人的数量甚至成为男人成功程度的一个指标，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旧思维范式依然内在地起作用。而女人无论其在事业上是否成功，也不问其婚外恋情的青红皂白，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叙述为淫荡、道德品质败坏、不遵守妇道，甚至是红颜祸水。比承受情感本身的伤害更甚的是这种舆论的伤害，最宽容的叙述是给予受伤的女性一些廉价的同情，大多数是对女性进行道德上的贬斥，甚至庆幸其吞尝命运的苦果。而相应的夫道在今天几乎不被提起，尤其是成功男士几乎可以随心所欲。道德是男性制定出来制约和规范女性的，其解释权也在男性，而男性本身则不受其约束。
除纪实稿之外，大部分女性刊物非常重视对名人的情感、家庭婚姻和成功历程的报道，而这些报道也包含着性别的叙述视角，比如2004年第20期《知音》同是对雅典奥运冠军的婚姻报道蕴涵的性别差异就非常明显。52公斤级女子柔道冠军冼东妹的夺冠感言是：“此刻我最想感谢的就是我的先生，是他一如既往的信任、支持和爱给了我自信，将我送上了奥运冠军的领奖台，没有他的‘陪练’和鼓励，就没有我今天的金牌……”全文凸显的是她老公的宽宏和对她人生的指导力量。文章结尾是作者揣度冼东妹的妻子身份的一段“合情合理”的感慨：10年来，他为她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而她竟然没有为他烧过一次菜，煲过一次汤；10年来，以前的很多队友都当妈妈了，但已近而立之年的她只在新房里住了3天……奥运冠军的社会身份开篇，落脚点依然是妻子这一家庭角色。叙述瞄准的正是这两种身份之间的距离，一个成功的女性必定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不称职她就必然满怀歉疚。而且一个成功的女性背后是一个强大的男性，他支持、指导并宽容他的妻子才有她今天的成功。奥运冠军的荣耀此时被不称职的妻子角色的愧疚掩盖了。奥运冠军的光环对女性可能很快褪去，而其对丈夫这种歉疚与感激却久久不能挥去。
而对男子69公斤级举重冠军张国政的婚姻报道则基调明显有异，他夺冠之后第一声喊：“老婆我爱你。”此时，成功给了他力量，他这一声喊里头包含的是成功的骄傲，却毫无一个不称职丈夫的歉疚。男性的成功是纯然的不含歉疚的成功。其妻高文娟为了支持他的事业默默奉献，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为了更好地照顾丈夫的起居， 她简直是放弃了一切，从单位分的大房子搬到天坛附近的体育馆路租的不足40平方米的旧房，为的是在家里可以看见对面的国家举重训练馆，这一切的默默付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叙述褒扬了其妻的自我牺牲和为丈夫无私奉献的精神，同时，家务劳动与社会事物的价值在叙事中高下立判。
我们由此看到男权意识的沉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意识依然在事实上主宰着我们的想象，规范着我们的角色选择。美国大众文化研究者费斯克指出：“意义永远是在社会的层面被生产出来，并在主体中再生产出各种社会力量，对任何事物赋予意义，必然会对主体也赋予意义，不管该主体怎样可变或是游牧式的。”上述两报道正是如此，同为奥运冠军，因为性别不同，他们自身的夺冠感受和对他们的婚恋叙述及其蕴涵的意义也截然不同。哪怕是对奥运女冠军，传统性别分工和女性的家庭角色依然是其内心深处的烙印，冼东妹在赛场上的成功和辉煌也没能弥补她在厨房这种家庭定位方面的缺失。而对张国政的报道则再次表明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丈夫金牌的光芒映亮了此刻，却无法映亮那无数奉献的时光。这两则有关名人的报道可以看出，《知音》杂志在叙事原则上对现实的驯服，至于其不合理的成分则未加深究，仅仅因为夫妻关系“从来如此”。女性期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现行的男女事实不平等的同谋者，使女性安于家庭事务，安于充当生活的配角，安于聚光灯无法照亮的厨房。转型
