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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关村已经成为一片竞放异彩、香溢全世界的烂漫国花。在这万花丛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朵虽已凋谢、但最先开放的迎春花！
中关村的春天是从陈春先开始的。
时间翻回到1979年的初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打开封闭几十年的国门，大步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签订了多项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合作协议。其中，有一项是加强中美科学家的互访交流。彼时，陈春先和陈景润等10人刚刚被中国科学院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
于是，陈春先得以有资格跟着他那位四川老乡——小个子巨人的脚步，先后3次来到美国访问。
美国旧金山的硅谷和波士顿的128公路区，坐落着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等多所著名学府。在这些学府周边，诞生云集了谷歌、苹果、英特尔等上千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成果被迅速转化为产品，每天都在创造着巨大的财富。走在这片高科技产业的圣地，陈春先心头的思绪无法平静，“我们已经落后了一个时代！”
3次访问之后，“技术扩散”的思路逐渐在陈春先的头脑中形成。中关村聚集了中国科学院几十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十所著名学府，为什么不能像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区一样，成为中国的一个高科技扩散的辐射源呢？
翌年，在中国科学院的座谈会上，这位46岁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室主任、核聚变等离子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大声疾呼：“经济要发展，就要搞技术扩散。应该把科学技术和人才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扩散，像把墨水滴入水杯一样，扩散开，把水染蓝！”“要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
陈春先的呼声，犹如一声春雷，在中国科学院激起了层层波澜。陈春先在大小场合算起了账：“60年代初，我国第一台激光器研制成功，与美国仅相差半年，20年过去了，美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激光工业，而我们呢？科研成果还只是停留在纸上、实验室里，被禁锢在科研单位的深墙大院里，远离生产实践。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物理所的大门一开，国家就要投入三万元，可是却没有人计算一下，物理所每天的产出又是多少？”
春雷之后就是播种。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带着纪世瀛、崔文栋等7位同仁，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间十几平方米、俗称“鸡窝”的后平房仓库，占用了半间，没有放一粒鞭炮，更没有剪彩，悄无声响地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负责搞技术咨询、办技术培训、为企业与科研机构牵线搭桥，象征性收点服务费，每个技术人员每个月可以领取8到15元津贴。
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往往是在不经意间诞生的。我们无法揣测当时陈春先是否意识到，他带头创办的这个民办自发性质的科技开发机构，是北京甚至全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雏形，更是日后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中关村的第一粒种子！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有风险的。陈春先此后的创业道路充满了坎坷：议论、责难、诽谤、告状、查账、亏损、立案、被拘、绑架、破产，一个个接踵而至。
几十年来，科研机构的人都是铁饭碗，大锅饭，人人平等。现在陈春先搞什么科技服务，收取中介费、服务费、挣外块，这不是搞乱了科技秩序，搞乱了人的思想。有人公开批评陈春先是“买空卖空，科学上的二道贩子”，有人举报陈春先“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陈春先的儿子陈新宇清楚地记得，父亲经常夜里与一位“所长叔叔”在电话里争吵，有时吵得很凶，哽咽着说不成话。后来，科学院来查账半年多，结果发现，服务部账务不但没有经济问题，就连两年来每月15元津贴，陈春先都分文未取。
服务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些业余参加过咨询、研制、开发、服务的科研人员像染了瘟疫一样，远远地躲着他们。有人将几个月来拿到的几十元、上百元津贴，原封不动地归还给陈春先、纪世瀛，还忐忑不安地问；“这种非法所得，算不算贪污，会不会治罪？”
在这最困难的时候，1982年底，新华社记者潘善棠写了一份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实验初见成效》的内参。1983年1月7日和8日，方毅、胡启立和胡耀邦先后在这份内参上作了批示，对陈春先的做法给与了充分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做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可请科技领导小组研究出方针政策来”。当一遍遍亲眼看到中南海的批示复印件，陈春先和他的伙伴激动的跳了起来，而后几个人抱头大哭。
