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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老妈抱孩子——人家的。”但我的保姆赵阿姨，却一直视我如亲生儿子，并和我家维持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谊。
出生后5天，赵阿姨把我抱回家
我儿时最早的记忆大约就是赵阿姨家了。赵阿姨名字叫赵香兰（化名），是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叫李汉斌（化名），在京郊一个煤矿当会计师。1955年，赵阿姨响应人民政府号召，不在家里吃闲饭，走出家门找工作。叔叔反对，说当保姆下贱，受主人家的气，咱家又不缺那几个钱。但阿姨生性倔强，还是到街道上去登记，于是她就走进了我们家。
我出生于1955年，父母说，那时工作忙，我出生后仅5天，阿姨就把我抱回家了——我的父母当时都是国家干部，工作很忙没有空照顾我（那个时代的人大多是“革命第一”）。我父母把我托付给赵阿姨，只是节假日来阿姨家看我。一来二去，两家人相处得十分和气，就像走亲戚一样。为此叔叔总是高兴得合不拢嘴;街坊邻居也都说，新旧社会就是不一样！
阿姨家住在一个胡同的四合院里。这个院子中住了四户人家，阿姨家在侧间小房子里，这是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一个大炕占去半间。炕上靠墙高高地叠着一摞被子;家里有个小炕桌，吃饭时，小炕桌放到炕上，全家人就盘腿围着小炕桌吃饭。晚上姐姐趴在炕桌上写作业，我在一边画画。在斋堂煤矿工作的叔叔回家，经常支起一个帆布行军床，我就爬上去玩。
屋子里余下的空间只能放一个高高的三橱柜，上有做成花饰式样的铜拉手，用手摆弄就哗哗作响，很好玩。柜子上还有个小鱼缸，里边养了几条金鱼，缸底还有陶瓷的小假山石、宝塔之类，构成一幅美丽的水底世界。我看得新奇，总是忍不住在金鱼浮到水面上换气时伸手去捅它们，于是阿姨和比我大12岁的姐会喝斥道：“会把鱼捅死的！”于是不敢再下手了。
院子正中是三间大房，住着高大爷一家。据说高大爷当过国民党军团长。西侧是姥姥家。姥姥满脸青铜皱纹，裹足小脚，走路一拐一拐的，对人很和气。姥姥的儿子好像在外地参加工作并成了家，一副知识分子模样，回家少。他有个三四岁的儿子有时送来交给姥姥照看，常和我在一起玩耍。东头一家好像经常更换住户，没有多少印象了。
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枣树枝叶繁茂、树荫大，炎热的夏天，树荫下很凉快。邻居们就在这院子树荫下坐着摇着蒲扇聊天。秋天偶尔有院子外的孩子用竹竿捅枣子，住正房的邻居高大爷用他军人喊口令的嗓子洪钟般地吼几声，立刻把院墙外的孩子吓跑了。
一个公用的水龙头，邻居们洗衣洗菜都用这一个水龙头，来来往往都要打招呼，很亲热的。这水管子冬天要用草绳包好管子，否则会冻住，流不出水的。在我的记忆中，小院中的三四家人从没有发生过吵架，产生过纠纷。这在大杂院中是非常难得的。
院子大门是对开的两扇木门，开门关门都会吱吱地发出很大声音。门上拉了一根铁丝，铁丝上挂了一个铜门铃，有人推门进院子，那门铃就会发出清脆的铃声——院子里就有人出来招呼。我小时候淘气，和院子里的小伙伴踏上大门旁漂亮的木格栅（从讲究的程度上看，这院子过去应是大户人家的居所），够着去摇铜铃，让它发出悦耳的铃声，于是会受到大人的呵斥。自己跑出门去玩，院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的。有时院子外响起卖冰棍的叫声，于是央求着大人从鱼缸玻璃盖子上拿个三分五分的，让姐姐带我跑到院子外买回两根冰棍，回到屋子里和姐姐一人一根，慢慢嘬，很可口。
那时阿姨是街道的积极分子。我还记得她晚上带我去街道开会，进去里面全是老头老太太，吵吵嚷嚷的，也有带孩子的，我就和他们玩。后来就趴在阿姨怀里睡着了。据赵阿姨说，我很小就和小伙伴关系好，知道把好吃的分给小伙伴共享。我想这也一定是阿姨和姐姐教导的结果（因为赵阿姨从来都是笑眯眯的，没有见过她和谁红过脸）。
我吃酱油拌白米饭，阿姨全家吃窝头
我三岁前都寄养在阿姨家，父母在节假日才会来看我。只记得常常是星期天，大门铃一响，住正房的高大爷或高大婶就会亮起嗓子叫：“小豆儿（阿姨给我起的小名），你爸妈来看你了！”阿姨说，“你那时只管自己玩，根本不抬头！”有时我发烧了，阿姨给父母打电话，父母却没有时间来看我，急得阿姨在家掉眼泪。