三 重构现代意识与女性期刊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女性期刊的迅速崛起和壮大顺应了时代潮流，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语境中为女性观念的开放和参与社会的话语权争得了一席之地。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话语权仍然是在男权意识的笼罩下进行的，其对于促进一个时代的变革与女性的彻底解放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而且是值得质疑的。就现有的女性刊物来看，普遍倾向是问风月不问风云，对现实缺乏警醒，缺乏深刻的分析评论性文章，缺少理性的反思和对不合理现实的反抗，因而不能为内心向度和精神空间的开创提供参照。而对名人的叙述多少带有猎奇的心理以满足读者的偷窥欲，而且对名人或成功人士的表述也非常模式化，缺乏非常个人的部分，表达的往往是公共的情感、共性的身体和共时的思维。女性在现代社会所遭受的真正困苦依然处于被遮蔽的幽暗状态，我们仍然不能从女性刊物中得到中国妇女真实的生存状况，更不能得到真实的精神景象。诸多为弱者维权的案例也停留在制度层面，很少介入个体内心最深处的游移、不安和痛苦，因此不能从心理层面为其提供精神力量和勇气支持，因为刊物本身没有创造这些东西。即便是女名人、女强人，也竭力表现精神他者化的一面，曲径通幽地固定其家庭角色的定位，在女性的园地里，真正的话语权和男女平等的权利依然有待争取。高科技和信息等领域内女性从业者尤其是取得卓著成效的比例依然很少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女性期刊对这种现状却竭力回避。恩格斯认为社会的进步需要以亵渎神圣事物为代价，当前的女性期刊普遍不敢冒犯现存的秩序。
根据中国期刊网的检索显示，几乎所有探讨女性期刊所面临的困境的论文都在谈论市场定位、栏目设置、选题策划等具体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都是一种源流倒置，一份刊物最首要的使命是将刊物引向何方，为读者提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尤其是如何与剧烈变化的社会现状碰撞出火花。就是一些相对年轻的具有后发制人优势的女性刊物也没有从根本上确立刊物的定位，没能根据今天女性的社会身份变化提供相应的精神给养。新世纪，70后、80后独生子女一代已经成年，他们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独生女同样得独当一面，无论是应对社会的风霜雪雨还是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她们所承担和面对的一切与男性并无二致，甚至还要更多，因为在孩子的哺育成长过程中母亲承担得更多。这时，如果女性刊物仍然保持今天的思想观念裹足不前，仍然停留在既有的性别思维模式中，既不能从内心为她们提供力量和支持，也不能从现实生活中为她们提供精神榜样，我很难设想独生女一代会继续成为这些女性刊物的读者。
从长远来说，一份刊物光有扑朔迷离的故事案情，光有情欲炫耀和时尚消费是不够的，一份刊物要走进读者的心灵，要与读者长期为伴，它必须与读者的心灵有一种共鸣，并且成为读者温暖的朋友。而现有的诸多女性刊物，无论是突出情感还是时尚或消费，实质上在现代立场和现代意识方面仍然有所欠缺，其骨子里头仍然是男性的眼光在打量女性，对女性的社会角色、精神自立和人生价值的确认方面依然很不充分，对独生女一代的成长与成熟的思考还相当淡薄。没有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没有反抗的勇气和探索精神，现代意识匮乏，这才是当前女性期刊的根本困境所在，也是今后女性期刊改革和转型所必须慎重思考和认真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9，
[2]安·德·戈德马尔，小说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昆德拉访谈录[M]，艾略特，小说的艺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83.
[3][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53.
