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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改变生活，对话推动进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圆桌会》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大家普遍认为现在与领导干部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连社区工作者都不容易见到。但是社区工作者们叫苦不迭，想为老百姓服务，但忙得无法分身。社区工作现状如何？社工们有哪些心声？社区工作如何坚守初心和使命？《我们圆桌会》邀请了来自学术界、党政界、媒体界的代表与社区工作者开展深入的探讨。
社区工作的痛点和难点
主持人：从市民反馈的意见来看，很多都集中在小区自治、加装电梯等问题，都和社区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几位社区工作者，你们对于初心和使命是怎么看待的？
◎赵婷（江干区凯旋街道景县社区党委书记）：我毕业进入社区工作的第一天，老书记就告诉我：“社区是要为居民服务，我们就是用脚来丈量民情的。”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社区人的初心和使命——走到居民当中去，主动地去倾听，踏踏实实地、挨家挨户地主动去走访居民，了解民情，倾听民意。
◎朱鸿琴（江干区闸弄口街道天杭社区书记）：我是1989年6月参加工作的，我当初给自己的座右铭就是：“用我真诚的付出，赢得你满意的微笑。”就这么一句话，伴随着我一直走到了社区书记的岗位。
◎高栋（钱塘新区下沙街道早城社區党支部副书记）：我们早城社区有一句话“同住早城，共爱一家”。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一切以居民为出发点来考虑，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
主持人：其实，社工们都怀有一颗赤诚的初心，使命感也很强。但是市民的体验感、幸福感、获得感还是比较低，而且还有很多质疑声。你们认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陈进红（媒体评论员）：大部分社区工作者都有初心，但初心如何落脚？我们说“减负”，但是从本质上给了社工们多少空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社工为什么跟居民接触得少了？除了每天做台账以外，现在的技术发展反而给他带来另外一层考核。一个社工身上，他可能有三条线，三条线下面有10个、15个项目。如果每个项目对他的要求都是如此，他还有什么时间去做事。
◎郑蓉（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大家都是怀着很美好的理想到了社区。我自己是社工专业的老师，当时社区工作的认同度不高，学生进来以后，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们以后是不是去社区，做大伯大妈干的活？”事实上对职业的认同，也是可以慢慢培育的。现在社工事务性的任务比较多，但考核是以居民的满意度来考核社工的，也就是说，我做的事情跟我考核的，其实是不同的两条线。但只要你付出了，居民都是看得到的。
◎蓝蔚青（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改革开放以来，社区任务大大增加了，社工也相应地专业化和职业化了。在职业化的同时，也开始行政化。政府各个部门有工作任务、争先意识，就把社区看成展示自己工作的平台，这对社区的压力非常大。我觉得，首先要明确社区的性质，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治组织，这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是现在，我们往往觉得社区是派出机构，实际上社区是为人民服务的第一线，也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的第一线。它可以协助部门开展工作，但是部门不能把事情都推给社区去干。
◎陈进红（媒体评论员）：街道缺人，就经常向社区借调人员，这个现象在前几年特别厉害。后来有了相关规定，虽然人员留住了，但社区依然在给每一个层级的上一级干活、留痕。
◎朱鸿琴（江干区闸弄口街道天杭社区书记）：上情下达易，下情上达难。老百姓有需求，工作超出了社区责任范围，需要上级多部门去调解的时候，问题谁能来替社区挑担呢？这个就导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鸿沟永远存在。
◎高栋（钱塘新区下沙街道早城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我们真的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帮他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我们反馈上去，职能部门说等一下或者说缓办，或者说你找哪个部门协调一下。
◎赵婷（江干区凯旋街道景县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工作网格化制度非常好，社区的细胞越来越小，管理越来越严谨，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但社区是发现问题的部门，最后却变成解决问题的部门了。当社区变成一个解决问题的部门的时候，还愿意发现问题吗？所有的社工都不愿意发现问题了，因为最后还是他们自己解决。
社区工作减负要避免形式主义
主持人：这些年，杭州对社区工作减负的开展情况怎么样？
