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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谈谈银行业改革。”刚坐下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601939.SH，00939.HK）董事长郭树清爽直地说。
10月3日，刚从美国参加完中美商界领袖活动的郭树清，飞往日本，参加另一场论坛，在京都著名的清水寺边，郭树清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尚未适应时差的郭树清身体略有不适，但采访仍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以亲身参与推动的建行改革为例，郭树清回顾了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成果及不足，在新环境下的转型选择等。无意之中，这成为他履新证券监管系统掌门人之前对商业银行改革的一次系统总结。
郭树清儒雅、和善，细致且博识，访谈前的闲聊中，其对美国经济、社会深层次问题的见解令人印象深刻。
10月29日，郭树清正式履新中国证监会主席这一极富挑战性的职务。本刊记者在日本对他的采访，亦成为他在建行董事长任上最后一次向媒体全面阐述其金融改革与治理思想。
因他对金融决策和实践工作的熟悉，公众对郭树清执掌证监会充满期待。最近一周，不少市场人士公开建言上书，提出诸多期许，盼其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深化，为市场带来新气息。
重任与挑战，对郭树清并不陌生。说到压力，六年前他担纲建行之际可谓巨大。但他临危不乱，迅速带领建行完成引资并实现国有大型银行IPO突破。其后，郭树清努力率领建行做实公司治理，推动业务转型，避免盲从冒进，出色践行了银行业市场化改革。
微观治理仍需重构
最近几年的金融危机，让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损失巨大，不少银行抵御不住风险而纷纷破产。
而以银行业为首的中国金融机构却并未受之影响，反而银行业还以充沛的资金，参与了经济刺激计划，在2009年、2010年两年投放货币超过17万亿元。
而工行（601398.SH，01398.HK）、建行、中行（601988.SH，03988.HK）在2009年同时曾跻身全球市值最大银行前三甲，至今工商银行仍是全球市值最大银行。
有识者认为，若不是2003年开始的国有银行改革，国有银行不会迎来今天的局面，更不可能为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助力。
作为当时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郭树清回忆，“我们银行改革，在国内外没有经验，没有先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搞到什么程度，改到什么程度，公司治理能完善到什么程度都是未知数。记得到上世纪90年代初，到美国申请设立办事处，连一张资产负债表都没有，会计制度也没改，和现在的差别相当大。”
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自1984年开始至2002年，已历经两次。1983年和1984年初，农行（601288.SH，01288.HK）、中行、建行、工行先后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分离；1994年前后，剥离政策性业务，专业银行向商业化转型，建立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形成商业银行法，是为第二次改革。
2003年开始，国有银行股份化改革开始实施，此后七年时间内，交行（601328.SH，03328.HK）、建行、中行、工行、农行和光大(601818.SH 06818.HK )银行先后上市，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
在此期间，郭树清临危受命接任建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带领建行成功完成了四大国有银行首家上市。郭树清认为，第三轮改革，最根本的一点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行政性结构，建立了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郭树清认为，从三个层面，可以理解现在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一是形成了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改革后，新的股权结构高度混合，避免了银行与政府的关系模糊复杂，独立核算和预算约束难实现的局面；二是有了直接的股东约束，凡属重大的对外投资、采购和薪酬安排等，都必须由股东大会批准；三是建立了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改革后，股东大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对银行最重大的问题作出决定，在此之下，董事会、管理层和监事会形成日常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
对于权力的制衡机制，郭树清从实践角度深有感触，“现在总行这个层面，董事长、监事长、总经理，互相监督。过去贷款，有很多地方政府高官来找，现在基本不管用。”
国有银行股改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引起较大争议，不少人士认为，此举是将国有银行贱卖。
郭树清表示，外界并不理解，外资入股使国有银行在国际投资者前建立了信心，没有外资进入，国际投资者不敢买。此外，有外资机构在董事会，就能使董事会决策不能乱来。
从建行角度，郭树清认为，战略投资者给建行带来诸多帮助，美国银行同建行的合作与经验分享近400项，对转变建行的观念起到了很大作用，对微观管理作用尤其明显。
他举例说，银行要提高效率，缩短客户等候时间，美国人会明确提出，什么叫缩短客户等候时间？然后他们会用一个月的时间来测量，选几个网点，具体看客户要等多久，这要准确统计到不同业务、不同人群。
郭树清感慨：“我们通常是大而化之，美国人则必须精确统计，所有涉及到的流程，都这么做。”
从微观层面看，业务流程再造后，建行的客户办理业务时间平均缩短55％，服务标准一致性提高86％，新客户一笔贷款平均时间从原来的10.9天减少到5.7天。
尽管国有银行相较以往有了较大变化，但时至今日，仍面临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有银行的行政化仍未完全去除，“一层三会”（管理层、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功能定位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明确。
郭树清并不讳言目前行政化仍然存在，他觉得高层任命与经营正常化矛盾并不突出，但也认为，进一步去行政化仍可以探讨。
