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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诸子对话的现代诠释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张春泉《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一书对此做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先秦诸子对话具有鲜明的语体特征，先秦诸子对话还受问答逻辑支配，先秦诸子对话可做微观实证分析。
[关键词]先秦诸子；对话；问答逻辑；微观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3-0082-03
[收稿日期]2014-03-26
[作者简介]唐海艳，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诸子学、诗经学研究。
对话，是现代语用学、叙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但对话的实践活动古已有之。张春泉《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的有关章节对先秦诸子的典型对话做了有效的现代诠释[1]，该书从实证视角专题探讨了《论语》《孟子》《公孙龙子》等先秦诸子的话语衔接、紧缩结构、问句话轮、条件复句、修辞式推论等。从《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对话的语体特征，可用现代语用学、逻辑学、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诠释先秦诸子对话。
一、先秦诸子对话的语体特征
《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首先将对话与语体关联起来，将对话置于语体的宏观视域下。张春泉指出：“或者我们可以首先把作为语言的功能变体的语体分为科学语体与叙事语体两大类，然后将叙事语体分为谈话语体、艺术语体和事务语体。”[1]（P5）“另需说明的是，就科学体而言，其承载典型的科学知识和非典型的科学知识，其中非典型的科学知识在一定意义上与非典型的叙事知识无泾渭分明之界限，且叠合甚多。本书取非典型科学体作品，我们把这类非典型的科学体称为事务体。”[1]（P5）这种语体分类是实事求是的。
有鉴于此，《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指出，《论语》《孟子》和《白马论》可作为谈话体的代表作。其所说的谈话体包括语录体和狭义的谈话体。一般认为，《论语》是语录体，《孟子》是狭义的谈话体。关于诸子叙事对话与语体语篇的关系，张春泉还进一步说明如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我们看来，“叙事对话”与语篇有着近乎“天然”的联系：一般的对话可以不形成语篇，但以叙事为旨归的对话则常常需形成语篇，否则，语焉不详，“叙”而不成“事”，或曰离散于语篇之外的对话只是简单的“一般对话”，而未必是“叙事对话”。有鉴于此，我们在讨论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时，一般是以专书（此种情形下的“专书”是具体的言语作品，是语篇，例如《孟子》、《红楼梦》、《雷雨》等）专题的形式，探讨其中的某些对话现象，探索其语用逻辑理据。[1]（P6）
《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概括了《论语》《孟子》和《白马论》中的语用逻辑，有一定的共性：重视对话，形成较为典型的问答逻辑；关注语义，强调语境。一般而言，问答逻辑的主体性较强，可以充分体现主体之间的交互性。张春泉还指出，先秦叙事对后世汉语语用逻辑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当时言文一致的先秦诸子散文，影响甚为深广，之所以如此，除了其博大精深的义理，还与其跟义理相适切的表达形式（尤指语体形式）密切相关。《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在对先秦诸子叙事对话充分描写的基础上，探讨解释其使用的动因。
二、先秦诸子对话的问答逻辑
先秦诸子叙事对话还受问答逻辑的支配。问答逻辑，是问与答之间的有效关联。先秦诸子对话所体现的问答逻辑与伽达默尔所言的问答逻辑在理据上似乎相去并不甚远。在伽达默尔看来，“对于某物可问性的理解其实总已经是在提问。”[2]（P481） “谁想思考，谁就必须提问。”[2]（P481）“因为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2]（P482）问答逻辑在一定意义上是言语行为，其中的问句常常不表达命题，但问和答之间常常形成各种语义逻辑关系。问答逻辑可包括类比、预设、蕴含等。问句受问答逻辑的支配，对话中的问句常常是以话轮的形式出现的。
《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较为系统地考察《孟子》中的问句，《孟子》中的问句句群往往形成两个以上的话轮，问句与排比的复合而形成的排比问受类比逻辑的支配；还进一步探讨了“白马非马”的语用逻辑性质，指出：“公孙龙子《白马论》提出‘白马非马’的论断，在某种意义上不是诡辩，似也不应将之与现代形式逻辑等量齐观。从语用逻辑的角度，可以认为，‘白马非马’是一种修辞式推论，这从二者问世之时的语境（尤指社会情景语境）、基本前提等方面可以看出。”[1]（P118）张春泉的这些看法是有一定创获的。
重视问答逻辑等逻辑理据的考辨是《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的又一亮点。例如：
我们知道，《论语》中的假言联言推理是逻辑实践，而斯多噶学派的命题逻辑则主要是逻辑理论。这种时间上的“吻合”恰好体现和印证了先有事实再有理论的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这表明：其一，人类的思维形式及其历时发展状态是有共性的；其二，如果说斯多噶学派的活动时间可信的话，以之参照辅证《论语》的成书年代，可在一定意义上增加《论语》成书年代的可信度。此外，尤其重要的是，命题逻辑是十分重视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联的，而复合命题逻辑一般是由复合句来表征的，因此，复合命题逻辑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联就体现为具体话语之间的衔接，可见，这种衔接是有其逻辑理据的。[1]（P35）
