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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恒作为一个“新写实小说”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意识。他的作品着重展现生活的琐碎与细微、生存的艰难与困惑，尤其是人在“食、色”这两种关乎人类生存与延续的本能状态下的挣扎。
［关键词］刘恒；新写实小说；生存意识；生存本相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9）01-0156-02
刘恒从1977年开始创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着力表现的是他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美好理想。在理想主义的线上行走多年，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重视。直到1986年《狗日的粮食》发表，瞬间便在文坛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评论家们纷纷予以评说，刘恒也由此被归为“新写实小说作家”行列之中。
刘恒的写作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
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三十年，文学的叙事基本上都是宏大的政治话语叙述，绝大多数的作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大的层面上对国家、社会、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出了种种动人的描述，却极少真正涉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尽管也有作家对日常生活开始关注，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一种理想主义倾向。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这种社会性的乌托邦追求或是理想主义遭到了普遍的怀疑与拒绝，“我们似乎看到生活像一个宏大的虎口在吞噬我们”，“于是我们被磨平了，睡觉时连张报纸都不想看”，“过去有过宏伟的理想，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一切还是从排队买豆腐白菜开始吧”。
1 “食”—— 得失之间
《狗日的粮食》中无比辛酸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吃”的故事，洪水峪的老光棍杨天宽以200斤谷子换回一个脖子上长着瘿袋被人卖了六次的女人。这个女人蛮横泼辣，没谁敢惹，害得杨天宽只得低着头从村人面前走过。但她对丈夫以及这个家却是实在的好，她一连生了六个儿女，“孩子们名字却好，都是粮食。大儿子唤做大谷，下边一溜儿四个女儿，是大豆、小豆、红豆、绿豆，煞尾的又是个儿子，叫二谷，两谷加四豆，人丁兴旺”。可这些“粮食”非但不能带给他们欣慰，相反孩子们逐日敞开的肚皮不得不让杨天宽和女人叹息不已，两口子在炕头上只剩了一句话：“明天吃啥？”实在没有办法了，女人就会顺手牵羊，玉米、谷子、李子，凡是能吃的总能揪一样回家。用杨天宽的话说，女人没生孩子前只是嘴坏点，有了孩子，肚子不能饱满，手也变坏了。灾年，女人从过路的兵牵的骡子屁股下接回一篮热粪，天宽以为是粪，捡起来倒猪圈里，瘿袋跳起来就给他两嘴巴，之后便夹着细筛到河里去了，骡粪被细筛筛去了草棍儿和渣子，余下的是整的碎的玉米粒儿，被她煮成了金光四射的有粮食星星的稀粥。天宽一家吃得满足而惬意。
但就是这样一个以“活着”为第一要义的坚强的无所不能的女人，在不小心将购粮证丢失以后，一急之下，竟吞苦杏仁儿自杀了。临死前，当她看到侄儿在半道上捡回的购粮证时只说了一句话“狗日的……粮食”，这就深刻道出了世世代代农民与粮食的血肉相连的关系。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5个层次，即：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这5种需要排列成一个由低到高逐渐上升的层次，当一种需要得到满足时，另一种更高级的需要就会出现。“这些需要是以一种层次的发展的方式，以一种强度和先后的秩序彼此关联起来的。”按照他的理论，生存需要是处于最低层次的需要，是其他四种需要可能产生的最基本前提。因而当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出现问题时，人生意义的因果链便会发生逆转，于是人为了活着，必须想方设法弄到吃的；而为了弄到吃的，人又必须付出他全部的精力和智慧，从而使得吃仿佛成为生存的唯一目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围绕着农民和粮食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决策：农村合作社、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大锅饭、返销粮食等，如小说中的“食堂塌台”，“返销粮”等，都是中国农民在粮食问题上最富于社会性的表现。
刘恒的小说将中国农民生存的最底层欲望展示出来，让人感到震撼的同时，不由得让人深思。在《狗日的粮食》中瘿袋女人的出场是伴随着杨天宽的200斤谷子的支出，“200斤谷子”——小说一开始便展现了这样一个主题符号，这个女人因粮食而来，因粮食而生，最终也因粮食而死。粮食在这里不仅是人们的命根子，还是阐释这个女人的生命的符码。只因有了粮食的存在，这位行为粗鲁手脚不干净的女人才会有其价值体现，否则她也便失去了生命的意义。无怪乎在她丢失了购粮证之后，一向窝囊的杨天宽终于理直气壮地扇了女人两耳光，但仅仅这两耳光便要了这个女人的命。实际上我们也可作这样的推测，纵使没有杨天宽的耳光，这个好强了一辈子的女人也不会在这世上苟活。
