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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启超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修身治国平天下是传统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秉性，促使他们不论处于何种境遇，都保持着面对现实的激情，梁启超作为近代救亡图存的文人，在《饮冰室诗话》收录了不少音乐和诗歌，在面临中国存亡之际，用诗歌启蒙，振兴国邦，激发民族的武士精神。结合时代政治，倡导乐教和政治相结合、诗歌和音乐的结合、提倡雄浑的乐声，将音乐视为改造国民性和改良社会的工具，并且进一步发展它的内涵。
关键词：梁启超；乐教；政教；诗乐
音乐是儒家传统的教化形式。中国传统乐学思想发轫于孔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化，教行也，从匕人。”段玉藏注云：“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教化的内涵实际上是上位者做出表率，通过教导感化下位者，使之加以效仿并获得启发，在潜移默化中改善人性、淳朴民风，透而达到移风易俗的功效。教化包括“经国之大业”的诗文，音乐也占据一席地位，其重要性在《饮冰室诗话》中日益突出。
一、对音乐工具性的重新定位
音乐与政治相通，音乐表现政治的内容。“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成为先王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梁启超的时代属于晚清存亡的关键之际，民族与社会的危机之中，他的立场十分明显，就是启蒙救国、救亡保国。梁启超运用现代精神反思中国缺乏尚武精神的原因，认为音乐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识者所同道也。昔斯巴达人被围，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学校教师应之，斯巴达人惑焉。及临阵，此教师作军歌，斯巴达人诵之，勇气百倍，遂以获胜。其矣声音之道感人深矣。”梁启超借用斯巴达的势力以告诉民众，因而改革也需要从音乐开始着手准备。
同时，这种精神的改造也是国家政治变革的关键。因而梁启超提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利用的就是是音乐的感发作用，用音乐感染人民，激发人们的奋斗精神，使人积极向上，洋溢着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而梁启超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之下，通过变革、改良。维护国家的运转，希望国家强大起来。这样提高了音乐的地位。
音乐包括审美与教化两种作用，音乐的作用，首先是影响人的审美，儒家推崇雅正的音乐，教导人以高尚的审美旨趣，“乐者乐也。”使人得到快乐。二是教育群众，调和民性，陶冶内心。感人至深，容易移风易俗。“乐观其深矣”，从音乐当中可以观察到发人深省的东西。
他之所以赞扬此类音乐，是因为“道感人深矣。”梁启超受传统正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孔子在“正乐”方面倾注了许多心血，梁启超认为孔子之所以“正诗”“正乐”就在于孔子认识到了音乐之于教化心性的重要性。他通过孔门所传授下来的《乐记》分析了儒家乐教对于音乐的认识和态度：“乐”的本质就是“人类好快乐的本性”；“乐”的起源在于“心物交感”。所谓“心物交感”，在这里指的就是音乐与人的心理的互动关系。一方面，音乐是由于人受到感触而发生的。另一方面，音乐有影响人心理的功能，不同的音乐往往会引发不同的心理，比如人听到哀会生哀情，听到喜乐则心生愉悦一样。如同《乐记》中记载：”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钟声洪亮，会使人充满勇气，战无不胜。”赞赏激情昂扬，雄浑之乐。音乐那种感发、激励人的神奇力量，使得晚清人梦想利用音乐立刻唤醒沉睡的国人，洗刷其灵魂，使卑怯的国民性一变而为雄强，批判传统中国传统音乐缺乏群体精神和进取心。
关于音乐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学生，梁启超希望歌曲可以编写进教科书里面。将祖国的未来寄托给新的一代新生。在《饮冰室诗话》中多次提到编写学堂乐歌。乐歌以学生、军人、知识分子、部分市民为接受和传播主体，以学校等为传播阵地。“今欲为新歌，适教科书用。”
“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社会之羞也。曾军顷编一书，明曰教育唱歌集：凡为幼稚园用者八章，寻常小学用着六章，中学用着五章；皆按以谱，而于教授方法，复恳切说明。自教师细读一过，自能按谱以授。从此小学者唱歌一科，可以无缺也。”“公度所制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若干章，既行于世；今复得见其近作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以一代妙文也”
