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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大跃进”的阶段。据统计，1998年中国的大学招生数还只有107万，到2005年已经有500万左右，不到10年，升学率从9％上升到21%。这种大跃进趋势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贡献有多大不甚清楚，但它的财政后果却令人担忧。前一段，媒体曝光说吉林大学欠贷30亿，引发许多高校都纷纷出来“哭诉”。
其实，高校的财政危机只是整个社会缺乏“财政问责体制”的一个表现而已。它与政府给一些效率低下的国企“有去无回”地砸钱异曲同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糟：国企产品竞争力如何市场马上就可检验，教育质量如何检验清楚就要难得多；国企缺乏竞争力还可以重组，高校哪这么容易重组？如果说公共投资的一个弊端是“财政软约束”，那么高校财政体制就是这个“软约束”里最软的环节之一。高校管理层大约也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抱定一种“我请客，你买单”的态度搞大跃进。
高校这种“我请客，你买单”的轻浮态度，正好与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绩观一拍即合，导致了大量公共资源稀里糊涂流入高校、不明不白地被花掉。一方面，中国的基础教育投资稀缺；另一方面，我们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211工程”，“985工程”，钱哗哗地往高校倒。“一流大学”的愿望虽然美好，但我总觉得有点家里这边还缺米下锅、那边就非跟邻居比谁家计算机配置更先进的意思。
就在中国这些年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近年的一个重头戏却是“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似乎是一个连续谱的两个极端。中国孩子是作业和成绩的奴隶，美国则似乎相反，孩子作业少课业简单放学早……一个极端固然不好，另一个极端也未必好。调查表明，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不佳。2003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个报告指出，38个被调查国家中，美国15岁学生数学能力排24，科学能力排19，阅读能力排12，解决问题能力排26。这样一个一心“领导”世界的国家，怎么能听任自己的中小学教育沦为“二流”呢？
“不让任何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就是在这背景下出台的。它是联邦政府针对公立中小学的一场教育改革，2001年底国会通过，2002年初由布什签署，实施已经5年。
这场改革的宗旨是：让公立学校对公共资金负起责来。其核心举措是以标准化考试对3-8年级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进行年度检测，以此衡量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如果学校连续两年不能改进教育质量，那么就应该允许学生转到别的学校去。如果连续5年没有改进，就可能更换该校管理层。该法案还包括其他的重大举措，包括加大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考核教师的水平，给教师的“上岗”设立一个门槛等等。
这场教育改革的本质，可说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计划经济”。美国教育部声称，此项教育改革5年来成效显著：9岁儿童过去5年的阅读能力提高程度超过之前28年的总和，为1971年来最高点；数学能力也是1973年以来的最高点；9岁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的数学能力达到新高，白人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差距缩到历年最小。
当然，这项改革也不是没有阻力。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这其实不难理解，以前我就是制造产品就行了，现在你非要加一道质量检验的程序，还要考核我的技术水平，我当然不乐意了。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这项改革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比如，一些州为了“出成绩”，刻意压低本州考核标准；比如，不少老师抱怨这种考核方式只是鼓励“应试教育”，并不一定真正提高学生们的水平……不过，这些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对“公共教育质量应该有评估”这个核心，并没有太大争议。
其实，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公共资源的使用要对公众负责。让贪官污吏公款吃喝了固然令人痛心，但即使是用在公共事业上，如果对这些钱花的效果不闻不问，一味砸钱“连个响都听不到”，同样是一种浪费。事实证明，公共教育是投资问题，但不仅仅是投资问题。如果没有对教育质量进行考核的问责体制，再多的钱都可能打水漂。虽然考核体系可能强化教育中的“应试”成分，但是别忘了，美国的国情并不是孩子们背着小山一样的书包起早贪黑地做作业，而是孩子们下午3点就放学书包都用不着背青少年中吸毒怀孕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项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用学习成绩来决定学生的未来，而是用考核教育质量来督促校方尽责尽职。
就在中国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美国却在忙着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中国的某大学又上了某大学排行榜固然鼓舞人心，不过我总觉得先吃饱肚子再跟邻居比较计算机配置更合情合理。况且即使就效益而言，重视基础教育也很合算。据统计，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中，初等教育回报最大，高等教育回报反而最小，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初、中、高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23％、15％和11％。道义上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建成几个“世界一流大学”是为中国锦上添花，那么加强基础教育则是雪中送炭。政府的职责到底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我觉得，这事儿没什么好讨论的。
