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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吴语》和《越语》，天道及其认知是其核心的思想线索。《吴语》和《越语》揭示了一个认识天道的悖论。这个悖论由两类人物所代表；一类是以吴王夫差和吴国外交官奚斯为代表的认识天道和应用天道理论的逻辑；一类是范蠡、伍子胥等为代表的认识天道和应用天道理论的逻辑。这两种天道观具有一定的对立性，显示了认识天道的悖论。同时，两种认识天道的方式又具有逻辑上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显示了中国先秦天道文化和认识文化的某些特点。
关键词：天道；认知；悖论；《吴语》；《越语》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4-0060-05
《国语》中有《吴语》一卷，《越语》二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两卷记载了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吴语》记载了吴王夫差好大喜功对外进行武力扩张、杀伍子胥等等历史事件。从文学的视角来看《吴语》、《越语》，它们塑造了伍子胥、范蠡、文种、勾践等人物形象，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另外，《国语》偶尔也有盛大的场面描写，如《吴语·吴晋争长夫差陈兵而得为盟主》篇，作者不惜笔墨，极力渲染气氛，写得有声有色，耀眼夺目，十分精彩。从文化、思想或哲学的魚度来看《吴语》和《越语》，人们往往强调范熬的“赢缩转化”思想，并肯定了这一思想对“天道”做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注意到了人的主观努力和客观环境之间的互为因果的关系，强调了抓住时机的重要性(《越语下·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的确，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吴语》和《越语》，天道及其认知是其核心的思想线索。如果我们假设作者具有一定的价值倾向性的话，我们可以认为作者是赞同、肯定范蠡关于天道的认识及其认识方式本身的。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作者具有一定的“价值中立”的立场的话。则可以发现，作者揭示了一个认识天道的悖论。这个悖论由两类人物所代表：一类是吴王夫差和吴国外交官奚斯为代表的认识天道和应用天道理论的逻辑；一类是范蠡、伍子胥等为代表的认识天道和应用天道理论的逻辑。这两种天道观具有一定的对立性。显示了认识天道的悖论。同时；两种认识天道的方式又具有逻辑上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显示了中国先秦天道文化和认识文化的某些特点。分析这些特点有助于把握中国先秦文化的发展逻辑。
一
《吴语》和《越语》关于天道的认知方式主要是由吴王夫差和吴国外交官奚斯代表的。与其相对应的天命观念则是由伍子胥等代表的。
公元前484年吴齐在齐艾陵作战，吴国外交官奚斯说：“天若不知有罪，则何以使下国胜。”(《吴语·奚斯释言于齐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在这里奚斯直接把胜利和天命连接起来了，认为吴国的胜利证明了天命在吴国这一边，而被征服的国家是有罪过的，胜利证明了天是知道那个诸侯国有罪过的。天的认知功能完全是有胜利的结果可以直接证明的。
“吴王还自伐齐，乃讯申胥曰：‘昔吾先王体德明圣，达于上帝，譬如农夫作耦，以刈杀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荆，此则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处以念恶，出则罪吾众，挠乱百姓，以妖孽吴国。今天降衷于吴，齐师受服。孤岂敢自多，先王之钟鼓，寔式灵之。敢告于大夫。”’(《吴语·申胥自杀》)这个观点就是吴王夫差的天命观，他从胜利这里直接认知天命。
在伍子胥看来，不能从胜利这个结果直接和天命联系起来，要结合人事来分析天道，并且要看到天道本身具有一定的辩证运动规律。
“吴王夫差既许越成，乃大戒师徒，将以伐齐。申胥进谏曰：‘昔天以越赐吴，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践恐惧而改其谋，舍其愆令，轻其征赋，施民所善，去民所恶，身自约也，裕其众庶，其民殷众，以多甲兵。越之在吴。犹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吴语·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在伍子胥看来，天道本身是有着来和反的运动规律的，“天命有反”；而且“天命有反”和人事有关系。天命是如何与人事发生关系的呢?其中一个就是当天命给予的时候需要敞开心扉去接受，如果不接受，天命就会发生转移，而“有反”：“昔天以越赐吴，而王弗受。”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的人或者国家、民族如果在人事方面做得比较好，则会得到天命的青睐。在伍子胥看来，越王勾践就是因为面临不好的境遇而改变了自己的心灵和思想主张，丢掉了过去不好的政令，较少赋税，根据民众的好恶要求取舍自己的政令，对自己严格约束，而让百姓富裕起来，使得人口得到了增长，给军事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和人口基础，所以将要得到天命的护佑①伍子胥认为天道自身的运动规律是“天命有反”，具体的表现就是如果天命要离开，要抛弃某个人、某个民族或者某个国家，往往是快速地满足人的需求，而给予长远的忧患：“夫天之所弃，，必骤近其小喜，而远其大忧。” (《吴语·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