这是因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学生是改革的主力军，在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情感、审美和日常体验方面的影响更为深远，以雄浑之乐来启发尚武精神，热切期望富国强兵。
二、对传统音乐的创新改造
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三种教育，缺一不可。诗教涵养性情，礼教表达情感，都是用来教化群众。音乐是一种精神教育。
在《饮冰室诗话》中，提倡雄浑的音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军歌。包括黄遵宪、等现代诗人写作的歌曲。二是对古诗、今诗编写音乐，如满江红、将南海的孔歌九章。
将诗歌和音乐结合起来的新歌行。歌咏性质的诗歌，吟唱而产生出的全新的时代内容。知识性减低，对普通民众产生精神的教育意义。
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是从两个方面改造音乐的，一是希望回复到传统中去，一是学习西方的新的音乐形式。他多次感叹到：吾尝读欧日之诗，他们无不以“从军乐”，而读我国诗，一股悲凄阴冷的气息向人的心头袭来。
梁启超诗乐合一。诗乐都是教化的工具。“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睁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乐、刑、政，都是为了教化、治理百姓的重要手段。故诗教与乐教是互不可缺少的，且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用音乐表演，“未有不可入乐者”，两种教育都与身心有关，因而提出： “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
梁启超重点学习西方的知识。中西文化在他心里比照，融合。20世纪，则（中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迎亲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梁启超对西方观的重塑与改造。近代观念来自西方。 梁启超对诗乐发表自己的看法：“中国乐学，发达尚早……前此凡有韵之文，半皆可以入乐者也。《诗》三百篇，皆为乐章，尚矣。如《楚辞》之《招魂》、《柏梁》，皆应弦赴节，不徒乐府之名，如其实而已。……若中国之此章家，则于国民其有丝毫影响耶？推原其故，不得不为诗与乐之分所致也。”大抵一社会之进化，必与他社会相接触，吸收其文明而与已之固有文明相调和，于是新文明乃出焉。
诗乐合一才可以改造国民性和改良社会。梁氏为此回顾过去，指出历代诗作韵文多伴有音乐。谈及当前诗与乐分到而行的现状时，诗话中引宋代史学家郑樵之言“古之诗曰歌行，后之诗曰古近二体。歌行主声，二体主文。诗为声也，不为文也。浩歌长啸，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尚啸，而又失其歌诗之旨，所以无乐事也……”诗本朝以来，则音律之学，士大夫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乃全委诸教坊优伎之手矣。”传统的文学家大多是懂音乐的，而如今的多为“伶人之词”，更多的希望文人在作乐中参与。士大夫才具有创作的才能，因为对于诗歌创作谱乐适合教科书用都是有一定的要求。
“今欲为新歌，适教科书用，大非易易。蓋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见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杨皙之黄河，杨子江诸作，庶可当之。”“伶人之词”太过俚俗，而梁启超在文辞的要求上“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达到中庸的程度。文人士大夫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之中士大夫都是拥有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担任其救国、爱国的责任，因而用乐教，文人都应积极参与，才能达到歌词要求的“浅显通俗”。
梁啟超提倡的诗乐合一，其实是诗和乐互为表里。“浩歌长啸，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尚啸，而又失其诗歌之旨，所以无乐事也。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诗未有不歌者也。呜呼！诗在于声而不在于义。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亦为关雎之声和平，能令闻者感发而不失其度耳。若诵其文，习其理，能有哀乐之事乎？二体之作，失其诗矣。”音乐以感染人心，传播力度强，以情感人，诗歌以讽咏政治，关注现实，利用音乐传达诗歌内涵。
梁启超关注传统的诗歌，但更多结合时代的发展，对于音乐的理解更进一步、教化的内容和方式更加多元化，工具意义更为突出，借用音乐的方式表达政治实现，歌词内容反映了重大的社会事件，是探讨救国方法的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1]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M].中华书局，1989.