他表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不仅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商业银行发展模式、市场发育程度等经济因素，还与政治体制、历史、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各国国情不同、社会文化不同，银行公司治理面临的问题也不同。
具体到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郭树清认为还有几个方面需要重点研究：一是国有控股数量界限，是否要保持在51％的绝对控股地位，比如可否降到35％？二是如何避免股东的短期行为，有时候股东只关心股本回报率、利润增速和分红，有时候缺乏长远利益关切；三是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履职和完全尽责还不够；四是监事会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现在监事会的职责还不够明晰。
商业银行转型任重
股改后，四大行的发展步伐加快，资产总规模超过45万亿元，在五年内翻了1倍。2010年实现税后净利润超过5000亿元，而今年前三季度，四大行的税后净利润就超过了5000亿元。
最近五年，建行平均资产回报率为1.19％，为全球大银行最好水平。同行评价，这与建行不断开拓新业务、在商业银行转型方面戮力进取分不开。到今年三季度，建设银行的非利息收入达到731.4亿元，占总收入的24.7％。
郭树清说，建行的转型，主要是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从大公司大项目向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并重转变；从以批发业务为主，向传统与新兴业务并重转变；加速发展中间业务，向收入结构多元化转变；稳妥推进综合化经营，向多功能银行转变。
在零售业务方面，郭树清提出，未来五年，建行的零售业务要从目前的35％提高到50％。
在业务转型的同时，四大国有银行亦纷纷凭借自身的规模和资本优势，不断建立、收购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以构建综合性金融体系。四大行在香港均有自己的投行类公司，而对租赁、保险、信托等公司亦多有持股。
郭树清认为这种发展有一定的合理性。“给客户提供综合化需要，有时不是单纯的存款取款，客户还有多种需求，我们能提供综合服务，这样市场的渗透率提高了，也便利了客户。”他说，从人才储备看，四大行也最多、也最有能力走综合化经营。
利率市场化在近年呼声较高，利率改革，将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对商业银行的风险防控能力和道德水平提出考验。
在这方面，郭树清认为，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还是很快的，很多人并不注意，目前包括很多银行理财产品，都是变相的提高利率，都是存款的替代。
最近两年，银行理财产品发展迅猛，截至今年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的规模达到了7万亿元。
不过，监管层亦注意到其中的风险，今年下半年屡次发布规定，防范理财风险。最近在10月份，更严厉要求，银行对每个理财计划要单独核算，投资组合亦需单独管理，收益核算也不能延续以往混沌不清的做法。
如今，这些银行业的微观改革还需继续，而作为这一改革历程的直接推动者，郭树清正带着他20余年的宏观经济研究、金融决策和一线实践的经验总结，履新另一个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战场：资本市场和证券行业。
10月3日，刚从美国参加完中美商界领袖活动的郭树清，飞往日本，参加另一场论坛，在京都著名的清水寺边，郭树清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尚未适应时差的郭树清身体略有不适，但采访仍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以亲身参与推动的建行改革为例，郭树清回顾了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成果及不足，在新环境下的转型选择等。无意之中，这成为他履新证券监管系统掌门人之前对商业银行改革的一次系统总结。
郭树清儒雅、和善，细致且博识，访谈前的闲聊中，其对美国经济、社会深层次问题的见解令人印象深刻。
10月29日，郭树清正式履新中国证监会主席这一极富挑战性的职务。本刊记者在日本对他的采访，亦成为他在建行董事长任上最后一次向媒体全面阐述其金融改革与治理思想。
因他对金融决策和实践工作的熟悉，公众对郭树清执掌证监会充满期待。最近一周，不少市场人士公开建言上书，提出诸多期许，盼其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深化，为市场带来新气息。
重任与挑战，对郭树清并不陌生。说到压力，六年前他担纲建行之际可谓巨大。但他临危不乱，迅速带领建行完成引资并实现国有大型银行IPO突破。其后，郭树清努力率领建行做实公司治理，推动业务转型，避免盲从冒进，出色践行了银行业市场化改革。
微观治理仍需重构
最近几年的金融危机，让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损失巨大，不少银行抵御不住风险而纷纷破产。
而以银行业为首的中国金融机构却并未受之影响，反而银行业还以充沛的资金，参与了经济刺激计划，在2009年、2010年两年投放货币超过17万亿元。
而工行（601398.SH，01398.HK）、建行、中行（601988.SH，03988.HK）在2009年同时曾跻身全球市值最大银行前三甲，至今工商银行仍是全球市值最大银行。
有识者认为，若不是2003年开始的国有银行改革，国有银行不会迎来今天的局面，更不可能为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助力。
作为当时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郭树清回忆，“我们银行改革，在国内外没有经验，没有先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搞到什么程度，改到什么程度，公司治理能完善到什么程度都是未知数。记得到上世纪90年代初，到美国申请设立办事处，连一张资产负债表都没有，会计制度也没改，和现在的差别相当大。”
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自1984年开始至2002年，已历经两次。1983年和1984年初，农行（601288.SH，01288.HK）、中行、建行、工行先后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分离；1994年前后，剥离政策性业务，专业银行向商业化转型，建立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形成商业银行法，是为第二次改革。