《家庭》、《知音》、《女友》、《希望》以及《时尚》等发行量较大的女性刊物虽然各有自身的定位和办刊特色，然而，情感故事是这些刊物共同瞄准的靶心所在，而在情感故事的背后，普遍缺乏一种现代意识的观照。这与我国男女事实上依然不平等的现状、封建社会过于漫长历史积淀的男权意识挥之不去，而改革开放时间过短、真正开放健全的人生观仍不够深入等等深层因素均有密切关系，加上刊物对发行量的顾虑使女性刊物的改革步履表现得迟缓犹豫。这些因素共同折射到女性刊物的叙事中，则表现为现代意识的严重匮乏。
一 何谓现代意识
现代意识跟启蒙话语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复兴密切相关，是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留下的遗产，主要是对人的自由和人权的确认，其核心是自由平等。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认为女性的解放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程度。而我国恰恰是一个封建社会无比漫长的国度，“女子无才便是德”，男权观念和重男轻女意识根深蒂固。在男权宰制的漫漫长夜中，女性世界是一个未被打开未被叙述的幽暗世界，女性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话语权利，个别甚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瓦特在著作《小说的兴起》中论述：正是由于近代的工业革命，一些替代家务的机器的出现解放了女性在家务方面的时间支出，从而培育了女性读者。女性作为阅读者这一身份的出现本身是历史的进步，需要技术的支撑，而阅读是意识进步和观念解放的一个重要条件。此前，我们对待女性一直是持占有态度，没有考虑到女性作为人的自由与平等，更不曾考虑整个社会为女性所提供的教育和发展的空间与机会。女性的痛苦、压抑和被歧视的经验都被男性的视野所忽略，不曾得到表述，而其不公正性从未得到反省和反抗。
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女主角子君有一句名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20世纪初受《娜拉出走》的影响而觉醒了的“五四”新女性的话语。在《狂人日记》里，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从来如此，便对么?”这句话用在女性的启蒙与解放上同样具有震撼力。在鲁迅看来社会只有两种，就是做奴隶的社会和做奴隶而不得的社会，阶级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更是一部“吃女人”的历史，“祥林嫂”和“子君”都是非常典型的注脚，她们分别代表了启蒙前的传统女性和启蒙后的新女性的社会遭际，性别本身蕴藏着一种女性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子君的走投无路表明光有女性解放的启蒙意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单个女性决无解放的可能，女性的充分解放和自由需要社会提供相适应的物质基础和客观环境的支持。由于鲁迅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努力，女性的解放意识和自由意识逐渐深入人心，文坛上涌现了丁玲、萧红这样一批女性作家，创造出“莎菲”这样的觉醒女性的形象。
新中国的成立，政治制度上对男女平等的规定使女性在一夜之间获得了空前的权力，然而旧意识的幽灵依然在徘徊飘荡，要彻底根除一种意识形态比政治的改朝换代更为困难，女性的自立自信与自强意识以及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女性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新思想、新意识不可能一蹴而就，现代的女性意识同样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报刊网络等一切文化传播平台的努力来慢慢建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要》指出：“除非妇女能在通信和大众传媒包括艺术方面的技术和决策领域，平等参与，否则对她们的报道将继续失真，对妇女实际生活的认识也将继续付之阙如。大众传媒有很大的潜力来促进妇女的地位和男女平等，它们可以打破陈规，以多样且均衡的方式勾画妇女与男子的形象，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如果传媒中的现代意识姗姗来迟，我们就不能指望有真正的男女平等的社会现实，新女性的充分自由和个性的发展也就仍需假以时日。传媒在建构现代意识和男女平等观念方面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传播面很广的女性刊物尤其应该意识到自身的使命，促进女性的启蒙和观念的解放。
二 女性刊物现代意识的匮乏
封面美女与女性的“被看”
