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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最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创新活力的群体之一。所以，他们的良知和价值观，以及价值重塑、不断变化的过程，对于社会的发展和引领，将会更有价值和意义。
有人说，创业最需要的不是互联网思维，而是软实力或者精神层面的价值重塑。
“170多年来，我们强烈反传统，这在人类文明史当中很少出现。”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表示，很多民族在发展历史当中都强调民族的特色，但是我们的文化，是强烈的反传统，同时有极大的工具理性的短期利益的需要。
“我们多半都是从负面来理解商业文明，认为它基本上是消费文明，基本上是物质文明，个人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多半是过分的注重权威主义，注重稳定团结，有一种从上到下的方式；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所想到的不一定是孟子，也许是《儒林外史》，我们想到的是一个江湖一般的活动，不一定讨论到所谓的四书五经。”
“我们现在的价值取向是不能持久的，不能带给我们利益，必须有所改变，而改变的话必须创造我们自己的主体性，创造我们自己文化的特殊性。这也是人们现在一直碰到的各种不同交战之下价值冲突的问题。”
企业家的价值观要更进一步
“世界的文明是共通的文明，世界的价值观和冲突也是共通的。特别是我们在全球经济的时代，全球都在稀缺的影响下，人们逐渐演变成大家都是利益趋导，以利益为导向。” NE.TIGER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峰从自己创业34年的经历中悟出一个道理，大家都相信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都认为竞争才可以生存。所以，现在是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高度竞争。“但是，达尔文观察的是动物，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必须要觉醒，我们需要一个文明的回归和文艺的复兴。”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也指出，如今，在消费文化、物质文化、商业文化突飞猛进的时候，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发展所形成的“赞天地之化育”的观念，和谐的观念，还有长期发展的机制，都被边缘化了。
“中国源远流长的关于礼让、礼乐的教化，人与人之间一种正常持续的互补、互信、互相尊重的理解是缺失的。我们注重个人尊严，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有基本的和谐或者基本的团结，这是极大的困难。”杜维明强调。
社会文化多元的倾向越来越重要，每个人自由的选择，每个人的主体性，每个社群、每个学校、每个国家、每个种族的主体性都越来越明显，所以这个会是“分”而不是“合”。
联合国2015年提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议程中经过了很多学者讨论，最后大家提出了“共同分享的价值”，这些成为人们进行价值重塑过程中的重要参考。
这些价值，第一个是自由。这个自由不是个人的放任，自由本身是代表着突破各种不同的限制、禁忌，破除各种不合理的负能量，能够让人的创造性，也就是良知理性最核心的创造性能够充分发挥，这是对每个人说的，不是对国家、不是对民族。
第二是平等，平等的观念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给我们的教育是，我们这个社会在经济那样突飞猛进的过程中，居然出现了人类少见的贫富不均的畸形发展，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企业家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要走向慈善事业，要走向企业责任。企业拥有很多财富和资源如何和社会分享，这就是平等价值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三是团结或者和谐，这是有机的和谐而不是机械的和谐，有机的和谐通过分工，通过多元多样，通过互相竞争、碰撞逐渐达成的在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整合，而不是一种机械式的，由上到下的一种统一的方式，是和而不同，而不是同而不和。
第四是容忍，容忍文化的多样性，容忍他者。主动的再进一步就是容忍，也是承认他者本身的价值。通过承认尊重，通过尊重，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参考，然后对于他者，对于异己表示一种尊重和理解，如此才不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原教旨主义式的抗争。
第五，尊重自然，就是敬爱自然。