[2]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 张品兴.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 梁启超撰，夏晓虹导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李舒玲（1994—），女，广东茂名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梁启超；乐教；政教；诗乐
音乐是儒家传统的教化形式。中国传统乐学思想发轫于孔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化，教行也，从匕人。”段玉藏注云：“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教化的内涵实际上是上位者做出表率，通过教导感化下位者，使之加以效仿并获得启发，在潜移默化中改善人性、淳朴民风，透而达到移风易俗的功效。教化包括“经国之大业”的诗文，音乐也占据一席地位，其重要性在《饮冰室诗话》中日益突出。
一、对音乐工具性的重新定位
音乐与政治相通，音乐表现政治的内容。“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成为先王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梁启超的时代属于晚清存亡的关键之际，民族与社会的危机之中，他的立场十分明显，就是启蒙救国、救亡保国。梁启超运用现代精神反思中国缺乏尚武精神的原因，认为音乐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识者所同道也。昔斯巴达人被围，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学校教师应之，斯巴达人惑焉。及临阵，此教师作军歌，斯巴达人诵之，勇气百倍，遂以获胜。其矣声音之道感人深矣。”梁启超借用斯巴达的势力以告诉民众，因而改革也需要从音乐开始着手准备。
同时，这种精神的改造也是国家政治变革的关键。因而梁启超提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利用的就是是音乐的感发作用，用音乐感染人民，激发人们的奋斗精神，使人积极向上，洋溢着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而梁启超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之下，通过变革、改良。维护国家的运转，希望国家强大起来。这样提高了音乐的地位。
音乐包括审美与教化两种作用，音乐的作用，首先是影响人的审美，儒家推崇雅正的音乐，教导人以高尚的审美旨趣，“乐者乐也。”使人得到快乐。二是教育群众，调和民性，陶冶内心。感人至深，容易移风易俗。“乐观其深矣”，从音乐当中可以观察到发人深省的东西。
他之所以赞扬此类音乐，是因为“道感人深矣。”梁启超受传统正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孔子在“正乐”方面倾注了许多心血，梁启超认为孔子之所以“正诗”“正乐”就在于孔子认识到了音乐之于教化心性的重要性。他通过孔门所传授下来的《乐记》分析了儒家乐教对于音乐的认识和态度：“乐”的本质就是“人类好快乐的本性”；“乐”的起源在于“心物交感”。所谓“心物交感”，在这里指的就是音乐与人的心理的互动关系。一方面，音乐是由于人受到感触而发生的。另一方面，音乐有影响人心理的功能，不同的音乐往往会引发不同的心理，比如人听到哀会生哀情，听到喜乐则心生愉悦一样。如同《乐记》中记载：”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钟声洪亮，会使人充满勇气，战无不胜。”赞赏激情昂扬，雄浑之乐。音乐那种感发、激励人的神奇力量，使得晚清人梦想利用音乐立刻唤醒沉睡的国人，洗刷其灵魂，使卑怯的国民性一变而为雄强，批判传统中国传统音乐缺乏群体精神和进取心。
关于音乐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学生，梁启超希望歌曲可以编写进教科书里面。将祖国的未来寄托给新的一代新生。在《饮冰室诗话》中多次提到编写学堂乐歌。乐歌以学生、军人、知识分子、部分市民为接受和传播主体，以学校等为传播阵地。“今欲为新歌，适教科书用。”
“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社会之羞也。曾军顷编一书，明曰教育唱歌集：凡为幼稚园用者八章，寻常小学用着六章，中学用着五章；皆按以谱，而于教授方法，复恳切说明。自教师细读一过，自能按谱以授。从此小学者唱歌一科，可以无缺也。”“公度所制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若干章，既行于世；今复得见其近作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以一代妙文也”
这是因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学生是改革的主力军，在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情感、审美和日常体验方面的影响更为深远，以雄浑之乐来启发尚武精神，热切期望富国强兵。
二、对传统音乐的创新改造
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三种教育，缺一不可。诗教涵养性情，礼教表达情感，都是用来教化群众。音乐是一种精神教育。