报刊摊上放眼望，摩登女郎滚滚来。你除了惊叹这个时代思维的趋同外，也不由得注意到在这些封面美女背后男权意识岿然屹立。这些封面美女作为一个典型的男权符号在无声地诉说着女性的“被看”地位，女性生而为“被看”，女性生而为以貌美取悦男性，取悦这个世界。“女为悦己者容”这个古老的训词穿越时代的隧道、穿越启蒙的20世纪来到我们身边。女性的身体和容颜本身是一个他者的观看对象，而掩藏在这个闪光动人的躯壳内部的女性的人格和精神世界则被搁置，女性的心灵世界依然是一个幽暗的未被现代意识照亮的世界。尽管我们一再在宏大叙述中强调被解放的女性的主体性，而现实中，几乎所有的女性刊物都在共同塑造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时代对于女性外在美的重视和对于精神美、心灵美的忽略。与美女封面现象相应的是电视和网络上频频上演的女性比美节目以及品牌时装和化妆品的广告片段都在不断强化男权社会沉积的女性意识，即一旦身为女性，就必须注重外表美，因为“被看”是女性的命运，也是女性的现实人生价值所在，而其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则被遮蔽。这显然与现代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价值相悖。
从定位分析刊物性别意识误区
位居中国期刊发行第一梯队的《知音》与《家庭》的月均发行量超过300万册，传播面极广。《知音》的办刊原则为“深入生活、深入心灵、深人家庭”，并在稿件内容上体现“人情美、人性美”，引导读者充实人生、完善人生。《知音》绝大部分内容所彰显的人情是一种女性的柔情而非男性的刚强；“人性”是一种女性的忍让与牺牲，背后依然是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不是生来的，而是被塑造出来的，是在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在历史河流中，叙事塑造了女性第二性的地位。无论是对贤妻良母的歌颂还是对凶恶残忍的女性的鞭挞都隐含着一种男权的意识形态，女 性没有话语权，她们不能如实地表达自身。以纪实性叙事占优势的女性期刊《家庭》和《知音》，其叙事都隐含着一种女性传统角色和价值观念。无论是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还是舞台聚光灯下的辉煌女人，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叙述着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最终强化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模式。这类期刊有一种潜在的目的，是要稳固现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它们没有想到世界的进步，加剧了对女性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统治，使女性丧失了反思自身受奴役的处境和批判既定社会现实和意识的能力。
2001年，世界期刊联盟公布《家庭》列全球综合性期刊发行量第8名，至今《家庭》仍然在业界保持其广大的影响力。《家庭》的创办者很早注意到中国文化的家国同构现象，“齐家治国”相提并论，可见，“乡土中国”对于家庭的重视。《家庭》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将《广东妇女》更名为《家庭》。但综观其栏目设置和具体内容，依然存在着重家轻国的倾向，没有在新型的以民主和法制为主导的现代国家规范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妇联2001年举行大众传媒对妇女的影响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女性期刊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做得很不够。母亲是孩子的老师，母亲的行为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民族国家甚至全社会的前途和命运。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的矛盾正在超越其他矛盾变成消费社会的基本矛盾。
对家庭模式以及情感结构的叙事依然没有走出传统女性的藩篱，形形色色的故事背后依然受贤妻良母的角色意识的牵制。《家庭》很早就提出要“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家庭》“三贴近”与《知音》的“三深入”原则既使刊物的叙事显得很亲切，恰如母性使其平易近人，叙述风格方面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同，同时，这种贴近和深入也证明刊物承认存在的合理性，并不对现实进行反抗，甚至不准备在指导读者尤其是在建构新型男女关系和现代家庭关系方面起引导作用。《家庭》提出要“在婚姻家庭领域里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现代生活方式的变革，竭诚帮助读者营造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在面对现实家庭的变故时，刊物虽然对弱者有一种道德上的同情，但实质上却在另一方面彰显了男性的强势地位和女性的无奈。
