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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浙江乡村工业化的发展，而浙江乡村工业化的发展又是由数以千计的专业村、专业乡镇的发展为基础的。作为乡村工业化发动机的专业村，与专业市场和专业协会的发展密不可分。正是专业村与专业市场、专业协会的密切结合，实现了专业村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从而推动了浙江“块状经济”模式的发展。
关键词：专业村；专业市场；系统整合、社会整合
改革开放以前的浙江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1978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24亿元，居全国第12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31元，居全国第16位。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45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地处沿海前线，出于海防等历史原因，国家对浙江的投资很少，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1952— 1978年累计，浙江省人均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只有411元，处在全国各省份最后一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经济发展条件先天不足的省份，却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2005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365亿元，居全国第四位。从2001年开始，浙江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广东省，居各省份第一，达到7878元；农村人均收入更是连续16年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浙江省早在1997年全部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国家级贫困县的省份。
纵观浙江的发展，我们发现浙江农村的乡村工业化及其相伴而生的市场化(建立各种各样的专业市场)运动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浙江的乡村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以千计的以生产单一产品为主的专业村、专业乡(镇)的发展，正是这些专业村、专业乡镇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一村(乡)一品”的块状经济模式。2001年，浙江省展开了对“块状经济”的第二次普查。数据表明：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形成了“块状经济”，共涉及175个大小行业，参与 “块状经济”协作生产的企业达到24万家，年产总值突破6000个亿，平均每个“块状经济”规模达到11.5亿。更令人称奇的是，浙江“块状经济”的发动机并不在县城之内，而是散落于各个专业村、专业乡(镇)之中。也就是说，这些“块状经济”模式是源于乡村的。为此，探讨浙江乡村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实质上就是要探讨浙江专业村、专业镇的发展轨迹。本文试图通过解剖典型个案，深入分析专业村发展的各种要素及其要素之间的关系，以便为专业村路径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 绍兴W专业村发展轨迹
W村是浙江省中部的一个生产水带的专业型村庄，位于绍兴嵊州市区以西20余公里。它四面环山，但交通便利，公路系统相当发达，距离周边经济强县，如义乌、东阳、绍兴、诸暨、新昌等不到40分钟的车程。该村有1000多人，其中有五分之一常年在外面跑生意或从事销售工作，是周围远近闻名的嵊州市小康文明示范村。2003年全村实现总收入150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1万多元。村内有40余家水带生产企业，五分之四的村民从事水带生产行业。这些企业规模都不大，一般只有几十万的产值，最大的也不过三四百万，小的则只有几万，手工作坊则更小。但整个村庄的水带生产总量很大，在省内省外有较高的知名度。
W村走上专业村之路，始于1978年。当年，一位在上海部队里做团级干部的W村人，在回家探亲时，看到家乡经历文革之后的贫穷落后状况后，就给村干部出谋划策，认为要实现村民的富裕，就必须办厂。在他的帮助下，村集体向周围比较富裕的村庄借了8000元钱，从上海买回8台水带生产机器，创办了嵊州市水带厂，开始了村庄工业化道路。由于企业兴办的早，又有上海方面技术上的支持，企业发展得很快。但是经过近10来年的发展之后，企业发展面临了困境，到1988年亏损额达到了700多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村集体决定把企业完全分给个人。