在《饮冰室诗话》中，提倡雄浑的音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军歌。包括黄遵宪、等现代诗人写作的歌曲。二是对古诗、今诗编写音乐，如满江红、将南海的孔歌九章。
将诗歌和音乐结合起来的新歌行。歌咏性质的诗歌，吟唱而产生出的全新的时代内容。知识性减低，对普通民众产生精神的教育意义。
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是从两个方面改造音乐的，一是希望回复到传统中去，一是学习西方的新的音乐形式。他多次感叹到：吾尝读欧日之诗，他们无不以“从军乐”，而读我国诗，一股悲凄阴冷的气息向人的心头袭来。
梁启超诗乐合一。诗乐都是教化的工具。“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睁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乐、刑、政，都是为了教化、治理百姓的重要手段。故诗教与乐教是互不可缺少的，且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用音乐表演，“未有不可入乐者”，两种教育都与身心有关，因而提出： “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
梁启超重点学习西方的知识。中西文化在他心里比照，融合。20世纪，则（中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迎亲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梁启超对西方观的重塑与改造。近代观念来自西方。 梁启超对诗乐发表自己的看法：“中国乐学，发达尚早……前此凡有韵之文，半皆可以入乐者也。《诗》三百篇，皆为乐章，尚矣。如《楚辞》之《招魂》、《柏梁》，皆应弦赴节，不徒乐府之名，如其实而已。……若中国之此章家，则于国民其有丝毫影响耶？推原其故，不得不为诗与乐之分所致也。”大抵一社会之进化，必与他社会相接触，吸收其文明而与已之固有文明相调和，于是新文明乃出焉。
诗乐合一才可以改造国民性和改良社会。梁氏为此回顾过去，指出历代诗作韵文多伴有音乐。谈及当前诗与乐分到而行的现状时，诗话中引宋代史学家郑樵之言“古之诗曰歌行，后之诗曰古近二体。歌行主声，二体主文。诗为声也，不为文也。浩歌长啸，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尚啸，而又失其歌诗之旨，所以无乐事也……”诗本朝以来，则音律之学，士大夫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乃全委诸教坊优伎之手矣。”传统的文学家大多是懂音乐的，而如今的多为“伶人之词”，更多的希望文人在作乐中参与。士大夫才具有创作的才能，因为对于诗歌创作谱乐适合教科书用都是有一定的要求。
“今欲为新歌，适教科书用，大非易易。蓋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见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杨皙之黄河，杨子江诸作，庶可当之。”“伶人之词”太过俚俗，而梁启超在文辞的要求上“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达到中庸的程度。文人士大夫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之中士大夫都是拥有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担任其救国、爱国的责任，因而用乐教，文人都应积极参与，才能达到歌词要求的“浅显通俗”。
梁啟超提倡的诗乐合一，其实是诗和乐互为表里。“浩歌长啸，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尚啸，而又失其诗歌之旨，所以无乐事也。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诗未有不歌者也。呜呼！诗在于声而不在于义。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亦为关雎之声和平，能令闻者感发而不失其度耳。若诵其文，习其理，能有哀乐之事乎？二体之作，失其诗矣。”音乐以感染人心，传播力度强，以情感人，诗歌以讽咏政治，关注现实，利用音乐传达诗歌内涵。
梁启超关注传统的诗歌，但更多结合时代的发展，对于音乐的理解更进一步、教化的内容和方式更加多元化，工具意义更为突出，借用音乐的方式表达政治实现，歌词内容反映了重大的社会事件，是探讨救国方法的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1]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M].中华书局，1989.
[2]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 张品兴.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 梁启超撰，夏晓虹导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李舒玲（1994—），女，广东茂名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