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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发表余榴梁先生《古钱收藏的两大误区》一文后，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现刊发此文代表了一部分读者的意见。学术问题应当是愈辨愈明，不同意见的探讨，会更有助于明辨是非。不必急于结论，亦不代表本刊倾向性意见。
2005年5期《收藏界》发表了余榴梁先生的文章：《古钱收藏的两大误区》。在这篇文章的编者按里，简单地介绍了余先生的收藏业绩。
虽然余先生已经是古钱收藏大腕级人物了，但是我还要对余先生文章中的部分观点，斗胆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余先生的文章里，承认古钱里存在铁母。还认为铁范铜也是铁母，两者是一回事。余先生并且从金属铸造方面来说明：“无论铸铜钱或是铁钱，它们的母范，自古以来都必须是铜质的”。余先生此说，当然是权威之论。
问题是余先生自述集币四十多年，从未找到过一枚经得起考查、又掌握铁证的真正母钱。余先生为什么没有找到证据确凿的母钱呢?余先生原因如下：“母钱是铸造部门内部特有的工具性质的精品，任何人都无权以经济手段将它变卖成收藏品”。所以，“真正的铁母流出铸钱局，应属绝无仅有的大事情。它的概率几乎为零”。余先生四十多年没有找到母钱的原因，我们应该明白了：造币部门管理严格。
我想余先生一定是个工作作风非常严谨的技术人员。工作中要用的技术资料，都分门别类归放得整整齐齐。所以按余先生的思路，古代的造币作坊也应该如此管理，用过的工具，当然包括母钱，都归档入库。这种说法虽然有点牵强，但是也不好否定。问题是千年来历朝历代归档入库的母钱哪去了。我想说：有人贪污了。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历史可不是玩笑。北宋末年，时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后登南宋帝位的宋高宗，被金人铁骑穷追不舍，几乎仅以身免。造币部门的官员，又如何带着钱库档案逃难呢?
明朝末年，李白成打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了。管理钱库的官员，即使逃命，也应该带银子，而不是什么母钱吧。
至于说造币厂的厂长也无权变卖铸钱的模具。这句话听起来，给人以时光倒错感。这好像不是讨论古代的母钱，而是在议论上海造币厂的管理制度。确实眼下没有人胆敢拿人民币的雕版出来换钱，就连天字第一号的新版人民币，咱们也看不见。
不过余先生是收藏界博学多识之人。很多报刊报道过私人收藏过清末民初的银元或铜币的模具。这种铁疙瘩似的东西，当时的造币厂厂长绝对不敢变卖，可是在共和国大跃进时代，这种铁疙瘩只不过是炼钢的原料。
余先生唯一认可的母钱，是故宫存档的进呈钱样。什么东西进了故宫，应该是进了超级保险库。上世纪30年代，学者黄鹏霄先生根据故宫藏钱，编撰了《故宫清钱谱》一书。书中列出了清代各省局的各种雕母、母钱、样钱。但是余先生没有再想想，故宫的藏钱是不是少了点。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钱局，故宫竟然没有它的藏钱，那些藏钱哪去了。
满洲国覆灭的时候，宣统帝溥仪逃亡到吉林通化，扔了很多国宝类的东西。没有资料证明，皇上扔的宝贝里有什么母钱。俗语说：钱掉到水里，也能看见水花。从北宋到满清，无法统计母钱有多少流失到民间。不过总有几位幸运的古钱爱好者掐到几朵吧。
从母钱扯到满洲国，似乎离题远了点。举这例子无非是让读者了解，母钱在古代，甚至到清末都不是值钱的收藏品。余先生的文章，正是用现代的价值观诠释了古钱在古代的价值。
从南宋的洪遵，到清代的李佐贤、王懿荣等等。还能举出很多民国以前的钱币学家。这些人都是读书人，而且大部分都学而优则仕。南宋的洪遵官至翰林院学士，曾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清末的王懿荣，当过会典馆总纂官，官衔是二品。总之古代的钱币收藏家，都属于士大夫阶层。或许也有几位落魄的书生，但是其思想意识，依旧是士大夫意识范畴。
