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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空间是文化生态的载体。旅游空间生产形塑着社区文化的生存空间，并对文化生态系统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通过分析大理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的历史脉络，探寻三月街空间演变背后的社会动因。田野调查发现，旅游空间生产改变了三月街文化生态所赖以存在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形成了新的社区地理脉络、社会交往脉络和新的文化脉络，从而引起三月街文化变迁。政府、商业资本和村民等多元主体的互动和博弈决定着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和文化生态的治理方向和治理效果。
关键词：旅游空间生产;文化生态;多元博弈;旅游社区;三月街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5-0039-07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社区空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重构过程，并在传统居住社区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专门化社区——旅游社区。旅游空间生产是将空间生产理论嵌入旅游社区场域，通过多种旅游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从而构建出新的空间形态[ 1 ]。旅游社区空间是社区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社区空间的灵魂，是使一个社区有别于其他社区的根本因素。社区空间生产与社区文化生态变迁存在密切联系，并引发诸多研究和讨论。一是社区空间生产对文化生态的形塑作用。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空间生产可以改善承载文化的地理环境、对个体文化事项进行创新利用，并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保护意识。二是空间生产有可能带来文化生态的负面变化，比如，新建社区的商业符号追求对社区传统文化符号的冲击，造成文化生态异化等。
空间生产一直是哲学领域的研究焦点，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康德等都曾经对空间生产进行过探讨。1974年，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出版《空间的生产》一书，从哲学角度建构了空间的生产理论，为人类的空间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和视角。该书长期以来被奉为空间分析的经典之著，并被廣泛运用于社会学和地理学领域的空间研究。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本身的生产”，并将空间分解为三个生产层次，分别是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 2 ]。物理空间具有自然性，主要涉及空间的地理格局塑造及资源的空间整合。社会空间具有人文性，是对社区不同主体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精神空间主要涉及精神和意识方面的生产。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三者之间彼此渗透，相互重叠，构成了完整的社区空间。之后，戴维·哈维、米歇尔·福柯、卡斯特等分别从空间正义、空间权力、政府干预等方面对空间生产理论进行了延展。其中，米歇尔·福柯提出了空间是“权力的逞能场所”，空间的命运取决于权力的观点[ 3 ]。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不同权力主体之间通过博弈和互动，共同影响着社区的空间生产并引致其间的文化变迁。
三月街，也称月街、观音市，是大理白族的传统节日，从唐朝永徽年间至今，经历了1 300多年的历史传承。作为当前大理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节庆旅游品牌，改革开放以来三月街的空间生产从未停止，并推动着三月街传统空间的更新与重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商业资本、社区居民（村民）、游客、文化学者、外来展销者作为三月街空间生产的主体，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在一系列的博弈中，对三月街空间现状的形成和未来更新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各相关利益方所扮演的角色及影响如何？本文将通过对三月街空间演变史的梳理，来探求其背后的社会动因，以期为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旅游空间生产及文化生态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一、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的历史溯源
为综合了解旅游社区空间生产对文化生态的影响及各生产主体在其中的多元博弈情况，本文选取大理白族三月街为案例点，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相关信息并进行分析。本文的数据采集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通过文献法，获得空间生产及文化变迁的历史资料。二是通过参与式观察，从1995年至今，多次亲身感受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的文化生态变迁情况，并于2019年4月19日—5月3日期间，对三月街进行重点考察。三是通过对相关人员的访谈，了解他们对三月街文化生态变迁的不同态度。本文共访谈25人，被访者包括三月街相关行政主体职员及三月街周边村民、旅游企业职工、文化学者、游客、外来展销者。
三月街具有特定的文化场。大理古城苍山门以西，崇圣寺三塔以南，以赛马场为核心区域，周围约90亩的范围为三月街的物理、地理空间和场所。三月街于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开街。开街期间整个大理州放假3天，各族群众齐聚三月街，“唱歌赛马做买卖”，体现出传统节庆的综合性、岁时性、周期性、族群性及娱乐性等文化属性。同时，通过三月街的纽带作用，周围村民和游客、外来展销者的生产、生活、消费活动交织成长久或短暂，熟悉或半熟悉的社会空间。在三月街的时空生产过程中，政府由于对旅游资源的所有权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并通过旅游规划、设计等方式影响空间生产，因而是“空间表征”的主要影响者。文化学者在旅游规划和实施中提供知识保障，也属于“空间表征”的参与者。同时，政府通过主导权，对商业资本的生产行为进行肯定或否定。商业资本对旅游开发和建设具有极大推动作用，是“空间实践”的主要实施者。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商业资本以雄厚的实力和对利润的终极追求，对政府的要求与村民的诉求进行选择性地遵守和考量。表现在实际生产中，商业资本必须以文旅项目形式，才能获得政府的开发许可，建筑高度和样式必须符合环保和文化传统要求。而以三月街古街场周围原住民为核心，包括新住民、游客、外来展销者在内的人们，在不断的相互交流与交融中，形成了特殊的“表征空间”。在多方博弈中，这一部分由于力量的分散等原因，一般处于被支配和消极的主体地位。三方力量在不断的博弈和妥协中，共同推进三月街空间生产与重构，并引致传统文化生态的嬗变。
（一）旅游空间生产改变了三月街地理空间格局，形成新的社区地理脉络
文化具有地理性，地理空间格局是文化的可视化载体，并通过地理（物理）空间的表征进行传播。三月街文化生态的变迁首先源于其地理空间格局的重构。为满足游客游览、居住、娱乐等需求，作为空间生产主导者的政府联合商业资本，形成资本和权力的“共谋”，进行一系列物理—地理空间生产，大大扩张了旅游消费空间，从而改变原有社区地理脉络，使文化生态因地理空间改变而变迁。三月街地理空间格局的重构，主要表现为古街场的确定和修缮、分会场的设立和扩展。 1.古街场的确定和修缮