第六是共享的责任。
杜维明说，“我们的价值重塑这条路是宽的，是艰难的，但也是有希望、有前途的。”
克服短视和物质主义
“当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企业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世界文明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我们当今的世界面临着很多的灾难，而且同时面临着环境问题。”
欧洲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全球价值联盟基金会创始人及总裁克劳斯·M·莱辛格表示，“我们应当改变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要放弃一些东西，但并不清楚相关性是什么。在现在15年到20年之中，我们知道的总投资量和预期是不符的，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应当克服我们的短视，克服经济、政治和物质主义，以达到一个更高的目的，如果做这项研究，它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牺牲一些短期的利益来获得长期利益，但是这些长期利益可能五年、七年才能看到。”
另外一点，他强调要有共享价值、有精神性的环境。所有人都要看到要尊重生命，要尊重他人的尊严，而且要把这个金律应用于未来的时代。
过去20年技术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进步，还有遗传、纳米技术、生物医学等等。但是另一方面不能仅仅依靠科技解决所有问题，也许科技能够帮助我们拖延时间，拖延我们要改生活习惯的时间，用一种良善的方式定义我们的生活而不是物质主义的方式，而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并不能以政府不好为借口或者寻找其他的借口，因为最后这是个人的正直性的问题，并不是其他借口能够解决问题的。
他强调，商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企业家需要新的科技、新的服务，需要新的创新，而且把所有的这些都与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他们需要更多有道德感的答案，而且要真诚对话。作为政治家、企业家、个体我们都需要沟通。
不仅仅是沟通的价值、道德的价值、创新的价值，企业家还要去讨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当你知道所有这一切之后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机会达到可持续发展。如果你去污染环境还能够得到切实收益的话，你是否还有这样的动力去促进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反思这些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些事情，我们前瞻的景象也会改变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当然政府能够做的事情比较多，包括贸易等，做一些管理，做一些决策，但是最重要的落脚点还是人本身，人能不能更有创造力、更有想象力、更有责任感。” “你要想看到世界的变化，那你自己要成为那个变化。”莱辛格强调。
未来，B类企业应占主导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已经有一批家族企业、不少国有企业，即A类企业、C类企业，但中国没有自己的IBM、通用电器和西门子这些超越家族控制、股权分散的所谓B类企业。而任何大国崛起都是B类企业占主导。他说，中国的崛起一定要花大力气打造一批B类企业。有些B类企业是国企转制过来的，有些B类企业需要民营企业一步一步进化发展。“我们必须营造更为合理的监管环境、税收环境、舆论环境，为中国打造一批优秀的B类企业，超越国进民退、民进国退这个狭隘的辩论，构造一个更为合理的生态体系。”
中国过去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就。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商品贸易出口第一大国；2010年名义GDP超越了日本；2013年取代了美国成为商品贸易第一大国；2014年按IMF估计，中国购买力均值调整的GDP可能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在这个大视野下，我们看到的挑战是巨大的，发展模式也确实有很多不可持续性。目前我们的优势体现在量上，N多行业的中国产品都是全球占有率50%以上，但是价值的获取上却少得可怜：iPhone6我们只按住了11美元；芭比娃娃零售价格10美元，中国企业获取0.35美分——在主流行业能取得真正突破的中国企业少之又少。包括核电领域的成功企业、包括华为等电信类的世界级企业绝对是凤毛麟角。由此看来，在价值获取方面我们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项兵说。