在这一波私人化的过程中，企业一分为五，原先的厂长以个人集资的方式获得最多的机器，继承了原先的企业牌子；副厂长和销售经理及其两个车间主任各自承包一些机器，开始“自产自收”。5家企业在几年后都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这进一步刺激了其他村民兴办企业的浪潮。原先从事于销售工作、生产工作(技工)的村民开始四处寻找资金，兴办企业。在1989年到1996年期间，村庄中先后诞生了20多家企业，同时还有相当多的手工作坊应运而生。
由于市场对水带需求量的激增和利润的刺激，那些出去跑市场、跑销路的村民开始“按耐不住”，于1997年之后又兴办了20多家水带生产企业。截至到2004年为止，村庄内共有从事生产水带和水带配套企业44家。同时，周边的村庄也开始发展水带企业及其为水带生产提供配套的相关工业，从而使得整个乡镇的水带生产具有相当规模。据W村水带协会会长刑某说，C镇已经成为全国生产水带生产的最大乡镇之一。
在兴办水带企业过程中，村民们逐渐意识到相互合作和兴办市场的重要性。在未创办市场之前，水带产品要拿到外地市场如山东、山西、河北等地去出售，并在这些地方接受订单。这极大的增加了交易成本，并且一旦接到大的订单，单个企业又难以完成，需要进行相应的调节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为降低交易成本，并满足企业相互协作的需要，专业性水带市场的兴办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2年，在村民的建议和乡镇政府的规划下，水带专业市场在C镇建立起来了。市场建立起来后，村庄中从事水带生产的企业纷纷在市场中设立摊位或代销点，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客商来购买水带产品或者下订单，这进一步刺激了水带生产行业的兴盛。与此同时，同类企业之间通过市场，更好的实现了资源相互整合。由于水带生产需要三个步骤，其产品分别是白带、塑料和按扣。有些企业是生产白带的，有些企业是生产塑料的，还有些企业是生产按扣的；或者是某些企业生产前两者，或后两者，当然也有都生产的。那些生产白带的企业就需要塑料和按扣产品，同样生产塑料的企业也需要其他产品，这些需要通过市场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乡情、亲戚、血缘关系尽管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市场的威力更为巨大。村委会主任刑某的话颇具有代表性，他说“大家都要赚钱，亲戚关系没特别大的用处，除非双方出的价钱基本一致，那会有所考虑的。但是，亲戚真有什么需要的话，只能是借钱给他，在交易中是不会让步的。就像我们打麻将一样，在桌子上，不管是什么关系，只要输了钱就不能赖，父母亲都不能例外，这是规矩，不然玩起来没意思。麻将桌上无兄弟，但是在平时，他们钱真的不够了，我们肯定会借的。”
但是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在2004年，由于水带市场逐渐饱和，水带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为了获得订单，相当多的企业纷纷降价，甚至一度降到成本线以下。村庄中企业与企业之间公然相互诋毁，并相互挖对方的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这种恶性竞争关系极大的损害了W村水带生产行业，村民们意识到要成立一个专业的机构来协调企业之间的关系。W村水带行业协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村庄中几家大一点的水带生产企业以加盟的方式成立水带行业协会，并聘请最大一家企业的企业主刑某担任会长。W村水带行业协会在村庄大企业的支持下，通过制定相应的行业行规，迅速清理了一些不规范现象，使得村庄中企业的发展进入了正规。水带行业协会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市场信息和技术，为村庄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支持和技术支持，从而极大的推动了当地水带行业的发展。
二、专业村发展路径分析
任何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因素，尤其是能人的帮助和带动。如W水带专业村的起步，很大程度上要归于那个在上海工作的干部，正是由于他的出谋划策，W村开始了工业化之路。但从“一星之光”发展到“星星点灯”再发展到“燎原之势”，则非一己之力所能做到。浙江的村庄专业化之路，与民营化、市场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有研究者通过对宁波专业村的研究，提出了专业村发展的七种模式：一是由专业户带动逐步形成专业村；二是由生产技术信息和新产品、新技术引进，形成专业村；三是利用部门销售信息，建立龙头型加工企业，带动农民种植形成专业村；四是通过实施家庭致富工程，由点到片拓展成专业村；五是放手发展个私企业，工贸一体逐步形成一村一品的专业村；六是以市场带动专业乡镇的崛起而形成的专业村；七是从资源有势形成特色经济进而形成专业村①。无论是专业户带动，还是龙头企业带动，抑或是个私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市场化的大环境，这些发展都是蕴涵在浙江高度市场化的背景之下的。同时这种高度发达的市场化又与个私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从W村的发展来看，嵊州水带厂的创办是村庄从农业型经济迈向工业型经济的重要一步，正是这一步开启了村庄工业化之门。