“唱歌赛马做买卖”是三月街的核心活动。尽管三月街赛马活动始于宋朝，但赛马场的位置却不完全固定。1982年，政府主导在崇圣寺三塔南部开辟占地83亩的赛马场。为规范三月街期间的货物贸易，1983年，政府在赛马场南部统一搭建临时售货棚。1998年，又将临时售货棚改为固定店铺，三月街古街场位置进一步确定。随后，政府引入商业资本，在古街场西端修建中和坊商务酒店，修缮街道路面，并按照商品类别对街道进行规划分区，搭建大本曲表演台，修建对歌台。2017年，度假区管委会委托大理智慧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在古街场新建大理州12县市特色农产品和民族手工艺品展示会馆，形成“天天三月街”常态化综合集市。在这个过程中，度假区管委会、商业资本以及在生产过程中提供文化、环保等建议的学者，共同构成了三月街空间生产的主体力量，协同推进三月街的空间实践过程，并获得外来展销者的认可。而商业资本获得了再生产机会，在古街场的修葺中，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态度。村民与政府形成了某种共识，对古街场的位置确定没有太多看法，对基础设施的改善表示欢迎。
我们卖东西也方便了，不像以前，最怕刮风下雨。——CHEN（外来展销者）
赛马场那片地不肥，征地时间也早，对我们影响不大，所以并没有人出来反对。——LIU（村民）
当时给被征地的人家批了自留地，大家也挺满意。——LI（村民）
这已经是度假区管委会的事情了。不过路面修好了，我们逛街的时候也方便——YANG（村民）
2.分会场的设立和扩展
随着旅游空间生产范围扩大和政府介入力度加大，三月街古街场物理空间范围逐步扩大，以“赛马场”为核心，不断向南部和东部扩展。在主会场外，三月街还增设了武庙、观音堂、全民健身中心等分会场，形成以古街场为核心区域，以大理市（县级市）为辅助区域，以整个大理州为边缘区域的空间形态。政府方面认为，这样有利于“全州老百姓感受三月街带来的喜庆气氛”。文化学者认为，物理空间范围的扩大，客观上促进了三月街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村民有了更多“玩场”，也乐见其变。在这个过程中，商业资本也没有缺席。云南城投（ 1 ）以武庙恢复为契机，获得了武庙周围地段的开发权，实现了资本的循环再生产。
古街场的确定、修缮以及分会场的设立和扩展，为三月街文化生态的维系和良好循环提供了有效的空间载体，并以此为基点进行更广泛的传播。
（二）旅游空间生产改变了三月街传统社会空间，形成新的社区交往脉络
旅游社区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生产主体发生较大变化，由最初的居民（村民）自发参与，扩展为政府搭台，企业和展销者积极参与，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习惯性”参与的格局，空间主体构成不断扩大。
1.政府从参与到主导的转变
尽管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及至改革开放前夕，规模几经变化，但三月街参与主体都以当地村民为主，政府主导作用并不突出。在旅游空间生产中，政府逐渐参与进来，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三月街的旅游规划、项目招标、日常管理等，都以度假区管委会为主要负责单位。政府成为三月街新的社会空间的主要建构者。商业资本、村民则在政府引导下，或主动或被动地參与三月街社会空间的建构。
2.参与主体类别和数量的扩展
1991年，三月街被确定为大理白族自治州法定节日，所属主体从大理市范围扩展到大理州。赛马、射箭等传统体育项目吸引来自全国范围内的选手。马拉松、动漫节等现代节事活动，将三月街的参与主体从当地向世界扩展。在这些节事活动中，参与者由于兴趣、情感等的邻近，形成一种类似于“新部落”[ 4 ]的公众互动方式，并随着周期性的举办，形成循环性的交往。在商业资本的助推下，三月街影响力不断提升。2001年三月街期间，大理州接待旅游者31.3万人次，2018年，这一数据达到59.19万人次。更多来自其他省份甚至东南亚国家的商品展销者齐聚三月街。在三月街空间生产中，展销者、游客和村民形成多元并置状态，加剧了村民日常生活空间向流动空间的转向。政府实现了扩大三月街社会影响的目的，商业资本获得了再生产的机会，村民们也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
看到我们家乡的节庆那么受欢迎，我们也很自豪。——DONG（村民）
空间主体结构的变化及扩展，为三月街传统文化生态的传承提供了更多可能，充分体现了旅游空间生产对传统文化生态的正面形塑作用。
（三）旅游空间生产改变了三月街传统精神空间，形成新的社区文化脉络
随着社区地理空间格局改变，社区精神空间也发生变化。在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点和新的文化脉络。
1.消费空间变化
早期三月街的消费特点主要为功能性消费。为寻求观音护佑而祭祀，为寻求伴侣而对歌，为促进马匹销售而赛马。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宗教影响式微，祭祀功能弱化;牲畜交易逐渐退出三月街舞台;赛马演变为民族体育运动项目;对歌不再是为寻求伴侣，而是出于爱好。这些传统文化，在历史演变中，散失了原有存在价值，却又由于旅游生产的需要，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力量使三月街所根植的社会环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空间生产过程。村民们和游客一起，享受三月街带来的“热闹”，体验三月街期间音乐节、自行车赛等新的休闲方式。
以前东西少（物资短缺），来三月街主要是购买布料等日用品。现在这些（商品）在家门附近就可以买了。我们来三月街主要是好玩，不一定要买东西。三月街对白族人来说，就像过年一样。——ZHANG（村民）
而政府部门认为，三月街消费空间的变化是政府管理有效性的体现，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2.产业地位变化
在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中，政府、商业资本、村民、学者、游客和展销者等不同主体的身体表达，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意义，形成新的社区文化脉络。政府作为空间表征的主要实践者，在三月街旅游文化形成过程中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从1996年开始，大理市政府逐步把旅游业的地位从全市4大支柱产业末端提到首席，并提出“以旅活市”战略。此后，三月街作为旅游节庆的品牌功能日益凸显，旅游产业逐渐从配角走向主角。三月街期间举办的文体活动越来越丰富（见表1），知名度大大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商业资本以赞助或直接参与等方式，推动着三月街的旅游空间生产实践。村民作为三月街的核心参与者和生产者，在政府引导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中，见证了三月街从传统民族节日向旅游节庆的转化，生计方式从农业向旅游服务转型。文化学者认为，三月街的规模扩大和影响力提升，体现了三月街生产性保护的成效，也是人们了解当地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而游客则以旅游决策和口碑的形式，影响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他们和村民一起，共同形塑着三月街的表征空间，也是影响三月街文化生态变迁的主要因素。 二、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引致的文化变迁
文化生态系统依托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而得以构建。民族旅游社区的空间生产，是旅游地的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交融性生产。旅游所涉及的原真性与舞台化、符号化等问题，都与空间生产密切相关[ 5 ]。
（一）传统活动的舞台化
