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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诚，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83年留学法国，现为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
很多著名的汉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过，比如最早的有马若瑟、钱德明，后来有雷慕沙、儒莲，包括伯希和，这些都是汉学界的泰斗。
法国国家图书馆是西方中国古籍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它的前身是国王图书馆，已经有500多年历史了。它从十七世纪开始就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很多著名的汉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过，比如最早的有马若瑟、钱德明，后来有雷慕沙、儒莲，包括伯希和，这些都是汉学界的泰斗。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格局，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汉学藏书一方面是法国汉学历史的见证，另一方面是法国汉学发展一个必需的土壤。
现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有七个馆址，新馆是1998年开馆的，现在主要的印本全部都搬到新馆址，一共大概是一千三百万册。老馆址保留的是一些特藏品，比如说写本，钱币还有图册、音乐等等，所有的特藏品还是收藏在老馆，中国古籍也收藏在老馆。
忠实采购员白晋
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档案记载，从藏书的意义上来说，第一批正规的进书发生在1697年，1697年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汉学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受康熙委托回法国去招募新的传教士。康熙当时非常有远见，并且非常开放，他竟然任命一个外国传教士作为他的特使到他本国去完成他所想要的任务，白晋那一年回法国带了一共22种49套312册书，那是康熙送给路易十四的礼物。
白晋1698年11月2号回到了广州，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和他同行的有十几个传教士，都是懂中文的。在这些传教士里有一个不得了的人物，叫马若瑟。他被中国认定为不光是法国的，而且是西方世界里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最深的。马若瑟也是一个忠实的国王图书馆的采购员，他在中国生活了38年，为法国国王图书馆购买了大量书籍。而且他非常敬业，他只要到民间看到比较好的就买，买了就托人送回法国。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部里，中文古籍里的目录通常写有这本书是几号，是谁买来的，所以马若瑟的名字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如雷贯耳。马若瑟和当时绝大多数传教士不同的是，他对中国文学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不光收藏儒、道、佛等经典，他还买了一大批文学书籍，其中有一本是明万历43年阳城博古堂刻版，叫做元人杂剧百种，里面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赵氏孤儿》。马若瑟当时看了以后感叹不已，并且把它翻成了法语，虽然很多唱词他都没有翻，但这本书在法国文学史上也是有一笔可写的。1755年，法国文豪伏尔泰在国家图书馆读到了《赵氏孤儿》，惊叹不已，就利用故事的原本写了《中国孤儿》。大家都知道《中国孤儿》在法国话剧历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1942年，张若甫把《中国孤儿》又翻译成中文。2001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了四个版本的仿真合订本，就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有马若瑟的译本，有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最后有张若甫的《中国孤儿》的中译本，四本合订精装，其中有一本回赠到法国国家图书馆，现在就收藏在稀有书籍室珍藏，这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副馆员儒莲的求职信
曾经有过一个汉学家把世界历史上的大汉学家排过位，儒莲排在前列。这个人非常有天分，他是大汉学家雷慕沙的学生，雷慕沙去世以后，他接替雷慕沙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但是他和汉学一开始好像并没有渊源关系，他从小父母双亡，被送进了一个修道院，在那里他展现了极强的语言天分，他自学了古希腊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等等，这些对他来说就像儿戏。他自己说他学语言就是看书，有些生字就到字典里看，把字典背下来，再接着看，他就是这么学的。