不久，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出台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陈春先和他的团队租下了中关村大街上的大雅餐厅，成立了技工贸三位一体的民营科技公司，“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下设华夏电器公司和华夏电器厂。随后，一大批中科院、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京海、四通、信通、科海、联想等民营科技公司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陆续在北起燕园、南到白石桥这条几公里长的大街上安营扎寨。1985年，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雏形。1988年，国务院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遗憾的是，陈春先领导的“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和他1986年彻底辞职下海创办的“华夏硅谷创业集团”，并没有顺风借势，获得长足发展，仍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在1996年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中关村却以震惊世界的步伐前进！
2002年1月，中关村被美国《新闻周刊》选为全球八大新兴文化圣地之一。
是年，68岁的陈春先又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陈春先工作室”，一家服务于中关村创业者的中介机构。
2004年8月9日，陈春先在贫困中因病逝世，告别了他恋恋难舍的中关村。
陈春先逝世前几个月，《中关村》杂志记者到其804楼家中拜访。这还是中科院1981年分配给他的老式居民楼房子，为了解决生活的困窘，租出去了一间。由于下海失去了科学院员工的福利待遇，看病的医药费用都成问题。记者鼻子酸酸地说：“陈老，中关村和国家发展的这么好了，没想到您生活的这么困苦。”陈春先笑着说：“挺好的！挺好的！能看到中关村和国家发展到今天这样子，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话题一转，又神采飞扬地聊到了他的创业服务。不久，市、区领导知悉陈春先的生活困境，特别解决了陈春先的医保问题。 陈春先创业以来共创办过20多个公司，包括最后一个工作室，804楼的家始终是唯一注册地。他也常自嘲说：“我的公司全都没做大。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没有聚集起财富。”
没人深入研究过陈春先这位大勇气、浓激情、高智商的创业家，何以总是做不大、做不强、做不长的深层次原因。
陈春先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教授。陈春先本人50年代初到莫斯科大学学习核物理，1958年毕业后回国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他的书生气太浓了。在创业气氛、市场环境都缺乏的年代，这种书生气在市场竞争的刀光剑影中，肯定是不对称的厮杀。
陈春先的创业历程中，曾经推出许多超前科技项目，有过多次做大做强的机会，都因自身、外部和其它难以道明的因素中途折戟。比如1983年，陈春先就做出了“华夏IPS8888桌面出版系统”，这个系统类似于后来走红的方正出版系统，但最后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败北。还有一次涉及300多万元的几年商业合作，对方中途变卦。海淀区工商局、北京市中级法院前三次都判陈春先方胜诉，最后却又不开庭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败诉。
纪世瀛深知陈春先的创业坎坷历程。他说：“老陈性子太急，又太善良。不断开发科技项目，与外地企业合作，没赚多少钱，倒惹了不少麻烦。”项目成了，陈春先只收点技术转让费。项目失败了，有的合作方说是诈骗，陈春先曾几次被拘和遭遇绑架。一次在江苏溧阳，陈春先被骗去软禁起来。直到海淀派去武警，才解救出来。
显然，陈春先在商战中不能算是胜利者。可是，谁能说、谁敢说陈春先不是英雄呢？他是冲破中国传统科技体制的闯将，他是中国民营科技创业的先行者，他是中国知识经济的战略家，他是中关村第一人！
如今，你走在北京市的每个城区，总能看见中关村的身影，丛丛束束萌芽伸枝展瓣生长孕育着科技鲜花和财富硕果。甚至保定、秦皇岛、沈阳、青岛、无锡、贵阳、西宁等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都飘舞着中关村的飞彩流红。就连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芬兰等域外国度，也建立起了中关村科技园的办事处，怒放着中关村的花骨朵。
2009年，国务院第一个批复建立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1年，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特别介绍了中关村的创业。
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政治局全体成员，走出红墙，来到中关村集体学习。
2014年，德国《明镜周刊》在中关村海淀园走访了一个星期后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超过美国硅谷，那就是中国的中关村。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大力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中，频频提到中关村，并两次走进中关村创业大街和中关村展示中心。
一切都在按照35年前陈春先的伟大构想发展。
是的，今天的中关村已经成为一片竞放异彩、香溢全世界的烂漫国花。在这万花丛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朵虽已凋谢、但最先开放的迎春花！