逢周末和节假日，阿姨常会抱我回到父母身边。那时我父母宿舍在机关大院。机关大院里经常举办文艺表演和体育比赛之类的，时有中央领导光临。据父亲说，大概在1956年，有一次父亲和阿姨抱着我在机关院子里看篮球比赛，邓小平（或者是陈毅）也站在人群中看比赛。看到阿姨抱着我，用很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娃儿乖得很，爷爷抱嘛！于是就把我抱过去，哄我玩了一会儿。那时我一岁多。那都是家里人的口头传说，可惜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作为历史见证。
我在阿姨家一直寄养到1958年。这一年，经常有游行队伍在街道上敲锣打鼓、放鞭炮、扭秧歌，庆祝街道人民公社成立。姐姐领着我到门口看热闹，赵阿姨和我父母商量，要去街道人民公社制袜厂当工人。于是决定把我送进幼儿园。
记得上幼儿园那一天，幼儿园派人力三轮儿童车到院子门口来接我，那儿童车崭新的，充满油漆味。里面坐着两三个孩子，我被抱上车后大哭，姐姐跑到附近的小卖部买了果丹皮，回头跑来送我时，不留神一张果丹皮掉在土里弄脏了，好不可惜！后来我还是哭闹不止，15岁的姐姐索性也钻进儿童车，一直把我送到幼儿园。至今我闻到油漆味道就会条件反射，想到当年坐儿童车的情景。
以后每到周末，阿姨就会来接我，或让姐姐把我接回家。有时我父母也来幼儿园接我，老师就会告诉他们：赵阿姨早接走了！从位于东四十条的培新幼儿园到阿姨家步行走胡同大约20分钟左右，于是我至今记得那几条胡同是怎样先北拐再东拐后走到家的。
那时父亲是领导干部，有几次用华沙牌小轿车顺路捎我去幼儿园。据姐姐说，我小小年纪就有了“车瘾”。有一次，姐姐带我上街去玩，忽然下起雨来了，姐姐领着我往回跑，我一边跑一边嚷：“姐姐，咱们去坐小汽车吧。”可惜那时街上只有人力三轮车，没有出租车。 至今我的家里有一张印有“摄于1959年”字样的珍贵照片。拍照的情景我还记得十分清楚。那天，姐姐带我去王府照相馆照相。在摄影师的摆布下，我正襟危坐，摄影师叫道：笑一笑！我一咧嘴。姐姐在一旁逗我，假笑、假笑！镁光灯一闪，于是就定格了。照片上的我嘴巴咧得像“月牙儿”，一对扇风耳，穿着蓝花“围嘴儿”，煞是可爱。如今这张照片已经成为我家的“一级文物”。
从1960年到1962年，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我记得老是吃酱油拌米饭——那可是高级待遇，阿姨和姐姐总是省着给我吃，她们一家人天天吃窝窝头！
阿姨送我上小学
转眼到了1962年，我要上小学了。父母为我在景山小学报了名，赵阿姨带我去考试。考场不让家长进，我进去前赵阿姨叮咛了一番，但毕竟年龄小，第一次见这样的大场面，不免紧张，还是有一道数学题答错了，虽然马上改正了，但还是很沮丧。记得出考场下楼，看见一层楼道里挤满了焦急的家长们，赵阿姨正在人群中向我招手呢。这一刻我的心情也可想而知。于是当时的情景永远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以后我又考了实验小学之类，但都名落孙山。后来的一天，赵阿姨的老伴——李叔叔领着我去东交民巷小学看榜，记得叔叔冲大红榜上指着我的名字说，看，考上了，考上了！名字旁边还用毛笔打着“钩”呢，大概是考得不错的意思。于是回家后一派欢天喜地。
上了小学就回到父母家了，但父母工作还是那样忙。在我记忆中，阿姨曾提出把我接回她家，去胡同里的五仙庙小学上学。后来大概是赵阿姨在街道袜厂上班，姐姐在上学的原因吧，转学的事没有办成。但周末假期还是常住赵阿姨家。姐姐那时上高中了，她带着团徽，还是学生干部。记得有一次她带我去附近胡同里找一个女同学，她俩站在门口说话，我全听不懂，反正是很有水平的，让我很敬仰。姐姐还带一群女同学到我父母家，聆听我那在共青团工作的父亲的谆谆教诲，好像有的同学边点头应答边作笔记，很认真的。后来看《南征北战》，里边的女主角“赵玉敏同志”，也就是那个女游击队长，还真很像是我姐姐呢。
我还记得姐姐带我去医院拔牙。当时好像是八九岁吧，我生了虫牙，阿姨带我到医院去补过，无济于事。医生说，拔了吧，反正还长新牙。于是有一天，姐姐带我去医院拔牙。我记得医生好狠，拿着个像勺子一样的手术刀，生向下剜，好疼，我直叫唤，流了不少血。拔完了，嘴巴里填了药棉花，根本说不了话。术后姐姐带我去王府井书店买小人书，这才止住了我满脸的泪水。