重点还在于对自己的人事状况的省察，看看自己的人事是否具备得到天命的根据，这样才能在天命给予的时候得到天命，在天命离开的时候应付各种危机。
在夫差等人的天命观中，更倾向于直接用天命来论证自己的行为，缺乏对自己的行为的必要的反思和省察，对人事如何才能得到天道的庇护缺乏详细的思考和论证，也缺乏道德精神，只不过是很功利地把自己行为的成功的结果作为得到天道的根据，天道成了自己的功利行为的辩护的武器；在夫差等人的天命观中，天本身还有强烈的人格色彩。比如奚斯潜在地认为天应该知道谁有罪。谁无罪；夫差认为战争胜利证明自己得到了先王之灵的护佑。另外，在吴王夫差、奚斯的天命观中，缺乏对天命本身的辨证思考，没有强调天命是有着自己的转化规律的。
在伍子胥的天道观中，天道本身是有着一定的辩证运动规律的，相对于人而言，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去。天道和人事有关，但主要不是和结果有关，要辩证地看待人事行为的结果和天道的关系，有的时候得到某种有利益的结果恰好是天道离开或者天道丢弃人的某种表现。天道主要和有道德价值的人事有关。人事是天道运行的根据，更应该重视人道。而人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身自约也”；另一个方面是对民众的关爱。
二
《吴语》和《越语》中勾践天道观念的转化是得益于范蠡的，至于勾践天道观得到转化之前的天道观如何，作者没有直接交待，但从范蠡的论述中可以知道大概隶属于夫差一类的文化观念系统。
范蠡与伍子胥的天道观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不同之处。
第一，从总体的思维模式来看，范蠡认为人事应该以天、地、人三道为参照系。这样一来人与广义的天道的关系就可以被分解为天、地、人三道的关系。最好的情况是天道和人道的条件都齐备了，就可以取得成功。范蠡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第一个要求是“持盈 者与天”。第二个要求是“定倾者与人”。第三个要求是“节事者与地”。
第二，就狭义的天道而言，范蠡关于天道的认识内容更为丰富。其一，范蠡强调，“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天道是满足的，但又是不会自满的；天道是盛大的，但又是不会骄傲的；天道是辛劳的，但又是不会自己夸大自己的功劳的。其二，范蠡强调天道的来去的规律性运动，也就是“时反”或“赢缩转化”。公元前479年9月，越出兵攻打吴国，吴国急于应战，范蠡建议越军不应该迎战，因为“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 (《越语下·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在范蠡看来，天道给予和回收之间构成了不断转化的关系，所以人们在行动过程中也要按照这一规律行事，在天给予的时候。人应该积极地接受，去拥有天给予的一切；在天缩的时候，积极地放弃。其三，范蠡强调天道的阴阳运行规律。“阳至而阴，阴至而阳” (《越语下·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阳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变成了阴；阴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变成了阳。其四，范蠡强调天道运行的“时”和“数”：“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有夺，有予，有不予，王无蚤图。”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无蚤图》)“德”就是得到天道。夭道不肯成全的时候，只好耐心等待天道的转变。“不逆天时”。要参照天道，不违背农时。“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在每一个界限内都有一定的行动要求，不要超过时间的数量界限行事，适可而止。其五，范蠡强调天人之间的相因关系。“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天道受到人事的影响，人能够创造事物，天地能够顺着人的力量把想象变成现实，圣人根据天道，进而根据天人两个方面成就大事。范蠡强调天人之间的相因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条性的关系，而是天和人互因，在此基础上有智慧的人再依据夭道进行认知和行动。
范蠡认为可以通过日月星辰和四时的变化规律来认识天道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作为行动的准则： “日困而还，月盈而匡。” “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天道是伟大和光明的。范齷说： “臣闻古乏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如何具体判断呢?以用兵为例就是：以金星的方位出没作为用兵的常法，金星早出为赢，晚出为缩；与太阳一致的方向为赢，不一致的方向为缩。另外还要取法四季的变迁。也可以按照同类的原则进行类推来认识如何行动才符合天道。比如天有阴阳，但阳是主要的方面。由此可以了解“天道”所禁止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勇”、 “兵”、 “争”、 “阴谋”、 “凶器”等等。这些事情不可在没有天道向阴的方面变化的征兆的时候先行： “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因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后行这些属于“阴”的方面的事情，就符合天道的要求。