“此外，中国的发展模式在造富上功能强大，打造了一批一批非常优秀、非常有名的成功人士，但在伟大商业机构打造方面进展非常之缓慢。我们有一批家族企业，不少国有企业，即A类企业、C类企业，但中国没有自己的IBM，没有自己的通用电器，没有自己的西门子等这些超越家族控制、股权分散的所谓B类企业。任何大国崛起都是B类企业占主导。”
“华为50%以上的销售收入来自中国以外的市场，或者华为当时申请的专利数量全球第二——最打动我的是任正非在华为只拥有1.47%的股权，而华为给全世界创造了10万-11万中产阶级，给员工世界级的工资，给股东世界级的回报，而任正非并没有把自己打造成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IBM、通用电器、西门子，就是这样。中国的崛起一定要花大力气打造一批B类企业。”
有些B类企业是国企转制过来的，有些B类企业需要民营企业一步一步进化发展。我们必须营造更为合理的监管环境、税收环境、舆论环境，为中国打造一批优秀的B类企业，超越国进民退、民进国退这个狭隘的辩论，构造一个更为合理的生态体系。
项兵希望更多企业家超越目前的短视和急功近利，当然更要超越为富不仁、巧取豪夺。“我们对资源的珍惜、对环境的关爱是远远不够的。去年到丹麦，看到他们家居设计、灯光设计对细节、对材料的节省，用心在点点滴滴，不是作秀也不仅仅是为了省钱，这种社会责任的传达是无处不在的——这么富裕的社会对材料的节省做到如此之细，非常震撼。关注这些问题，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
科技的重要性无可置疑，但过于重视科技忽视其他，是片面的。美国80%以上的GDP来自服务业，很多优秀企业不需要拥有核心科技照样可以顶天立地，成为征战全球的伟大商业机构。
“如果所有人仅仅为了创富而创新创业，就会走进一个死胡同。必须有更多年轻人超越为了创富而创新，必须有更多人为了兴趣、为了理想、为了梦想、为了担当，为了全球责任而创新创业。”项兵强调。
中国企业家深受儒学影响
“中国企业家的心智模式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儒家的心智模式。”吴远之强调，儒家的心智模式对中国企业家的影响非常深刻。
“第一个影响是儒家的天下视野。儒家的天下观对中国企业家制定战略的影响是最大的。中国的企业家都有一个情结，世界500强情结。这是常年受儒家天下视野观念造成的。我自己对中国企业将来的发展全球化抱有极大信心。我们从小就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今天下就是全球。中国的企业家特别具有全球观。现在全球性的公司很多了，包括马云、王石，还有任正非都是很伟大的企业家，他们是第一批成功地在复杂、激烈的竞争下率先实现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很不容易。中国一个很小的企业，即使开一个小小的煎饼店都会想到为全世界服务，要去纳斯达克。这是正向的，是非常好的事情。第二个影响是中国企业家有资源整合的偏好。我们的出发点经常不是基于客户需求，而是基于自己手里的资源，即有多少资源做多少事。第三个影响是混业经营的偏好。中国企业家喜欢做不同行业、多个企业，各行各业都要试试看。当然，混业经营更符合中国国情。”
除此之外，吴远之认为，儒家心智模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状元情结。“在儒家社会里，状元是社会激励的一个标杆。现代经营企业都有数一数二原则，我们说韦尔奇经营GE的理念就是数一数二，数一数二就是状元。这个理念是企业经营非常重要的战略。状元情结使得中国企业做产品的时候喜欢打造爆品，要打造让消费者惊叫的产品。”
儒家心智模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忧患意识。大家津津乐道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儒家的基本标签。从孔夫子开始，天天“俱往矣”，忧患意识放在企业里非常好，在华为体现出来就是它有长期的战略准备。“任正非非常担心明天如果不行的话怎么样，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团队做一些正常企业不会做的探索领域。当然这个忧患意识还会带来企业文化气质的异化，会造成军队化、围墙化，这也是一个影响。”
企业家之“义”需要思考
北京维一元素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韩桦强调，企业家要用心做企业，除了用心之外，可能要更加有公心，时时刻刻想到你承载的社区环境，大社会的环境。只要用到公心，可能才有大义才能有大利，大利必定是取之于大义的。这个公心的修炼，是在企业家价值重塑过程中需要进一步修炼的。 引用一句先贤的话：“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四时无私行”。此意为天与地所承载的不是为了它自己，日月和四季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家，这不仅是作为做人准则，更应该是作为企业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博雅行（北京）信息咨询公司总经理张志滨认为，中国企业家对义的理解是非常模糊的。他指出，“四维”中的“义”，“五常”中的“义”和“八德”里的“义”不一样，都被功利化了。