儒莲24岁只身一人来到巴黎，想在巴黎求前程。当时巴黎法兰西学院希腊文学主讲教授是盖尔，也是个非常有名的希腊语专家。他就去听盖尔的课，没听几次盖尔就发现儒莲是个奇才，就叫儒莲代替他讲课。儒莲到了法兰西学院以后才发现，还有这么多东方语言没有学。他又去学希伯来语、梵文，凡是所有古怪的文字他都学过了，唯独没有学中文。一天他去拜访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雷慕沙的学生，正在准备雷慕沙要讲的一堂课，就是《孟子》，当时有一篇文章是要当堂翻译的。儒莲看到方块文字很有意思，就对他的朋友说：“你给我讲讲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朋友就逐字逐句给他讲解，半个小时他就掌握了，他说：“这样，你把这堂课让给我听好不好？”他的朋友说没问题，他就去了，就坐在雷慕沙的跟前，用流利的拉丁文把《孟子》翻译出来了。雷慕沙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巴黎，找到学拉丁文、古希腊文的学生很容易，而找到讲中文的，而且把书打开就能讲的很少，就收了他为弟子。所以法国汉学界又多了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是24岁才开始跟雷慕沙学中文的，不到几个月就翻译了《孟子》。
奇才儒莲在1838～1863年间受聘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当时是国王图书馆）做副馆员，还不是馆员。国内有些人把他的职位翻译成副馆长是错误的，他哪能当副馆长，只能当副馆员，他的老师雷慕沙也只是馆员。我专门去调了他的档案，这都是有记载的，他当时写的求职信中有一段我觉得对了解他对汉学的贡献是非常有意义的：“国王图书馆的中文和满文藏书逾万，应当将这些藏书交付能胜任之人管理，以便帮助学者研究。并适应我国文学和工业对中文译作与日俱增的要求。”短短的几句，把他以后毕生的经历全写出来了，第一，儒莲强调翻译，他在中文翻译史上是有突出贡献的；第二，儒莲是继雷慕沙之后对文学非常重视的人，他翻译了很多通俗文学；第三，他没有忽视汉学的实用价值，他提到工业对中文译作的要求。其实他也是这么做的，他曾经把《授时通考》的“蚕桑篇”和《天工开物》中《论蚕桑》的部分节选出来，翻译成法语，出了一本《蚕桑史》，而且他还撰写了《中国瓷器制造及其历史》，这些书在汉学家中非常少见。
伯希和与敦煌学
从19世纪末，欧洲开始对中亚进行考察探险，1894年，瑞典的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遗址，他们都是纯粹的探险家。1905年初，法国亚洲委员会、法国地理研究所等机构联合倡议要向现在的新疆这一带派出一个考察团。当时起步很晚，但它立意很新，因为它派出的是一个科学的团体，不是一个探险队，队长就是当时已经在汉学界崭露头角的伯希和，队员有军医瓦良，他是专门负责地图测绘和天文地理的勘测，另一名是卢瓦特，他是职业摄影师，三个人。 伯希和是这个讲座里最难讲的一个人，因为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汉学泰斗，但是对他敦煌的这段历史，争议还是很大的。我既不是研究历史的，也不是研究文献的，我是个普通的图书馆馆员，所以我只把我自己读的第一手资料讲给大家听。用戴利维的话说，伯希和是一个天才的文献学家，他除了像儒莲一样学语言有天分以外，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记忆力相当好，可以过目不忘；此外他中文讲得非常好，而且带一点北京腔。这点非常重要，尤其学语言的，你到了一个国家，你能把客国的语言讲得很好，首先就让别人对你有好感。所以伯希和所到之地，都受到了官府特别的关照，这是其他谈探险队都不可比的。
伯希和在新疆认识了当时被贬到新疆的府国公宰南，也就是光绪皇帝的堂兄，他支持义和团运动，后来被发配到新疆。宰南在伯希和离开乌鲁木齐的时候给了他一个经卷，伯希和一看，是8世纪以前的手写经卷，他早就听说斯坦因去过敦煌，并且拿走了很多东西，他当时以为斯坦因已经把藏经洞掏空了，当时看到经卷，再一调查说还有，他认为这是一个宝库，应该再去一次。
1908年2月，伯希和到达敦煌，当时看守敦煌的王道士圆就接待了他，而且对他很客气。这也很有意思，因为斯坦因自己曾经讲过，他见到王圆的时候，王圆有点惧怕，而且总是躲着他，最后几经周折才同意把斯坦因带到藏经洞里看了一眼，斯坦因挑选经卷的时候，是在一个侧室，王圆进去把它们一捆一捆地搬出来，然后由斯坦因去挑选。我想这主要可能也是因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们一切交流都必须通过他的师爷蒋校畹，蒋校畹和王圆之间是否有摩擦，大家就不知道了。总而言之，王圆对斯坦因的态度和对伯希和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1908年3月3日，王道士就为伯希和打开了藏经洞。听听伯希和当初是怎么说的：“突然，我处身在一个不足3米见方的小洞穴里，洞穴的四周塞满了两三层写本，各种各样都有，大多数是卷子，也有单页。有中文，藏文、回文和梵文，不难想象，我当时被怎样一种强烈的激动所震撼，我面对着远东历史前所未有的中国写本。”震撼之后，伯希和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据他自己说，头十天他每天要看一千份卷子，大家可以想想，他阅读的能力是多么可怕。我也在图书馆读过那份卷子，我想一天能读十份就差不多了，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读的。而且他挑选得很细致，总共大概有15000到20000份卷子，他全看了。他当时开玩笑说，头十几天是开文献学快车，后来放慢了一些速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灰尘太大，把他呛着了，他可能受不了，另外他准备和王道士讨价还价也需要时间。最后他在读过的所有卷子里头，挑选了三分之一，用500两买了一批无价之宝。