范蠡对天道的认知是谨慎的，在他看来需要通过现象的强度的持续性变化来确证天道的变化。公元前4酗年，吴相国伍子胥强谏吴王不要伐齐，应密切注意越国的动向。夫差赐剑命伍子胥自杀。越王想借机攻打吴国。范蠡认为： “逆节蒙萌生。‘天地未形，而先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杂受其刑。王姑待之。” (<越语下，范齷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成功》)认为这只不过是失道的迹象，但天地还没有明显的征兆出现，如果我们违背天意率先去讨伐吴国，不但灭亡吴国的计划不能成功，而且会同吴国一起受到伤害。公元前483年，吴国发生了蟹灾，越王急于攻打吴国，范整用天道理论指出： “天应至用处，人事未尽也。” (《越语下，范蠡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成功》)智慧就在于能够把握天“赢缩转化”的“时”： “天节固然，唯谋不迁。” (<越语下。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智慧就在于判断天道的赢缩状况，把握时机进行活动，在谋略好了以后，不能轻易变动。在范蠡看来，智慧是受到客观状况自身制约的，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具有稳定性。
认识和实践的基本原则是“相参”、，“相因”： “夫人事：㈤降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越语下，范蠡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成功》)按照这一原则，范蠡提出对外政策的总纲领是： “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数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在国境之外，对付敌国的控制，军国大事当机立断，按照阴柔阳刚的常规，顺从天地变化的常法，用以制敌，表面柔顺而内心不屆服，内心坚强而外表不刚强，施赏行罚，都按照天地的常法；死和生都要按照天地的征兆，所以战胜敌人而使敌^，无法报复，夺取敌国土地而使敌人无法收复，军队在国外打胜仗，使国人产生幸福，用的力量很少，而名声远播。
“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用则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刚强以御，阳节不尽，不死其野。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凡陈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周旋无穷。”(《越语下，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范兹强调要效仿天道，做到“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 认识和实践的另一个要求就是要做到“守时”。不要在没有人事条件的时候去行动：在没有天时的时候行动： “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圣人随顺天时而行动，这就叫做守时。敌国没有天灾出现，不能轻举妄动发起进攻。敌国没有人事变乱，不能主动挑起事端。
要讲究时机， “时不至，不可强生” (《越语下，范兹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时令不到，不可勉强万物生长。 “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不如应顺自然，耐心等待，权衡天下大势，以待机会来临，再把不利的局面矫正过来，按照适宜的时机而把局面稳定下来。
根据范蠡的天地和人相参及相因的思想，天 人相参不是简单的人和天地的关系，而是人和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相因关系之间的相参关系，所以人必然要参照地道和人道才能很好地了解天道并按照天道行事。
何谓“节事者与地”?范蠡强调要让“五谷睦熟” (<越语下，范兹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要不违背地道，让五谷丰登。另外还要学习大地的包容精神、生生精神、承担精神、平等精神：“节事者与地。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 (<越语下，范蠢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要有节制地处理政事，要应顺地道。只有大地能包容万物成为一个整体，任何事物都不失时令。大地生育万物，畜养飞禽走兽，然后又承受万物的名称和利益。大地对于万物不论好的坏的，都一视同仁地让其生长，用以养活人类。 应顺人道也是非常重要的： “事不究，不可强成” (<越语下，范龜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人事不到变化时刻，不可勉强急于求成。
应顺人道也要讲究时。应顺人道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比如在越国处于被动的时候要“卑辞尊礼，望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范蠡说： “现在应该用卑谦的言辞，恭敬的礼节去求和；用珍贵的金玉玩器，美丽的歌女乐舞奉献给吴王；用最尊贵的天王名号尊崇他。如果这样做吴国还不答应求和，那君王只能把自身卖给他去当奴仆了。”当对方人事出现了一些违背天道的征兆的时候要耐心等待：。“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吴王因于乐而忘其百姓，乱民功，逆天时；信谗喜优，憎辅远弼，圣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奠适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对曰： “人事至矣，天应未也。王姑待之。” (《越语下，范齷谓人事至而天应未至》)在确认敌国人事已经违背了矢道以后还要仔细考窮认事的情况： “今其祸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资财之不足以支长久也，必彼将同其力，致其死，犹尚殆。其王且驰骋弋猎。无至禽荒；宫中之乐，无至酒荒；肆与大夫觞饮。无忘国常。彼其上将薄七德，民将尽其力，又使之往往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越语下，范敖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成功>)人事未尽是说，这时候进攻会导致吴国上下同心，并有危险。要等到吴国上缺少德、民力不能有结果的时候，才可以利用天地之道。