2003年开始，国有银行股份化改革开始实施，此后七年时间内，交行（601328.SH，03328.HK）、建行、中行、工行、农行和光大(601818.SH 06818.HK )银行先后上市，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
在此期间，郭树清临危受命接任建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带领建行成功完成了四大国有银行首家上市。郭树清认为，第三轮改革，最根本的一点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行政性结构，建立了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郭树清认为，从三个层面，可以理解现在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一是形成了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改革后，新的股权结构高度混合，避免了银行与政府的关系模糊复杂，独立核算和预算约束难实现的局面；二是有了直接的股东约束，凡属重大的对外投资、采购和薪酬安排等，都必须由股东大会批准；三是建立了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改革后，股东大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对银行最重大的问题作出决定，在此之下，董事会、管理层和监事会形成日常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
对于权力的制衡机制，郭树清从实践角度深有感触，“现在总行这个层面，董事长、监事长、总经理，互相监督。过去贷款，有很多地方政府高官来找，现在基本不管用。”
国有银行股改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引起较大争议，不少人士认为，此举是将国有银行贱卖。
郭树清表示，外界并不理解，外资入股使国有银行在国际投资者前建立了信心，没有外资进入，国际投资者不敢买。此外，有外资机构在董事会，就能使董事会决策不能乱来。
从建行角度，郭树清认为，战略投资者给建行带来诸多帮助，美国银行同建行的合作与经验分享近400项，对转变建行的观念起到了很大作用，对微观管理作用尤其明显。
他举例说，银行要提高效率，缩短客户等候时间，美国人会明确提出，什么叫缩短客户等候时间？然后他们会用一个月的时间来测量，选几个网点，具体看客户要等多久，这要准确统计到不同业务、不同人群。
郭树清感慨：“我们通常是大而化之，美国人则必须精确统计，所有涉及到的流程，都这么做。”
从微观层面看，业务流程再造后，建行的客户办理业务时间平均缩短55％，服务标准一致性提高86％，新客户一笔贷款平均时间从原来的10.9天减少到5.7天。
尽管国有银行相较以往有了较大变化，但时至今日，仍面临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有银行的行政化仍未完全去除，“一层三会”（管理层、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功能定位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明确。
郭树清并不讳言目前行政化仍然存在，他觉得高层任命与经营正常化矛盾并不突出，但也认为，进一步去行政化仍可以探讨。
他表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不仅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商业银行发展模式、市场发育程度等经济因素，还与政治体制、历史、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各国国情不同、社会文化不同，银行公司治理面临的问题也不同。
具体到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郭树清认为还有几个方面需要重点研究：一是国有控股数量界限，是否要保持在51％的绝对控股地位，比如可否降到35％？二是如何避免股东的短期行为，有时候股东只关心股本回报率、利润增速和分红，有时候缺乏长远利益关切；三是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履职和完全尽责还不够；四是监事会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现在监事会的职责还不够明晰。
商业银行转型任重
股改后，四大行的发展步伐加快，资产总规模超过45万亿元，在五年内翻了1倍。2010年实现税后净利润超过5000亿元，而今年前三季度，四大行的税后净利润就超过了5000亿元。
最近五年，建行平均资产回报率为1.19％，为全球大银行最好水平。同行评价，这与建行不断开拓新业务、在商业银行转型方面戮力进取分不开。到今年三季度，建设银行的非利息收入达到731.4亿元，占总收入的24.7％。
郭树清说，建行的转型，主要是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从大公司大项目向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并重转变；从以批发业务为主，向传统与新兴业务并重转变；加速发展中间业务，向收入结构多元化转变；稳妥推进综合化经营，向多功能银行转变。
在零售业务方面，郭树清提出，未来五年，建行的零售业务要从目前的35％提高到50％。
在业务转型的同时，四大国有银行亦纷纷凭借自身的规模和资本优势，不断建立、收购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以构建综合性金融体系。四大行在香港均有自己的投行类公司，而对租赁、保险、信托等公司亦多有持股。
郭树清认为这种发展有一定的合理性。“给客户提供综合化需要，有时不是单纯的存款取款，客户还有多种需求，我们能提供综合服务，这样市场的渗透率提高了，也便利了客户。”他说，从人才储备看，四大行也最多、也最有能力走综合化经营。
利率市场化在近年呼声较高，利率改革，将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对商业银行的风险防控能力和道德水平提出考验。
在这方面，郭树清认为，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还是很快的，很多人并不注意，目前包括很多银行理财产品，都是变相的提高利率，都是存款的替代。
最近两年，银行理财产品发展迅猛，截至今年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的规模达到了7万亿元。
不过，监管层亦注意到其中的风险，今年下半年屡次发布规定，防范理财风险。最近在10月份，更严厉要求，银行对每个理财计划要单独核算，投资组合亦需单独管理，收益核算也不能延续以往混沌不清的做法。
如今，这些银行业的微观改革还需继续，而作为这一改革历程的直接推动者，郭树清正带着他20余年的宏观经济研究、金融决策和一线实践的经验总结，履新另一个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战场：资本市场和证券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