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很多在北京为官的进士喜欢辞职回乡当老师。如，福州人林则徐（1785—1850）曾说过：“30年前的福州，读书人不想升官，即使考中进士做了京官，也宁可归乡，在州郡书院里找一个教书的工作养家糊口。”
　　他说的虽是嘉庆年间的情况，但整个清末基本如此。
　　1883年，四川富顺县人刘光第考中进士后，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因母丧，守制回乡不归，在地方书院教书。
　　1838年，22岁的浙江湖州人钱振伦考中进士，在北京十来年，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四川省乡试正考、国子监司业，1850丁母忧，辞职回乡教书，先后在杭州紫阳书院，淮阴崇实书院，扬州梅花书院、安定书院等处任教，直至1879年在扬州去世。
　　1871年，钱振伦的弟弟、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考中进士，在北京任礼部主事。11年后，辞职回乡，先后在绍兴龙山书院，常州乐仪书院任教。
　　他们皓首穷经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好不容易谋了个在京为官的金饭碗，为何辞职去当老师呢？
　　主要原因是，考中进士后做了京官，如没有外派到地方担任有实权的官职，在原职又无法升迁，那么做京官就基本无前途。
　　仕途渺茫，也就穷困潦倒了。清制，六品文官年俸银60两，禄米60斛（约9000斤）。从雍正起，由于京官清苦，特支双俸（禄米除外），称恩俸，但年俸和恩俸总加起来不过120两银子，另外还有9000斤禄米，这就是六品京官的年收入。
　　这笔收入约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呢？
　　为了能与现代可比，按大家常用的米价来做衡量。清朝米价的波动比较大，按太平盛世的清乾隆年间算，米价大约15文钱/升（卢锋：《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1910）》）。一升约1.5斤，现今超市的平均米价2元/斤，则一升米价格为3元，即1斤米价格为10文钱。1两银合1000文，可买100斤米，即清乾隆的1两银子相当于现在200元。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六品京官的年收入：120×200+9000×2=42000（元），也即相当于现在4.2万元。京官们拖家带口，甚至雇佣家仆，既要保障全家吃穿住行医，又有官场应酬和人情往来，而其所有的收入就这4.2万元，显然很窘迫。
　　《中国绅士》作者张仲礼综合刘伯骥的《广东书院沿革》一书及其他资料，推断清代书院山长（校长）年平均收入为350两（约今7万元）。而根据柳治徽的考订，个别大的书院的收入更高，如钱振伦曾主持的扬州安定、梅花书院，光绪年间山长的收入高达700两（约今14万元）。这笔收入和掌握实权，同时有各种灰色收入的各级官僚而言，不算高，但与年收入才4万多的穷京官相比，已经在经济上打了翻身仗了。
　　清末，在京城供职的一般官员或新入职官员的薪俸是非常微薄的。1888年，刘光第在族叔、盐商刘举臣的资助下，辞去教职重返京城，更知“长安居大不易”，“留京有家眷，每年非六百金不可”，而俸银只有五十余金，也就是说，刘光第一家要在北京生活，年薪至少要600两银子（约今12万元），可是其工资才50多两银子（约今1万多元）。
　　刘光第在北京期间，在北京南西门外修复了一座废圃和几间旧舍作为寓所，一住就是10年。为了糊口，他的家人常去粥厂喝粥。
　　光绪末年，由于内外交困，京城米价腾跃，百物昂贵。加之刘光筑（刘光第的弟弟）来京读书，屋仄另迁，生活更窘。家中向来唯一老仆守门，凡炊事洒扫皆夫人及诸女承担。10口之家，常以玉米、番薯贴食；来了朋友，“沽酒、瓜豆待之”。而他自己，则“一身袍服，十年不易。”
　　刘光第常在家“自锄片地种蔬菜”。夫人张云仙在京11年，从未出门和同乡京官眷属交际应酬，终日料理家务。刘光筑到京读书，心向要在当京官的哥哥家里享受一番，不料天天领教的都是粗茶淡饭，还要被督促读书，不满之余编了一首顺口溜，教侄女们唱：“早饭吃了喊补锅，夜饭吃了响更罗；既汤斗（熨斗），莫奈何，忍饥挨饿把书摸。”刘光第听了以后，又好笑又好气，给加上了一句：“不成材的子弟提砂锅（讨口要饭）。”
　　刘光第举家生活不保，全靠刘举臣的每年200两白银资助，至殉难为止。
　　1898年9月24日，慈禧政变，前三天先囚光绪，第四天拂晓，刘光第在寓中被捕。缇骑见他家中家具被帐都很破旧，夫人张云仙如佣妇，皆惊叹！
　　他家除了笔墨书卷，别无值钱财物，其境遇穷困，为人所不忍入目。
　　刘光第就义后，吊唁者看到他家十分穷困，纷纷捐款贈物，其中有个不知名的吊唁者，留下白银百两，流泪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