范蠢提出对内要安抚百姓，教育百姓： “司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扔在国境之内，治理百姓的事情，一要参照民的爱好。比如在春、夏、秋三季教育农民乐于农事，不干扰他们的生产劳动。这样就会使得“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 (<越语弔，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这样就有和谐的君臣关系，百姓就能繁衍滋生，人丁兴旺，君臣上下都称心如意。要“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 (《越语下，范龜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君王应和百姓同耕共织，替百姓除去祸害，用来避免上天下降灾殃；还要开辟荒地，增加良田，使国库的财富和仓库的粮食充实，老百姓的生活殷实富足。不要让老百姓旷日废业，无所事事，以致成为祸乱的阶梯。天道循环将会有反复，人事变化将会有机可乘，一定耍了解天地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才能得到获取天下的有利条件。如果吴国的人事还无隙可乘，天时还没有反复。我们就安抚百姓，教育百姓以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
三
认识天命的困惑在《越语》里也有鲜明的体现。在灭掉吴国之前。范龜和吴国大夫王孙雒利用天命理论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进行论证，显示了把握天命的内在矛盾性。
王孙雒首先认为，过去吴国对越国不好是天降罪给吴国，这似乎有开脱人的罪责的意思。王孙雒在请和的要求被拒绝后说：。‘吁范子，先人有言曰：‘无助天为虐，助天为虐者不祥。’今吴稻蟹不遗种，子将助天为虐，不忌其不祥乎?”(<越语下，范蠡谏勾践勿许吴成卒灭吴》)这就是把灭掉吴国看作是帮助上天作恶，并认为一定会给个人带来不好的结果，似乎有恐吓的意思。
范蠡也有他自己的一套认识天命的逻辑：“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形。天节不远，五年复反，小凶则近，犬凶则远。”((越语下，范蠡谏勾践勿许吴成卒灭吴)}认为不得天时就会有祸端，圣人成就功业，是由于他善于利用天时。得到天时但不能成功，上天就会反过来给予灾祸。天道往还为期不远，五年将要循环往复一次，小的灾祸来得快一些，大的灾祸来得慢一些。 “昔者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乎?” (《越语下，范兹谏勾践勿许吴成卒灭吴》)天命越来越谋略化了，但也反映了认识天命所包含的矛盾性。
如何破解这一认识天命的悖论呢?这就要通过时间跨度更长的历史结果来证明天道认识的合理性与否了。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逻辑：天道——认知者——实践选择——实践和历史结果。《吴语》和《越语》之所以要详细地记载吴越之间的历史事件的过程及其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证明范蠢和伍子胥所代表的天道观及其认知逻辑的合理性的。之所以需要以记载历史事件的方式阐明哲学思想，就是因为就近的历史结果已经被证明不能直接证明天道认知的合理性。这样一来，《吴语》和《越语》就把天道的真理性内置于历史之中了。这一点恰好表明了中国先秦天道文化和认知文化的基本特点。用结果来证明认识是否正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矛盾性。这就要求通过历史性的叙述化解这一矛盾性和局限性，以给出比较合理的、比较可靠的认知。
《吴语》和《越语》的认知文化精神是比较突出的。如孙包胥说： “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民之极，无以铨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在此智的范畴被提到了仁和勇之上。
但这种认知文化并不意味着客观求知精神的发展。尽管《吴语》和《越语》很重视认识天道，但对天道的认知始终和人道的认知及人道实践密不可分：“王其盍亦鉴于人，无鉴于水。”(《吴语·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对认识论问题，要从他人的认识及其结果那里获得正确的认识，“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谋故也” (《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