◎杨婷婷（杭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杭州关于社区减负的工作，一直在做，一直在推进。一方面要从源头上把关，在制定政策文件的时候，涉及到社区的政策，我们会征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意见，进行沟通协调。另一方面，要发挥多方力量的参与，要让居民自治，另外要借助智慧化的手段。各个部门的信息联通都有壁垒，我们正在与数据资源管理局对接，在社区建一个数据池，让社工只输入一次，以后就通过抓取数据的形式，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正在考虑和推进的事情。
主持人：虽然杭州确实在推动社区减负，但大家仍然感觉没有实质性的减负。从这份社区的清单来看，党建、工会、妇联、共青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社区、统战、舆情、计委、文教、宣体等，以及民政福利、治保、调解、城管、卫生、计划生育、妇女工作、党员发展、帮扶救助、劳动保障等全是社区要做的。
◎叶峰（媒体评论员）：社区本来是一个为民服务的基层组织，但现在变成了众多“婆婆”的派出机构，有的可能是“准婆婆”，都得罪不起，都得要去做。为什么为这样呢？因为部门自己的“脚”没有那么多，跟群众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于是就借助现成的社区。我觉得，减负的关键是这些“婆婆们”的作风要转变，要把社区当作收集民意的场所，而不是指派工作。
◎林乃炼（《杭州》杂志社社长）：社区负担这么重，其实就是各部门的情况在社区的集中反映。400件减成200件，或者说减到50件，但社区工作还是那么多，因为上面事情多，从街道到县、到区、到市、到省，每一级都有很多事情。如果上面这么多的事情不解决，谈社区的问题，其实是白谈的。 ◎王建辉（杭州市委办公厅综合考评处处长）：现在中央也好、省里也好，对杭州的定位就是率先领跑。适当的压力传导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传导形式大于内容，或者有形式没有内容，这种传导我们要不得。讲我们的政绩观，应该是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而不是谁拿出的政绩快。
主持人：前期，我们通过“民意收集箱”收集了许多社工的心声。有人建议，希望专业的事情由专业的人来做，而非下派到基层。有人指出，临时性的工作任务时间太短，常常是今天下发，第二天就要完成。有人说，时间都花在做台账、打电话上。想问下，你们对社区减负有什么好的方法或建议？
◎郑蓉（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我有两点感受比较深。第一，社区工作者不怕辛苦不怕累，但是发现问题之后，要有职能部门来作为、来解决，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职能部门有所作为，这是减负的关键。第二，社区很多专业的服务，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政府可以进一步加大购买服务的力度，让社会组织来参与这些服务。目前，杭州社会组织的发育、培育，组织规模还比较小，所以哪怕加大了购买力度，真正能够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还是不够。我们常说社工数量少，其实社区工作的灵魂是居民的参与，要进一步培育本地的社区志愿者组织。
◎蓝蔚青（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减负，我觉得首先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痕迹主义，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来实现横向分流。要支持这些年来经过实践检验做得比较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让他们去做各种各样的服务。还有一个纵向分层，社区、街道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形成一个机制，交到上级去解决，由更上一个层次来负责协调落实。比如杭州这几年，加强对业委会的指导，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做得比较好。如果小区的业委会和物业公司这个层面能够做好，那我们社区的负擔也可以大大减轻。为人民服务是有分工的，我们现在有了“四张清单一张网”，有了“最多跑一次”，有了掌上办、网上办，哪些事情是哪些部门办，应该越来越清楚。不要光是部门来考核社区，社区也要考核部门。
◎林乃炼（《杭州》杂志社社长）：现阶段，对社区的减负就要斩断这些部门、各级政府伸向社区的“手”。
◎杨婷婷（杭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不仅要上级部门给社区打分，也要社区给上级部门打分，其实机制是一直存在的。对部门的评价，互相之间的评价、基层对部门的评价、上级对部门的评价，是一个综合的体系。
要进一步明确社区的定位
主持人：虽然理念很好，认识也很好，一些做法也很好，但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们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依然觉得苦不堪言？
◎李金珊（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首先就是社区定位。原来《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里给社区的定位是居民要的社区，但现在政府把社区变成了政府想要的社区。实际上，我们有许多认知没有解决，比如把社区也当成了一级政府，每一级政府之间是什么关系，一级政府里每个部门该干些什么事，以及政府跟社会组织各自该干什么，这些全都是模糊的。管理体制有一个特点叫作“权力自生”，权力是可以自己生长出来的，机制问题是根源。根源很难解决，需要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约束各个部门，不要随便给下面布置任务，不要成天乱搞创新。政府首先是要守法守纪，然后再去改变那些不合理的、不适应时代的东西。