现在三月街期间开展的对歌、舞龙、大本曲展演等活动，已经不是村民自发组织，而是政府安排的传统文化展示活动。政府认为这样可以提高三月街的文化内涵，促进传统文化的恢复和传播。部分村民也持相同观点。但也有村民认为，这些展演活动脱离了原有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像“天天三月街”这样的旅游项目，淡化了三月街传统节庆仪式的神圣性。
“我已经连续五年没有去赶月街了，那些活动都没有原来的感觉了，没有意思。” —— ZHANG（村民）
被访游客表示没有觉得三月街有特别的吸引力。
“和我们家乡的商品展销会差不多。没怎么看表演，也没感觉有多特别，表演痕迹太明显了。” ——YANG（游客）
（二）传统文化的符号化
商业资本的进入及生产改变了传统文化所根植的空间形态，消解着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引起民居建筑、服饰、语言等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变迁和异化。“白墙青瓦”的民居，“风花雪月”的服饰，白话（白族语言）、餐饮等传统文化逐渐从生活化走向符号化。周围民居虽然应政府要求，还保留着“白墙青瓦”的传统外形，但内部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村里只有中老年妇女还在穿白族服饰。
不方便，而且大家都不穿，也不好意思穿。——HUANG（村民）
导游、志愿者、导购员等应旅游主管部门要求，在接待游客期间穿着民族服饰。随着三月街参与者来源地越来越广，普通话成为三月街上最主要的交流用语。村民们只和家人或同村人用白语交流。当地饮食为适应游客需要也不同程度发生变化。比如，三月街名菜“黄焖鸡”，已经从当地人喜爱的“香辣”味，变为有“香”而“少辣”的口味。
在传统文化的变迁及坚守中，政府和村民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为延缓传统文化变迁和异化，政府以行政方式，对村民建房标准、从业者着装提出要求，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居、服饰等传统文化。村民也积极配合政府，自建房都维持白族传统样式。但是，游客、新住民、商业资本带来的影响缓慢却巨大。游客和新住民一方面对白族民居表现出浓厚兴趣，一方面却又对传统建筑的一些设计不满意，希望房主进行改变。而商业资本为了满足游客需求，客观上对文化变迁起到了推动作用。
传统活动的舞台化和符号化，既是三月街文化生态变迁的表征，也是新时代三月街文化生态的生存方式。
三、旅游空间生产的治理讨论——多元主体的博弈
在空间生产中，廓清空间的主体和客体，影响着文化生态变迁的调适和治理方向[ 6 ]。作为特定的文化场域，三月街具有自身的运行逻辑和关系结构。不同权力主体在三月街的空間构型中，以各自的行动逻辑和策略进行着合作或竞争。与传统社区相比，三月街空间生产所涉及的权力主体更多。根据本文前述对三月街空间生产过程的梳理，政府、商业资本、村民、展销者、游客和文化学者作为生产主体共同出现在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中。在政府的主导或引导下，承载三月街传统文化的空间形态不断重构和更新。而商业资本、村民、游客、展销者和文化学者在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中，与政府的态度不尽相同。在旅游空间生产治理过程中，他们出于各自的立场和目的，采取相似或不同的措施，在多方互动博弈中，共同影响着文化空间的呈现。其中，村民作为三月街传统文化所有者、商业资本作为空间实践的主要实施者，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对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的治理具有决定作用。
（一）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双重压力
从历史来看，三月街在解放前曾一度中断。解放后，三月街才在地方政府干预下得以延续并不断扩大影响。这首先得益于我国制度的优越性。在旅游空间生产中，地方政府由于掌握着项目审批和公共资源的使用等权力而具有绝对主导权，并承受着当地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的双重压力。由于没有良好的工业基础，运用优美风光、悠久历史和独特民族文化发展旅游经济是当地政府的首选。在旅游空间生产中，地方政府主导对三月街进行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修缮以及文化和旅游景观的生产。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传统文化景观的恢复和保护。但是，Cohen（1972）指出，当旅游成为一地的主要经济来源时，容易引起对该地区的损害[ 7 ]。
在发展旅游之前，农牧业是大理的主要产业。在“旅游地产”战略指引下，当地政府与开发商形成“联盟”，通过“运动式”开发，引发大量农牧产业空间直接调整为商住与旅游功能空间，导致农牧产业空心化，也对植根于农牧业空间基础上的文化生态构成威胁。紧邻三月街的大理王宫项目在2012年推出一系列文旅构想，但至今只完成地产项目。过多的地产项目引发产业单一、空间固化的矛盾。而且，旅游空间生产更偏向于对传统文化地理空间等的“硬件”建设和治理，而忽略了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等“软件”因素的渐进式凋敝问题[ 8 ]。
在旅游空间生产治理中，村民们希望政府将古街场上闲置的店铺以较低价格出租给返乡创业的村民，鼓励他们基于传统文化进行创意性生产。比如，大理的石雕/木雕工艺、银器制作、扎染、竹编等手工艺品的创意性生产;白族洞经音乐等传统曲艺的传承培训;12县市特色小吃店铺;大理州内白族、回族等各族群服饰的生产、销售。他们希望政府在三月街期间开辟“自由市场”区域，让附近村民可以自由贸易。同时，村民们强烈要求政府严格限制低俗文化进入古街场。
文化学者认为，政府需要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压缩地产空间，收紧地产项目审批，杜绝权力寻租行为;严格审查和监督以“文旅之名行地产之实”的项目。他们还建议政府以积极态度融入数字经济时代，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存储和记录现有空间状态，保护传统文化空间，充分发掘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促进旅游社区空间的良性生产。产业空间的结构性调整应该兼顾旅游社区转型的功能调整需求及长远发展，一方面要确立一、二产业的保障底线，保证其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功能更加复合多元的空间，减少旅游地产空间，为高端服务业和创新经济的发展腾挪更多空间。 （二）商业资本：短期利润和可持续盈利的矛盾
社区空间的组织和结构是资本生产的资源和产物[ 9 ]。作为空间生产的关键要素，三月街的旅游发展离不开商业资本的投入。ZHAO（企业管理者）认为，商业资本“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和接待设施，加强了三月街品牌化发展，促进当地整体经济发展，并提高了村民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但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本质，最大限度获取空间资源配置仍然是商业资本的主要目的。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是造成空间失衡的根源[ 10 ]。在政府经济发展与资本的利润诉求博弈中，资本逐渐累积，并形成对传统空间的“包围”与“挤压”效应，导致空间资源分配逐渐失衡。三月街古街场周围分布着华侨城文旅項目、大理王宫、大理小院子几个文旅项目。而这些项目，在实际生产中，都绕不开“文旅为名，地产为实”的诉求，并不断推动大理房价和物价上涨，士绅化现象突出。2018年，大理市房产均价达到12 000元/平米，三月街古街场附近房价已超过20 000元/平米，其增长速度超过省会昆明，在全国城市房价涨幅中位居第三。而同年，大理州人均GDP仅7 750元，位居云南第8。过高的房价和物价，远远超出了村民的承受水平，加剧村民外迁速度，并阻碍了人才的流入。在政府良好主观愿望与村民朴素生活追求以及资本雄厚力量的博弈中，以传统血缘纽带为基础形成的熟人社会逐渐瓦解，不断冲击传统文化生态的根基。