天命观的矛盾性还在于，为了实践的需要，为我所需地解读天道观念，使得天道观念不能演化成一种纯粹的客观的认知活动。比如王孙雒说：“危事不可以为安，死事不可以为生，则无为贵智矣。”(《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认知活动的主要功能被定位在化解人事的困境方面，既提供了客观认知的强大动力，推动了中国认知文化的持续发展，同时也使得认知文化缺乏客观精神。而不能摆脱主观需求的影响，进而陷入内在的矛盾。《吴语》和《越语》对认知和实践缺乏明显的区分，对认识天道问题没有进行更为独立的研究和思考，更为重视通过对天道的认知直接提出实践的参考原则，显示了中国先秦文化知行合一的文化精神。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天道；认知；悖论；《吴语》；《越语》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4-0060-05
《国语》中有《吴语》一卷，《越语》二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两卷记载了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吴语》记载了吴王夫差好大喜功对外进行武力扩张、杀伍子胥等等历史事件。从文学的视角来看《吴语》、《越语》，它们塑造了伍子胥、范蠡、文种、勾践等人物形象，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另外，《国语》偶尔也有盛大的场面描写，如《吴语·吴晋争长夫差陈兵而得为盟主》篇，作者不惜笔墨，极力渲染气氛，写得有声有色，耀眼夺目，十分精彩。从文化、思想或哲学的魚度来看《吴语》和《越语》，人们往往强调范熬的“赢缩转化”思想，并肯定了这一思想对“天道”做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注意到了人的主观努力和客观环境之间的互为因果的关系，强调了抓住时机的重要性(《越语下·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的确，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吴语》和《越语》，天道及其认知是其核心的思想线索。如果我们假设作者具有一定的价值倾向性的话，我们可以认为作者是赞同、肯定范蠡关于天道的认识及其认识方式本身的。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作者具有一定的“价值中立”的立场的话。则可以发现，作者揭示了一个认识天道的悖论。这个悖论由两类人物所代表：一类是吴王夫差和吴国外交官奚斯为代表的认识天道和应用天道理论的逻辑；一类是范蠡、伍子胥等为代表的认识天道和应用天道理论的逻辑。这两种天道观具有一定的对立性。显示了认识天道的悖论。同时；两种认识天道的方式又具有逻辑上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显示了中国先秦天道文化和认识文化的某些特点。分析这些特点有助于把握中国先秦文化的发展逻辑。
一
《吴语》和《越语》关于天道的认知方式主要是由吴王夫差和吴国外交官奚斯代表的。与其相对应的天命观念则是由伍子胥等代表的。
公元前484年吴齐在齐艾陵作战，吴国外交官奚斯说：“天若不知有罪，则何以使下国胜。”(《吴语·奚斯释言于齐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在这里奚斯直接把胜利和天命连接起来了，认为吴国的胜利证明了天命在吴国这一边，而被征服的国家是有罪过的，胜利证明了天是知道那个诸侯国有罪过的。天的认知功能完全是有胜利的结果可以直接证明的。
“吴王还自伐齐，乃讯申胥曰：‘昔吾先王体德明圣，达于上帝，譬如农夫作耦，以刈杀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荆，此则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处以念恶，出则罪吾众，挠乱百姓，以妖孽吴国。今天降衷于吴，齐师受服。孤岂敢自多，先王之钟鼓，寔式灵之。敢告于大夫。”’(《吴语·申胥自杀》)这个观点就是吴王夫差的天命观，他从胜利这里直接认知天命。
在伍子胥看来，不能从胜利这个结果直接和天命联系起来，要结合人事来分析天道，并且要看到天道本身具有一定的辩证运动规律。
“吴王夫差既许越成，乃大戒师徒，将以伐齐。申胥进谏曰：‘昔天以越赐吴，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践恐惧而改其谋，舍其愆令，轻其征赋，施民所善，去民所恶，身自约也，裕其众庶，其民殷众，以多甲兵。越之在吴。犹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吴语·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在伍子胥看来，天道本身是有着来和反的运动规律的，“天命有反”；而且“天命有反”和人事有关系。天命是如何与人事发生关系的呢?其中一个就是当天命给予的时候需要敞开心扉去接受，如果不接受，天命就会发生转移，而“有反”：“昔天以越赐吴，而王弗受。”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的人或者国家、民族如果在人事方面做得比较好，则会得到天命的青睐。在伍子胥看来，越王勾践就是因为面临不好的境遇而改变了自己的心灵和思想主张，丢掉了过去不好的政令，较少赋税，根据民众的好恶要求取舍自己的政令，对自己严格约束，而让百姓富裕起来，使得人口得到了增长，给军事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和人口基础，所以将要得到天命的护佑①伍子胥认为天道自身的运动规律是“天命有反”，具体的表现就是如果天命要离开，要抛弃某个人、某个民族或者某个国家，往往是快速地满足人的需求，而给予长远的忧患：“夫天之所弃，，必骤近其小喜，而远其大忧。” (《吴语·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
重点还在于对自己的人事状况的省察，看看自己的人事是否具备得到天命的根据，这样才能在天命给予的时候得到天命，在天命离开的时候应付各种危机。