◎余逊达（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我的看法是，我们原来的社会是一个单位体制，社会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但是改革以后，我们逐渐调整单位社会转型为个体社会，政治权力在收缩，收缩以后留下的空间用自治来替代。社会对政府有诉求，政府怎么去满足，政府要有抓手。显然，我们觉得，把社区体制加以改造，使他能够同时承担两类责任：一类就是承接政府，另一类自我管理，在体制上大致就这样布局了。但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是无限责任的政府，在自治领域经验不足，也没有相应的资源，人民有很多诉求，跳过自治组织直接去找政府，从而导致了职责规定的不清晰，自治职能的不清晰，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此外，工作流程、队伍建设、激励机制、资源配置等方面不健全，加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懒政，我们应该好好地消解这些问题。
如果放到世界范围去看，很多国家底层的自治组织和政权组织是合一的。而我国，村委会主任既是自治组织的代表，又是国家在底层执法的代表，一个角色，两种属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居民是自治的，但是当社会发生大变迁，街道下的居委会是真正跟人民利益发生关系以及大量事务堆积的地方。政府如果没有专门的组织来处理的话，就只能以自治组织的形式充当政府组织。
◎高燕（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浙江省2019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报名已经突破了10万，这个数字全国第一，持证社工约48000人。社工是服务的提供者、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同时是资源的整合者。正因为带着整合资源的身份和角色，所以很多任务千条线万条线，最后“一根针”落在社工的身上。
2017年开始，杭州市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三社联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市场与个人是完全独立的个体，不能忽视市场的主体。国外，我们很少看到一个社工亲力亲为地到居民家里去服务，这不代表着人家政府不作为，而是说明专业化程度很高。社工做顶层设计、做评估、做孵化、做人才的培养，所谓的志愿者孵化出来的这些居民，真正体现出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理念。当然，我们也很期待这种时代的来临，我们的政府非常努力，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些服务，可能是重复性的，甚至过渡性的。关键就在于考评处，如何去用绩效的杠杆和评价的标准去约束。
要限制职能部门无限向社区传递职责
主持人：重点是要把社区工作的清单，好好理一理。
◎陈江（上城区望江街道兴隆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我们正在探索如何把公共服务站与社区正式脱离开来，比方说三四个社区组成一个公共服务站来承担政府职能，人员是政府的雇员，居委会自治。
◎余逊达（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问题的关键是，一部分政府职能是传递给社区，还是传递给社会组织，还是传递到公共服务站？现在，政府雇员的组织和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制度不能截然分开，是因为自治事项里有很多与公共服务关联在一起。另外，自治组织本身没有资金来源，很多东西要寄望于政府。
◎王建辉（杭州市委办公厅综合考评处处长）：政府机关的机构改革已经完成，很多部门责任也有所调整，可以借这个机会重新梳理。今年，市委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周江勇书记专门提出来要整治“六大顽疾”，这个就是顽疾之一。与社区减负有关的“顽疾”，我们出台了两个考核办法，一是要求会议和文件减掉30-50%，二是今年专门梳理了年度督查考核计划，精简相应的考核项目、督查项目。杭州市一共梳理出市级项目13项，省里下来的保留项目是27项，总共是40项。
◎余逊达（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央、省委、市委也下发了很多文件，针对性非常强。关键的问题在于，各级政府执行这些文件是不是彻底，还是应付一阵就丢掉了。
主持人：要让初心和使命落地，除了减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如何培养初心，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陈进红（媒体评论员）：职业要满足的是职业追求的价值感，经济的保障和未来的晋升。如果这个职业看不到未来，经济上没有保障，没有满足感，他靠什么来维持初心？所以社区里面人才不断地流失。我觉得初心与职业追求是对等的，他一定是基于自我价值的实现的基础上，才能把工作做好。
◎蓝蔚青（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凡是确实想为居民办实事的，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把事情办成，每办成一件对他来说都是成就感。
◎郑蓉（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应该更多地搭建居民与社工之间的交流平台。