（作者系《中关村》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北京市海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关村的春天是从陈春先开始的。
时间翻回到1979年的初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打开封闭几十年的国门，大步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签订了多项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合作协议。其中，有一项是加强中美科学家的互访交流。彼时，陈春先和陈景润等10人刚刚被中国科学院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
于是，陈春先得以有资格跟着他那位四川老乡——小个子巨人的脚步，先后3次来到美国访问。
美国旧金山的硅谷和波士顿的128公路区，坐落着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等多所著名学府。在这些学府周边，诞生云集了谷歌、苹果、英特尔等上千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成果被迅速转化为产品，每天都在创造着巨大的财富。走在这片高科技产业的圣地，陈春先心头的思绪无法平静，“我们已经落后了一个时代！”
3次访问之后，“技术扩散”的思路逐渐在陈春先的头脑中形成。中关村聚集了中国科学院几十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十所著名学府，为什么不能像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区一样，成为中国的一个高科技扩散的辐射源呢？
翌年，在中国科学院的座谈会上，这位46岁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室主任、核聚变等离子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大声疾呼：“经济要发展，就要搞技术扩散。应该把科学技术和人才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扩散，像把墨水滴入水杯一样，扩散开，把水染蓝！”“要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
陈春先的呼声，犹如一声春雷，在中国科学院激起了层层波澜。陈春先在大小场合算起了账：“60年代初，我国第一台激光器研制成功，与美国仅相差半年，20年过去了，美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激光工业，而我们呢？科研成果还只是停留在纸上、实验室里，被禁锢在科研单位的深墙大院里，远离生产实践。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物理所的大门一开，国家就要投入三万元，可是却没有人计算一下，物理所每天的产出又是多少？”
春雷之后就是播种。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带着纪世瀛、崔文栋等7位同仁，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间十几平方米、俗称“鸡窝”的后平房仓库，占用了半间，没有放一粒鞭炮，更没有剪彩，悄无声响地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负责搞技术咨询、办技术培训、为企业与科研机构牵线搭桥，象征性收点服务费，每个技术人员每个月可以领取8到15元津贴。
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往往是在不经意间诞生的。我们无法揣测当时陈春先是否意识到，他带头创办的这个民办自发性质的科技开发机构，是北京甚至全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雏形，更是日后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中关村的第一粒种子！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有风险的。陈春先此后的创业道路充满了坎坷：议论、责难、诽谤、告状、查账、亏损、立案、被拘、绑架、破产，一个个接踵而至。
几十年来，科研机构的人都是铁饭碗，大锅饭，人人平等。现在陈春先搞什么科技服务，收取中介费、服务费、挣外块，这不是搞乱了科技秩序，搞乱了人的思想。有人公开批评陈春先是“买空卖空，科学上的二道贩子”，有人举报陈春先“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陈春先的儿子陈新宇清楚地记得，父亲经常夜里与一位“所长叔叔”在电话里争吵，有时吵得很凶，哽咽着说不成话。后来，科学院来查账半年多，结果发现，服务部账务不但没有经济问题，就连两年来每月15元津贴，陈春先都分文未取。
服务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些业余参加过咨询、研制、开发、服务的科研人员像染了瘟疫一样，远远地躲着他们。有人将几个月来拿到的几十元、上百元津贴，原封不动地归还给陈春先、纪世瀛，还忐忑不安地问；“这种非法所得，算不算贪污，会不会治罪？”
在这最困难的时候，1982年底，新华社记者潘善棠写了一份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实验初见成效》的内参。1983年1月7日和8日，方毅、胡启立和胡耀邦先后在这份内参上作了批示，对陈春先的做法给与了充分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做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可请科技领导小组研究出方针政策来”。当一遍遍亲眼看到中南海的批示复印件，陈春先和他的伙伴激动的跳了起来，而后几个人抱头大哭。