张志滨的看法是，如果企业家真正地担当起“义”，应该学习古代晋朝时代的竹林七贤，或者学骑士精神，或者可以参考日本的武士道，去看看企业家是如何获得社会的尊重，如何承担这种责任的。当企业家没有安全感、没有担当的时候，社会对他不够尊重的时候，他为何扛起“义”的大旗？
他说，所谓“义”需要思考，才能得出答案。
精裕（上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永敏提到了两个词：一个是Elegant，一个叫Dignity。Elegant是优雅，Dignity是体面，而体面有更深层次的概念。人肯定要有一个体面的结局，不是马上Elegant，可能也有青涩的年代，肯定有一个过程，但要做到Dignity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Dignity的内涵也蕴含了企业家的良知。作为一个企业家在一开始就做到非常体面的状态，有一定难度。要生存，商场的竞争非常重要。
他引用张载在《正蒙》中的一句话“极其大而后中可求，止其中而后大可有”这句话，预示了做企业一开始有人性张扬的过程，如果只是折中的过程可能只是一个商人。而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或者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还是在“极其大”的过程，还是需要人性的张扬。人性张扬作为第一阶段，才可以“中可求”，才能得到善或者更多的境界。
施永敏认为，“止其中”是非常难的，企业家内心一定要有一个选择，在生杀予夺的时候内心的一根弦能够把他拉回来，如果达到“止其中”就可以“大可有”。
“我们能否用共享价值的方式建构商业价值、社会价值？这是迈克尔·波特战略教授在30年前提出的模式：要让企业长期发展，就要解决更深层次的生存问题，即价值观的问题，才能让企业得到健康长远的发展。”启皓兴业COO陈立伟强调。
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中国商业研究教授李平以北欧为例谈到，“北欧人的房子比咱们小；但是他们的草地、森林比咱们都大。他们很多人没有车、没有房子，生活很穷困；但是北欧人幸福感最高、信任感最高。”他接着说，“瑞典人发明的淋浴喷头里加了空气，使水点变的很大，水变的很少，让人觉得水特别的多，就是这样的技术，省了很多的水。这是北欧人的思维模式，他们给全世界创造了很多的绿色空气，比如它的森林越来越多。他们提出简洁，以少胜多。”
李平认为，北欧人对中国智慧的理解比中国人还要深入。例如北欧科学家波尔提出了用阴阳解读“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
他接着表示，中国人的智慧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把相生相克的关系理解好，而不完全是一致或者完全分离的，二者要兼顾。”
有人说，创业最需要的不是互联网思维，而是软实力或者精神层面的价值重塑。
“170多年来，我们强烈反传统，这在人类文明史当中很少出现。”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表示，很多民族在发展历史当中都强调民族的特色，但是我们的文化，是强烈的反传统，同时有极大的工具理性的短期利益的需要。
“我们多半都是从负面来理解商业文明，认为它基本上是消费文明，基本上是物质文明，个人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多半是过分的注重权威主义，注重稳定团结，有一种从上到下的方式；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所想到的不一定是孟子，也许是《儒林外史》，我们想到的是一个江湖一般的活动，不一定讨论到所谓的四书五经。”
“我们现在的价值取向是不能持久的，不能带给我们利益，必须有所改变，而改变的话必须创造我们自己的主体性，创造我们自己文化的特殊性。这也是人们现在一直碰到的各种不同交战之下价值冲突的问题。”
企业家的价值观要更进一步
“世界的文明是共通的文明，世界的价值观和冲突也是共通的。特别是我们在全球经济的时代，全球都在稀缺的影响下，人们逐渐演变成大家都是利益趋导，以利益为导向。” NE.TIGER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峰从自己创业34年的经历中悟出一个道理，大家都相信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都认为竞争才可以生存。所以，现在是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高度竞争。“但是，达尔文观察的是动物，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必须要觉醒，我们需要一个文明的回归和文艺的复兴。”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也指出，如今，在消费文化、物质文化、商业文化突飞猛进的时候，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发展所形成的“赞天地之化育”的观念，和谐的观念，还有长期发展的机制，都被边缘化了。