叔叔从斋堂煤矿回家休假，有时会晚饭后带我去附近的工人体育馆散步。他很讲究养生之道，回来就躺在行军床上揉肚子，双手重叠，置于肚脐眼部位，从左向右，然后从右向左，如是反复十余次。让我也跟着学，说是有助于消化。我至今肚子不消化时，还用这个方法。
以后阿姨家生活似有所改善，买了一台缝纫机，天天咯噔噔地踩，当然也成了我的启蒙玩具，穿针引线，再脚踏板拉动针走缝布，我看得津津有味。但阿姨和姐姐怕我扎了手，很少让我玩真的。后来去干校，我的同学居然真有会蹬缝纫机缝衣的，让我很羡慕。
我那时特别喜爱画图画。在阿姨家画了很多图画，都被阿姨精心保存起来。以至于十几年后，我去看阿姨时，阿姨把我画的图画拿出来，说是物归原主。看见我画得歪歪扭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二次世界大战”等图画，真有“一级文物”的感觉。
文革中阿姨不避嫌，仍常来我家探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担任领导职务的父亲被扣上“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大帽子打倒，关进“牛棚”。我上小学四年级，也沾光恭列狗崽子行列。没有人敢接近我这样的“黑五类”家庭，身为工人的阿姨却不在乎（老李叔叔也被下放劳动了），下班后或周末还是常来我家。总是帮助不善于料理家务的母亲做饭、打扫房间和厕所卫生、洗衣服、拆洗被褥等。这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到1969年，我们全家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我母亲还一直和阿姨家保持通讯联系。阿姨和叔叔听说我参加劳动，饭量大增，粮票经常不够吃，马上把自家节约的数十斤北京粮票费很大周折换成全国粮票寄给我。这些粮票是阿姨全家平常点点积攒下来的。那时弟弟留在北京的机关幼儿园全托，赵阿姨常去将他接回家度周末。说也奇怪，那时机关传达室的老头（对大院里的孩子很凶的）、院子里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会热情地和赵阿姨打招呼，从没有和她过不去的。
1972年，我从河南返回北京，到京当天晚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阿姨。记得那天踏进院子天色已晚，院子里的邻居都在乘凉。我一进院，还没开口，黑暗中高大妈立刻认出我：这不是小豆子吗？都长这么高了啊！你阿姨总念叨你啊！她上夜班，叫你高大爷领你去找她！
高大爷领着我直奔北新桥街道袜厂，进了车间，阿姨正在流水线上工作。高大爷一亮大嗓门，阿姨回头看是我，眼圈当时就红了。周围几位女工招呼着：“快和你干儿子回去吧，这里的活儿有我们哪！”阿姨和我回了家，进屋我说已吃过晚饭，阿姨还是捅开炉子煮鸡蛋西红柿挂面（当时细粮很珍贵）。看着我上炕坐在小炕桌旁大口吃面，她老人家盘腿坐在炕桌对面，在灯光下点着一根烟，一面满意地看着我把一大碗面吃光，一面和我念叨起在大华衬衫厂的姐姐找对象，准备结婚什么的。后来我回干校，赵阿姨又拿出她攒下来的糖票，让我去各买几斤白糖、红糖带回干校。
1971年林彪事件后，老爹平反了。1974年，我从河南参军当了工程兵，在鄂西北建设三线国防工程，天天打炮眼炸山头。叔叔知道后写信说，要将他所在煤矿的防瓦斯氧气面罩寄给我。我赶紧回信说部队有纪律，不允许戴民用劳保用品，我这个城市兵更不能搞特殊;再者施工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露天场所干活，粉尘扩散快，没有在井下或山洞里打风钻那样严重，您的心意我全领啦，此事才作罢。
在连队里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一是连队长年在深山里施工，施工点多且分散，没有条件理发。南方天气炎热，风枪打炮眼喷出的粉末和汗水粘在一起难受;要赶上放炮飞石打破了脑袋，头发和血水沾在一起就更麻烦。战友们都剃了光头，又省事又凉快。大家互相欣赏，公认我的脑袋外形最圆，美观大方（我心中得意之余，暗想这可都是当年赵阿姨的功劳）。有的准备探亲的老兵还摸着我的光头，说以后老婆养儿子，就要这样的脑袋。笑骂中，我向这些准爸爸传授从赵阿姨那里得来的知识：要告诉老婆勤给孩子揉脑袋“赶圆”，尤其是注意给睡眠中的孩子常换姿势，避免孩子把脑袋睡扁了。 其次是周末或逢年过节，都要以班为单位动手包饺子，南方兵大多不太会包，哪个班北方兵多、手艺好，就能抢在前头包好，先下锅煮，先吃到口;包得慢了只能干着急、流口水;有的班包出的饺子下锅后还破了许多，只好喝汤。