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领域，人类在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日益增多的同时，也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性影响：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源污染、森林破坏、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造成了生物的大批灭绝。因此，如何使人和生态环境平衡发展日益成了人们自觉关心的问题。
　　科学技术把人类的文明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也使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人类已拥有了巨大的创造能力，似乎能够把地球未来的命运也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没有道德力量的约束，现代技术运用的任何一种力量都可能显现出其破坏性特征，其结果必定会造成一种难以挽回的毁灭性力量。尽管人们采用各种方法试图缓解和消除生态危机，但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究其原因，不在于我们缺乏必要的技术能力，而在于缺乏必要的伦理意识。
　　生态伦理学作为研究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道德问题的理论，其目的是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一个恰当的道德根据。这些理论流派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思想倾向：泛人道主义伦理倾向和生态主义伦理倾向。泛人道主义伦理倾向大多否认生命和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试图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向外延伸到未来的子孙后代以及非人类的生命和自然界。如现代人类中心论、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生态主义的伦理倾向却是基于生态学的观点，即人、生物和自然界的所有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观点，承认生命和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把保护生命和自然界看成是人类的一种道德责任。如生物中心论、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和自然价值论。
　　生态伦理学打破了仅仅关注如何协调人际利益关系的人类道德文化传统，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赋予了真正的道德意义和道德价值。当代人在取得自我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留给子孙后代必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是人类应有的道德责任和对未来人类的道德义务。时代已经把生态伦理学放到一个十分突出的地位，要求它为认识和解决上述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有效规范。
　　生态伦理学还试图在人类根深蒂固的价值与伦理观念中来一场新的启蒙，把权利和义务关系赋予非人类的物种、自然物和整个生态系统。在它看来，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确定有助于结束人与自然数百年的敌对状态。生态伦理学试图用道德来约束人对自然的行为，表面看只是伦理的边界扩大，但实质上蕴含着一场观念上的革命。生态伦理学向人们提出了全新的道德要求，这意味着人类的一次深刻的角色转变，即由自然的征服者变成自然的调节者，实现这一角色的转换不仅需要强制性的政策法规，更需要道德的力量。生态伦理学便是要为人类适应这种新的角色建构起系统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有观点认为生态伦理学有“反人类”缺陷。我们需承认，任何一种人类建构的理论，必然不可能是“反人类”的。若说生态伦理学破碎了“人类中心论”，那是确然的。不过这并不是“反人类”，降低人类的价值。正相反，它打碎的只是狭隘的“个人疆界”，而将人的主体性疆界拓展了，伦理主体的扩展过程，其实是人类境界的提升，直到最广阔的整体灵性图景，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也有观点认为生态伦理学有“反技术”倾向。我们需明白，环境保护需要更高的技术，更清洁与更节约的技术，以充分、合理、高效的开发和使用资源。其次，对于技术的使用，也一定要在道德伦理的指导之下。
　　生态伦理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想资源相当丰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态伦理学思想资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本体论上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天”与“人”合一的整体宇宙生命統一论的生存境界;另一方面，是“天道”和“人道”一致性的将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的规律统一起来。第二，价值论上的平等或和谐的伦理之乐。一方面，整一世界体系中人与万物各有其祥和的安置位置;另一方面，人又主动的对万物持有爱护关切的态度。第三，生活论中具体的环境保护传统。一方面是珍惜与保护自然资源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对人自身欲望和技术的一定节制。
　　我们知道，西方的生态环境保护是自下而上的运动，主体是广大的民众，民众通过生态自觉表现出来对生态自然的关爱，通过生态环境运动促使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生态道德的力量可见一斑。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是自上而下的推动，是由政府出台政策和法规来推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民众自觉的生态行为还没有形成气候，往往把生态环境的保护看成是政府的事情，只要不直接损害自己的利益，就不愿主动参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伦理建设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只有在现实的生态实践中，生态伦理思想才能真正生根发芽。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能只依靠政府的行为，生态伦理建设也不能只依赖学者的著作，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中国的生态伦理建设应该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生态伦理的实践上，培育更多的具有良好生态伦理行为的道德主体，使生态道德成为广大民众的内在素养，在社会实践中体现生态伦理建设的成效。人类只有自觉用生态伦理规范自身的行为，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