传统文化是企业对外营销的噱头，也是旅游资本实现循环再生产的基础。对企业来说，传统社会空间的解构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生态变迁对于企业的可持续盈利会带来负面影响。三月街附近“古城九隆居”等项目的失利是三月街空间生产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根植地方文化的空间生产是资本必须遵循的规则[ 11 ]。被访的文化学者认为企业应该减少对西方文化的采借，降低外来文化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冲击;取缔那些以薰衣草、波斯菊、咖啡屋等元素刻意营造出来的西式社区文化氛围。政府方面认为企业应积极配合政府部门，为维持传统文化生态的平衡做出积极贡献，这样也才能实现资本的再生产和增值。村民们则希望企业在开发过程中多考虑原住民利益。
（三）社区：经济发展与文化记忆的双重需求
居民是传统文化空间的真正拥有者、创造者和生产者。传统文化空间的保护和治理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支持。
在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早期，村民们持积极态度。因为旅游空间生产为他们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极大改善了生活条件。李师傅是三月街北边水碓村的村民，擅长泥水活，以前靠给别人装修院子生活。旅游发展起来后，李师傅也和村里很多人一样，在自留地建了四层楼，开起客栈。因为是自己的房子，不出租金，所以，客栈收费也不太高。李师傅说“平时房价大概80～100之间，但是三月街期间可以卖到300～500”。有些村民不善经营，便把房屋出租给别人经营客栈或商铺。村里已经很少有人种地。“种地不赚钱，而且很多地已经被征了”。这些脱离土地的村民，要么开客栈、餐馆，要么外出打工。村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汽车已经不是奢侈品，很多村民家里还不只一辆车。
村民们对三月街当前的规模和影响感到自豪，文化自信和认同感提升。在上千年的历史传承中，“赶月街”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上年纪的村民会专门去看月街上的大本曲表演和对歌、赛马，但年轻人希望用更好的形式来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三月街期间街道过渡拥挤和杂乱也是年轻人不想去“赶月街”的原因。“左脚刚迈进去，右脚就想出来”，但还是“每年都忍不住去看看”是很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村民们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三月街不断的生产与重构过程，见证了三月街从旅游发展初期的小规模和脏乱差，发展到在政府规制下变得越加规范和整洁。但村民们对三月街当前的一些问题也心存担忧或者抱怨，比如，新住民过多导致邻里之间关系疏远。另外，三月街期间一些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不利于村民参与，也是村民们抱怨较多的问题。比如，开幕式是三月街最隆重的文化活动，出于安全考虑，需要凭入场券进入，但村民们很难获得入场券。石门村的黄大姐说“我们只能通过电视来观看开幕式。”村民们对政府的管理总体比较配合和支持，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会一直认可现在的发展模式。在旅游空间生产中，社区居民（村民）由于对自身权力的认知能力有限和自身组织能力相对较弱，往往被动地参与空间重构过程。当旅游生产不断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超过他们承受极限的时候，他们也会通过投诉、甚至与游客之间发生对抗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政府决策和商业资本的生产行为。比如，三月街“观音市”牌坊与214国道连接处在游客量增加后交通秩序变得混乱，经村民反映后，度假区管委会考虑在此处修建地下通道，解决村民出行问题。
特定文化生态依赖于相应的物理和社会空间。三月街空间的生产和重构是一个动态过程，中间充满着协商、交换、妥协等复杂的博弈与互动。政府、商业资本、村民是其中最核心的主体。他们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单独决定社区的空间形态。各方为彰显己方利益所采取的行动会影响到其他行动者的策略和选择，也会影响到各方权力关系的变动，最终影响社区空间的重构和文化生态的变迁。
此外，文化学者和游客、月街期间的外来展销者也是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的参与者。文化学者通过旅游规划的评审或科研报告、自媒体等形式表达对传统文化的关切。比如，2015年石门村整治过程中，在文化学者和部分传统文化爱好者呼吁下，政府出台“古房保护文件”，村委会也接受了文化开发建议。而外来展销者，比如药市展销者，作为三月街货物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对政府的旅游空间生产决策也有重要影响。游客作为旅游空间生产的主要消费者，通过旅游决策和口碑效应，促使商业资本和政府调整空间生产策略。游客的消费行为，也同样影响着村民们的空间决策行为。
四、结语
文旅融合发展，为三月街的旅游空间生产提供了良好机遇，使其不仅延续了千年的历史，并再造了当代的辉煌。在不断的空间生产与重构中，政府、商业资本、村民、学者、展销者和游客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以不同的方式，彰显各自的利益主张，在多方互动和博弈中，共同影响三月街的空间重构过程和文化生态变迁。三月街在保持原有节会传统的同时，不断注入现代经济和文化成分，逐渐演变为一个融合传统传承、经济贸易、文化传播等多种功能的复合型民族节日，并成为大理旅游文化的一个符号。变迁是人类文化的本质之一。探析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多方博弈，将为其他民族旅游社区空间生产与文化生态的变迁和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注释：
（1）全名为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张洪昌， 舒伯阳.城市旅游社区的空间生产及治理路向[J]. 学习与实践， 2019（1）： 103-111.
[2]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Blackwell Ltd， 1991：32-35.
[3]Foucault M. The Essential Foucault： Selections from the Essential Works of （3） Foucault 1954-1984[M].Newyork： The New Press， 2003：27.
[4]吳少峰， 戴光全. 迷笛音乐节中循环新部落的联结与交往特质[J]. 旅游学刊， 2019，34（6）：74-84.
[5]桂榕，吕宛青.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刍论[J]. 人文地理， 2013，28（3）：154-160.
[6]郭文. 社区型文化遗产地的旅游空间生产与形态转向——基于惠山古镇案例的分析[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6（2）：75-82.
[7]Cohen E . Toward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J]. Social Research，1972，39（1）：164-182.
[8]张晓琴. 乡村文化生态的历史变迁及现代治理转型[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18（6）： 80-86，96.
[9]梁晶， 罗小龙， 殷洁.空间生产中的权力与资本——以南京高新区转型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 2014（5）：84-89.
[10]戴维·哈维.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 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79-421.