不久，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出台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陈春先和他的团队租下了中关村大街上的大雅餐厅，成立了技工贸三位一体的民营科技公司，“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下设华夏电器公司和华夏电器厂。随后，一大批中科院、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京海、四通、信通、科海、联想等民营科技公司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陆续在北起燕园、南到白石桥这条几公里长的大街上安营扎寨。1985年，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雏形。1988年，国务院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遗憾的是，陈春先领导的“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和他1986年彻底辞职下海创办的“华夏硅谷创业集团”，并没有顺风借势，获得长足发展，仍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在1996年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中关村却以震惊世界的步伐前进！
2002年1月，中关村被美国《新闻周刊》选为全球八大新兴文化圣地之一。
是年，68岁的陈春先又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陈春先工作室”，一家服务于中关村创业者的中介机构。
2004年8月9日，陈春先在贫困中因病逝世，告别了他恋恋难舍的中关村。
陈春先逝世前几个月，《中关村》杂志记者到其804楼家中拜访。这还是中科院1981年分配给他的老式居民楼房子，为了解决生活的困窘，租出去了一间。由于下海失去了科学院员工的福利待遇，看病的医药费用都成问题。记者鼻子酸酸地说：“陈老，中关村和国家发展的这么好了，没想到您生活的这么困苦。”陈春先笑着说：“挺好的！挺好的！能看到中关村和国家发展到今天这样子，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话题一转，又神采飞扬地聊到了他的创业服务。不久，市、区领导知悉陈春先的生活困境，特别解决了陈春先的医保问题。 陈春先创业以来共创办过20多个公司，包括最后一个工作室，804楼的家始终是唯一注册地。他也常自嘲说：“我的公司全都没做大。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没有聚集起财富。”
没人深入研究过陈春先这位大勇气、浓激情、高智商的创业家，何以总是做不大、做不强、做不长的深层次原因。
陈春先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教授。陈春先本人50年代初到莫斯科大学学习核物理，1958年毕业后回国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他的书生气太浓了。在创业气氛、市场环境都缺乏的年代，这种书生气在市场竞争的刀光剑影中，肯定是不对称的厮杀。
陈春先的创业历程中，曾经推出许多超前科技项目，有过多次做大做强的机会，都因自身、外部和其它难以道明的因素中途折戟。比如1983年，陈春先就做出了“华夏IPS8888桌面出版系统”，这个系统类似于后来走红的方正出版系统，但最后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败北。还有一次涉及300多万元的几年商业合作，对方中途变卦。海淀区工商局、北京市中级法院前三次都判陈春先方胜诉，最后却又不开庭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败诉。
纪世瀛深知陈春先的创业坎坷历程。他说：“老陈性子太急，又太善良。不断开发科技项目，与外地企业合作，没赚多少钱，倒惹了不少麻烦。”项目成了，陈春先只收点技术转让费。项目失败了，有的合作方说是诈骗，陈春先曾几次被拘和遭遇绑架。一次在江苏溧阳，陈春先被骗去软禁起来。直到海淀派去武警，才解救出来。
显然，陈春先在商战中不能算是胜利者。可是，谁能说、谁敢说陈春先不是英雄呢？他是冲破中国传统科技体制的闯将，他是中国民营科技创业的先行者，他是中国知识经济的战略家，他是中关村第一人！
如今，你走在北京市的每个城区，总能看见中关村的身影，丛丛束束萌芽伸枝展瓣生长孕育着科技鲜花和财富硕果。甚至保定、秦皇岛、沈阳、青岛、无锡、贵阳、西宁等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都飘舞着中关村的飞彩流红。就连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芬兰等域外国度，也建立起了中关村科技园的办事处，怒放着中关村的花骨朵。
2009年，国务院第一个批复建立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1年，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特别介绍了中关村的创业。
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政治局全体成员，走出红墙，来到中关村集体学习。
2014年，德国《明镜周刊》在中关村海淀园走访了一个星期后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超过美国硅谷，那就是中国的中关村。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大力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中，频频提到中关村，并两次走进中关村创业大街和中关村展示中心。
一切都在按照35年前陈春先的伟大构想发展。
是的，今天的中关村已经成为一片竞放异彩、香溢全世界的烂漫国花。在这万花丛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朵虽已凋谢、但最先开放的迎春花！
（作者系《中关村》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北京市海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