我就是在赵阿姨家学会捏“仰巴”饺和捏“八字”饺;特别是用双手虎口捏“八字”饺，速度快、又显得馅大皮薄。有一年春节，基地有一位来自哈尔滨的工人师傅路过连队驻地，看我们在包饺子，指着我笑道，也就是这位同志包的饺子地道！后来我把这事写信告诉阿姨、叔叔和姐姐，他们也很开心。那时我弟弟在五中上学，又常常就近去阿姨家吃饭。1976年，我从部队回京探亲，老李叔叔和我父亲、弟弟一道到火车站来接我，那情景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老人越活越硬朗
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我复员回京了，阿姨也从袜厂退休了。家里也从小四合院里搬出来，住上了明亮宽敞的两居室楼房。赵阿姨还是隔三岔五就要来我家，叫我和她老人家回去吃鱼吃肉。那时我业余时间在忙着自学考试，有两回没有去，事后想起老人坐公共汽车跑那么远的路来看我，心里总不是滋味。老人还总叮咛我，你们忙，有需要缝补的衣物，就给她送去。但生活改善了，人们都穿新衣服，缝补的活越来越少了。周末节日我和妻子带上女儿去看老人家，乖巧的女儿搂着两位老人的脖子一口一个“赵奶奶、李爷爷”，老人乐得嘴都合不拢了。临别出门时，阿姨哪一次都非得让我们带一大袋子她平日里就包好的饺子。有时女儿生病去不了幼儿园，我和妻子都是双职工，上班工作忙，有事请不了假，赵阿姨一听二话不说，坐上公共汽车跑很远的路，来家帮助照顾我家的第三代！
进入90年代，叔叔患肠癌住院，我一直和姐夫轮流替班在床前守护。叔叔去世后，姐姐也患肾功能衰竭，常年做透析，出不了门，赵阿姨一个老人独居。老人的身体还是很硬朗，精神乐观，还经常参加街道活动。她告诉我和弟弟，我身体很好，去医院体检一切正常。你们忙，就别老往我这里跑了。
90年代后期，住在同一楼上的邻居的孩子为上学方便，天天在阿姨家做功课乃至吃饭，街坊四邻很感激。进入21世纪，我的女儿参加高考，在阿姨家附近的四中上复读班，为节省时间，又在阿姨家吃住，老人每天为女儿做晚饭，照顾女儿的生活。
用金钱买不到的人格
2006年，阿姨查出吃饭吞咽困难等症状。去医院作透视，诊断结果出来了，是食道癌，家里人瞒着她。其实她也猜到了病情严重。我们去看她，她还是笑咪咪地说不碍事的。我提出接她到家住，或请保姆照顾她老人家的起居，都被她谢绝了。街坊四邻也总是去看望她，给她送菜什么的。以后她侄子一家来京与她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她和侄子一家回石家庄老家住。2007年春节，我们去石家庄看望她，老人家气色还不错，吃饭也正常。但到7月，我们接到老人病危通知，急忙赶去医院，老人已经进入深度昏迷状态，几天后就去世了。老人家享年84岁，也算是高寿了。
记得赵阿姨家墙上挂着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烫流苏卷发，看发型大约是40年代的老照片，风度翩翩。令人联想赵阿姨这一生，文化不高，也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但却见证了新中国的建立和妇女的解放时代，见证了过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人和劳动人民走向融合的社会变化和进步。她用独立的人格，善良、勤劳的美德，照顾了我家两代人的生活。她一生乐于助人，周围的人们也都尊敬她、爱戴她，老人家也其乐融融，颐养天年。
在青年人看来，今天的社会可能是一个物欲横流、金钱崇拜、“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人们生活在找工作难、找保姆难之类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难以自拔;其实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无非是你在斤斤计较地算计别人，别人也同样在算计你。
从赵阿姨这老一代人身上，可以看到什么才是世界上还有用金钱买不到的高尚人格。而正是这种高尚人格，赵阿姨为自己的人生填写了一份完美的答卷。提起赵阿姨，认识她老人家的我的亲戚朋友总说，如今要找你阿姨那样的保姆，可找不到了！
