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年风雨兼程，我省人民突破了一个又一个传统“禁区”，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成功与挫折相伴，反思与期盼链接，欢欣与忧虑交织……穿越30年，感受城乡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亲历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历史留给我们太多难以忘却的记忆。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本刊隆重推出“改革开放30年”专栏，通过事件回顾、经验总结、成就展示，重温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并以此激励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四川的跨越发展而奋斗。
　　
　　30年前，邓小平同志的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4月9日，省科技顾问团副主任辛文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当进入谈话主题后，77岁高龄、面容清矍的辛老顿时神采飞扬。这30年对他而言，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个政策事件，都太熟悉了，甚至太“亲切”了。
　　切身感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
　　记者：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特别是1978-2008年的中国的确是最不可能重复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一直伴随3个基本问题的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您认为应当如何回答这3个问题？
　　辛文：说改革开放，首先要弄清楚时代背景。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建立了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的经济和政治体制。50年代后期，又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把这一体制推到了极端。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在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饿死了3000多万人，而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社会陷入大混乱，直至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外援无望，内资困乏，僵硬的体制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脚。因此学界普遍认为，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列车在运行了20多年后，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泥潭。
　　当时在我们四川，经济也已经走到了绝路上，天府之国的百姓没有饭吃，成都市的猪肉供应也是每人一个月一斤，吃饼干、水果更是一种奢望。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因此当时自上而下都认为这种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只能靠改革开放寻求出路。
　　就四川的改革实践来说，我认为改革是从3个层面进行的：国家领导人、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省（市）地方领导的积极实践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推动。这3方力量缺一不可。对贫穷现状的坚决告别和对现代化的强烈追求，成为所有人从未动摇过的价值追求，人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管你是白猫黑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正是在这种整体共识下，任何曲折与反复最终都被一一克服，并且在全国率先创造了一些第一或经验。
　　某种意义上，3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是一种无比务实的经验主义价值观的胜利。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对外开放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样，我省改革开放的成绩也应该充分肯定，因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人民群众都普遍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稳步提高，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得到了一定满足。
　　我对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两句话记忆深刻，一是“发展就是硬道理”，二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经常这样鼓励投身市场经济大潮的四川企业负责人，如果你是个不想赚钱的老板，我就看不起你。
　　四川实践：改革探索走在全国前列
　　记者：30年改革的一些事实真相，还需要在事实和理性的层面上抽丝剥茧，况且，有些变革也还处在剧烈的衍变当中。那么30年来让您感觉到最满意或者最成功的改革有哪几项？您如何评价？
　　辛文：我只是因为从事宏观经济工作，所以参加了一些四川的改革工作，是改革的见证人。应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四川的综合改革探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我认为农村、城市、财政体制、物资流通这几项改革最成功。
　　改革开放后农村社队如何实行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1977年我们在邛崃、新都、广汉进行了试点。其中广汉金鱼公社成功进行包产到组（户）的试点；向阳公社第一个摘掉人民公社的牌子，建立向阳乡乡政府，彻底改变了政社合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这些经验在全省推广后，3年时间解决了全省的吃饭问题，确实改变了四川的面貌。广汉的农村改革，在全国影响很大，对推进全国农村生产体制改革功不可没。进一步说，包产到户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农民摆脱了遏制劳动积极性的人民公社制度，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它的推广在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口粮产能问题。另一方面，它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孕育了日后的“乡镇企业崛起”。
　　城市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重庆市计划单列与综合改革。1978年初，四川提出重庆计划单列，并向国务院写了报告。1983年中央批准重庆实行计划单列，拉开了重庆市综合改革的序幕，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为以后重庆市成为直辖市奠定了基础。此后，我按照上级要求还写了成都市计划单列的报告，得到中央批准后，也促进了成都市的超常发展。2007年6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全国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央要求成都市和重庆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这是国家推动中西部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国家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成都再发展100年都不会有现在这个成就。刚解放时的成都几乎就看一条春熙路，周围都是农村。经历了解放后大发展的成都，在“文革”时经济曾受到过严重损害，因此是改革开放让成都重新焕发了光彩。这充分应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在城市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
　　如果没有1994年全面实施的市场经济改革，乐山人乃至成都人至今也不会认为自己的股票“黑市”是一场伟大的市场经济实践。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股票“黑市”有许多的不规范，但是其更多的意义并不在于对规范与不规范的争论。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谁能够清楚地知道，市场经济能够替代计划经济呢？而也正是因为有这些“黑市”的存在，为市场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政府管理资本运营提供了充足的经验。
　　面向未来：挑战大于机遇
　　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中国：“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30年来，在您的心目当中，觉得最遗憾或者说没有达到预期的问题是什么？
　　辛文：在过去的30年里，一直存在“两个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中国、体制消耗严重的中国，后者正是所有制问题导致的结果。在为经济增长率欣喜的同时，我们已经关注到一些同等重要却每每被忽视的问题，如城乡差距、贫富分化的社会公平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对人的普遍尊重的问题。
　　就四川来说，还有一条，现在的改革精神、积极性远不及改革开放初期。今天我们一定要尊重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而更重要的是思考下一步改革開放的方向。步伐要稳当，但决心一定要更大。
　　
　　记者：您认为今后什么问题亟需解决？
　　辛文：由政府控制并以提高政绩为首要目标的经济体制妨碍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并且造成了资源耗竭、环境破坏。
　　今后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的弊病，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记者：推进市场化改革，关键在何处？
　　辛文：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目前政府管了许多自己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情，许多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没有管好。因此退出不该管的领域和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就成为当务之急。当前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立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大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能稳步实现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发展目标。
　　记者：中国经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将从旧的“增长模式”转向新的“发展模式”，这也是第二次经济转型。在新的经济转型期间，我省如何深化改革，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辛文：十七大提出了经济模式的转变，是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发展的转变。现在我省也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战略——“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这是当前和今后国民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重要调整和变化。这就要求把质量、效益放在前面。工业化是世界上众多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四川的发展核心还是工业，这是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跨越，在经济学上是很复杂的，不可简单化，也不能只喊口号。实施“工业强省”战略，需要我们切切实实地做强特色优势、做强支柱产业、做强产业集群、做强骨干企业。同时，以城市化、工业化的提速来解决“三农”问题，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总之，机遇与挑战都不可忽视，对四川来讲，现阶段挑战还大于机遇。机遇，为我们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条件，我们不能不加快发展；挑战，让我们有压力，我们不得不加快发展。一句话，加快发展，就是最好的富民。
　　
　　【辛文同志简介】
　　辛文，著名经济学家，省科技顾问团副主任，原省政协副主席，原省计经委副主任、党组书记，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和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1949年，他18岁南下四川，从此长期从事四川省宏观经济工作。辛文一手创办了四川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参加过筹备“三峡省”的工作，主持编写了《构建四川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研究》、《科学发展观与四川战略发展研究》等著作，为四川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