◎杨婷婷（杭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社工要练好内功，就是眼中有居民，心中要有感情，肩上有责任，要带着对居民的感情来做事情。另一方面，是要为社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让他们有大展拳脚的机会，为居民服务，做好工作。
社区工作的痛点和难点
主持人：从市民反馈的意见来看，很多都集中在小区自治、加装电梯等问题，都和社区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几位社区工作者，你们对于初心和使命是怎么看待的？
◎赵婷（江干区凯旋街道景县社区党委书记）：我毕业进入社区工作的第一天，老书记就告诉我：“社区是要为居民服务，我们就是用脚来丈量民情的。”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社区人的初心和使命——走到居民当中去，主动地去倾听，踏踏实实地、挨家挨户地主动去走访居民，了解民情，倾听民意。
◎朱鸿琴（江干区闸弄口街道天杭社区书记）：我是1989年6月参加工作的，我当初给自己的座右铭就是：“用我真诚的付出，赢得你满意的微笑。”就这么一句话，伴随着我一直走到了社区书记的岗位。
◎高栋（钱塘新区下沙街道早城社區党支部副书记）：我们早城社区有一句话“同住早城，共爱一家”。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一切以居民为出发点来考虑，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
主持人：其实，社工们都怀有一颗赤诚的初心，使命感也很强。但是市民的体验感、幸福感、获得感还是比较低，而且还有很多质疑声。你们认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陈进红（媒体评论员）：大部分社区工作者都有初心，但初心如何落脚？我们说“减负”，但是从本质上给了社工们多少空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社工为什么跟居民接触得少了？除了每天做台账以外，现在的技术发展反而给他带来另外一层考核。一个社工身上，他可能有三条线，三条线下面有10个、15个项目。如果每个项目对他的要求都是如此，他还有什么时间去做事。
◎郑蓉（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大家都是怀着很美好的理想到了社区。我自己是社工专业的老师，当时社区工作的认同度不高，学生进来以后，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们以后是不是去社区，做大伯大妈干的活？”事实上对职业的认同，也是可以慢慢培育的。现在社工事务性的任务比较多，但考核是以居民的满意度来考核社工的，也就是说，我做的事情跟我考核的，其实是不同的两条线。但只要你付出了，居民都是看得到的。
◎蓝蔚青（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改革开放以来，社区任务大大增加了，社工也相应地专业化和职业化了。在职业化的同时，也开始行政化。政府各个部门有工作任务、争先意识，就把社区看成展示自己工作的平台，这对社区的压力非常大。我觉得，首先要明确社区的性质，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治组织，这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是现在，我们往往觉得社区是派出机构，实际上社区是为人民服务的第一线，也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的第一线。它可以协助部门开展工作，但是部门不能把事情都推给社区去干。
◎陈进红（媒体评论员）：街道缺人，就经常向社区借调人员，这个现象在前几年特别厉害。后来有了相关规定，虽然人员留住了，但社区依然在给每一个层级的上一级干活、留痕。
◎朱鸿琴（江干区闸弄口街道天杭社区书记）：上情下达易，下情上达难。老百姓有需求，工作超出了社区责任范围，需要上级多部门去调解的时候，问题谁能来替社区挑担呢？这个就导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鸿沟永远存在。
◎高栋（钱塘新区下沙街道早城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我们真的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帮他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我们反馈上去，职能部门说等一下或者说缓办，或者说你找哪个部门协调一下。
◎赵婷（江干区凯旋街道景县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工作网格化制度非常好，社区的细胞越来越小，管理越来越严谨，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但社区是发现问题的部门，最后却变成解决问题的部门了。当社区变成一个解决问题的部门的时候，还愿意发现问题吗？所有的社工都不愿意发现问题了，因为最后还是他们自己解决。
社区工作减负要避免形式主义
主持人：这些年，杭州对社区工作减负的开展情况怎么样？
◎杨婷婷（杭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杭州关于社区减负的工作，一直在做，一直在推进。一方面要从源头上把关，在制定政策文件的时候，涉及到社区的政策，我们会征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意见，进行沟通协调。另一方面，要发挥多方力量的参与，要让居民自治，另外要借助智慧化的手段。各个部门的信息联通都有壁垒，我们正在与数据资源管理局对接，在社区建一个数据池，让社工只输入一次，以后就通过抓取数据的形式，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正在考虑和推进的事情。