（编辑·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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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后5天，赵阿姨把我抱回家
我儿时最早的记忆大约就是赵阿姨家了。赵阿姨名字叫赵香兰（化名），是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叫李汉斌（化名），在京郊一个煤矿当会计师。1955年，赵阿姨响应人民政府号召，不在家里吃闲饭，走出家门找工作。叔叔反对，说当保姆下贱，受主人家的气，咱家又不缺那几个钱。但阿姨生性倔强，还是到街道上去登记，于是她就走进了我们家。
我出生于1955年，父母说，那时工作忙，我出生后仅5天，阿姨就把我抱回家了——我的父母当时都是国家干部，工作很忙没有空照顾我（那个时代的人大多是“革命第一”）。我父母把我托付给赵阿姨，只是节假日来阿姨家看我。一来二去，两家人相处得十分和气，就像走亲戚一样。为此叔叔总是高兴得合不拢嘴;街坊邻居也都说，新旧社会就是不一样！
阿姨家住在一个胡同的四合院里。这个院子中住了四户人家，阿姨家在侧间小房子里，这是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一个大炕占去半间。炕上靠墙高高地叠着一摞被子;家里有个小炕桌，吃饭时，小炕桌放到炕上，全家人就盘腿围着小炕桌吃饭。晚上姐姐趴在炕桌上写作业，我在一边画画。在斋堂煤矿工作的叔叔回家，经常支起一个帆布行军床，我就爬上去玩。
屋子里余下的空间只能放一个高高的三橱柜，上有做成花饰式样的铜拉手，用手摆弄就哗哗作响，很好玩。柜子上还有个小鱼缸，里边养了几条金鱼，缸底还有陶瓷的小假山石、宝塔之类，构成一幅美丽的水底世界。我看得新奇，总是忍不住在金鱼浮到水面上换气时伸手去捅它们，于是阿姨和比我大12岁的姐会喝斥道：“会把鱼捅死的！”于是不敢再下手了。
院子正中是三间大房，住着高大爷一家。据说高大爷当过国民党军团长。西侧是姥姥家。姥姥满脸青铜皱纹，裹足小脚，走路一拐一拐的，对人很和气。姥姥的儿子好像在外地参加工作并成了家，一副知识分子模样，回家少。他有个三四岁的儿子有时送来交给姥姥照看，常和我在一起玩耍。东头一家好像经常更换住户，没有多少印象了。
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枣树枝叶繁茂、树荫大，炎热的夏天，树荫下很凉快。邻居们就在这院子树荫下坐着摇着蒲扇聊天。秋天偶尔有院子外的孩子用竹竿捅枣子，住正房的邻居高大爷用他军人喊口令的嗓子洪钟般地吼几声，立刻把院墙外的孩子吓跑了。
一个公用的水龙头，邻居们洗衣洗菜都用这一个水龙头，来来往往都要打招呼，很亲热的。这水管子冬天要用草绳包好管子，否则会冻住，流不出水的。在我的记忆中，小院中的三四家人从没有发生过吵架，产生过纠纷。这在大杂院中是非常难得的。
院子大门是对开的两扇木门，开门关门都会吱吱地发出很大声音。门上拉了一根铁丝，铁丝上挂了一个铜门铃，有人推门进院子，那门铃就会发出清脆的铃声——院子里就有人出来招呼。我小时候淘气，和院子里的小伙伴踏上大门旁漂亮的木格栅（从讲究的程度上看，这院子过去应是大户人家的居所），够着去摇铜铃，让它发出悦耳的铃声，于是会受到大人的呵斥。自己跑出门去玩，院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的。有时院子外响起卖冰棍的叫声，于是央求着大人从鱼缸玻璃盖子上拿个三分五分的，让姐姐带我跑到院子外买回两根冰棍，回到屋子里和姐姐一人一根，慢慢嘬，很可口。
那时阿姨是街道的积极分子。我还记得她晚上带我去街道开会，进去里面全是老头老太太，吵吵嚷嚷的，也有带孩子的，我就和他们玩。后来就趴在阿姨怀里睡着了。据赵阿姨说，我很小就和小伙伴关系好，知道把好吃的分给小伙伴共享。我想这也一定是阿姨和姐姐教导的结果（因为赵阿姨从来都是笑眯眯的，没有见过她和谁红过脸）。
我吃酱油拌白米饭，阿姨全家吃窝头
我三岁前都寄养在阿姨家，父母在节假日才会来看我。只记得常常是星期天，大门铃一响，住正房的高大爷或高大婶就会亮起嗓子叫：“小豆儿（阿姨给我起的小名），你爸妈来看你了！”阿姨说，“你那时只管自己玩，根本不抬头！”有时我发烧了，阿姨给父母打电话，父母却没有时间来看我，急得阿姨在家掉眼泪。