关于文献的选择标准，伯希和有个详细的记录，总共有三种情况：第一，他选择了所有自己看不懂的写本，比如婆罗米文、回文、藏文等等，这些他看不懂，他认为可能会有重要的内容，就全部收进来了；第二是中文的写本，就根据这些写本和我们已经知道的印本相关的文献学价值来进行取舍；第三就是有助于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档案。
1908年3月26日，伯希和从藏经洞出来，给当时的法国亚洲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信，把他的日记全部整理一下，做了一个总结，这封厚重的信本身就有二三十页，最后他是这么写的：“我也远离书本已经两年了，难免不少遗忘，其中一定会有遗漏和错误，望海涵。”即使今天我看来，这封信也是无可挑剔，而且是研究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敦煌卷一本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它整个重点全部都点到了。现在这些书以伯希和为编号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写本中。
伯希和从敦煌回来以后，又去了一下越南的远东学院，然后重返北京，他要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一批印本，如果说只有写本，没有和研究写本相关的印本，那么这些写本也没有用，所以他用了差不多四五个月为法国国家图书馆买了3万册印本，这3万册印本现在就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是B6AB。我为什么提这个呢，因为这些印本收藏价值非常高，它们是一个汉学大家精心挑选的，伯希和的记性特别好，他知道国图有哪些书，没有哪些书，他甚至对欧洲整个汉籍的布局都有了解，所以他每一本书都是精心挑选的。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们为国家图书馆带回一批绝无仅有的中文书。”大家如果有机会到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B6AB的书一定要看。购买这些书的手段也非常奇特，因为他们当时经费已经用完了，怎么办？伯希和打得一手好桥牌，他的记忆又非凡，所以他每场必胜，晚上打桥牌，第二天就拿赢来的钱买书，这也是有史可查的。
很多著名的汉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过，比如最早的有马若瑟、钱德明，后来有雷慕沙、儒莲，包括伯希和，这些都是汉学界的泰斗。
法国国家图书馆是西方中国古籍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它的前身是国王图书馆，已经有500多年历史了。它从十七世纪开始就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很多著名的汉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过，比如最早的有马若瑟、钱德明，后来有雷慕沙、儒莲，包括伯希和，这些都是汉学界的泰斗。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格局，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汉学藏书一方面是法国汉学历史的见证，另一方面是法国汉学发展一个必需的土壤。
现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有七个馆址，新馆是1998年开馆的，现在主要的印本全部都搬到新馆址，一共大概是一千三百万册。老馆址保留的是一些特藏品，比如说写本，钱币还有图册、音乐等等，所有的特藏品还是收藏在老馆，中国古籍也收藏在老馆。
忠实采购员白晋
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档案记载，从藏书的意义上来说，第一批正规的进书发生在1697年，1697年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汉学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受康熙委托回法国去招募新的传教士。康熙当时非常有远见，并且非常开放，他竟然任命一个外国传教士作为他的特使到他本国去完成他所想要的任务，白晋那一年回法国带了一共22种49套312册书，那是康熙送给路易十四的礼物。