这些士大夫研究古钱，注重的是历朝历代发行的正用品。他们可以引经据典探究古钱的历史渊源，可是他们完全忽略、甚至根本不考虑身处社会底层的工匠，如何来铸造钱币，也就不会重视母钱这种工具了。
现在的钱币收藏完全是另一种气象。从城市到农村，庞大的收藏人群使古钱的价格扶摇直上。古钱的历史内涵，不再是唯一的研究重点，古钱的价值体现了多样化。搜奇猎异已经是普通古钱收藏者的终极目标。作为古代铸钱工具的母钱，因为存世稀少而登上了古钱珍品的宝座。
余先生悲叹集钱四十多年，没有找到一枚证据确凿的母钱。我想余先生主要是找不到古代记载母钱的文字。但是找到大家都认可的母钱，这种几率还是有的。余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几位古钱收藏家，他们在上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都收藏过母钱。那个时代的古钱收藏家，有的还与清代钱局专刻母钱的工匠打过交道。那一代钱币收藏家研究古钱，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再进一步深入探讨古钱奥秘，应该是我们的义务。
关于铁范铜的问题，余先生认为铁母与铁范铜是一种东西。上世纪30年代的古泉界，就是这种概念。现在有人将铁母和铁范铜分成两个档次，余先生认为，主要是为兜售假钱鸣锣开道。我认为，古钱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古钱收藏者在藏品中，时常发现与铁钱同范，精美不足以当母钱的古币。如何给这种古币定性，铁范铜则开始被赋予了新的概念。
余先生的文章里，附有永安一千铜品的彩图。五代时期的永安一千钱是铜铁两铸，铁钱远多于铜钱。图中这枚永安一千铸工粗糙，如果说这枚铜品是一枚铁母，恐怕余先生自己都难于肯定。铁范铜的概念在这枚永安一千铜品上，得到了正确的应用。
我也在自己的藏品中，试举两例。见图1和图2。这是两枚宝德局咸丰重宝当五钱。咸丰宝德局是清王朝为了应付太平天国起义所造成的财政危机而仓促成立的。宝德局从开铸到停铸历时仅一年。根据当时热河都统毓书的奏折，宝德局在开铸铜质大钱一个月后，开铸当五和当一铁钱。图1是生坑品，这枚钱包浆沉厚，部分绿锈还残存在字口和地章处。这枚钱是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购白天津鬼市。卖主不懂古币，钱体用利物剔刮过，所幸文字无伤。图2是传世品，文字漫漶、铸工粗糙。宝德局咸丰钱品相精美的很少。这与宝德局缺少熟练工匠有关。图中是一枚雕母，钱体周廓圆整，文字笔画纤细高耸、笔锋劲健。图2钱的钱体型制、文字风格、细部特征，都与图1雕母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读者可以凭图和两者数据仔细分辨。两钱数据如下：图1，外线30厘米，厚2．5厘米，重9．9克。图2，外径29厘米，厚2．2厘米，重8．9克。
宝德局咸丰当五钱，是有明确文字{己载的铁钱。图2的铜品，用作母钱来制范，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此钱没有资格称为母钱了。如果称其为铁范铜，读者或许都能认可。
图3，宝福局咸丰重宝，背计值一十，边廓计重五钱。在大钱上标明重量，是钱局推行大钱的无奈之举，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咸丰大钱不断减重的问题。
我买这枚钱的时候，就觉得其厚重异常。测得其数据如下：外径36．6厘米，厚3．4厘米，重23．3克。按照清代衡制，制钱称重用库平。库平一两约37．3克，此品计重五钱，重量应该在18—19克之间。纵有误差，也不能比计重多出20％。在清代的官员，亏空即可问罪。这种超重钱不可能大批量铸行。当我在一本钱谱里，看到同版式铁钱时，这枚超重咸丰钱之谜，就此明了。 仔细观察这枚超重咸丰钱，背廓周正、字迹清晰。再看正面，文字完好，但是面廓错范。称这枚钱为铁钱的试范钱，或是铁范铜，应该是名副其实。