“中国源远流长的关于礼让、礼乐的教化，人与人之间一种正常持续的互补、互信、互相尊重的理解是缺失的。我们注重个人尊严，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有基本的和谐或者基本的团结，这是极大的困难。”杜维明强调。
社会文化多元的倾向越来越重要，每个人自由的选择，每个人的主体性，每个社群、每个学校、每个国家、每个种族的主体性都越来越明显，所以这个会是“分”而不是“合”。
联合国2015年提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议程中经过了很多学者讨论，最后大家提出了“共同分享的价值”，这些成为人们进行价值重塑过程中的重要参考。
这些价值，第一个是自由。这个自由不是个人的放任，自由本身是代表着突破各种不同的限制、禁忌，破除各种不合理的负能量，能够让人的创造性，也就是良知理性最核心的创造性能够充分发挥，这是对每个人说的，不是对国家、不是对民族。
第二是平等，平等的观念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给我们的教育是，我们这个社会在经济那样突飞猛进的过程中，居然出现了人类少见的贫富不均的畸形发展，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企业家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要走向慈善事业，要走向企业责任。企业拥有很多财富和资源如何和社会分享，这就是平等价值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三是团结或者和谐，这是有机的和谐而不是机械的和谐，有机的和谐通过分工，通过多元多样，通过互相竞争、碰撞逐渐达成的在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整合，而不是一种机械式的，由上到下的一种统一的方式，是和而不同，而不是同而不和。
第四是容忍，容忍文化的多样性，容忍他者。主动的再进一步就是容忍，也是承认他者本身的价值。通过承认尊重，通过尊重，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参考，然后对于他者，对于异己表示一种尊重和理解，如此才不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原教旨主义式的抗争。
第五，尊重自然，就是敬爱自然。
第六是共享的责任。
杜维明说，“我们的价值重塑这条路是宽的，是艰难的，但也是有希望、有前途的。”
克服短视和物质主义
“当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企业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世界文明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我们当今的世界面临着很多的灾难，而且同时面临着环境问题。”
欧洲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全球价值联盟基金会创始人及总裁克劳斯·M·莱辛格表示，“我们应当改变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要放弃一些东西，但并不清楚相关性是什么。在现在15年到20年之中，我们知道的总投资量和预期是不符的，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应当克服我们的短视，克服经济、政治和物质主义，以达到一个更高的目的，如果做这项研究，它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牺牲一些短期的利益来获得长期利益，但是这些长期利益可能五年、七年才能看到。”
另外一点，他强调要有共享价值、有精神性的环境。所有人都要看到要尊重生命，要尊重他人的尊严，而且要把这个金律应用于未来的时代。
过去20年技术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进步，还有遗传、纳米技术、生物医学等等。但是另一方面不能仅仅依靠科技解决所有问题，也许科技能够帮助我们拖延时间，拖延我们要改生活习惯的时间，用一种良善的方式定义我们的生活而不是物质主义的方式，而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并不能以政府不好为借口或者寻找其他的借口，因为最后这是个人的正直性的问题，并不是其他借口能够解决问题的。
他强调，商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企业家需要新的科技、新的服务，需要新的创新，而且把所有的这些都与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他们需要更多有道德感的答案，而且要真诚对话。作为政治家、企业家、个体我们都需要沟通。