白晋1698年11月2号回到了广州，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和他同行的有十几个传教士，都是懂中文的。在这些传教士里有一个不得了的人物，叫马若瑟。他被中国认定为不光是法国的，而且是西方世界里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最深的。马若瑟也是一个忠实的国王图书馆的采购员，他在中国生活了38年，为法国国王图书馆购买了大量书籍。而且他非常敬业，他只要到民间看到比较好的就买，买了就托人送回法国。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部里，中文古籍里的目录通常写有这本书是几号，是谁买来的，所以马若瑟的名字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如雷贯耳。马若瑟和当时绝大多数传教士不同的是，他对中国文学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不光收藏儒、道、佛等经典，他还买了一大批文学书籍，其中有一本是明万历43年阳城博古堂刻版，叫做元人杂剧百种，里面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赵氏孤儿》。马若瑟当时看了以后感叹不已，并且把它翻成了法语，虽然很多唱词他都没有翻，但这本书在法国文学史上也是有一笔可写的。1755年，法国文豪伏尔泰在国家图书馆读到了《赵氏孤儿》，惊叹不已，就利用故事的原本写了《中国孤儿》。大家都知道《中国孤儿》在法国话剧历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1942年，张若甫把《中国孤儿》又翻译成中文。2001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了四个版本的仿真合订本，就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有马若瑟的译本，有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最后有张若甫的《中国孤儿》的中译本，四本合订精装，其中有一本回赠到法国国家图书馆，现在就收藏在稀有书籍室珍藏，这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副馆员儒莲的求职信
曾经有过一个汉学家把世界历史上的大汉学家排过位，儒莲排在前列。这个人非常有天分，他是大汉学家雷慕沙的学生，雷慕沙去世以后，他接替雷慕沙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但是他和汉学一开始好像并没有渊源关系，他从小父母双亡，被送进了一个修道院，在那里他展现了极强的语言天分，他自学了古希腊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等等，这些对他来说就像儿戏。他自己说他学语言就是看书，有些生字就到字典里看，把字典背下来，再接着看，他就是这么学的。
儒莲24岁只身一人来到巴黎，想在巴黎求前程。当时巴黎法兰西学院希腊文学主讲教授是盖尔，也是个非常有名的希腊语专家。他就去听盖尔的课，没听几次盖尔就发现儒莲是个奇才，就叫儒莲代替他讲课。儒莲到了法兰西学院以后才发现，还有这么多东方语言没有学。他又去学希伯来语、梵文，凡是所有古怪的文字他都学过了，唯独没有学中文。一天他去拜访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雷慕沙的学生，正在准备雷慕沙要讲的一堂课，就是《孟子》，当时有一篇文章是要当堂翻译的。儒莲看到方块文字很有意思，就对他的朋友说：“你给我讲讲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朋友就逐字逐句给他讲解，半个小时他就掌握了，他说：“这样，你把这堂课让给我听好不好？”他的朋友说没问题，他就去了，就坐在雷慕沙的跟前，用流利的拉丁文把《孟子》翻译出来了。雷慕沙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巴黎，找到学拉丁文、古希腊文的学生很容易，而找到讲中文的，而且把书打开就能讲的很少，就收了他为弟子。所以法国汉学界又多了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是24岁才开始跟雷慕沙学中文的，不到几个月就翻译了《孟子》。
奇才儒莲在1838～1863年间受聘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当时是国王图书馆）做副馆员，还不是馆员。国内有些人把他的职位翻译成副馆长是错误的，他哪能当副馆长，只能当副馆员，他的老师雷慕沙也只是馆员。我专门去调了他的档案，这都是有记载的，他当时写的求职信中有一段我觉得对了解他对汉学的贡献是非常有意义的：“国王图书馆的中文和满文藏书逾万，应当将这些藏书交付能胜任之人管理，以便帮助学者研究。并适应我国文学和工业对中文译作与日俱增的要求。”短短的几句，把他以后毕生的经历全写出来了，第一，儒莲强调翻译，他在中文翻译史上是有突出贡献的；第二，儒莲是继雷慕沙之后对文学非常重视的人，他翻译了很多通俗文学；第三，他没有忽视汉学的实用价值，他提到工业对中文译作的要求。其实他也是这么做的，他曾经把《授时通考》的“蚕桑篇”和《天工开物》中《论蚕桑》的部分节选出来，翻译成法语，出了一本《蚕桑史》，而且他还撰写了《中国瓷器制造及其历史》，这些书在汉学家中非常少见。
伯希和与敦煌学