主持人：虽然杭州确实在推动社区减负，但大家仍然感觉没有实质性的减负。从这份社区的清单来看，党建、工会、妇联、共青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社区、统战、舆情、计委、文教、宣体等，以及民政福利、治保、调解、城管、卫生、计划生育、妇女工作、党员发展、帮扶救助、劳动保障等全是社区要做的。
◎叶峰（媒体评论员）：社区本来是一个为民服务的基层组织，但现在变成了众多“婆婆”的派出机构，有的可能是“准婆婆”，都得罪不起，都得要去做。为什么为这样呢？因为部门自己的“脚”没有那么多，跟群众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于是就借助现成的社区。我觉得，减负的关键是这些“婆婆们”的作风要转变，要把社区当作收集民意的场所，而不是指派工作。
◎林乃炼（《杭州》杂志社社长）：社区负担这么重，其实就是各部门的情况在社区的集中反映。400件减成200件，或者说减到50件，但社区工作还是那么多，因为上面事情多，从街道到县、到区、到市、到省，每一级都有很多事情。如果上面这么多的事情不解决，谈社区的问题，其实是白谈的。 ◎王建辉（杭州市委办公厅综合考评处处长）：现在中央也好、省里也好，对杭州的定位就是率先领跑。适当的压力传导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传导形式大于内容，或者有形式没有内容，这种传导我们要不得。讲我们的政绩观，应该是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而不是谁拿出的政绩快。
主持人：前期，我们通过“民意收集箱”收集了许多社工的心声。有人建议，希望专业的事情由专业的人来做，而非下派到基层。有人指出，临时性的工作任务时间太短，常常是今天下发，第二天就要完成。有人说，时间都花在做台账、打电话上。想问下，你们对社区减负有什么好的方法或建议？
◎郑蓉（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我有两点感受比较深。第一，社区工作者不怕辛苦不怕累，但是发现问题之后，要有职能部门来作为、来解决，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职能部门有所作为，这是减负的关键。第二，社区很多专业的服务，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政府可以进一步加大购买服务的力度，让社会组织来参与这些服务。目前，杭州社会组织的发育、培育，组织规模还比较小，所以哪怕加大了购买力度，真正能够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还是不够。我们常说社工数量少，其实社区工作的灵魂是居民的参与，要进一步培育本地的社区志愿者组织。
◎蓝蔚青（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减负，我觉得首先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痕迹主义，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来实现横向分流。要支持这些年来经过实践检验做得比较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让他们去做各种各样的服务。还有一个纵向分层，社区、街道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形成一个机制，交到上级去解决，由更上一个层次来负责协调落实。比如杭州这几年，加强对业委会的指导，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做得比较好。如果小区的业委会和物业公司这个层面能够做好，那我们社区的负擔也可以大大减轻。为人民服务是有分工的，我们现在有了“四张清单一张网”，有了“最多跑一次”，有了掌上办、网上办，哪些事情是哪些部门办，应该越来越清楚。不要光是部门来考核社区，社区也要考核部门。
◎林乃炼（《杭州》杂志社社长）：现阶段，对社区的减负就要斩断这些部门、各级政府伸向社区的“手”。
◎杨婷婷（杭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不仅要上级部门给社区打分，也要社区给上级部门打分，其实机制是一直存在的。对部门的评价，互相之间的评价、基层对部门的评价、上级对部门的评价，是一个综合的体系。
要进一步明确社区的定位
主持人：虽然理念很好，认识也很好，一些做法也很好，但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们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依然觉得苦不堪言？
◎李金珊（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首先就是社区定位。原来《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里给社区的定位是居民要的社区，但现在政府把社区变成了政府想要的社区。实际上，我们有许多认知没有解决，比如把社区也当成了一级政府，每一级政府之间是什么关系，一级政府里每个部门该干些什么事，以及政府跟社会组织各自该干什么，这些全都是模糊的。管理体制有一个特点叫作“权力自生”，权力是可以自己生长出来的，机制问题是根源。根源很难解决，需要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约束各个部门，不要随便给下面布置任务，不要成天乱搞创新。政府首先是要守法守纪，然后再去改变那些不合理的、不适应时代的东西。