在夫差等人的天命观中，更倾向于直接用天命来论证自己的行为，缺乏对自己的行为的必要的反思和省察，对人事如何才能得到天道的庇护缺乏详细的思考和论证，也缺乏道德精神，只不过是很功利地把自己行为的成功的结果作为得到天道的根据，天道成了自己的功利行为的辩护的武器；在夫差等人的天命观中，天本身还有强烈的人格色彩。比如奚斯潜在地认为天应该知道谁有罪。谁无罪；夫差认为战争胜利证明自己得到了先王之灵的护佑。另外，在吴王夫差、奚斯的天命观中，缺乏对天命本身的辨证思考，没有强调天命是有着自己的转化规律的。
在伍子胥的天道观中，天道本身是有着一定的辩证运动规律的，相对于人而言，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去。天道和人事有关，但主要不是和结果有关，要辩证地看待人事行为的结果和天道的关系，有的时候得到某种有利益的结果恰好是天道离开或者天道丢弃人的某种表现。天道主要和有道德价值的人事有关。人事是天道运行的根据，更应该重视人道。而人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身自约也”；另一个方面是对民众的关爱。
二
《吴语》和《越语》中勾践天道观念的转化是得益于范蠡的，至于勾践天道观得到转化之前的天道观如何，作者没有直接交待，但从范蠡的论述中可以知道大概隶属于夫差一类的文化观念系统。
范蠡与伍子胥的天道观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不同之处。
第一，从总体的思维模式来看，范蠡认为人事应该以天、地、人三道为参照系。这样一来人与广义的天道的关系就可以被分解为天、地、人三道的关系。最好的情况是天道和人道的条件都齐备了，就可以取得成功。范蠡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第一个要求是“持盈 者与天”。第二个要求是“定倾者与人”。第三个要求是“节事者与地”。
第二，就狭义的天道而言，范蠡关于天道的认识内容更为丰富。其一，范蠡强调，“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天道是满足的，但又是不会自满的；天道是盛大的，但又是不会骄傲的；天道是辛劳的，但又是不会自己夸大自己的功劳的。其二，范蠡强调天道的来去的规律性运动，也就是“时反”或“赢缩转化”。公元前479年9月，越出兵攻打吴国，吴国急于应战，范蠡建议越军不应该迎战，因为“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 (《越语下·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在范蠡看来，天道给予和回收之间构成了不断转化的关系，所以人们在行动过程中也要按照这一规律行事，在天给予的时候。人应该积极地接受，去拥有天给予的一切；在天缩的时候，积极地放弃。其三，范蠡强调天道的阴阳运行规律。“阳至而阴，阴至而阳” (《越语下·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阳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变成了阴；阴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变成了阳。其四，范蠡强调天道运行的“时”和“数”：“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有夺，有予，有不予，王无蚤图。”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无蚤图》)“德”就是得到天道。夭道不肯成全的时候，只好耐心等待天道的转变。“不逆天时”。要参照天道，不违背农时。“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在每一个界限内都有一定的行动要求，不要超过时间的数量界限行事，适可而止。其五，范蠡强调天人之间的相因关系。“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天道受到人事的影响，人能够创造事物，天地能够顺着人的力量把想象变成现实，圣人根据天道，进而根据天人两个方面成就大事。范蠡强调天人之间的相因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条性的关系，而是天和人互因，在此基础上有智慧的人再依据夭道进行认知和行动。
范蠡认为可以通过日月星辰和四时的变化规律来认识天道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作为行动的准则： “日困而还，月盈而匡。” “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天道是伟大和光明的。范齷说： “臣闻古乏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如何具体判断呢?以用兵为例就是：以金星的方位出没作为用兵的常法，金星早出为赢，晚出为缩；与太阳一致的方向为赢，不一致的方向为缩。另外还要取法四季的变迁。也可以按照同类的原则进行类推来认识如何行动才符合天道。比如天有阴阳，但阳是主要的方面。由此可以了解“天道”所禁止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勇”、 “兵”、 “争”、 “阴谋”、 “凶器”等等。这些事情不可在没有天道向阴的方面变化的征兆的时候先行： “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因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后行这些属于“阴”的方面的事情，就符合天道的要求。