以上比较特别强调了可比性，在此前提下做了合理的理据分析。
饶有意味的是，《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自身始终贯穿着问答逻辑理路，这从其最后一个自然段即可看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主体以专书（语篇）言语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期符合“叙事”的内涵。《附录》收录笔者的6篇文章，其研究对象仍然主要是“专书”，是专书作者关于语言（尤指语言运用）的学术思想，收入本书，以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事实”与“理论”的“召唤-应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笔者与专书作者的某种“对话”。 [1]（P347） 三、先秦诸子对话的微观实证分析
《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的微观描写颇见功力，例如，张春泉指出：“《论语》在总体上是离散的‘语录体’，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言谈内，它又是较为注重其连贯性的。在《论语》中，每一个话轮内部以及话轮与话轮之间是较为讲究衔接的。”[1]（P33） “《论语》中在语言形式上较为典型的话语衔接手段是其中能指形式在邻近位置的复现。”[1]（P33）对微观事实的描写又不是简单的事实堆砌，而是做出了适度诠释，例如：“《论语》中的复现式话语衔接在能指上凸显了‘形合’特征，这种能指形式上的‘形合’特征有助于人们对《论语》义理的认知与认同，有助于增强《论语》话语的认知说服功能。”[1]（P34）
张春泉在讨论《论语》中的复现式话语衔接时尤为细致严密。关于“话语衔接”这个术语，张春泉借用于现代语用学，且在《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中做了严格界定。张春泉分“顶真型复现式话语衔接”、“回环型复现式话语衔接”、“间隔反复型复现式话语衔接”等三类讨论这个问题。就“顶真型复现式话语衔接”而言，张春泉又分出“主谓结构复现，作为衔接点”、“名词性成分复现”、“动词性成分复现”等子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春泉成功借用了符号逻辑的方法刻画主谓结构复现的形式：
若我们将“名不正”记为“p”，“言不顺”记为“q”，“事不成”记为“r”，“礼乐不兴”记为“s”，“刑法不中”记为“m”，“民无所措手足”记为“ n ”，则以上顶真可表示为：
p →q，q →r，r →s，s →m，m →n，最后得出：p →n[1]（P35）。
此外，关于《孟子》条件复句的句法结构、《孟子》条件复句的关联词语及其语义功用、从认知角度看《孟子》多重复句中的条件关系、《孟子》中的疑问句及其语用价值、《孟子》排比问的修辞效用、《论语》和《孟子》排比问的语用比较、《孟子》中的顶真辞格等问题的描写也十分细密。例如，在对《论语》和《孟子》排比问作语用比较时，张春泉指出：
有关《论语》和《孟子》排比问的语用比较表明，二者均有一定的表示疑问语气的话语标记，都有一定的语用价值，只是，相对于《论语》排比问而言，《孟子》排比问表示疑问的话语标记要繁丰一些，《论语》排比问的语用价值主要是通过话语接受者的“辨”而获得，而《孟子》排比问的语用价值则主要是通过语用主体（含话语表达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辩”实现。[1]（P111）
《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的作者张春泉教授一直关注先秦诸子的研究，其本科毕业论文即为《试析〈道德经〉的语义模糊性》，硕士论文为《〈孟子〉中的条件复句》，新近又发表了如下论文：《〈公孙龙子〉的术语学思想——兼析〈荀子〉与〈公孙龙子〉术语学思想的“共相”》（《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老子〉中的组合问及其互文辩证性》（《北方论丛》2012年第1期），《〈墨子·兼爱〉和〈庄子·齐物论〉组合问的语用比较》（《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5期），《试析〈孙子兵法〉中的动态术语语义场》（《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韩非子〉显性话语衔接及其互文性——基于篇章题目的衔接标记语分析》（《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从其研究的系统性不难看出，以上关于先秦诸子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对话”和“逻辑”相关，张春泉敏锐地关注到先秦诸子对话的叙事性及其问答逻辑，从张春泉《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及其他系列论文不难看出，先秦诸子对话的现代诠释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其研究范式有助于丰富现代诠释学、语用学、修辞学理论，有助于指导先秦诸子散文鉴赏，有助于传承经典文献。
[参考文献]
[1]张春泉. 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Abstract：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Qin philosophers dialogue is possible and necessary. The book Narrative Dialogue and Pragmatic Logic written by ZHANG Chun-quan has made constructive exploration about it. The Pre-Qin philosophers dialogue with distinctive stylistic feature is also under the control of dialogical logic，so analysis of Pre-Qin dialogue can be micro demonstration.