我对余先生文章中的观点虽然不赞同，但是对余先生严肃的学风是从内心敬佩的。有几人收藏古钱能做到宁缺勿滥，比许多滥竿充数的所谓古钱家，佘先生堪称高风亮节。本人收藏古钱，虽然略有所得，但对古钱的研究也仅是入门而已。今日班门弄斧，以上文字多有谬误，还望余先生指教。
(责编：丁 丑)
2005年5期《收藏界》发表了余榴梁先生的文章：《古钱收藏的两大误区》。在这篇文章的编者按里，简单地介绍了余先生的收藏业绩。
虽然余先生已经是古钱收藏大腕级人物了，但是我还要对余先生文章中的部分观点，斗胆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余先生的文章里，承认古钱里存在铁母。还认为铁范铜也是铁母，两者是一回事。余先生并且从金属铸造方面来说明：“无论铸铜钱或是铁钱，它们的母范，自古以来都必须是铜质的”。余先生此说，当然是权威之论。
问题是余先生自述集币四十多年，从未找到过一枚经得起考查、又掌握铁证的真正母钱。余先生为什么没有找到证据确凿的母钱呢?余先生原因如下：“母钱是铸造部门内部特有的工具性质的精品，任何人都无权以经济手段将它变卖成收藏品”。所以，“真正的铁母流出铸钱局，应属绝无仅有的大事情。它的概率几乎为零”。余先生四十多年没有找到母钱的原因，我们应该明白了：造币部门管理严格。
我想余先生一定是个工作作风非常严谨的技术人员。工作中要用的技术资料，都分门别类归放得整整齐齐。所以按余先生的思路，古代的造币作坊也应该如此管理，用过的工具，当然包括母钱，都归档入库。这种说法虽然有点牵强，但是也不好否定。问题是千年来历朝历代归档入库的母钱哪去了。我想说：有人贪污了。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历史可不是玩笑。北宋末年，时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后登南宋帝位的宋高宗，被金人铁骑穷追不舍，几乎仅以身免。造币部门的官员，又如何带着钱库档案逃难呢?
明朝末年，李白成打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了。管理钱库的官员，即使逃命，也应该带银子，而不是什么母钱吧。
至于说造币厂的厂长也无权变卖铸钱的模具。这句话听起来，给人以时光倒错感。这好像不是讨论古代的母钱，而是在议论上海造币厂的管理制度。确实眼下没有人胆敢拿人民币的雕版出来换钱，就连天字第一号的新版人民币，咱们也看不见。
不过余先生是收藏界博学多识之人。很多报刊报道过私人收藏过清末民初的银元或铜币的模具。这种铁疙瘩似的东西，当时的造币厂厂长绝对不敢变卖，可是在共和国大跃进时代，这种铁疙瘩只不过是炼钢的原料。
余先生唯一认可的母钱，是故宫存档的进呈钱样。什么东西进了故宫，应该是进了超级保险库。上世纪30年代，学者黄鹏霄先生根据故宫藏钱，编撰了《故宫清钱谱》一书。书中列出了清代各省局的各种雕母、母钱、样钱。但是余先生没有再想想，故宫的藏钱是不是少了点。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钱局，故宫竟然没有它的藏钱，那些藏钱哪去了。
满洲国覆灭的时候，宣统帝溥仪逃亡到吉林通化，扔了很多国宝类的东西。没有资料证明，皇上扔的宝贝里有什么母钱。俗语说：钱掉到水里，也能看见水花。从北宋到满清，无法统计母钱有多少流失到民间。不过总有几位幸运的古钱爱好者掐到几朵吧。
从母钱扯到满洲国，似乎离题远了点。举这例子无非是让读者了解，母钱在古代，甚至到清末都不是值钱的收藏品。余先生的文章，正是用现代的价值观诠释了古钱在古代的价值。
从南宋的洪遵，到清代的李佐贤、王懿荣等等。还能举出很多民国以前的钱币学家。这些人都是读书人，而且大部分都学而优则仕。南宋的洪遵官至翰林院学士，曾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清末的王懿荣，当过会典馆总纂官，官衔是二品。总之古代的钱币收藏家，都属于士大夫阶层。或许也有几位落魄的书生，但是其思想意识，依旧是士大夫意识范畴。
这些士大夫研究古钱，注重的是历朝历代发行的正用品。他们可以引经据典探究古钱的历史渊源，可是他们完全忽略、甚至根本不考虑身处社会底层的工匠，如何来铸造钱币，也就不会重视母钱这种工具了。