[11]周尚意， 吴莉萍， 张瑞红. 浅析节事活动与地方文化空间生产的关系——以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节事活动为例[J]. 地理研究， 2015，34（10）： 1994-2002.
[责任编辑：陈丽华]
关键词：旅游空间生产;文化生态;多元博弈;旅游社区;三月街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5-0039-07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社区空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重构过程，并在传统居住社区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专门化社区——旅游社区。旅游空间生产是将空间生产理论嵌入旅游社区场域，通过多种旅游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从而构建出新的空间形态[ 1 ]。旅游社区空间是社区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社区空间的灵魂，是使一个社区有别于其他社区的根本因素。社区空间生产与社区文化生态变迁存在密切联系，并引发诸多研究和讨论。一是社区空间生产对文化生态的形塑作用。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空间生产可以改善承载文化的地理环境、对个体文化事项进行创新利用，并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保护意识。二是空间生产有可能带来文化生态的负面变化，比如，新建社区的商业符号追求对社区传统文化符号的冲击，造成文化生态异化等。
空间生产一直是哲学领域的研究焦点，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康德等都曾经对空间生产进行过探讨。1974年，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出版《空间的生产》一书，从哲学角度建构了空间的生产理论，为人类的空间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和视角。该书长期以来被奉为空间分析的经典之著，并被廣泛运用于社会学和地理学领域的空间研究。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本身的生产”，并将空间分解为三个生产层次，分别是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 2 ]。物理空间具有自然性，主要涉及空间的地理格局塑造及资源的空间整合。社会空间具有人文性，是对社区不同主体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精神空间主要涉及精神和意识方面的生产。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三者之间彼此渗透，相互重叠，构成了完整的社区空间。之后，戴维·哈维、米歇尔·福柯、卡斯特等分别从空间正义、空间权力、政府干预等方面对空间生产理论进行了延展。其中，米歇尔·福柯提出了空间是“权力的逞能场所”，空间的命运取决于权力的观点[ 3 ]。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不同权力主体之间通过博弈和互动，共同影响着社区的空间生产并引致其间的文化变迁。
三月街，也称月街、观音市，是大理白族的传统节日，从唐朝永徽年间至今，经历了1 300多年的历史传承。作为当前大理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节庆旅游品牌，改革开放以来三月街的空间生产从未停止，并推动着三月街传统空间的更新与重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商业资本、社区居民（村民）、游客、文化学者、外来展销者作为三月街空间生产的主体，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在一系列的博弈中，对三月街空间现状的形成和未来更新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各相关利益方所扮演的角色及影响如何？本文将通过对三月街空间演变史的梳理，来探求其背后的社会动因，以期为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旅游空间生产及文化生态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一、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的历史溯源
为综合了解旅游社区空间生产对文化生态的影响及各生产主体在其中的多元博弈情况，本文选取大理白族三月街为案例点，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相关信息并进行分析。本文的数据采集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通过文献法，获得空间生产及文化变迁的历史资料。二是通过参与式观察，从1995年至今，多次亲身感受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的文化生态变迁情况，并于2019年4月19日—5月3日期间，对三月街进行重点考察。三是通过对相关人员的访谈，了解他们对三月街文化生态变迁的不同态度。本文共访谈25人，被访者包括三月街相关行政主体职员及三月街周边村民、旅游企业职工、文化学者、游客、外来展销者。
三月街具有特定的文化场。大理古城苍山门以西，崇圣寺三塔以南，以赛马场为核心区域，周围约90亩的范围为三月街的物理、地理空间和场所。三月街于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开街。开街期间整个大理州放假3天，各族群众齐聚三月街，“唱歌赛马做买卖”，体现出传统节庆的综合性、岁时性、周期性、族群性及娱乐性等文化属性。同时，通过三月街的纽带作用，周围村民和游客、外来展销者的生产、生活、消费活动交织成长久或短暂，熟悉或半熟悉的社会空间。在三月街的时空生产过程中，政府由于对旅游资源的所有权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并通过旅游规划、设计等方式影响空间生产，因而是“空间表征”的主要影响者。文化学者在旅游规划和实施中提供知识保障，也属于“空间表征”的参与者。同时，政府通过主导权，对商业资本的生产行为进行肯定或否定。商业资本对旅游开发和建设具有极大推动作用，是“空间实践”的主要实施者。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商业资本以雄厚的实力和对利润的终极追求，对政府的要求与村民的诉求进行选择性地遵守和考量。表现在实际生产中，商业资本必须以文旅项目形式，才能获得政府的开发许可，建筑高度和样式必须符合环保和文化传统要求。而以三月街古街场周围原住民为核心，包括新住民、游客、外来展销者在内的人们，在不断的相互交流与交融中，形成了特殊的“表征空间”。在多方博弈中，这一部分由于力量的分散等原因，一般处于被支配和消极的主体地位。三方力量在不断的博弈和妥协中，共同推进三月街空间生产与重构，并引致传统文化生态的嬗变。
（一）旅游空间生产改变了三月街地理空间格局，形成新的社区地理脉络
文化具有地理性，地理空间格局是文化的可视化载体，并通过地理（物理）空间的表征进行传播。三月街文化生态的变迁首先源于其地理空间格局的重构。为满足游客游览、居住、娱乐等需求，作为空间生产主导者的政府联合商业资本，形成资本和权力的“共谋”，进行一系列物理—地理空间生产，大大扩张了旅游消费空间，从而改变原有社区地理脉络，使文化生态因地理空间改变而变迁。三月街地理空间格局的重构，主要表现为古街场的确定和修缮、分会场的设立和扩展。 1.古街场的确定和修缮