不仅仅是沟通的价值、道德的价值、创新的价值，企业家还要去讨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当你知道所有这一切之后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机会达到可持续发展。如果你去污染环境还能够得到切实收益的话，你是否还有这样的动力去促进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反思这些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些事情，我们前瞻的景象也会改变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当然政府能够做的事情比较多，包括贸易等，做一些管理，做一些决策，但是最重要的落脚点还是人本身，人能不能更有创造力、更有想象力、更有责任感。” “你要想看到世界的变化，那你自己要成为那个变化。”莱辛格强调。
未来，B类企业应占主导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已经有一批家族企业、不少国有企业，即A类企业、C类企业，但中国没有自己的IBM、通用电器和西门子这些超越家族控制、股权分散的所谓B类企业。而任何大国崛起都是B类企业占主导。他说，中国的崛起一定要花大力气打造一批B类企业。有些B类企业是国企转制过来的，有些B类企业需要民营企业一步一步进化发展。“我们必须营造更为合理的监管环境、税收环境、舆论环境，为中国打造一批优秀的B类企业，超越国进民退、民进国退这个狭隘的辩论，构造一个更为合理的生态体系。”
中国过去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就。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商品贸易出口第一大国；2010年名义GDP超越了日本；2013年取代了美国成为商品贸易第一大国；2014年按IMF估计，中国购买力均值调整的GDP可能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在这个大视野下，我们看到的挑战是巨大的，发展模式也确实有很多不可持续性。目前我们的优势体现在量上，N多行业的中国产品都是全球占有率50%以上，但是价值的获取上却少得可怜：iPhone6我们只按住了11美元；芭比娃娃零售价格10美元，中国企业获取0.35美分——在主流行业能取得真正突破的中国企业少之又少。包括核电领域的成功企业、包括华为等电信类的世界级企业绝对是凤毛麟角。由此看来，在价值获取方面我们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项兵说。
“此外，中国的发展模式在造富上功能强大，打造了一批一批非常优秀、非常有名的成功人士，但在伟大商业机构打造方面进展非常之缓慢。我们有一批家族企业，不少国有企业，即A类企业、C类企业，但中国没有自己的IBM，没有自己的通用电器，没有自己的西门子等这些超越家族控制、股权分散的所谓B类企业。任何大国崛起都是B类企业占主导。”
“华为50%以上的销售收入来自中国以外的市场，或者华为当时申请的专利数量全球第二——最打动我的是任正非在华为只拥有1.47%的股权，而华为给全世界创造了10万-11万中产阶级，给员工世界级的工资，给股东世界级的回报，而任正非并没有把自己打造成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IBM、通用电器、西门子，就是这样。中国的崛起一定要花大力气打造一批B类企业。”
有些B类企业是国企转制过来的，有些B类企业需要民营企业一步一步进化发展。我们必须营造更为合理的监管环境、税收环境、舆论环境，为中国打造一批优秀的B类企业，超越国进民退、民进国退这个狭隘的辩论，构造一个更为合理的生态体系。
项兵希望更多企业家超越目前的短视和急功近利，当然更要超越为富不仁、巧取豪夺。“我们对资源的珍惜、对环境的关爱是远远不够的。去年到丹麦，看到他们家居设计、灯光设计对细节、对材料的节省，用心在点点滴滴，不是作秀也不仅仅是为了省钱，这种社会责任的传达是无处不在的——这么富裕的社会对材料的节省做到如此之细，非常震撼。关注这些问题，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
科技的重要性无可置疑，但过于重视科技忽视其他，是片面的。美国80%以上的GDP来自服务业，很多优秀企业不需要拥有核心科技照样可以顶天立地，成为征战全球的伟大商业机构。
“如果所有人仅仅为了创富而创新创业，就会走进一个死胡同。必须有更多年轻人超越为了创富而创新，必须有更多人为了兴趣、为了理想、为了梦想、为了担当，为了全球责任而创新创业。”项兵强调。
中国企业家深受儒学影响
“中国企业家的心智模式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儒家的心智模式。”吴远之强调，儒家的心智模式对中国企业家的影响非常深刻。
“第一个影响是儒家的天下视野。儒家的天下观对中国企业家制定战略的影响是最大的。中国的企业家都有一个情结，世界500强情结。这是常年受儒家天下视野观念造成的。我自己对中国企业将来的发展全球化抱有极大信心。我们从小就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今天下就是全球。中国的企业家特别具有全球观。现在全球性的公司很多了，包括马云、王石，还有任正非都是很伟大的企业家，他们是第一批成功地在复杂、激烈的竞争下率先实现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很不容易。中国一个很小的企业，即使开一个小小的煎饼店都会想到为全世界服务，要去纳斯达克。这是正向的，是非常好的事情。第二个影响是中国企业家有资源整合的偏好。我们的出发点经常不是基于客户需求，而是基于自己手里的资源，即有多少资源做多少事。第三个影响是混业经营的偏好。中国企业家喜欢做不同行业、多个企业，各行各业都要试试看。当然，混业经营更符合中国国情。”