逢周末和节假日，阿姨常会抱我回到父母身边。那时我父母宿舍在机关大院。机关大院里经常举办文艺表演和体育比赛之类的，时有中央领导光临。据父亲说，大概在1956年，有一次父亲和阿姨抱着我在机关院子里看篮球比赛，邓小平（或者是陈毅）也站在人群中看比赛。看到阿姨抱着我，用很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娃儿乖得很，爷爷抱嘛！于是就把我抱过去，哄我玩了一会儿。那时我一岁多。那都是家里人的口头传说，可惜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作为历史见证。
我在阿姨家一直寄养到1958年。这一年，经常有游行队伍在街道上敲锣打鼓、放鞭炮、扭秧歌，庆祝街道人民公社成立。姐姐领着我到门口看热闹，赵阿姨和我父母商量，要去街道人民公社制袜厂当工人。于是决定把我送进幼儿园。
记得上幼儿园那一天，幼儿园派人力三轮儿童车到院子门口来接我，那儿童车崭新的，充满油漆味。里面坐着两三个孩子，我被抱上车后大哭，姐姐跑到附近的小卖部买了果丹皮，回头跑来送我时，不留神一张果丹皮掉在土里弄脏了，好不可惜！后来我还是哭闹不止，15岁的姐姐索性也钻进儿童车，一直把我送到幼儿园。至今我闻到油漆味道就会条件反射，想到当年坐儿童车的情景。
以后每到周末，阿姨就会来接我，或让姐姐把我接回家。有时我父母也来幼儿园接我，老师就会告诉他们：赵阿姨早接走了！从位于东四十条的培新幼儿园到阿姨家步行走胡同大约20分钟左右，于是我至今记得那几条胡同是怎样先北拐再东拐后走到家的。
那时父亲是领导干部，有几次用华沙牌小轿车顺路捎我去幼儿园。据姐姐说，我小小年纪就有了“车瘾”。有一次，姐姐带我上街去玩，忽然下起雨来了，姐姐领着我往回跑，我一边跑一边嚷：“姐姐，咱们去坐小汽车吧。”可惜那时街上只有人力三轮车，没有出租车。 至今我的家里有一张印有“摄于1959年”字样的珍贵照片。拍照的情景我还记得十分清楚。那天，姐姐带我去王府照相馆照相。在摄影师的摆布下，我正襟危坐，摄影师叫道：笑一笑！我一咧嘴。姐姐在一旁逗我，假笑、假笑！镁光灯一闪，于是就定格了。照片上的我嘴巴咧得像“月牙儿”，一对扇风耳，穿着蓝花“围嘴儿”，煞是可爱。如今这张照片已经成为我家的“一级文物”。
从1960年到1962年，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我记得老是吃酱油拌米饭——那可是高级待遇，阿姨和姐姐总是省着给我吃，她们一家人天天吃窝窝头！
阿姨送我上小学
转眼到了1962年，我要上小学了。父母为我在景山小学报了名，赵阿姨带我去考试。考场不让家长进，我进去前赵阿姨叮咛了一番，但毕竟年龄小，第一次见这样的大场面，不免紧张，还是有一道数学题答错了，虽然马上改正了，但还是很沮丧。记得出考场下楼，看见一层楼道里挤满了焦急的家长们，赵阿姨正在人群中向我招手呢。这一刻我的心情也可想而知。于是当时的情景永远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以后我又考了实验小学之类，但都名落孙山。后来的一天，赵阿姨的老伴——李叔叔领着我去东交民巷小学看榜，记得叔叔冲大红榜上指着我的名字说，看，考上了，考上了！名字旁边还用毛笔打着“钩”呢，大概是考得不错的意思。于是回家后一派欢天喜地。
上了小学就回到父母家了，但父母工作还是那样忙。在我记忆中，阿姨曾提出把我接回她家，去胡同里的五仙庙小学上学。后来大概是赵阿姨在街道袜厂上班，姐姐在上学的原因吧，转学的事没有办成。但周末假期还是常住赵阿姨家。姐姐那时上高中了，她带着团徽，还是学生干部。记得有一次她带我去附近胡同里找一个女同学，她俩站在门口说话，我全听不懂，反正是很有水平的，让我很敬仰。姐姐还带一群女同学到我父母家，聆听我那在共青团工作的父亲的谆谆教诲，好像有的同学边点头应答边作笔记，很认真的。后来看《南征北战》，里边的女主角“赵玉敏同志”，也就是那个女游击队长，还真很像是我姐姐呢。
我还记得姐姐带我去医院拔牙。当时好像是八九岁吧，我生了虫牙，阿姨带我到医院去补过，无济于事。医生说，拔了吧，反正还长新牙。于是有一天，姐姐带我去医院拔牙。我记得医生好狠，拿着个像勺子一样的手术刀，生向下剜，好疼，我直叫唤，流了不少血。拔完了，嘴巴里填了药棉花，根本说不了话。术后姐姐带我去王府井书店买小人书，这才止住了我满脸的泪水。
叔叔从斋堂煤矿回家休假，有时会晚饭后带我去附近的工人体育馆散步。他很讲究养生之道，回来就躺在行军床上揉肚子，双手重叠，置于肚脐眼部位，从左向右，然后从右向左，如是反复十余次。让我也跟着学，说是有助于消化。我至今肚子不消化时，还用这个方法。