（作者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
其实，高校的财政危机只是整个社会缺乏“财政问责体制”的一个表现而已。它与政府给一些效率低下的国企“有去无回”地砸钱异曲同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糟：国企产品竞争力如何市场马上就可检验，教育质量如何检验清楚就要难得多；国企缺乏竞争力还可以重组，高校哪这么容易重组？如果说公共投资的一个弊端是“财政软约束”，那么高校财政体制就是这个“软约束”里最软的环节之一。高校管理层大约也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抱定一种“我请客，你买单”的态度搞大跃进。
高校这种“我请客，你买单”的轻浮态度，正好与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绩观一拍即合，导致了大量公共资源稀里糊涂流入高校、不明不白地被花掉。一方面，中国的基础教育投资稀缺；另一方面，我们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211工程”，“985工程”，钱哗哗地往高校倒。“一流大学”的愿望虽然美好，但我总觉得有点家里这边还缺米下锅、那边就非跟邻居比谁家计算机配置更先进的意思。
就在中国这些年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近年的一个重头戏却是“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似乎是一个连续谱的两个极端。中国孩子是作业和成绩的奴隶，美国则似乎相反，孩子作业少课业简单放学早……一个极端固然不好，另一个极端也未必好。调查表明，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不佳。2003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个报告指出，38个被调查国家中，美国15岁学生数学能力排24，科学能力排19，阅读能力排12，解决问题能力排26。这样一个一心“领导”世界的国家，怎么能听任自己的中小学教育沦为“二流”呢？
“不让任何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就是在这背景下出台的。它是联邦政府针对公立中小学的一场教育改革，2001年底国会通过，2002年初由布什签署，实施已经5年。
这场改革的宗旨是：让公立学校对公共资金负起责来。其核心举措是以标准化考试对3-8年级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进行年度检测，以此衡量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如果学校连续两年不能改进教育质量，那么就应该允许学生转到别的学校去。如果连续5年没有改进，就可能更换该校管理层。该法案还包括其他的重大举措，包括加大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考核教师的水平，给教师的“上岗”设立一个门槛等等。
这场教育改革的本质，可说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计划经济”。美国教育部声称，此项教育改革5年来成效显著：9岁儿童过去5年的阅读能力提高程度超过之前28年的总和，为1971年来最高点；数学能力也是1973年以来的最高点；9岁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的数学能力达到新高，白人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差距缩到历年最小。
当然，这项改革也不是没有阻力。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这其实不难理解，以前我就是制造产品就行了，现在你非要加一道质量检验的程序，还要考核我的技术水平，我当然不乐意了。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这项改革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比如，一些州为了“出成绩”，刻意压低本州考核标准；比如，不少老师抱怨这种考核方式只是鼓励“应试教育”，并不一定真正提高学生们的水平……不过，这些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对“公共教育质量应该有评估”这个核心，并没有太大争议。
其实，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公共资源的使用要对公众负责。让贪官污吏公款吃喝了固然令人痛心，但即使是用在公共事业上，如果对这些钱花的效果不闻不问，一味砸钱“连个响都听不到”，同样是一种浪费。事实证明，公共教育是投资问题，但不仅仅是投资问题。如果没有对教育质量进行考核的问责体制，再多的钱都可能打水漂。虽然考核体系可能强化教育中的“应试”成分，但是别忘了，美国的国情并不是孩子们背着小山一样的书包起早贪黑地做作业，而是孩子们下午3点就放学书包都用不着背青少年中吸毒怀孕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项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用学习成绩来决定学生的未来，而是用考核教育质量来督促校方尽责尽职。
就在中国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美国却在忙着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中国的某大学又上了某大学排行榜固然鼓舞人心，不过我总觉得先吃饱肚子再跟邻居比较计算机配置更合情合理。况且即使就效益而言，重视基础教育也很合算。据统计，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中，初等教育回报最大，高等教育回报反而最小，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初、中、高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23％、15％和11％。道义上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建成几个“世界一流大学”是为中国锦上添花，那么加强基础教育则是雪中送炭。政府的职责到底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我觉得，这事儿没什么好讨论的。
（作者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