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我眉清目秀,皮肤白皙,每次上公共汽车都是大姐、大婶们骚扰的对象,有过分的还掐我的脸:“哎哟,多可爱的小宝宝,小嘴还吧哒吧哒说话呢。”我是想说:“靠,你丫下手轻一点。”从此,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对女性宿命的仇恨。
　　长大以后,我想终于翻身了,应该可以骚扰一下小妹妹,她们胆子比较小,不敢反抗,顶多说:不要嘛,轻一点。肯定无比地娇羞可爱。后来我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我和两个男生在一个胡同里拦住了一个小妹妹,我恶狠狠地对她说:“刘小红,你再敢跟老师告状,看我怎么收拾你。”然后狞笑着扬长而去。第二天,刘小红带着学校的四大打女满校园追杀我,一直把我逼进了男厕所,她们在外面叫嚣:“有种你出来。”我立刻还以颜色:“有种你进来。”
　　关于刘小红的故事其实是真的,不同的是打小报告的不是她而是我,因为我是班长,有打小报告的义务。如果你成绩比较好,仪表堂堂,性格温顺,难免会承担这样丢人的角色,我不幸完全中标。不谦虚地说,小学一二年级我本来应该跳过去的,因为所有的知识我都学过了,每当碰见大家都回答不上来的问题,老师就会问我,你会不会?如果我说不会。老师就说,连你都不会,可见是太难了。
　　作为一名优秀的班干部,我还承担着“一对一,红帮红”的光荣任务,因此我的同桌是著名的刘小红,她是所有人眼里典型的坏学生,恶劣表现罄竹难书,抄作业、打架、逃课、欺负同学基本上是家常便饭。因为我离她最近,而且仪表堂堂,性格温顺,是最合适不过的靶子。比如她经常在我起立的时候撤掉我的凳子,让我一屁股坐空,让我班长的尊严扫地;再比如她完全无视国际惯例,将我们划定的“三八线”视若无物,一张桌子她总要占三分之二,偶尔我会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两个人龇牙咧嘴地挤来挤去,但是输的总是我,因为我是个要脸面的人,怕被老师误会,你们还真亲密呀。
　　为了报复,我经常打她的小报告,可是罚站、留学、叫家长对她根本够不上心灵上的伤害,太习以为常了。后来我想,唯一对她起作用的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正宗下三路的江湖手段对决。
　　第一回合,我利用值日的机会,把垃圾倒进了她的书桌,想想她气急败坏的样子就非常之爽。结果转天她迟到了,溜进教室放好书包,完全没有注意抽屉里的垃圾,更气人的是,过了一会儿,她还从垃圾里捡出几张纸叠飞机玩,非常兴致盎然。
　　第二回合,我决定让战争升级,趁她不注意我在她铅笔盒里放了几只蚕,肉虫子可是女生的致命杀手,在江湖上从来没有失过手。只是结局同样令我沮丧,当她打开铅笔盒的时候,完全是如获至宝天上掉馅饼的表情,发现我在看她,她拎起一只在我面前晃了晃:“怎么样,怎么样,眼馋吧?”Oh,my god!
　　几次拉锯战之后,我悲伤地发现刘小红是立于不败之地的黑道高手,而我顶多算刚刚入门,就在我几乎放弃的时候,机会意外地降临了。
　　期中考试的数学题非常难,有一道附加应用题考的是倍数的概念,大家全不会,刘小红和我商量:“你觉得应该用乘法还是除法?”我也完全没谱:“不知道,你准备怎么办?”她想了想说:“我豁出去了,就乘法吧。”我说:“好吧,我跟你了。”结果全年级只有我们两个人得了满分。我是好学生,得满分是理所当然的,而她是坏学生,大家理所当然觉得她是抄我的。
　　接下来的班会变成了刘小红批斗会,大家申讨了刘小红的斑斑劣迹,并纷纷作证在考试的时候,刘小红有作弊的动机、条件和具体表现。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刘小红依然誓死顽抗,绝不低头。后来老师问我:“你说说,她有没有抄你?”我犹犹豫豫地说:“她倒是没抄,就是跟我商量来着。”老师哈哈大笑,截断了我:“你太厚道了,商量不就是抄吗?”于是刘小红案盖棺定论。只是当我看着她倔强的表情,心里完全没有复仇的快感。
　　后来刘小红依然如故地抄作业、打架、逃课、欺负同学,在三年级第二学期,她退学了。
　　好多年以后,我看了一部电影《闻香识女人》,那个孩子和我面临同样的处境,只是他更勇敢,更勇于担当,他的行为最终得到了那个道德体系的认可。而在我们这个鼓励告密和不公平的环境中,我是一个可悲的胜利者。
　　我想,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按照江湖规矩来解决问题,竖起我的中指:刘小红,有种你丫非礼我!
　　摘自《七零一代的鸡零狗碎》
　　北方文艺出版社编辑/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