以后阿姨家生活似有所改善，买了一台缝纫机，天天咯噔噔地踩，当然也成了我的启蒙玩具，穿针引线，再脚踏板拉动针走缝布，我看得津津有味。但阿姨和姐姐怕我扎了手，很少让我玩真的。后来去干校，我的同学居然真有会蹬缝纫机缝衣的，让我很羡慕。
我那时特别喜爱画图画。在阿姨家画了很多图画，都被阿姨精心保存起来。以至于十几年后，我去看阿姨时，阿姨把我画的图画拿出来，说是物归原主。看见我画得歪歪扭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二次世界大战”等图画，真有“一级文物”的感觉。
文革中阿姨不避嫌，仍常来我家探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担任领导职务的父亲被扣上“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大帽子打倒，关进“牛棚”。我上小学四年级，也沾光恭列狗崽子行列。没有人敢接近我这样的“黑五类”家庭，身为工人的阿姨却不在乎（老李叔叔也被下放劳动了），下班后或周末还是常来我家。总是帮助不善于料理家务的母亲做饭、打扫房间和厕所卫生、洗衣服、拆洗被褥等。这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到1969年，我们全家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我母亲还一直和阿姨家保持通讯联系。阿姨和叔叔听说我参加劳动，饭量大增，粮票经常不够吃，马上把自家节约的数十斤北京粮票费很大周折换成全国粮票寄给我。这些粮票是阿姨全家平常点点积攒下来的。那时弟弟留在北京的机关幼儿园全托，赵阿姨常去将他接回家度周末。说也奇怪，那时机关传达室的老头（对大院里的孩子很凶的）、院子里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会热情地和赵阿姨打招呼，从没有和她过不去的。
1972年，我从河南返回北京，到京当天晚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阿姨。记得那天踏进院子天色已晚，院子里的邻居都在乘凉。我一进院，还没开口，黑暗中高大妈立刻认出我：这不是小豆子吗？都长这么高了啊！你阿姨总念叨你啊！她上夜班，叫你高大爷领你去找她！
高大爷领着我直奔北新桥街道袜厂，进了车间，阿姨正在流水线上工作。高大爷一亮大嗓门，阿姨回头看是我，眼圈当时就红了。周围几位女工招呼着：“快和你干儿子回去吧，这里的活儿有我们哪！”阿姨和我回了家，进屋我说已吃过晚饭，阿姨还是捅开炉子煮鸡蛋西红柿挂面（当时细粮很珍贵）。看着我上炕坐在小炕桌旁大口吃面，她老人家盘腿坐在炕桌对面，在灯光下点着一根烟，一面满意地看着我把一大碗面吃光，一面和我念叨起在大华衬衫厂的姐姐找对象，准备结婚什么的。后来我回干校，赵阿姨又拿出她攒下来的糖票，让我去各买几斤白糖、红糖带回干校。
1971年林彪事件后，老爹平反了。1974年，我从河南参军当了工程兵，在鄂西北建设三线国防工程，天天打炮眼炸山头。叔叔知道后写信说，要将他所在煤矿的防瓦斯氧气面罩寄给我。我赶紧回信说部队有纪律，不允许戴民用劳保用品，我这个城市兵更不能搞特殊;再者施工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露天场所干活，粉尘扩散快，没有在井下或山洞里打风钻那样严重，您的心意我全领啦，此事才作罢。
在连队里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一是连队长年在深山里施工，施工点多且分散，没有条件理发。南方天气炎热，风枪打炮眼喷出的粉末和汗水粘在一起难受;要赶上放炮飞石打破了脑袋，头发和血水沾在一起就更麻烦。战友们都剃了光头，又省事又凉快。大家互相欣赏，公认我的脑袋外形最圆，美观大方（我心中得意之余，暗想这可都是当年赵阿姨的功劳）。有的准备探亲的老兵还摸着我的光头，说以后老婆养儿子，就要这样的脑袋。笑骂中，我向这些准爸爸传授从赵阿姨那里得来的知识：要告诉老婆勤给孩子揉脑袋“赶圆”，尤其是注意给睡眠中的孩子常换姿势，避免孩子把脑袋睡扁了。 其次是周末或逢年过节，都要以班为单位动手包饺子，南方兵大多不太会包，哪个班北方兵多、手艺好，就能抢在前头包好，先下锅煮，先吃到口;包得慢了只能干着急、流口水;有的班包出的饺子下锅后还破了许多，只好喝汤。我就是在赵阿姨家学会捏“仰巴”饺和捏“八字”饺;特别是用双手虎口捏“八字”饺，速度快、又显得馅大皮薄。有一年春节，基地有一位来自哈尔滨的工人师傅路过连队驻地，看我们在包饺子，指着我笑道，也就是这位同志包的饺子地道！后来我把这事写信告诉阿姨、叔叔和姐姐，他们也很开心。那时我弟弟在五中上学，又常常就近去阿姨家吃饭。1976年，我从部队回京探亲，老李叔叔和我父亲、弟弟一道到火车站来接我，那情景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老人越活越硬朗
