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再见童年》，看到封面上这四个字，心中还是觉得不甘，也许“再见”，意味着还会有重逢的那一天吧。
　　张倩仪女士的这本书很特别，既不是散文随笔，也不是研究著作，而是把近代一大批名流的自传搜集起来，摘出其中关乎童年的种种记录，将其分门别类，用一种娓娓道来的语气加以解说。或议论或抒情，但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在清末民初度过童年时光的这代人，他们的童年是否还值得留恋？是一座遗迹还是一份遗产？那个青布袍千层底儿、《三字经》《千字文》、旧私塾新学堂的童年，是否真的和今天说了再见？
　　在我看来，本书的“童年”包含了更复杂的含义。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时期的开端，如此表述是因为这一变革至今仍未结束。这次变革被晚清人士概括为“天崩地裂”，被近现代学者概括为“古今之变”。这一堪比历史上周秦之变的巨大变革，本质即是天道的变革，或者平实一点说，是道德伦理的巨变。而清末民初则是新旧并存、古今交融的特殊时期。对青少年的培养正是那个新旧参半的时代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方面。将清末民初和当下青少年的“童年”进行比较，我们丢弃了哪些？又过分追求了哪些？
　　关于青少年的教养，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清末民初恰好是一个传统社会教养方式逐渐走向终结，而现代教育制度逐渐占据主流的时期。两者的不同反映出的正是“古今之变”。
　　在传统社会里，教养的核心是培育君子。所以，从《再见童年》中我们可以窥到，传统社会对君子的培养贯穿其一生，童年只是教化的开始；也遍及整个社会结构，不仅包括进私塾，也包括宗族生活、交友待人等。这不难理解，中国的传统社会是由儒家伦理逐渐养育生成的，儒家的道德伦理决定人们的观念。在儒家话语中，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要接受圣人的教化，以圣人规定的伦理为标准而生活，亦即成为君子。那么，一个理想的社会必然是由君子构成社会主体，其他人被君子的道德“风行草偃”，共同构成一个稳定而又有道德的社会。所以，《再见童年》里的孩童，不仅读书要读圣贤书，考试要考八股文，即使是父母的耳提面命，宗族的亲睦和谐，乃至成年后是出仕还是耕读，无不实践着成为“君子”的路径。书中很多人虽然追忆童年被束缚的痛苦，却又都十分怀念父母的言传身教、塾师的道德文章、宗族的护佑支持以及耕读世家那虽贫苦而清高的处世方式。
　　而现代社会，则完全不同了。教养的核心不是教养君子，而是培育公民。二者最显著的区分是，公民已经消除了君子的道德意旨，只是一个宪法的概念。这就使得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内敛的教养体系，教育也沦为各种社会制度之一种。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的“被解放”，恰恰相反，现代国家一旦形成，教育势必被整合，制度化的教育更深刻地将青少年束缚起来：传统的私人教师和私塾被标准化的、整齐划一的学校所取代；国家制定统一的若干套教材并提供标准答案；孩童从小学就被纳入统一的教育体系，要知道传统社会中朝廷只抓高考（科举），并不插手孩童早年的教育。总之，现代社会把教育从培养“单个人的道德”变成了整体的社会行为，雅斯贝斯曾评论现代教育“要把孩子们从他们的双亲那里拖走，使他们可以成为只属于社会的孩子”（《时代的精神状况》）。当然，现代教育也有很多优点，例如追求识字率普及、体育锻炼、美育培养等，这几点都是传统中国所缺少的。
　　当社会培养的目标从君子变为公民，那么现代社会就已经把传统意义上关乎道德伦理的“教化”变成了只关心知识授受的“教育”。一方面，现代教育的使命是提供各种各样的专科知识，培养出的人才也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毕业后进入社会各个专业领域，成为维持社会运转的零件，而不再是以追求道德升华的君子；另一方面，教育也提供一种整齐划一的公民意识，以便于支撑一个现代国家。传统社会虽然也讲忠君，但天道、圣人是大于君主的。现代中国已经把孔子降格为“古代哲学家”之一，传统社会的君主却不敢不承认孔子是唯一的圣人。
　　《再见童年》里记录的青少年们就处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大都既念过私塾、考过科举，又上过学堂、出海留洋；既对人生有着道德伦理之追求，又热烈学习各种专科知识；既得益于大家族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哺育，又在中西碰撞的前沿城市沐浴了自由的空气。作为后来的观察者，我们会发现传统教育的很多优点都已经失落，复制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个庞大的教养体系已经崩溃。而现代教育体系则形成了崇拜知识的新宗教，但这些知识无法提升出让一个人道德自足的伦理。在西方上帝已死，在中国则君子无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