◎余逊达（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我的看法是，我们原来的社会是一个单位体制，社会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但是改革以后，我们逐渐调整单位社会转型为个体社会，政治权力在收缩，收缩以后留下的空间用自治来替代。社会对政府有诉求，政府怎么去满足，政府要有抓手。显然，我们觉得，把社区体制加以改造，使他能够同时承担两类责任：一类就是承接政府，另一类自我管理，在体制上大致就这样布局了。但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是无限责任的政府，在自治领域经验不足，也没有相应的资源，人民有很多诉求，跳过自治组织直接去找政府，从而导致了职责规定的不清晰，自治职能的不清晰，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此外，工作流程、队伍建设、激励机制、资源配置等方面不健全，加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懒政，我们应该好好地消解这些问题。
如果放到世界范围去看，很多国家底层的自治组织和政权组织是合一的。而我国，村委会主任既是自治组织的代表，又是国家在底层执法的代表，一个角色，两种属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居民是自治的，但是当社会发生大变迁，街道下的居委会是真正跟人民利益发生关系以及大量事务堆积的地方。政府如果没有专门的组织来处理的话，就只能以自治组织的形式充当政府组织。
◎高燕（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浙江省2019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报名已经突破了10万，这个数字全国第一，持证社工约48000人。社工是服务的提供者、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同时是资源的整合者。正因为带着整合资源的身份和角色，所以很多任务千条线万条线，最后“一根针”落在社工的身上。
2017年开始，杭州市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三社联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市场与个人是完全独立的个体，不能忽视市场的主体。国外，我们很少看到一个社工亲力亲为地到居民家里去服务，这不代表着人家政府不作为，而是说明专业化程度很高。社工做顶层设计、做评估、做孵化、做人才的培养，所谓的志愿者孵化出来的这些居民，真正体现出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理念。当然，我们也很期待这种时代的来临，我们的政府非常努力，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些服务，可能是重复性的，甚至过渡性的。关键就在于考评处，如何去用绩效的杠杆和评价的标准去约束。
要限制职能部门无限向社区传递职责
主持人：重点是要把社区工作的清单，好好理一理。
◎陈江（上城区望江街道兴隆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我们正在探索如何把公共服务站与社区正式脱离开来，比方说三四个社区组成一个公共服务站来承担政府职能，人员是政府的雇员，居委会自治。
◎余逊达（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问题的关键是，一部分政府职能是传递给社区，还是传递给社会组织，还是传递到公共服务站？现在，政府雇员的组织和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制度不能截然分开，是因为自治事项里有很多与公共服务关联在一起。另外，自治组织本身没有资金来源，很多东西要寄望于政府。
◎王建辉（杭州市委办公厅综合考评处处长）：政府机关的机构改革已经完成，很多部门责任也有所调整，可以借这个机会重新梳理。今年，市委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周江勇书记专门提出来要整治“六大顽疾”，这个就是顽疾之一。与社区减负有关的“顽疾”，我们出台了两个考核办法，一是要求会议和文件减掉30-50%，二是今年专门梳理了年度督查考核计划，精简相应的考核项目、督查项目。杭州市一共梳理出市级项目13项，省里下来的保留项目是27项，总共是40项。
◎余逊达（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央、省委、市委也下发了很多文件，针对性非常强。关键的问题在于，各级政府执行这些文件是不是彻底，还是应付一阵就丢掉了。
主持人：要让初心和使命落地，除了减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如何培养初心，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陈进红（媒体评论员）：职业要满足的是职业追求的价值感，经济的保障和未来的晋升。如果这个职业看不到未来，经济上没有保障，没有满足感，他靠什么来维持初心？所以社区里面人才不断地流失。我觉得初心与职业追求是对等的，他一定是基于自我价值的实现的基础上，才能把工作做好。
◎蓝蔚青（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凡是确实想为居民办实事的，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把事情办成，每办成一件对他来说都是成就感。
◎郑蓉（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应该更多地搭建居民与社工之间的交流平台。
◎杨婷婷（杭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社工要练好内功，就是眼中有居民，心中要有感情，肩上有责任，要带着对居民的感情来做事情。另一方面，是要为社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让他们有大展拳脚的机会，为居民服务，做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