Key words：the Pre-Qin thinkers； dialogue； dialogical logic； microcosmi
[责任编辑薄刚]
[关键词]先秦诸子；对话；问答逻辑；微观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3-0082-03
[收稿日期]2014-03-26
[作者简介]唐海艳，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诸子学、诗经学研究。
对话，是现代语用学、叙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但对话的实践活动古已有之。张春泉《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的有关章节对先秦诸子的典型对话做了有效的现代诠释[1]，该书从实证视角专题探讨了《论语》《孟子》《公孙龙子》等先秦诸子的话语衔接、紧缩结构、问句话轮、条件复句、修辞式推论等。从《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对话的语体特征，可用现代语用学、逻辑学、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诠释先秦诸子对话。
一、先秦诸子对话的语体特征
《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首先将对话与语体关联起来，将对话置于语体的宏观视域下。张春泉指出：“或者我们可以首先把作为语言的功能变体的语体分为科学语体与叙事语体两大类，然后将叙事语体分为谈话语体、艺术语体和事务语体。”[1]（P5）“另需说明的是，就科学体而言，其承载典型的科学知识和非典型的科学知识，其中非典型的科学知识在一定意义上与非典型的叙事知识无泾渭分明之界限，且叠合甚多。本书取非典型科学体作品，我们把这类非典型的科学体称为事务体。”[1]（P5）这种语体分类是实事求是的。
有鉴于此，《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指出，《论语》《孟子》和《白马论》可作为谈话体的代表作。其所说的谈话体包括语录体和狭义的谈话体。一般认为，《论语》是语录体，《孟子》是狭义的谈话体。关于诸子叙事对话与语体语篇的关系，张春泉还进一步说明如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我们看来，“叙事对话”与语篇有着近乎“天然”的联系：一般的对话可以不形成语篇，但以叙事为旨归的对话则常常需形成语篇，否则，语焉不详，“叙”而不成“事”，或曰离散于语篇之外的对话只是简单的“一般对话”，而未必是“叙事对话”。有鉴于此，我们在讨论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时，一般是以专书（此种情形下的“专书”是具体的言语作品，是语篇，例如《孟子》、《红楼梦》、《雷雨》等）专题的形式，探讨其中的某些对话现象，探索其语用逻辑理据。[1]（P6）
《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概括了《论语》《孟子》和《白马论》中的语用逻辑，有一定的共性：重视对话，形成较为典型的问答逻辑；关注语义，强调语境。一般而言，问答逻辑的主体性较强，可以充分体现主体之间的交互性。张春泉还指出，先秦叙事对后世汉语语用逻辑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当时言文一致的先秦诸子散文，影响甚为深广，之所以如此，除了其博大精深的义理，还与其跟义理相适切的表达形式（尤指语体形式）密切相关。《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在对先秦诸子叙事对话充分描写的基础上，探讨解释其使用的动因。
二、先秦诸子对话的问答逻辑
先秦诸子叙事对话还受问答逻辑的支配。问答逻辑，是问与答之间的有效关联。先秦诸子对话所体现的问答逻辑与伽达默尔所言的问答逻辑在理据上似乎相去并不甚远。在伽达默尔看来，“对于某物可问性的理解其实总已经是在提问。”[2]（P481） “谁想思考，谁就必须提问。”[2]（P481）“因为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2]（P482）问答逻辑在一定意义上是言语行为，其中的问句常常不表达命题，但问和答之间常常形成各种语义逻辑关系。问答逻辑可包括类比、预设、蕴含等。问句受问答逻辑的支配，对话中的问句常常是以话轮的形式出现的。
《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较为系统地考察《孟子》中的问句，《孟子》中的问句句群往往形成两个以上的话轮，问句与排比的复合而形成的排比问受类比逻辑的支配；还进一步探讨了“白马非马”的语用逻辑性质，指出：“公孙龙子《白马论》提出‘白马非马’的论断，在某种意义上不是诡辩，似也不应将之与现代形式逻辑等量齐观。从语用逻辑的角度，可以认为，‘白马非马’是一种修辞式推论，这从二者问世之时的语境（尤指社会情景语境）、基本前提等方面可以看出。”[1]（P118）张春泉的这些看法是有一定创获的。
重视问答逻辑等逻辑理据的考辨是《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的又一亮点。例如：
我们知道，《论语》中的假言联言推理是逻辑实践，而斯多噶学派的命题逻辑则主要是逻辑理论。这种时间上的“吻合”恰好体现和印证了先有事实再有理论的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这表明：其一，人类的思维形式及其历时发展状态是有共性的；其二，如果说斯多噶学派的活动时间可信的话，以之参照辅证《论语》的成书年代，可在一定意义上增加《论语》成书年代的可信度。此外，尤其重要的是，命题逻辑是十分重视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联的，而复合命题逻辑一般是由复合句来表征的，因此，复合命题逻辑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联就体现为具体话语之间的衔接，可见，这种衔接是有其逻辑理据的。[1]（P35）
以上比较特别强调了可比性，在此前提下做了合理的理据分析。