2 性——罪罚相加
古人云“食色，性也”，即说明食色乃人之本能。但这种“色”本能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却远远没有作为一种本能这么轻松，在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学说的浸淫下，中国人一直是谈“性”色变。在中国宗法制农村社会中，性起到的最有价值的作用便是实现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传统社会制造了种种道德伦理条规以扼杀这种本能。就如中国古代传说：伏羲与女娲兄妹两人结成夫妻，之后又在人们的头上悬着一把天条，来约束人们不能超越条规允许的范围。
刘恒将人的性本能与人的理性的尖锐冲突深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他的小说中，一方面详尽写了人的生命本能的冲动，这使人成其为“自然性的人”，另一方面又不忘记提示其社会身份或称之为“社会性的人”。而产生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人的社会性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人的动物性，因而具有这样性意识冲动的主人公在他的笔下都以悲剧结束：周兆路主动放弃风流少妇华乃倩（《白涡》）；杨天青扎了缸眼子，菊豆亦在别人的蔑视中苟活（《伏羲伏羲》）；洋鬼子大路被割了生殖器最后被杀死，少奶奶被赶出家门自沉苍河（《苍河白日梦》）。很显然，这些都是一种有悖于世俗人情、道德伦常的无望的感情，因而都以悲剧告终。
在《伏羲伏羲》中，刘恒将农民在被压抑的异化环境中不屈不挠的强大的生命意志令人震惊地展现出来。这是一个家庭乱伦的故事。“民国三十三年寒露和霜降之间的某个逢双的阴历白昼，在阳阳先生的策划之下成了洪水峪小地主杨金山的娶亲吉日。”如此饶舌费力地叙述故事的开始，是为了给我们展示故事的沉重。杨金山在折磨死了两房太太，三十年里没留下一点香火之后，忍痛以二十亩地换来了一个年轻水灵的小他三十岁的妻子王菊豆。性无能的杨金山对她百般虐待，他从她的尖叫和哭喊中获得一种征服的快感。菊豆的不幸遭遇引得杨金山侄儿杨天青的无限同情与怜悯，杨天青由怜生爱，一对年轻男女原始的欲望使他们步入了“充满幸福与罪恶的阴谋中”——两人私通，最后生下一个儿子，不明就里的杨金山喜出望外，依照族里的旧名谱，取名天白，恰好与天青相对。杨天青对自己的儿子却只能以兄弟相称的事实感到异常痛苦。应该注意到，这种意识也是杨天青关于原始情欲与社会伦理必然冲突的认识之开端。
从此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开始站入了不是自己位置的地位，开始了对自身的寻找，小说整个呈现了一幅幅错乱与颠倒的图景：父亲不是父亲，儿子不是儿子，妻子不是妻子，这对于千百年来以严格的伦理纲常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尊卑长幼秩序的中国社会来说，无疑是难以容忍的。杨天青和王菊豆之间的那点极端压抑的性欲欢乐受到了无处不在的伦理纲常的束缚，这些封建伦理观念如绳索一般将他们牢牢缚住，他们最终难以挣脱，也无法挣脱，因而，原有的快乐变成了痛苦、怨恨、自责，最终导致毁灭或死亡。
在小说里，刘恒是把“性”当做一种隐秘的民族文化符码加以解读的。杨金山之所以花了二十亩地娶王菊豆进门，是为了获得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有话语告示后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百善孝为先”，侍奉父母、尊崇长幼次序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延续香火，将列祖列宗的命脉在自己这里延续下去。因而中国社会中的男性最不能容忍的便是没有子嗣。在这些小说中作者始终远远地审视着他笔下的人物，以冷酷的笔墨昭示人物内在隐秘世界里那些卑琐阴暗的东西，给人巨大的震撼。对于理性无法制约的那个情欲世界，刘恒确有入木三分的穿透力。
3 结 语
评论界将刘恒归为“新写实”作家行列。现在看来，“新写实”之新就新在它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和发现，而非新的小说形式。而这主要源于一种新的创作精神，即消解理想精神，使生存现实或本相尽情呈现出来。刘恒这一时期的创作，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创作精神。
只不过“新写实”作家们在揭示人与生存环境的矛盾时，更多强调了环境对人的制约，而忽视了在面对环境中的消极因素时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进取精神，这样读者只能从作品人物身上感受到生活的压抑而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些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家们从“新写实小说”中吸取了教训。他们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走出来，面对社会、现实与人生，有意识地力图给作品注入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使作品中人物在面对艰难时世时能够坚强乐观地生活下去。刘恒便以其后发表的《天知地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自觉地完成了这种转变。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08.