集体企业的兴办使得农民产生了分化，形成了销售人员群体、生产人员群体、管理人员群体等，并使得他们初步具有了工商意识和企业生产意识，这为后来村庄发展民营企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有研究者认为，浙江乡村工业化的起步源于村庄中的社队企业或集体企业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浙江实情的，尤其是杭嘉湖、宁绍地区的发展更是如此，因为这些地方在改革开放之前，社队企业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集体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阶段，遇到体制和分配利益上的矛盾之后，在浙江开始了迅速的私有化过程，W村也不例外，以至于在1989年之后，村庄中就不存在集体企业了。私营企业通过成本核算和销售渠道的发展，迅速的开拓了外地市场，并进一步激发了村民创业的积极性。但是大量私营企业从事相同或相类似的产品，对市场的需求就会变得日益迫切。
从W专业村发展专业市场，我们看到，通过专业市场而构建起来的同类企业的链合体现了系统整合的利益趋向。所谓系统整合，是指社会单位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交换(主要依靠分工和市场网络)而构织成的整合体系。专业村内部也是有分工的，这种分工是产业链扩大的体现，同时也是分工和整合要素的基础。分工促进了利益分化，分化的利益通过专业市场的交易达到某种均衡，实现了利益的整合，从而促进专业村的发展，并为乡镇和县形成“块状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绍兴，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是某一种或某一类产品的产销小基地，一个镇或邻近的几个镇是某一种或某一类产业的产销大基地。这种区域性集群经济，具有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产业体系，形成了企业的群体规模、技术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以及品牌的集聚优势。这种优势最终体现为成本优势、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
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企业之间存在着交换过程的讨价还价，这种讨价还价的好处是：首先，讨价还价是一个利益表达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双方的利益进一步明晰化、细致化；其次，讨价还价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利益的计算和妥协，最终找到双方都满意的利益均衡点，从而使矛盾得以解决③。
如果说，没有专业市场的存在，这种讨价还价在农村的“熟人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但随着市场的出现这种交易变得很正常。乡亲、血缘关系对交易的影响当然还存在，但很小。这种交易的基础是分工，分工导致产品的精细化、单一化，要满足自身企业发展就必须进行交换、交易，在交易的过程中实现利益的表达和整合。同时，在专业市场上的交易也会导致冲突，这两者相伴而生。随着W村企业的发展，企业之间利益的冲突加剧了，为了平衡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W村建立了企业专业协会，通过企业专业协会协调了彼此之间的矛盾。这种协调我们称之为社会整合，即建立在集体良知和共同规范基础之上的整合。行业协会通过制定共同的行业规则和条例，对相应的恶性竞争行为进行规范，并为企业之间的平等协商提供条件，以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共同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三、结论和讨论
为此，我们可以说，浙江的专业村、专业乡镇的发展是与专业市场联紧密相联的，它有效的实现了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系统整合，而当专业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专业协会的建立就显得异常重要，因为这样可以实现企业之间的社会整合。
在浙江，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是密不可分的。在全省88个县有85个县拥有产业集群(且都分布在乡村，尤其是各式各样的专业村中)，而这些县基本上都拥有自己的专业性市场。如永康的小五金市场、诸暨大唐的袜业市场、海宁的皮革市场、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绍兴的轻纺市场、慈溪的小家电市场、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云和的玩具市场等等。
不考虑制度性的因素，专业村的私营企业和手工作坊是易于模仿的，尤其是在分工所形成的单一产品方面，企业更易于模仿，这导致在浙江每天都有大量的私营小企业冒出来，而这些单一产品小企业的诞生又会推动相关企业的产生，从而逐步形成产业集群，推动浙江专业村不断向前发展。
注释：
①沈剑光，《专业村带动块状经济发展——宁波市发展专业村走区域块状经济之路》，《今日浙江》，2000年第12期。
②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