《希望》“做中国最女人的杂志”，这种定位貌似在强调男女的性别差异，实质仍然是强化女性的第二性地位，尤其是女性的“被看”的位置。应该首先从人的角度来谈论，人的解放和希望来谈论女人。《妈咪宝贝》、《好管家》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强化女性的性别意识和社会角色——妻子、妈咪和管家。为什么男性不需要这样的规范和引导，仅仅因为他们是第一性，早已被历史叙述为创造社会和创造历史的角色，所以他们不必有相应的杂志来规范其行为和角色意识，他们只需要当富爸爸，而一位女性光是当富妈妈或者阔太太是不够的。
《时尚》和《瑞丽》等刊物抓住女性本来充当了家庭的主要消费者的角色特点一味地将读者往消费的道路上引领，似乎女性只有成为一个时尚的主动消费者，才能保持个性，实现自身的价值。却不知消费满足的是被刺激的欲望而不是需求，消费并不能够建立人生价值，而人生价值才是人生的真谛。事实上，众多的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对于过多的消费信息反而感到茫然，太多信息淹没了选择标准。事实上就是在纯粹的消费行为中女性也无法真正实现自主性和个性，我们的欲望在消费社会受到无形的可以感觉却难以清晰表述的控制，这甚至不是单个个体的力量所能反抗。
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到传媒在大众生活和参与建构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还要意识到传媒在当今社会的本来境遇，即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述：“大众传媒的精神是与至少现代欧洲所认识的那种文化的精神相悖的：文化建立在个人基础上，传媒则导致同一性；文化阐明事物的复杂性，传媒则把事物简单化；文化只是一个长长的疑问，传媒则对一切都有一个迅速的答复；文化是记忆的守卫，传播媒介是新闻的猎人。”而女性期刊同样应该在文化建构上超越普通传媒。
纪实栏目及名人栏目中的性别意识
《家庭》和《知音》均以纪实性大稿引人注目，这种纪实性稿子在新闻性的基础上强调文学性。诸多的纪实性稿件叙事都包含权力、情欲、成功及高消费等畅销模式。其中挑战传统道德的婚外恋现象的叙事旨趣显示了强烈的性别差异，男人包养情人、婚外情甚至一夜情则被叙述为事业成功的标志和身体能量的充沛，男人拥有女人的数量甚至成为男人成功程度的一个指标，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旧思维范式依然内在地起作用。而女人无论其在事业上是否成功，也不问其婚外恋情的青红皂白，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叙述为淫荡、道德品质败坏、不遵守妇道，甚至是红颜祸水。比承受情感本身的伤害更甚的是这种舆论的伤害，最宽容的叙述是给予受伤的女性一些廉价的同情，大多数是对女性进行道德上的贬斥，甚至庆幸其吞尝命运的苦果。而相应的夫道在今天几乎不被提起，尤其是成功男士几乎可以随心所欲。道德是男性制定出来制约和规范女性的，其解释权也在男性，而男性本身则不受其约束。
除纪实稿之外，大部分女性刊物非常重视对名人的情感、家庭婚姻和成功历程的报道，而这些报道也包含着性别的叙述视角，比如2004年第20期《知音》同是对雅典奥运冠军的婚姻报道蕴涵的性别差异就非常明显。52公斤级女子柔道冠军冼东妹的夺冠感言是：“此刻我最想感谢的就是我的先生，是他一如既往的信任、支持和爱给了我自信，将我送上了奥运冠军的领奖台，没有他的‘陪练’和鼓励，就没有我今天的金牌……”全文凸显的是她老公的宽宏和对她人生的指导力量。文章结尾是作者揣度冼东妹的妻子身份的一段“合情合理”的感慨：10年来，他为她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而她竟然没有为他烧过一次菜，煲过一次汤；10年来，以前的很多队友都当妈妈了，但已近而立之年的她只在新房里住了3天……奥运冠军的社会身份开篇，落脚点依然是妻子这一家庭角色。叙述瞄准的正是这两种身份之间的距离，一个成功的女性必定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不称职她就必然满怀歉疚。而且一个成功的女性背后是一个强大的男性，他支持、指导并宽容他的妻子才有她今天的成功。奥运冠军的荣耀此时被不称职的妻子角色的愧疚掩盖了。奥运冠军的光环对女性可能很快褪去，而其对丈夫这种歉疚与感激却久久不能挥去。
而对男子69公斤级举重冠军张国政的婚姻报道则基调明显有异，他夺冠之后第一声喊：“老婆我爱你。”此时，成功给了他力量，他这一声喊里头包含的是成功的骄傲，却毫无一个不称职丈夫的歉疚。男性的成功是纯然的不含歉疚的成功。其妻高文娟为了支持他的事业默默奉献，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为了更好地照顾丈夫的起居， 她简直是放弃了一切，从单位分的大房子搬到天坛附近的体育馆路租的不足40平方米的旧房，为的是在家里可以看见对面的国家举重训练馆，这一切的默默付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叙述褒扬了其妻的自我牺牲和为丈夫无私奉献的精神，同时，家务劳动与社会事物的价值在叙事中高下立判。