［2］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137.
［收稿日期］2008-12-15
［作者简介］朱丽萍（1974—），女，江西萍乡人，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刘恒；新写实小说；生存意识；生存本相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9）01-0156-02
刘恒从1977年开始创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着力表现的是他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美好理想。在理想主义的线上行走多年，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重视。直到1986年《狗日的粮食》发表，瞬间便在文坛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评论家们纷纷予以评说，刘恒也由此被归为“新写实小说作家”行列之中。
刘恒的写作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
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三十年，文学的叙事基本上都是宏大的政治话语叙述，绝大多数的作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大的层面上对国家、社会、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出了种种动人的描述，却极少真正涉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尽管也有作家对日常生活开始关注，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一种理想主义倾向。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这种社会性的乌托邦追求或是理想主义遭到了普遍的怀疑与拒绝，“我们似乎看到生活像一个宏大的虎口在吞噬我们”，“于是我们被磨平了，睡觉时连张报纸都不想看”，“过去有过宏伟的理想，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一切还是从排队买豆腐白菜开始吧”。
1 “食”—— 得失之间
《狗日的粮食》中无比辛酸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吃”的故事，洪水峪的老光棍杨天宽以200斤谷子换回一个脖子上长着瘿袋被人卖了六次的女人。这个女人蛮横泼辣，没谁敢惹，害得杨天宽只得低着头从村人面前走过。但她对丈夫以及这个家却是实在的好，她一连生了六个儿女，“孩子们名字却好，都是粮食。大儿子唤做大谷，下边一溜儿四个女儿，是大豆、小豆、红豆、绿豆，煞尾的又是个儿子，叫二谷，两谷加四豆，人丁兴旺”。可这些“粮食”非但不能带给他们欣慰，相反孩子们逐日敞开的肚皮不得不让杨天宽和女人叹息不已，两口子在炕头上只剩了一句话：“明天吃啥？”实在没有办法了，女人就会顺手牵羊，玉米、谷子、李子，凡是能吃的总能揪一样回家。用杨天宽的话说，女人没生孩子前只是嘴坏点，有了孩子，肚子不能饱满，手也变坏了。灾年，女人从过路的兵牵的骡子屁股下接回一篮热粪，天宽以为是粪，捡起来倒猪圈里，瘿袋跳起来就给他两嘴巴，之后便夹着细筛到河里去了，骡粪被细筛筛去了草棍儿和渣子，余下的是整的碎的玉米粒儿，被她煮成了金光四射的有粮食星星的稀粥。天宽一家吃得满足而惬意。
但就是这样一个以“活着”为第一要义的坚强的无所不能的女人，在不小心将购粮证丢失以后，一急之下，竟吞苦杏仁儿自杀了。临死前，当她看到侄儿在半道上捡回的购粮证时只说了一句话“狗日的……粮食”，这就深刻道出了世世代代农民与粮食的血肉相连的关系。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5个层次，即：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这5种需要排列成一个由低到高逐渐上升的层次，当一种需要得到满足时，另一种更高级的需要就会出现。“这些需要是以一种层次的发展的方式，以一种强度和先后的秩序彼此关联起来的。”按照他的理论，生存需要是处于最低层次的需要，是其他四种需要可能产生的最基本前提。因而当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出现问题时，人生意义的因果链便会发生逆转，于是人为了活着，必须想方设法弄到吃的；而为了弄到吃的，人又必须付出他全部的精力和智慧，从而使得吃仿佛成为生存的唯一目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围绕着农民和粮食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决策：农村合作社、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大锅饭、返销粮食等，如小说中的“食堂塌台”，“返销粮”等，都是中国农民在粮食问题上最富于社会性的表现。
刘恒的小说将中国农民生存的最底层欲望展示出来，让人感到震撼的同时，不由得让人深思。在《狗日的粮食》中瘿袋女人的出场是伴随着杨天宽的200斤谷子的支出，“200斤谷子”——小说一开始便展现了这样一个主题符号，这个女人因粮食而来，因粮食而生，最终也因粮食而死。粮食在这里不仅是人们的命根子，还是阐释这个女人的生命的符码。只因有了粮食的存在，这位行为粗鲁手脚不干净的女人才会有其价值体现，否则她也便失去了生命的意义。无怪乎在她丢失了购粮证之后，一向窝囊的杨天宽终于理直气壮地扇了女人两耳光，但仅仅这两耳光便要了这个女人的命。实际上我们也可作这样的推测，纵使没有杨天宽的耳光，这个好强了一辈子的女人也不会在这世上苟活。
2 性——罪罚相加