③陈建胜、王小章，《专业村的整合困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作者通讯地址：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社会学工作系 310012 浙江大学纳米研究院310018 )
关键词：专业村；专业市场；系统整合、社会整合
改革开放以前的浙江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1978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24亿元，居全国第12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31元，居全国第16位。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45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地处沿海前线，出于海防等历史原因，国家对浙江的投资很少，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1952— 1978年累计，浙江省人均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只有411元，处在全国各省份最后一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经济发展条件先天不足的省份，却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2005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365亿元，居全国第四位。从2001年开始，浙江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广东省，居各省份第一，达到7878元；农村人均收入更是连续16年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浙江省早在1997年全部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国家级贫困县的省份。
纵观浙江的发展，我们发现浙江农村的乡村工业化及其相伴而生的市场化(建立各种各样的专业市场)运动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浙江的乡村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以千计的以生产单一产品为主的专业村、专业乡(镇)的发展，正是这些专业村、专业乡镇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一村(乡)一品”的块状经济模式。2001年，浙江省展开了对“块状经济”的第二次普查。数据表明：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形成了“块状经济”，共涉及175个大小行业，参与 “块状经济”协作生产的企业达到24万家，年产总值突破6000个亿，平均每个“块状经济”规模达到11.5亿。更令人称奇的是，浙江“块状经济”的发动机并不在县城之内，而是散落于各个专业村、专业乡(镇)之中。也就是说，这些“块状经济”模式是源于乡村的。为此，探讨浙江乡村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实质上就是要探讨浙江专业村、专业镇的发展轨迹。本文试图通过解剖典型个案，深入分析专业村发展的各种要素及其要素之间的关系，以便为专业村路径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 绍兴W专业村发展轨迹
W村是浙江省中部的一个生产水带的专业型村庄，位于绍兴嵊州市区以西20余公里。它四面环山，但交通便利，公路系统相当发达，距离周边经济强县，如义乌、东阳、绍兴、诸暨、新昌等不到40分钟的车程。该村有1000多人，其中有五分之一常年在外面跑生意或从事销售工作，是周围远近闻名的嵊州市小康文明示范村。2003年全村实现总收入150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1万多元。村内有40余家水带生产企业，五分之四的村民从事水带生产行业。这些企业规模都不大，一般只有几十万的产值，最大的也不过三四百万，小的则只有几万，手工作坊则更小。但整个村庄的水带生产总量很大，在省内省外有较高的知名度。
W村走上专业村之路，始于1978年。当年，一位在上海部队里做团级干部的W村人，在回家探亲时，看到家乡经历文革之后的贫穷落后状况后，就给村干部出谋划策，认为要实现村民的富裕，就必须办厂。在他的帮助下，村集体向周围比较富裕的村庄借了8000元钱，从上海买回8台水带生产机器，创办了嵊州市水带厂，开始了村庄工业化道路。由于企业兴办的早，又有上海方面技术上的支持，企业发展得很快。但是经过近10来年的发展之后，企业发展面临了困境，到1988年亏损额达到了700多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村集体决定把企业完全分给个人。
在这一波私人化的过程中，企业一分为五，原先的厂长以个人集资的方式获得最多的机器，继承了原先的企业牌子；副厂长和销售经理及其两个车间主任各自承包一些机器，开始“自产自收”。5家企业在几年后都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这进一步刺激了其他村民兴办企业的浪潮。原先从事于销售工作、生产工作(技工)的村民开始四处寻找资金，兴办企业。在1989年到1996年期间，村庄中先后诞生了20多家企业，同时还有相当多的手工作坊应运而生。