范蠡对天道的认知是谨慎的，在他看来需要通过现象的强度的持续性变化来确证天道的变化。公元前4酗年，吴相国伍子胥强谏吴王不要伐齐，应密切注意越国的动向。夫差赐剑命伍子胥自杀。越王想借机攻打吴国。范蠡认为： “逆节蒙萌生。‘天地未形，而先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杂受其刑。王姑待之。” (<越语下，范齷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成功》)认为这只不过是失道的迹象，但天地还没有明显的征兆出现，如果我们违背天意率先去讨伐吴国，不但灭亡吴国的计划不能成功，而且会同吴国一起受到伤害。公元前483年，吴国发生了蟹灾，越王急于攻打吴国，范整用天道理论指出： “天应至用处，人事未尽也。” (《越语下，范蠡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成功》)智慧就在于能够把握天“赢缩转化”的“时”： “天节固然，唯谋不迁。” (<越语下。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智慧就在于判断天道的赢缩状况，把握时机进行活动，在谋略好了以后，不能轻易变动。在范蠡看来，智慧是受到客观状况自身制约的，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具有稳定性。
认识和实践的基本原则是“相参”、，“相因”： “夫人事：㈤降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越语下，范蠡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成功》)按照这一原则，范蠡提出对外政策的总纲领是： “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数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在国境之外，对付敌国的控制，军国大事当机立断，按照阴柔阳刚的常规，顺从天地变化的常法，用以制敌，表面柔顺而内心不屆服，内心坚强而外表不刚强，施赏行罚，都按照天地的常法；死和生都要按照天地的征兆，所以战胜敌人而使敌^，无法报复，夺取敌国土地而使敌人无法收复，军队在国外打胜仗，使国人产生幸福，用的力量很少，而名声远播。
“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用则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刚强以御，阳节不尽，不死其野。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凡陈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周旋无穷。”(《越语下，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范兹强调要效仿天道，做到“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 认识和实践的另一个要求就是要做到“守时”。不要在没有人事条件的时候去行动：在没有天时的时候行动： “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圣人随顺天时而行动，这就叫做守时。敌国没有天灾出现，不能轻举妄动发起进攻。敌国没有人事变乱，不能主动挑起事端。
要讲究时机， “时不至，不可强生” (《越语下，范兹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时令不到，不可勉强万物生长。 “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不如应顺自然，耐心等待，权衡天下大势，以待机会来临，再把不利的局面矫正过来，按照适宜的时机而把局面稳定下来。
根据范蠡的天地和人相参及相因的思想，天 人相参不是简单的人和天地的关系，而是人和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相因关系之间的相参关系，所以人必然要参照地道和人道才能很好地了解天道并按照天道行事。
何谓“节事者与地”?范蠡强调要让“五谷睦熟” (<越语下，范兹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要不违背地道，让五谷丰登。另外还要学习大地的包容精神、生生精神、承担精神、平等精神：“节事者与地。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 (<越语下，范蠢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要有节制地处理政事，要应顺地道。只有大地能包容万物成为一个整体，任何事物都不失时令。大地生育万物，畜养飞禽走兽，然后又承受万物的名称和利益。大地对于万物不论好的坏的，都一视同仁地让其生长，用以养活人类。 应顺人道也是非常重要的： “事不究，不可强成” (<越语下，范龜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人事不到变化时刻，不可勉强急于求成。
应顺人道也要讲究时。应顺人道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比如在越国处于被动的时候要“卑辞尊礼，望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 (《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范蠡说： “现在应该用卑谦的言辞，恭敬的礼节去求和；用珍贵的金玉玩器，美丽的歌女乐舞奉献给吴王；用最尊贵的天王名号尊崇他。如果这样做吴国还不答应求和，那君王只能把自身卖给他去当奴仆了。”当对方人事出现了一些违背天道的征兆的时候要耐心等待：。“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吴王因于乐而忘其百姓，乱民功，逆天时；信谗喜优，憎辅远弼，圣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奠适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对曰： “人事至矣，天应未也。王姑待之。” (《越语下，范齷谓人事至而天应未至》)在确认敌国人事已经违背了矢道以后还要仔细考窮认事的情况： “今其祸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资财之不足以支长久也，必彼将同其力，致其死，犹尚殆。其王且驰骋弋猎。无至禽荒；宫中之乐，无至酒荒；肆与大夫觞饮。无忘国常。彼其上将薄七德，民将尽其力，又使之往往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越语下，范敖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成功>)人事未尽是说，这时候进攻会导致吴国上下同心，并有危险。要等到吴国上缺少德、民力不能有结果的时候，才可以利用天地之道。
