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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小说常常被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现代化等普适性话语下,而忽视了其内部存在的不同声部。京津冀工业小说因政治地缘因素,始终同国家意识形态保持紧密互动,以改革为叙述主题,以改革者为叙述核心,关注改革进程中具体问题的阐释,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序列上都呈现出新的地域特质,为人们理解新时期文学一体化与地方性、工业化与地方性提供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改革小说;地方性;京津冀工业小说
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地方性”常常诉诸方言、民俗、风物等地方传统的文化因子,并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大众关于地方独特性的想象。但另一方面,地方性的形成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全球化、经济建设、改革等一系列当下实践已经嵌入到各种地方性之中,重塑着人们关于地方性的想象。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和区域格局,如何理解、阐释“中国奇迹”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柯文在分析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曾指出,面对一个难以理解的中国,可以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探究不同地方的差异,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①同样,为避免对改革开放与改革小说形成一种同质化解读,亦有必要思考改革开放、地方经验、文学想象之间的动态关系,揭示出改革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和肇因。
京津冀既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文学空间。在现当代文学史中,曾出现“京派”“荷花淀派”“白洋淀诗群”“河北三驾马车”等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群体。但目前的研究往往将京、津、冀三地区隔开来,缺少一体化的视野。这既缘于区域内行政划分的变动、政治地位的差异、城市化的不平衡等客观因素,也缘于研究者对文学地方性理解的固化。事实上,“白洋淀诗群”包含大量来自北京的知青,“河北三驾马车”的出现也离不开《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北京刊物的支持,京、津、冀三地在文学场域中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李怡认为,“‘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②由此观之,将京津冀视为一个整体的文学空间,考察“地方”与“中国”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其中京津冀工业小说呈现出家族相似性,为人们思考改革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工业化与文学地方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例证。
一
关键词:改革小说;地方性;京津冀工业小说
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地方性”常常诉诸方言、民俗、风物等地方传统的文化因子,并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大众关于地方独特性的想象。但另一方面,地方性的形成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全球化、经济建设、改革等一系列当下实践已经嵌入到各种地方性之中,重塑着人们关于地方性的想象。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和区域格局,如何理解、阐释“中国奇迹”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柯文在分析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曾指出,面对一个难以理解的中国,可以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探究不同地方的差异,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①同样,为避免对改革开放与改革小说形成一种同质化解读,亦有必要思考改革开放、地方经验、文学想象之间的动态关系,揭示出改革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和肇因。
京津冀既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文学空间。在现当代文学史中,曾出现“京派”“荷花淀派”“白洋淀诗群”“河北三驾马车”等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群体。但目前的研究往往将京、津、冀三地区隔开来,缺少一体化的视野。这既缘于区域内行政划分的变动、政治地位的差异、城市化的不平衡等客观因素,也缘于研究者对文学地方性理解的固化。事实上,“白洋淀诗群”包含大量来自北京的知青,“河北三驾马车”的出现也离不开《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北京刊物的支持,京、津、冀三地在文学场域中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李怡认为,“‘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②由此观之,将京津冀视为一个整体的文学空间,考察“地方”与“中国”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其中京津冀工业小说呈现出家族相似性,为人们思考改革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工业化与文学地方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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