由于市场对水带需求量的激增和利润的刺激，那些出去跑市场、跑销路的村民开始“按耐不住”，于1997年之后又兴办了20多家水带生产企业。截至到2004年为止，村庄内共有从事生产水带和水带配套企业44家。同时，周边的村庄也开始发展水带企业及其为水带生产提供配套的相关工业，从而使得整个乡镇的水带生产具有相当规模。据W村水带协会会长刑某说，C镇已经成为全国生产水带生产的最大乡镇之一。
在兴办水带企业过程中，村民们逐渐意识到相互合作和兴办市场的重要性。在未创办市场之前，水带产品要拿到外地市场如山东、山西、河北等地去出售，并在这些地方接受订单。这极大的增加了交易成本，并且一旦接到大的订单，单个企业又难以完成，需要进行相应的调节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为降低交易成本，并满足企业相互协作的需要，专业性水带市场的兴办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2年，在村民的建议和乡镇政府的规划下，水带专业市场在C镇建立起来了。市场建立起来后，村庄中从事水带生产的企业纷纷在市场中设立摊位或代销点，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客商来购买水带产品或者下订单，这进一步刺激了水带生产行业的兴盛。与此同时，同类企业之间通过市场，更好的实现了资源相互整合。由于水带生产需要三个步骤，其产品分别是白带、塑料和按扣。有些企业是生产白带的，有些企业是生产塑料的，还有些企业是生产按扣的；或者是某些企业生产前两者，或后两者，当然也有都生产的。那些生产白带的企业就需要塑料和按扣产品，同样生产塑料的企业也需要其他产品，这些需要通过市场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乡情、亲戚、血缘关系尽管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市场的威力更为巨大。村委会主任刑某的话颇具有代表性，他说“大家都要赚钱，亲戚关系没特别大的用处，除非双方出的价钱基本一致，那会有所考虑的。但是，亲戚真有什么需要的话，只能是借钱给他，在交易中是不会让步的。就像我们打麻将一样，在桌子上，不管是什么关系，只要输了钱就不能赖，父母亲都不能例外，这是规矩，不然玩起来没意思。麻将桌上无兄弟，但是在平时，他们钱真的不够了，我们肯定会借的。”
但是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在2004年，由于水带市场逐渐饱和，水带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为了获得订单，相当多的企业纷纷降价，甚至一度降到成本线以下。村庄中企业与企业之间公然相互诋毁，并相互挖对方的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这种恶性竞争关系极大的损害了W村水带生产行业，村民们意识到要成立一个专业的机构来协调企业之间的关系。W村水带行业协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村庄中几家大一点的水带生产企业以加盟的方式成立水带行业协会，并聘请最大一家企业的企业主刑某担任会长。W村水带行业协会在村庄大企业的支持下，通过制定相应的行业行规，迅速清理了一些不规范现象，使得村庄中企业的发展进入了正规。水带行业协会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市场信息和技术，为村庄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支持和技术支持，从而极大的推动了当地水带行业的发展。
二、专业村发展路径分析
任何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因素，尤其是能人的帮助和带动。如W水带专业村的起步，很大程度上要归于那个在上海工作的干部，正是由于他的出谋划策，W村开始了工业化之路。但从“一星之光”发展到“星星点灯”再发展到“燎原之势”，则非一己之力所能做到。浙江的村庄专业化之路，与民营化、市场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有研究者通过对宁波专业村的研究，提出了专业村发展的七种模式：一是由专业户带动逐步形成专业村；二是由生产技术信息和新产品、新技术引进，形成专业村；三是利用部门销售信息，建立龙头型加工企业，带动农民种植形成专业村；四是通过实施家庭致富工程，由点到片拓展成专业村；五是放手发展个私企业，工贸一体逐步形成一村一品的专业村；六是以市场带动专业乡镇的崛起而形成的专业村；七是从资源有势形成特色经济进而形成专业村①。无论是专业户带动，还是龙头企业带动，抑或是个私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市场化的大环境，这些发展都是蕴涵在浙江高度市场化的背景之下的。同时这种高度发达的市场化又与个私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从W村的发展来看，嵊州水带厂的创办是村庄从农业型经济迈向工业型经济的重要一步，正是这一步开启了村庄工业化之门。集体企业的兴办使得农民产生了分化，形成了销售人员群体、生产人员群体、管理人员群体等，并使得他们初步具有了工商意识和企业生产意识，这为后来村庄发展民营企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有研究者认为，浙江乡村工业化的起步源于村庄中的社队企业或集体企业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浙江实情的，尤其是杭嘉湖、宁绍地区的发展更是如此，因为这些地方在改革开放之前，社队企业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集体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阶段，遇到体制和分配利益上的矛盾之后，在浙江开始了迅速的私有化过程，W村也不例外，以至于在1989年之后，村庄中就不存在集体企业了。私营企业通过成本核算和销售渠道的发展，迅速的开拓了外地市场，并进一步激发了村民创业的积极性。但是大量私营企业从事相同或相类似的产品，对市场的需求就会变得日益迫切。