范蠢提出对内要安抚百姓，教育百姓： “司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扔在国境之内，治理百姓的事情，一要参照民的爱好。比如在春、夏、秋三季教育农民乐于农事，不干扰他们的生产劳动。这样就会使得“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 (<越语弔，范蠡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这样就有和谐的君臣关系，百姓就能繁衍滋生，人丁兴旺，君臣上下都称心如意。要“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 (《越语下，范龜劝勾践持盈定倾节事》)。君王应和百姓同耕共织，替百姓除去祸害，用来避免上天下降灾殃；还要开辟荒地，增加良田，使国库的财富和仓库的粮食充实，老百姓的生活殷实富足。不要让老百姓旷日废业，无所事事，以致成为祸乱的阶梯。天道循环将会有反复，人事变化将会有机可乘，一定耍了解天地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才能得到获取天下的有利条件。如果吴国的人事还无隙可乘，天时还没有反复。我们就安抚百姓，教育百姓以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
三
认识天命的困惑在《越语》里也有鲜明的体现。在灭掉吴国之前。范龜和吴国大夫王孙雒利用天命理论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进行论证，显示了把握天命的内在矛盾性。
王孙雒首先认为，过去吴国对越国不好是天降罪给吴国，这似乎有开脱人的罪责的意思。王孙雒在请和的要求被拒绝后说：。‘吁范子，先人有言曰：‘无助天为虐，助天为虐者不祥。’今吴稻蟹不遗种，子将助天为虐，不忌其不祥乎?”(<越语下，范蠡谏勾践勿许吴成卒灭吴》)这就是把灭掉吴国看作是帮助上天作恶，并认为一定会给个人带来不好的结果，似乎有恐吓的意思。
范蠡也有他自己的一套认识天命的逻辑：“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形。天节不远，五年复反，小凶则近，犬凶则远。”((越语下，范蠡谏勾践勿许吴成卒灭吴)}认为不得天时就会有祸端，圣人成就功业，是由于他善于利用天时。得到天时但不能成功，上天就会反过来给予灾祸。天道往还为期不远，五年将要循环往复一次，小的灾祸来得快一些，大的灾祸来得慢一些。 “昔者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乎?” (《越语下，范兹谏勾践勿许吴成卒灭吴》)天命越来越谋略化了，但也反映了认识天命所包含的矛盾性。
如何破解这一认识天命的悖论呢?这就要通过时间跨度更长的历史结果来证明天道认识的合理性与否了。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逻辑：天道——认知者——实践选择——实践和历史结果。《吴语》和《越语》之所以要详细地记载吴越之间的历史事件的过程及其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证明范蠢和伍子胥所代表的天道观及其认知逻辑的合理性的。之所以需要以记载历史事件的方式阐明哲学思想，就是因为就近的历史结果已经被证明不能直接证明天道认知的合理性。这样一来，《吴语》和《越语》就把天道的真理性内置于历史之中了。这一点恰好表明了中国先秦天道文化和认知文化的基本特点。用结果来证明认识是否正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矛盾性。这就要求通过历史性的叙述化解这一矛盾性和局限性，以给出比较合理的、比较可靠的认知。
《吴语》和《越语》的认知文化精神是比较突出的。如孙包胥说： “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民之极，无以铨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在此智的范畴被提到了仁和勇之上。
但这种认知文化并不意味着客观求知精神的发展。尽管《吴语》和《越语》很重视认识天道，但对天道的认知始终和人道的认知及人道实践密不可分：“王其盍亦鉴于人，无鉴于水。”(《吴语·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对认识论问题，要从他人的认识及其结果那里获得正确的认识，“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谋故也” (《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
天命观的矛盾性还在于，为了实践的需要，为我所需地解读天道观念，使得天道观念不能演化成一种纯粹的客观的认知活动。比如王孙雒说：“危事不可以为安，死事不可以为生，则无为贵智矣。”(《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认知活动的主要功能被定位在化解人事的困境方面，既提供了客观认知的强大动力，推动了中国认知文化的持续发展，同时也使得认知文化缺乏客观精神。而不能摆脱主观需求的影响，进而陷入内在的矛盾。《吴语》和《越语》对认知和实践缺乏明显的区分，对认识天道问题没有进行更为独立的研究和思考，更为重视通过对天道的认知直接提出实践的参考原则，显示了中国先秦文化知行合一的文化精神。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