现在的钱币收藏完全是另一种气象。从城市到农村，庞大的收藏人群使古钱的价格扶摇直上。古钱的历史内涵，不再是唯一的研究重点，古钱的价值体现了多样化。搜奇猎异已经是普通古钱收藏者的终极目标。作为古代铸钱工具的母钱，因为存世稀少而登上了古钱珍品的宝座。
余先生悲叹集钱四十多年，没有找到一枚证据确凿的母钱。我想余先生主要是找不到古代记载母钱的文字。但是找到大家都认可的母钱，这种几率还是有的。余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几位古钱收藏家，他们在上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都收藏过母钱。那个时代的古钱收藏家，有的还与清代钱局专刻母钱的工匠打过交道。那一代钱币收藏家研究古钱，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再进一步深入探讨古钱奥秘，应该是我们的义务。
关于铁范铜的问题，余先生认为铁母与铁范铜是一种东西。上世纪30年代的古泉界，就是这种概念。现在有人将铁母和铁范铜分成两个档次，余先生认为，主要是为兜售假钱鸣锣开道。我认为，古钱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古钱收藏者在藏品中，时常发现与铁钱同范，精美不足以当母钱的古币。如何给这种古币定性，铁范铜则开始被赋予了新的概念。
余先生的文章里，附有永安一千铜品的彩图。五代时期的永安一千钱是铜铁两铸，铁钱远多于铜钱。图中这枚永安一千铸工粗糙，如果说这枚铜品是一枚铁母，恐怕余先生自己都难于肯定。铁范铜的概念在这枚永安一千铜品上，得到了正确的应用。
我也在自己的藏品中，试举两例。见图1和图2。这是两枚宝德局咸丰重宝当五钱。咸丰宝德局是清王朝为了应付太平天国起义所造成的财政危机而仓促成立的。宝德局从开铸到停铸历时仅一年。根据当时热河都统毓书的奏折，宝德局在开铸铜质大钱一个月后，开铸当五和当一铁钱。图1是生坑品，这枚钱包浆沉厚，部分绿锈还残存在字口和地章处。这枚钱是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购白天津鬼市。卖主不懂古币，钱体用利物剔刮过，所幸文字无伤。图2是传世品，文字漫漶、铸工粗糙。宝德局咸丰钱品相精美的很少。这与宝德局缺少熟练工匠有关。图中是一枚雕母，钱体周廓圆整，文字笔画纤细高耸、笔锋劲健。图2钱的钱体型制、文字风格、细部特征，都与图1雕母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读者可以凭图和两者数据仔细分辨。两钱数据如下：图1，外线30厘米，厚2．5厘米，重9．9克。图2，外径29厘米，厚2．2厘米，重8．9克。
宝德局咸丰当五钱，是有明确文字{己载的铁钱。图2的铜品，用作母钱来制范，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此钱没有资格称为母钱了。如果称其为铁范铜，读者或许都能认可。
图3，宝福局咸丰重宝，背计值一十，边廓计重五钱。在大钱上标明重量，是钱局推行大钱的无奈之举，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咸丰大钱不断减重的问题。
我买这枚钱的时候，就觉得其厚重异常。测得其数据如下：外径36．6厘米，厚3．4厘米，重23．3克。按照清代衡制，制钱称重用库平。库平一两约37．3克，此品计重五钱，重量应该在18—19克之间。纵有误差，也不能比计重多出20％。在清代的官员，亏空即可问罪。这种超重钱不可能大批量铸行。当我在一本钱谱里，看到同版式铁钱时，这枚超重咸丰钱之谜，就此明了。 仔细观察这枚超重咸丰钱，背廓周正、字迹清晰。再看正面，文字完好，但是面廓错范。称这枚钱为铁钱的试范钱，或是铁范铜，应该是名副其实。
我对余先生文章中的观点虽然不赞同，但是对余先生严肃的学风是从内心敬佩的。有几人收藏古钱能做到宁缺勿滥，比许多滥竿充数的所谓古钱家，佘先生堪称高风亮节。本人收藏古钱，虽然略有所得，但对古钱的研究也仅是入门而已。今日班门弄斧，以上文字多有谬误，还望余先生指教。
(责编：丁 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