从W专业村发展专业市场，我们看到，通过专业市场而构建起来的同类企业的链合体现了系统整合的利益趋向。所谓系统整合，是指社会单位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交换(主要依靠分工和市场网络)而构织成的整合体系。专业村内部也是有分工的，这种分工是产业链扩大的体现，同时也是分工和整合要素的基础。分工促进了利益分化，分化的利益通过专业市场的交易达到某种均衡，实现了利益的整合，从而促进专业村的发展，并为乡镇和县形成“块状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绍兴，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是某一种或某一类产品的产销小基地，一个镇或邻近的几个镇是某一种或某一类产业的产销大基地。这种区域性集群经济，具有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产业体系，形成了企业的群体规模、技术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以及品牌的集聚优势。这种优势最终体现为成本优势、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
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企业之间存在着交换过程的讨价还价，这种讨价还价的好处是：首先，讨价还价是一个利益表达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双方的利益进一步明晰化、细致化；其次，讨价还价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利益的计算和妥协，最终找到双方都满意的利益均衡点，从而使矛盾得以解决③。
如果说，没有专业市场的存在，这种讨价还价在农村的“熟人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但随着市场的出现这种交易变得很正常。乡亲、血缘关系对交易的影响当然还存在，但很小。这种交易的基础是分工，分工导致产品的精细化、单一化，要满足自身企业发展就必须进行交换、交易，在交易的过程中实现利益的表达和整合。同时，在专业市场上的交易也会导致冲突，这两者相伴而生。随着W村企业的发展，企业之间利益的冲突加剧了，为了平衡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W村建立了企业专业协会，通过企业专业协会协调了彼此之间的矛盾。这种协调我们称之为社会整合，即建立在集体良知和共同规范基础之上的整合。行业协会通过制定共同的行业规则和条例，对相应的恶性竞争行为进行规范，并为企业之间的平等协商提供条件，以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共同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三、结论和讨论
为此，我们可以说，浙江的专业村、专业乡镇的发展是与专业市场联紧密相联的，它有效的实现了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系统整合，而当专业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专业协会的建立就显得异常重要，因为这样可以实现企业之间的社会整合。
在浙江，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是密不可分的。在全省88个县有85个县拥有产业集群(且都分布在乡村，尤其是各式各样的专业村中)，而这些县基本上都拥有自己的专业性市场。如永康的小五金市场、诸暨大唐的袜业市场、海宁的皮革市场、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绍兴的轻纺市场、慈溪的小家电市场、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云和的玩具市场等等。
不考虑制度性的因素，专业村的私营企业和手工作坊是易于模仿的，尤其是在分工所形成的单一产品方面，企业更易于模仿，这导致在浙江每天都有大量的私营小企业冒出来，而这些单一产品小企业的诞生又会推动相关企业的产生，从而逐步形成产业集群，推动浙江专业村不断向前发展。
注释：
①沈剑光，《专业村带动块状经济发展——宁波市发展专业村走区域块状经济之路》，《今日浙江》，2000年第12期。
②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
③陈建胜、王小章，《专业村的整合困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作者通讯地址：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社会学工作系 310012 浙江大学纳米研究院31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