“唱歌赛马做买卖”是三月街的核心活动。尽管三月街赛马活动始于宋朝，但赛马场的位置却不完全固定。1982年，政府主导在崇圣寺三塔南部开辟占地83亩的赛马场。为规范三月街期间的货物贸易，1983年，政府在赛马场南部统一搭建临时售货棚。1998年，又将临时售货棚改为固定店铺，三月街古街场位置进一步确定。随后，政府引入商业资本，在古街场西端修建中和坊商务酒店，修缮街道路面，并按照商品类别对街道进行规划分区，搭建大本曲表演台，修建对歌台。2017年，度假区管委会委托大理智慧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在古街场新建大理州12县市特色农产品和民族手工艺品展示会馆，形成“天天三月街”常态化综合集市。在这个过程中，度假区管委会、商业资本以及在生产过程中提供文化、环保等建议的学者，共同构成了三月街空间生产的主体力量，协同推进三月街的空间实践过程，并获得外来展销者的认可。而商业资本获得了再生产机会，在古街场的修葺中，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态度。村民与政府形成了某种共识，对古街场的位置确定没有太多看法，对基础设施的改善表示欢迎。
我们卖东西也方便了，不像以前，最怕刮风下雨。——CHEN（外来展销者）
赛马场那片地不肥，征地时间也早，对我们影响不大，所以并没有人出来反对。——LIU（村民）
当时给被征地的人家批了自留地，大家也挺满意。——LI（村民）
这已经是度假区管委会的事情了。不过路面修好了，我们逛街的时候也方便——YANG（村民）
2.分会场的设立和扩展
随着旅游空间生产范围扩大和政府介入力度加大，三月街古街场物理空间范围逐步扩大，以“赛马场”为核心，不断向南部和东部扩展。在主会场外，三月街还增设了武庙、观音堂、全民健身中心等分会场，形成以古街场为核心区域，以大理市（县级市）为辅助区域，以整个大理州为边缘区域的空间形态。政府方面认为，这样有利于“全州老百姓感受三月街带来的喜庆气氛”。文化学者认为，物理空间范围的扩大，客观上促进了三月街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村民有了更多“玩场”，也乐见其变。在这个过程中，商业资本也没有缺席。云南城投（ 1 ）以武庙恢复为契机，获得了武庙周围地段的开发权，实现了资本的循环再生产。
古街场的确定、修缮以及分会场的设立和扩展，为三月街文化生态的维系和良好循环提供了有效的空间载体，并以此为基点进行更广泛的传播。
（二）旅游空间生产改变了三月街传统社会空间，形成新的社区交往脉络
旅游社区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生产主体发生较大变化，由最初的居民（村民）自发参与，扩展为政府搭台，企业和展销者积极参与，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习惯性”参与的格局，空间主体构成不断扩大。
1.政府从参与到主导的转变
尽管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及至改革开放前夕，规模几经变化，但三月街参与主体都以当地村民为主，政府主导作用并不突出。在旅游空间生产中，政府逐渐参与进来，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三月街的旅游规划、项目招标、日常管理等，都以度假区管委会为主要负责单位。政府成为三月街新的社会空间的主要建构者。商业资本、村民则在政府引导下，或主动或被动地參与三月街社会空间的建构。
2.参与主体类别和数量的扩展
1991年，三月街被确定为大理白族自治州法定节日，所属主体从大理市范围扩展到大理州。赛马、射箭等传统体育项目吸引来自全国范围内的选手。马拉松、动漫节等现代节事活动，将三月街的参与主体从当地向世界扩展。在这些节事活动中，参与者由于兴趣、情感等的邻近，形成一种类似于“新部落”[ 4 ]的公众互动方式，并随着周期性的举办，形成循环性的交往。在商业资本的助推下，三月街影响力不断提升。2001年三月街期间，大理州接待旅游者31.3万人次，2018年，这一数据达到59.19万人次。更多来自其他省份甚至东南亚国家的商品展销者齐聚三月街。在三月街空间生产中，展销者、游客和村民形成多元并置状态，加剧了村民日常生活空间向流动空间的转向。政府实现了扩大三月街社会影响的目的，商业资本获得了再生产的机会，村民们也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
看到我们家乡的节庆那么受欢迎，我们也很自豪。——DONG（村民）
空间主体结构的变化及扩展，为三月街传统文化生态的传承提供了更多可能，充分体现了旅游空间生产对传统文化生态的正面形塑作用。
（三）旅游空间生产改变了三月街传统精神空间，形成新的社区文化脉络
随着社区地理空间格局改变，社区精神空间也发生变化。在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点和新的文化脉络。
1.消费空间变化
早期三月街的消费特点主要为功能性消费。为寻求观音护佑而祭祀，为寻求伴侣而对歌，为促进马匹销售而赛马。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宗教影响式微，祭祀功能弱化;牲畜交易逐渐退出三月街舞台;赛马演变为民族体育运动项目;对歌不再是为寻求伴侣，而是出于爱好。这些传统文化，在历史演变中，散失了原有存在价值，却又由于旅游生产的需要，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力量使三月街所根植的社会环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空间生产过程。村民们和游客一起，享受三月街带来的“热闹”，体验三月街期间音乐节、自行车赛等新的休闲方式。
以前东西少（物资短缺），来三月街主要是购买布料等日用品。现在这些（商品）在家门附近就可以买了。我们来三月街主要是好玩，不一定要买东西。三月街对白族人来说，就像过年一样。——ZHANG（村民）
而政府部门认为，三月街消费空间的变化是政府管理有效性的体现，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2.产业地位变化
在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中，政府、商业资本、村民、学者、游客和展销者等不同主体的身体表达，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意义，形成新的社区文化脉络。政府作为空间表征的主要实践者，在三月街旅游文化形成过程中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从1996年开始，大理市政府逐步把旅游业的地位从全市4大支柱产业末端提到首席，并提出“以旅活市”战略。此后，三月街作为旅游节庆的品牌功能日益凸显，旅游产业逐渐从配角走向主角。三月街期间举办的文体活动越来越丰富（见表1），知名度大大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商业资本以赞助或直接参与等方式，推动着三月街的旅游空间生产实践。村民作为三月街的核心参与者和生产者，在政府引导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中，见证了三月街从传统民族节日向旅游节庆的转化，生计方式从农业向旅游服务转型。文化学者认为，三月街的规模扩大和影响力提升，体现了三月街生产性保护的成效，也是人们了解当地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而游客则以旅游决策和口碑的形式，影响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他们和村民一起，共同形塑着三月街的表征空间，也是影响三月街文化生态变迁的主要因素。 二、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引致的文化变迁
文化生态系统依托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而得以构建。民族旅游社区的空间生产，是旅游地的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交融性生产。旅游所涉及的原真性与舞台化、符号化等问题，都与空间生产密切相关[ 5 ]。
（一）传统活动的舞台化
现在三月街期间开展的对歌、舞龙、大本曲展演等活动，已经不是村民自发组织，而是政府安排的传统文化展示活动。政府认为这样可以提高三月街的文化内涵，促进传统文化的恢复和传播。部分村民也持相同观点。但也有村民认为，这些展演活动脱离了原有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像“天天三月街”这样的旅游项目，淡化了三月街传统节庆仪式的神圣性。
“我已经连续五年没有去赶月街了，那些活动都没有原来的感觉了，没有意思。” —— ZHANG（村民）
被访游客表示没有觉得三月街有特别的吸引力。
“和我们家乡的商品展销会差不多。没怎么看表演，也没感觉有多特别，表演痕迹太明显了。” ——YANG（游客）