从19世纪末，欧洲开始对中亚进行考察探险，1894年，瑞典的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遗址，他们都是纯粹的探险家。1905年初，法国亚洲委员会、法国地理研究所等机构联合倡议要向现在的新疆这一带派出一个考察团。当时起步很晚，但它立意很新，因为它派出的是一个科学的团体，不是一个探险队，队长就是当时已经在汉学界崭露头角的伯希和，队员有军医瓦良，他是专门负责地图测绘和天文地理的勘测，另一名是卢瓦特，他是职业摄影师，三个人。 伯希和是这个讲座里最难讲的一个人，因为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汉学泰斗，但是对他敦煌的这段历史，争议还是很大的。我既不是研究历史的，也不是研究文献的，我是个普通的图书馆馆员，所以我只把我自己读的第一手资料讲给大家听。用戴利维的话说，伯希和是一个天才的文献学家，他除了像儒莲一样学语言有天分以外，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记忆力相当好，可以过目不忘；此外他中文讲得非常好，而且带一点北京腔。这点非常重要，尤其学语言的，你到了一个国家，你能把客国的语言讲得很好，首先就让别人对你有好感。所以伯希和所到之地，都受到了官府特别的关照，这是其他谈探险队都不可比的。
伯希和在新疆认识了当时被贬到新疆的府国公宰南，也就是光绪皇帝的堂兄，他支持义和团运动，后来被发配到新疆。宰南在伯希和离开乌鲁木齐的时候给了他一个经卷，伯希和一看，是8世纪以前的手写经卷，他早就听说斯坦因去过敦煌，并且拿走了很多东西，他当时以为斯坦因已经把藏经洞掏空了，当时看到经卷，再一调查说还有，他认为这是一个宝库，应该再去一次。
1908年2月，伯希和到达敦煌，当时看守敦煌的王道士圆就接待了他，而且对他很客气。这也很有意思，因为斯坦因自己曾经讲过，他见到王圆的时候，王圆有点惧怕，而且总是躲着他，最后几经周折才同意把斯坦因带到藏经洞里看了一眼，斯坦因挑选经卷的时候，是在一个侧室，王圆进去把它们一捆一捆地搬出来，然后由斯坦因去挑选。我想这主要可能也是因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们一切交流都必须通过他的师爷蒋校畹，蒋校畹和王圆之间是否有摩擦，大家就不知道了。总而言之，王圆对斯坦因的态度和对伯希和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1908年3月3日，王道士就为伯希和打开了藏经洞。听听伯希和当初是怎么说的：“突然，我处身在一个不足3米见方的小洞穴里，洞穴的四周塞满了两三层写本，各种各样都有，大多数是卷子，也有单页。有中文，藏文、回文和梵文，不难想象，我当时被怎样一种强烈的激动所震撼，我面对着远东历史前所未有的中国写本。”震撼之后，伯希和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据他自己说，头十天他每天要看一千份卷子，大家可以想想，他阅读的能力是多么可怕。我也在图书馆读过那份卷子，我想一天能读十份就差不多了，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读的。而且他挑选得很细致，总共大概有15000到20000份卷子，他全看了。他当时开玩笑说，头十几天是开文献学快车，后来放慢了一些速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灰尘太大，把他呛着了，他可能受不了，另外他准备和王道士讨价还价也需要时间。最后他在读过的所有卷子里头，挑选了三分之一，用500两买了一批无价之宝。
关于文献的选择标准，伯希和有个详细的记录，总共有三种情况：第一，他选择了所有自己看不懂的写本，比如婆罗米文、回文、藏文等等，这些他看不懂，他认为可能会有重要的内容，就全部收进来了；第二是中文的写本，就根据这些写本和我们已经知道的印本相关的文献学价值来进行取舍；第三就是有助于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档案。
1908年3月26日，伯希和从藏经洞出来，给当时的法国亚洲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信，把他的日记全部整理一下，做了一个总结，这封厚重的信本身就有二三十页，最后他是这么写的：“我也远离书本已经两年了，难免不少遗忘，其中一定会有遗漏和错误，望海涵。”即使今天我看来，这封信也是无可挑剔，而且是研究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敦煌卷一本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它整个重点全部都点到了。现在这些书以伯希和为编号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写本中。
伯希和从敦煌回来以后，又去了一下越南的远东学院，然后重返北京，他要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一批印本，如果说只有写本，没有和研究写本相关的印本，那么这些写本也没有用，所以他用了差不多四五个月为法国国家图书馆买了3万册印本，这3万册印本现在就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是B6AB。我为什么提这个呢，因为这些印本收藏价值非常高，它们是一个汉学大家精心挑选的，伯希和的记性特别好，他知道国图有哪些书，没有哪些书，他甚至对欧洲整个汉籍的布局都有了解，所以他每一本书都是精心挑选的。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们为国家图书馆带回一批绝无仅有的中文书。”大家如果有机会到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B6AB的书一定要看。购买这些书的手段也非常奇特，因为他们当时经费已经用完了，怎么办？伯希和打得一手好桥牌，他的记忆又非凡，所以他每场必胜，晚上打桥牌，第二天就拿赢来的钱买书，这也是有史可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