我们由此看到男权意识的沉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意识依然在事实上主宰着我们的想象，规范着我们的角色选择。美国大众文化研究者费斯克指出：“意义永远是在社会的层面被生产出来，并在主体中再生产出各种社会力量，对任何事物赋予意义，必然会对主体也赋予意义，不管该主体怎样可变或是游牧式的。”上述两报道正是如此，同为奥运冠军，因为性别不同，他们自身的夺冠感受和对他们的婚恋叙述及其蕴涵的意义也截然不同。哪怕是对奥运女冠军，传统性别分工和女性的家庭角色依然是其内心深处的烙印，冼东妹在赛场上的成功和辉煌也没能弥补她在厨房这种家庭定位方面的缺失。而对张国政的报道则再次表明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丈夫金牌的光芒映亮了此刻，却无法映亮那无数奉献的时光。这两则有关名人的报道可以看出，《知音》杂志在叙事原则上对现实的驯服，至于其不合理的成分则未加深究，仅仅因为夫妻关系“从来如此”。女性期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现行的男女事实不平等的同谋者，使女性安于家庭事务，安于充当生活的配角，安于聚光灯无法照亮的厨房。转型
三 重构现代意识与女性期刊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女性期刊的迅速崛起和壮大顺应了时代潮流，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语境中为女性观念的开放和参与社会的话语权争得了一席之地。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话语权仍然是在男权意识的笼罩下进行的，其对于促进一个时代的变革与女性的彻底解放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而且是值得质疑的。就现有的女性刊物来看，普遍倾向是问风月不问风云，对现实缺乏警醒，缺乏深刻的分析评论性文章，缺少理性的反思和对不合理现实的反抗，因而不能为内心向度和精神空间的开创提供参照。而对名人的叙述多少带有猎奇的心理以满足读者的偷窥欲，而且对名人或成功人士的表述也非常模式化，缺乏非常个人的部分，表达的往往是公共的情感、共性的身体和共时的思维。女性在现代社会所遭受的真正困苦依然处于被遮蔽的幽暗状态，我们仍然不能从女性刊物中得到中国妇女真实的生存状况，更不能得到真实的精神景象。诸多为弱者维权的案例也停留在制度层面，很少介入个体内心最深处的游移、不安和痛苦，因此不能从心理层面为其提供精神力量和勇气支持，因为刊物本身没有创造这些东西。即便是女名人、女强人，也竭力表现精神他者化的一面，曲径通幽地固定其家庭角色的定位，在女性的园地里，真正的话语权和男女平等的权利依然有待争取。高科技和信息等领域内女性从业者尤其是取得卓著成效的比例依然很少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女性期刊对这种现状却竭力回避。恩格斯认为社会的进步需要以亵渎神圣事物为代价，当前的女性期刊普遍不敢冒犯现存的秩序。
根据中国期刊网的检索显示，几乎所有探讨女性期刊所面临的困境的论文都在谈论市场定位、栏目设置、选题策划等具体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都是一种源流倒置，一份刊物最首要的使命是将刊物引向何方，为读者提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尤其是如何与剧烈变化的社会现状碰撞出火花。就是一些相对年轻的具有后发制人优势的女性刊物也没有从根本上确立刊物的定位，没能根据今天女性的社会身份变化提供相应的精神给养。新世纪，70后、80后独生子女一代已经成年，他们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独生女同样得独当一面，无论是应对社会的风霜雪雨还是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她们所承担和面对的一切与男性并无二致，甚至还要更多，因为在孩子的哺育成长过程中母亲承担得更多。这时，如果女性刊物仍然保持今天的思想观念裹足不前，仍然停留在既有的性别思维模式中，既不能从内心为她们提供力量和支持，也不能从现实生活中为她们提供精神榜样，我很难设想独生女一代会继续成为这些女性刊物的读者。
从长远来说，一份刊物光有扑朔迷离的故事案情，光有情欲炫耀和时尚消费是不够的，一份刊物要走进读者的心灵，要与读者长期为伴，它必须与读者的心灵有一种共鸣，并且成为读者温暖的朋友。而现有的诸多女性刊物，无论是突出情感还是时尚或消费，实质上在现代立场和现代意识方面仍然有所欠缺，其骨子里头仍然是男性的眼光在打量女性，对女性的社会角色、精神自立和人生价值的确认方面依然很不充分，对独生女一代的成长与成熟的思考还相当淡薄。没有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没有反抗的勇气和探索精神，现代意识匮乏，这才是当前女性期刊的根本困境所在，也是今后女性期刊改革和转型所必须慎重思考和认真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9，
[2]安·德·戈德马尔，小说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昆德拉访谈录[M]，艾略特，小说的艺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83.
[3][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