（二）传统文化的符号化
商业资本的进入及生产改变了传统文化所根植的空间形态，消解着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引起民居建筑、服饰、语言等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变迁和异化。“白墙青瓦”的民居，“风花雪月”的服饰，白话（白族语言）、餐饮等传统文化逐渐从生活化走向符号化。周围民居虽然应政府要求，还保留着“白墙青瓦”的传统外形，但内部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村里只有中老年妇女还在穿白族服饰。
不方便，而且大家都不穿，也不好意思穿。——HUANG（村民）
导游、志愿者、导购员等应旅游主管部门要求，在接待游客期间穿着民族服饰。随着三月街参与者来源地越来越广，普通话成为三月街上最主要的交流用语。村民们只和家人或同村人用白语交流。当地饮食为适应游客需要也不同程度发生变化。比如，三月街名菜“黄焖鸡”，已经从当地人喜爱的“香辣”味，变为有“香”而“少辣”的口味。
在传统文化的变迁及坚守中，政府和村民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为延缓传统文化变迁和异化，政府以行政方式，对村民建房标准、从业者着装提出要求，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居、服饰等传统文化。村民也积极配合政府，自建房都维持白族传统样式。但是，游客、新住民、商业资本带来的影响缓慢却巨大。游客和新住民一方面对白族民居表现出浓厚兴趣，一方面却又对传统建筑的一些设计不满意，希望房主进行改变。而商业资本为了满足游客需求，客观上对文化变迁起到了推动作用。
传统活动的舞台化和符号化，既是三月街文化生态变迁的表征，也是新时代三月街文化生态的生存方式。
三、旅游空间生产的治理讨论——多元主体的博弈
在空间生产中，廓清空间的主体和客体，影响着文化生态变迁的调适和治理方向[ 6 ]。作为特定的文化场域，三月街具有自身的运行逻辑和关系结构。不同权力主体在三月街的空間构型中，以各自的行动逻辑和策略进行着合作或竞争。与传统社区相比，三月街空间生产所涉及的权力主体更多。根据本文前述对三月街空间生产过程的梳理，政府、商业资本、村民、展销者、游客和文化学者作为生产主体共同出现在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中。在政府的主导或引导下，承载三月街传统文化的空间形态不断重构和更新。而商业资本、村民、游客、展销者和文化学者在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中，与政府的态度不尽相同。在旅游空间生产治理过程中，他们出于各自的立场和目的，采取相似或不同的措施，在多方互动博弈中，共同影响着文化空间的呈现。其中，村民作为三月街传统文化所有者、商业资本作为空间实践的主要实施者，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对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的治理具有决定作用。
（一）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双重压力
从历史来看，三月街在解放前曾一度中断。解放后，三月街才在地方政府干预下得以延续并不断扩大影响。这首先得益于我国制度的优越性。在旅游空间生产中，地方政府由于掌握着项目审批和公共资源的使用等权力而具有绝对主导权，并承受着当地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的双重压力。由于没有良好的工业基础，运用优美风光、悠久历史和独特民族文化发展旅游经济是当地政府的首选。在旅游空间生产中，地方政府主导对三月街进行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修缮以及文化和旅游景观的生产。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传统文化景观的恢复和保护。但是，Cohen（1972）指出，当旅游成为一地的主要经济来源时，容易引起对该地区的损害[ 7 ]。
在发展旅游之前，农牧业是大理的主要产业。在“旅游地产”战略指引下，当地政府与开发商形成“联盟”，通过“运动式”开发，引发大量农牧产业空间直接调整为商住与旅游功能空间，导致农牧产业空心化，也对植根于农牧业空间基础上的文化生态构成威胁。紧邻三月街的大理王宫项目在2012年推出一系列文旅构想，但至今只完成地产项目。过多的地产项目引发产业单一、空间固化的矛盾。而且，旅游空间生产更偏向于对传统文化地理空间等的“硬件”建设和治理，而忽略了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等“软件”因素的渐进式凋敝问题[ 8 ]。
在旅游空间生产治理中，村民们希望政府将古街场上闲置的店铺以较低价格出租给返乡创业的村民，鼓励他们基于传统文化进行创意性生产。比如，大理的石雕/木雕工艺、银器制作、扎染、竹编等手工艺品的创意性生产;白族洞经音乐等传统曲艺的传承培训;12县市特色小吃店铺;大理州内白族、回族等各族群服饰的生产、销售。他们希望政府在三月街期间开辟“自由市场”区域，让附近村民可以自由贸易。同时，村民们强烈要求政府严格限制低俗文化进入古街场。
文化学者认为，政府需要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压缩地产空间，收紧地产项目审批，杜绝权力寻租行为;严格审查和监督以“文旅之名行地产之实”的项目。他们还建议政府以积极态度融入数字经济时代，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存储和记录现有空间状态，保护传统文化空间，充分发掘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促进旅游社区空间的良性生产。产业空间的结构性调整应该兼顾旅游社区转型的功能调整需求及长远发展，一方面要确立一、二产业的保障底线，保证其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功能更加复合多元的空间，减少旅游地产空间，为高端服务业和创新经济的发展腾挪更多空间。 （二）商业资本：短期利润和可持续盈利的矛盾
社区空间的组织和结构是资本生产的资源和产物[ 9 ]。作为空间生产的关键要素，三月街的旅游发展离不开商业资本的投入。ZHAO（企业管理者）认为，商业资本“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和接待设施，加强了三月街品牌化发展，促进当地整体经济发展，并提高了村民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但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本质，最大限度获取空间资源配置仍然是商业资本的主要目的。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是造成空间失衡的根源[ 10 ]。在政府经济发展与资本的利润诉求博弈中，资本逐渐累积，并形成对传统空间的“包围”与“挤压”效应，导致空间资源分配逐渐失衡。三月街古街场周围分布着华侨城文旅項目、大理王宫、大理小院子几个文旅项目。而这些项目，在实际生产中，都绕不开“文旅为名，地产为实”的诉求，并不断推动大理房价和物价上涨，士绅化现象突出。2018年，大理市房产均价达到12 000元/平米，三月街古街场附近房价已超过20 000元/平米，其增长速度超过省会昆明，在全国城市房价涨幅中位居第三。而同年，大理州人均GDP仅7 750元，位居云南第8。过高的房价和物价，远远超出了村民的承受水平，加剧村民外迁速度，并阻碍了人才的流入。在政府良好主观愿望与村民朴素生活追求以及资本雄厚力量的博弈中，以传统血缘纽带为基础形成的熟人社会逐渐瓦解，不断冲击传统文化生态的根基。
传统文化是企业对外营销的噱头，也是旅游资本实现循环再生产的基础。对企业来说，传统社会空间的解构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生态变迁对于企业的可持续盈利会带来负面影响。三月街附近“古城九隆居”等项目的失利是三月街空间生产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根植地方文化的空间生产是资本必须遵循的规则[ 11 ]。被访的文化学者认为企业应该减少对西方文化的采借，降低外来文化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冲击;取缔那些以薰衣草、波斯菊、咖啡屋等元素刻意营造出来的西式社区文化氛围。政府方面认为企业应积极配合政府部门，为维持传统文化生态的平衡做出积极贡献，这样也才能实现资本的再生产和增值。村民们则希望企业在开发过程中多考虑原住民利益。