除此之外，吴远之认为，儒家心智模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状元情结。“在儒家社会里，状元是社会激励的一个标杆。现代经营企业都有数一数二原则，我们说韦尔奇经营GE的理念就是数一数二，数一数二就是状元。这个理念是企业经营非常重要的战略。状元情结使得中国企业做产品的时候喜欢打造爆品，要打造让消费者惊叫的产品。”
儒家心智模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忧患意识。大家津津乐道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儒家的基本标签。从孔夫子开始，天天“俱往矣”，忧患意识放在企业里非常好，在华为体现出来就是它有长期的战略准备。“任正非非常担心明天如果不行的话怎么样，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团队做一些正常企业不会做的探索领域。当然这个忧患意识还会带来企业文化气质的异化，会造成军队化、围墙化，这也是一个影响。”
企业家之“义”需要思考
北京维一元素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韩桦强调，企业家要用心做企业，除了用心之外，可能要更加有公心，时时刻刻想到你承载的社区环境，大社会的环境。只要用到公心，可能才有大义才能有大利，大利必定是取之于大义的。这个公心的修炼，是在企业家价值重塑过程中需要进一步修炼的。 引用一句先贤的话：“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四时无私行”。此意为天与地所承载的不是为了它自己，日月和四季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家，这不仅是作为做人准则，更应该是作为企业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博雅行（北京）信息咨询公司总经理张志滨认为，中国企业家对义的理解是非常模糊的。他指出，“四维”中的“义”，“五常”中的“义”和“八德”里的“义”不一样，都被功利化了。
张志滨的看法是，如果企业家真正地担当起“义”，应该学习古代晋朝时代的竹林七贤，或者学骑士精神，或者可以参考日本的武士道，去看看企业家是如何获得社会的尊重，如何承担这种责任的。当企业家没有安全感、没有担当的时候，社会对他不够尊重的时候，他为何扛起“义”的大旗？
他说，所谓“义”需要思考，才能得出答案。
精裕（上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永敏提到了两个词：一个是Elegant，一个叫Dignity。Elegant是优雅，Dignity是体面，而体面有更深层次的概念。人肯定要有一个体面的结局，不是马上Elegant，可能也有青涩的年代，肯定有一个过程，但要做到Dignity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Dignity的内涵也蕴含了企业家的良知。作为一个企业家在一开始就做到非常体面的状态，有一定难度。要生存，商场的竞争非常重要。
他引用张载在《正蒙》中的一句话“极其大而后中可求，止其中而后大可有”这句话，预示了做企业一开始有人性张扬的过程，如果只是折中的过程可能只是一个商人。而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或者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还是在“极其大”的过程，还是需要人性的张扬。人性张扬作为第一阶段，才可以“中可求”，才能得到善或者更多的境界。
施永敏认为，“止其中”是非常难的，企业家内心一定要有一个选择，在生杀予夺的时候内心的一根弦能够把他拉回来，如果达到“止其中”就可以“大可有”。
“我们能否用共享价值的方式建构商业价值、社会价值？这是迈克尔·波特战略教授在30年前提出的模式：要让企业长期发展，就要解决更深层次的生存问题，即价值观的问题，才能让企业得到健康长远的发展。”启皓兴业COO陈立伟强调。
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中国商业研究教授李平以北欧为例谈到，“北欧人的房子比咱们小；但是他们的草地、森林比咱们都大。他们很多人没有车、没有房子，生活很穷困；但是北欧人幸福感最高、信任感最高。”他接着说，“瑞典人发明的淋浴喷头里加了空气，使水点变的很大，水变的很少，让人觉得水特别的多，就是这样的技术，省了很多的水。这是北欧人的思维模式，他们给全世界创造了很多的绿色空气，比如它的森林越来越多。他们提出简洁，以少胜多。”
李平认为，北欧人对中国智慧的理解比中国人还要深入。例如北欧科学家波尔提出了用阴阳解读“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
他接着表示，中国人的智慧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把相生相克的关系理解好，而不完全是一致或者完全分离的，二者要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