古人云“食色，性也”，即说明食色乃人之本能。但这种“色”本能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却远远没有作为一种本能这么轻松，在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学说的浸淫下，中国人一直是谈“性”色变。在中国宗法制农村社会中，性起到的最有价值的作用便是实现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传统社会制造了种种道德伦理条规以扼杀这种本能。就如中国古代传说：伏羲与女娲兄妹两人结成夫妻，之后又在人们的头上悬着一把天条，来约束人们不能超越条规允许的范围。
刘恒将人的性本能与人的理性的尖锐冲突深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他的小说中，一方面详尽写了人的生命本能的冲动，这使人成其为“自然性的人”，另一方面又不忘记提示其社会身份或称之为“社会性的人”。而产生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人的社会性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人的动物性，因而具有这样性意识冲动的主人公在他的笔下都以悲剧结束：周兆路主动放弃风流少妇华乃倩（《白涡》）；杨天青扎了缸眼子，菊豆亦在别人的蔑视中苟活（《伏羲伏羲》）；洋鬼子大路被割了生殖器最后被杀死，少奶奶被赶出家门自沉苍河（《苍河白日梦》）。很显然，这些都是一种有悖于世俗人情、道德伦常的无望的感情，因而都以悲剧告终。
在《伏羲伏羲》中，刘恒将农民在被压抑的异化环境中不屈不挠的强大的生命意志令人震惊地展现出来。这是一个家庭乱伦的故事。“民国三十三年寒露和霜降之间的某个逢双的阴历白昼，在阳阳先生的策划之下成了洪水峪小地主杨金山的娶亲吉日。”如此饶舌费力地叙述故事的开始，是为了给我们展示故事的沉重。杨金山在折磨死了两房太太，三十年里没留下一点香火之后，忍痛以二十亩地换来了一个年轻水灵的小他三十岁的妻子王菊豆。性无能的杨金山对她百般虐待，他从她的尖叫和哭喊中获得一种征服的快感。菊豆的不幸遭遇引得杨金山侄儿杨天青的无限同情与怜悯，杨天青由怜生爱，一对年轻男女原始的欲望使他们步入了“充满幸福与罪恶的阴谋中”——两人私通，最后生下一个儿子，不明就里的杨金山喜出望外，依照族里的旧名谱，取名天白，恰好与天青相对。杨天青对自己的儿子却只能以兄弟相称的事实感到异常痛苦。应该注意到，这种意识也是杨天青关于原始情欲与社会伦理必然冲突的认识之开端。
从此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开始站入了不是自己位置的地位，开始了对自身的寻找，小说整个呈现了一幅幅错乱与颠倒的图景：父亲不是父亲，儿子不是儿子，妻子不是妻子，这对于千百年来以严格的伦理纲常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尊卑长幼秩序的中国社会来说，无疑是难以容忍的。杨天青和王菊豆之间的那点极端压抑的性欲欢乐受到了无处不在的伦理纲常的束缚，这些封建伦理观念如绳索一般将他们牢牢缚住，他们最终难以挣脱，也无法挣脱，因而，原有的快乐变成了痛苦、怨恨、自责，最终导致毁灭或死亡。
在小说里，刘恒是把“性”当做一种隐秘的民族文化符码加以解读的。杨金山之所以花了二十亩地娶王菊豆进门，是为了获得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有话语告示后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百善孝为先”，侍奉父母、尊崇长幼次序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延续香火，将列祖列宗的命脉在自己这里延续下去。因而中国社会中的男性最不能容忍的便是没有子嗣。在这些小说中作者始终远远地审视着他笔下的人物，以冷酷的笔墨昭示人物内在隐秘世界里那些卑琐阴暗的东西，给人巨大的震撼。对于理性无法制约的那个情欲世界，刘恒确有入木三分的穿透力。
3 结 语
评论界将刘恒归为“新写实”作家行列。现在看来，“新写实”之新就新在它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和发现，而非新的小说形式。而这主要源于一种新的创作精神，即消解理想精神，使生存现实或本相尽情呈现出来。刘恒这一时期的创作，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创作精神。
只不过“新写实”作家们在揭示人与生存环境的矛盾时，更多强调了环境对人的制约，而忽视了在面对环境中的消极因素时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进取精神，这样读者只能从作品人物身上感受到生活的压抑而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些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家们从“新写实小说”中吸取了教训。他们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走出来，面对社会、现实与人生，有意识地力图给作品注入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使作品中人物在面对艰难时世时能够坚强乐观地生活下去。刘恒便以其后发表的《天知地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自觉地完成了这种转变。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08.
［2］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137.
［收稿日期］2008-12-15
［作者简介］朱丽萍（1974—），女，江西萍乡人，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