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我复员回京了，阿姨也从袜厂退休了。家里也从小四合院里搬出来，住上了明亮宽敞的两居室楼房。赵阿姨还是隔三岔五就要来我家，叫我和她老人家回去吃鱼吃肉。那时我业余时间在忙着自学考试，有两回没有去，事后想起老人坐公共汽车跑那么远的路来看我，心里总不是滋味。老人还总叮咛我，你们忙，有需要缝补的衣物，就给她送去。但生活改善了，人们都穿新衣服，缝补的活越来越少了。周末节日我和妻子带上女儿去看老人家，乖巧的女儿搂着两位老人的脖子一口一个“赵奶奶、李爷爷”，老人乐得嘴都合不拢了。临别出门时，阿姨哪一次都非得让我们带一大袋子她平日里就包好的饺子。有时女儿生病去不了幼儿园，我和妻子都是双职工，上班工作忙，有事请不了假，赵阿姨一听二话不说，坐上公共汽车跑很远的路，来家帮助照顾我家的第三代！
进入90年代，叔叔患肠癌住院，我一直和姐夫轮流替班在床前守护。叔叔去世后，姐姐也患肾功能衰竭，常年做透析，出不了门，赵阿姨一个老人独居。老人的身体还是很硬朗，精神乐观，还经常参加街道活动。她告诉我和弟弟，我身体很好，去医院体检一切正常。你们忙，就别老往我这里跑了。
90年代后期，住在同一楼上的邻居的孩子为上学方便，天天在阿姨家做功课乃至吃饭，街坊四邻很感激。进入21世纪，我的女儿参加高考，在阿姨家附近的四中上复读班，为节省时间，又在阿姨家吃住，老人每天为女儿做晚饭，照顾女儿的生活。
用金钱买不到的人格
2006年，阿姨查出吃饭吞咽困难等症状。去医院作透视，诊断结果出来了，是食道癌，家里人瞒着她。其实她也猜到了病情严重。我们去看她，她还是笑咪咪地说不碍事的。我提出接她到家住，或请保姆照顾她老人家的起居，都被她谢绝了。街坊四邻也总是去看望她，给她送菜什么的。以后她侄子一家来京与她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她和侄子一家回石家庄老家住。2007年春节，我们去石家庄看望她，老人家气色还不错，吃饭也正常。但到7月，我们接到老人病危通知，急忙赶去医院，老人已经进入深度昏迷状态，几天后就去世了。老人家享年84岁，也算是高寿了。
记得赵阿姨家墙上挂着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烫流苏卷发，看发型大约是40年代的老照片，风度翩翩。令人联想赵阿姨这一生，文化不高，也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但却见证了新中国的建立和妇女的解放时代，见证了过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人和劳动人民走向融合的社会变化和进步。她用独立的人格，善良、勤劳的美德，照顾了我家两代人的生活。她一生乐于助人，周围的人们也都尊敬她、爱戴她，老人家也其乐融融，颐养天年。
在青年人看来，今天的社会可能是一个物欲横流、金钱崇拜、“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人们生活在找工作难、找保姆难之类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难以自拔;其实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无非是你在斤斤计较地算计别人，别人也同样在算计你。
从赵阿姨这老一代人身上，可以看到什么才是世界上还有用金钱买不到的高尚人格。而正是这种高尚人格，赵阿姨为自己的人生填写了一份完美的答卷。提起赵阿姨，认识她老人家的我的亲戚朋友总说，如今要找你阿姨那样的保姆，可找不到了！
（编辑·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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