饶有意味的是，《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自身始终贯穿着问答逻辑理路，这从其最后一个自然段即可看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主体以专书（语篇）言语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期符合“叙事”的内涵。《附录》收录笔者的6篇文章，其研究对象仍然主要是“专书”，是专书作者关于语言（尤指语言运用）的学术思想，收入本书，以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事实”与“理论”的“召唤-应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笔者与专书作者的某种“对话”。 [1]（P347） 三、先秦诸子对话的微观实证分析
《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的微观描写颇见功力，例如，张春泉指出：“《论语》在总体上是离散的‘语录体’，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言谈内，它又是较为注重其连贯性的。在《论语》中，每一个话轮内部以及话轮与话轮之间是较为讲究衔接的。”[1]（P33） “《论语》中在语言形式上较为典型的话语衔接手段是其中能指形式在邻近位置的复现。”[1]（P33）对微观事实的描写又不是简单的事实堆砌，而是做出了适度诠释，例如：“《论语》中的复现式话语衔接在能指上凸显了‘形合’特征，这种能指形式上的‘形合’特征有助于人们对《论语》义理的认知与认同，有助于增强《论语》话语的认知说服功能。”[1]（P34）
张春泉在讨论《论语》中的复现式话语衔接时尤为细致严密。关于“话语衔接”这个术语，张春泉借用于现代语用学，且在《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中做了严格界定。张春泉分“顶真型复现式话语衔接”、“回环型复现式话语衔接”、“间隔反复型复现式话语衔接”等三类讨论这个问题。就“顶真型复现式话语衔接”而言，张春泉又分出“主谓结构复现，作为衔接点”、“名词性成分复现”、“动词性成分复现”等子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春泉成功借用了符号逻辑的方法刻画主谓结构复现的形式：
若我们将“名不正”记为“p”，“言不顺”记为“q”，“事不成”记为“r”，“礼乐不兴”记为“s”，“刑法不中”记为“m”，“民无所措手足”记为“ n ”，则以上顶真可表示为：
p →q，q →r，r →s，s →m，m →n，最后得出：p →n[1]（P35）。
此外，关于《孟子》条件复句的句法结构、《孟子》条件复句的关联词语及其语义功用、从认知角度看《孟子》多重复句中的条件关系、《孟子》中的疑问句及其语用价值、《孟子》排比问的修辞效用、《论语》和《孟子》排比问的语用比较、《孟子》中的顶真辞格等问题的描写也十分细密。例如，在对《论语》和《孟子》排比问作语用比较时，张春泉指出：
有关《论语》和《孟子》排比问的语用比较表明，二者均有一定的表示疑问语气的话语标记，都有一定的语用价值，只是，相对于《论语》排比问而言，《孟子》排比问表示疑问的话语标记要繁丰一些，《论语》排比问的语用价值主要是通过话语接受者的“辨”而获得，而《孟子》排比问的语用价值则主要是通过语用主体（含话语表达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辩”实现。[1]（P111）
《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的作者张春泉教授一直关注先秦诸子的研究，其本科毕业论文即为《试析〈道德经〉的语义模糊性》，硕士论文为《〈孟子〉中的条件复句》，新近又发表了如下论文：《〈公孙龙子〉的术语学思想——兼析〈荀子〉与〈公孙龙子〉术语学思想的“共相”》（《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老子〉中的组合问及其互文辩证性》（《北方论丛》2012年第1期），《〈墨子·兼爱〉和〈庄子·齐物论〉组合问的语用比较》（《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5期），《试析〈孙子兵法〉中的动态术语语义场》（《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韩非子〉显性话语衔接及其互文性——基于篇章题目的衔接标记语分析》（《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从其研究的系统性不难看出，以上关于先秦诸子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对话”和“逻辑”相关，张春泉敏锐地关注到先秦诸子对话的叙事性及其问答逻辑，从张春泉《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及其他系列论文不难看出，先秦诸子对话的现代诠释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其研究范式有助于丰富现代诠释学、语用学、修辞学理论，有助于指导先秦诸子散文鉴赏，有助于传承经典文献。
[参考文献]
[1]张春泉. 叙事对话与语用逻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Abstract：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Qin philosophers dialogue is possible and necessary. The book Narrative Dialogue and Pragmatic Logic written by ZHANG Chun-quan has made constructive exploration about it. The Pre-Qin philosophers dialogue with distinctive stylistic feature is also under the control of dialogical logic，so analysis of Pre-Qin dialogue can be micro demonstration.
Key words：the Pre-Qin thinkers； dialogue； dialogical logic； microcosmi
[责任编辑薄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