（三）社区：经济发展与文化记忆的双重需求
居民是传统文化空间的真正拥有者、创造者和生产者。传统文化空间的保护和治理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支持。
在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早期，村民们持积极态度。因为旅游空间生产为他们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极大改善了生活条件。李师傅是三月街北边水碓村的村民，擅长泥水活，以前靠给别人装修院子生活。旅游发展起来后，李师傅也和村里很多人一样，在自留地建了四层楼，开起客栈。因为是自己的房子，不出租金，所以，客栈收费也不太高。李师傅说“平时房价大概80～100之间，但是三月街期间可以卖到300～500”。有些村民不善经营，便把房屋出租给别人经营客栈或商铺。村里已经很少有人种地。“种地不赚钱，而且很多地已经被征了”。这些脱离土地的村民，要么开客栈、餐馆，要么外出打工。村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汽车已经不是奢侈品，很多村民家里还不只一辆车。
村民们对三月街当前的规模和影响感到自豪，文化自信和认同感提升。在上千年的历史传承中，“赶月街”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上年纪的村民会专门去看月街上的大本曲表演和对歌、赛马，但年轻人希望用更好的形式来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三月街期间街道过渡拥挤和杂乱也是年轻人不想去“赶月街”的原因。“左脚刚迈进去，右脚就想出来”，但还是“每年都忍不住去看看”是很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村民们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三月街不断的生产与重构过程，见证了三月街从旅游发展初期的小规模和脏乱差，发展到在政府规制下变得越加规范和整洁。但村民们对三月街当前的一些问题也心存担忧或者抱怨，比如，新住民过多导致邻里之间关系疏远。另外，三月街期间一些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不利于村民参与，也是村民们抱怨较多的问题。比如，开幕式是三月街最隆重的文化活动，出于安全考虑，需要凭入场券进入，但村民们很难获得入场券。石门村的黄大姐说“我们只能通过电视来观看开幕式。”村民们对政府的管理总体比较配合和支持，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会一直认可现在的发展模式。在旅游空间生产中，社区居民（村民）由于对自身权力的认知能力有限和自身组织能力相对较弱，往往被动地参与空间重构过程。当旅游生产不断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超过他们承受极限的时候，他们也会通过投诉、甚至与游客之间发生对抗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政府决策和商业资本的生产行为。比如，三月街“观音市”牌坊与214国道连接处在游客量增加后交通秩序变得混乱，经村民反映后，度假区管委会考虑在此处修建地下通道，解决村民出行问题。
特定文化生态依赖于相应的物理和社会空间。三月街空间的生产和重构是一个动态过程，中间充满着协商、交换、妥协等复杂的博弈与互动。政府、商业资本、村民是其中最核心的主体。他们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单独决定社区的空间形态。各方为彰显己方利益所采取的行动会影响到其他行动者的策略和选择，也会影响到各方权力关系的变动，最终影响社区空间的重构和文化生态的变迁。
此外，文化学者和游客、月街期间的外来展销者也是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的参与者。文化学者通过旅游规划的评审或科研报告、自媒体等形式表达对传统文化的关切。比如，2015年石门村整治过程中，在文化学者和部分传统文化爱好者呼吁下，政府出台“古房保护文件”，村委会也接受了文化开发建议。而外来展销者，比如药市展销者，作为三月街货物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对政府的旅游空间生产决策也有重要影响。游客作为旅游空间生产的主要消费者，通过旅游决策和口碑效应，促使商业资本和政府调整空间生产策略。游客的消费行为，也同样影响着村民们的空间决策行为。
四、结语
文旅融合发展，为三月街的旅游空间生产提供了良好机遇，使其不仅延续了千年的历史，并再造了当代的辉煌。在不断的空间生产与重构中，政府、商业资本、村民、学者、展销者和游客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以不同的方式，彰显各自的利益主张，在多方互动和博弈中，共同影响三月街的空间重构过程和文化生态变迁。三月街在保持原有节会传统的同时，不断注入现代经济和文化成分，逐渐演变为一个融合传统传承、经济贸易、文化传播等多种功能的复合型民族节日，并成为大理旅游文化的一个符号。变迁是人类文化的本质之一。探析三月街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多方博弈，将为其他民族旅游社区空间生产与文化生态的变迁和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注释：
（1）全名为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张洪昌， 舒伯阳.城市旅游社区的空间生产及治理路向[J]. 学习与实践， 2019（1）： 103-111.
[2]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Blackwell Ltd， 1991：32-35.
[3]Foucault M. The Essential Foucault： Selections from the Essential Works of （3） Foucault 1954-1984[M].Newyork： The New Press， 2003：27.
[4]吳少峰， 戴光全. 迷笛音乐节中循环新部落的联结与交往特质[J]. 旅游学刊， 2019，34（6）：74-84.
[5]桂榕，吕宛青.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刍论[J]. 人文地理， 2013，28（3）：154-160.
[6]郭文. 社区型文化遗产地的旅游空间生产与形态转向——基于惠山古镇案例的分析[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6（2）：75-82.
[7]Cohen E . Toward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J]. Social Research，1972，39（1）：164-182.
[8]张晓琴. 乡村文化生态的历史变迁及现代治理转型[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18（6）： 80-86，96.
[9]梁晶， 罗小龙， 殷洁.空间生产中的权力与资本——以南京高新区转型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 2014（5）：84-89.
[10]戴维·哈维.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 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79-421.
[11]周尚意， 吴莉萍， 张瑞红. 浅析节事活动与地方文化空间生产的关系——以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节事活动为例[J]. 地理研究， 2015，34（10）： 1994-2002.
[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