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旗下的科技发展”系列

　　【编者按】时间流转，建党一百周年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建立了一个新中国，还带领着新中国从一穷二白走上了光明大道，让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从白手起家到屹立世界科技前沿。多年来，“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航天登月、超级计算机、量子通讯等科技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历史长河中那些璀璨的科技成果和闪耀的科技群星吧。

　　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就炸响了举世瞩目的“蘑菇云”，一举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可以说，没有这朵“蘑菇云”，中国在世界上不可能有今天这个地位。那么，是哪些人“托”起了这朵云呢？

原子弹研制的组织者

——钱三强

　　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一位高瞻远瞩的科学家就已在筹备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了，他就是钱三强。
　　钱三强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小居里夫妇的学生，他学习的正是核物理方面的知识，深切了解原子弹的威力。因此，放弃了法国安逸的生活，为发展新中国的科技而归国的钱三强很快关注起了国家的核物理学的发展。但是，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百废待兴，根本不具备高精尖的核科学研究的条件。迫于无奈，曾是核裂变研究的高材生的钱三强决定暂时放弃自己的核科研工作，走上了管理岗位，着手组织和领导新中国的基础物理研究工作。
　　1950年，钱三强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物理研究所，招揽来一批物理学专业的人才。在做领导工作之余，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核物理，还托老师约里奥-居里从法国辗转购买了一些与核物理相关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为中国开展核物理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3年，钱三强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他被允许前往苏联的原子能研究所参观学习。这次参观给钱三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向周恩来总理阐述了原子弹研制的必要性，取得了周总理的支持。到了1955年，钱三强心心念念的原子弹研制工作终于开始了。钱三强不仅举荐了物理所的人才，还多次写信游说招揽了全国以及留学在外的物理人才，包括王淦昌、邓稼先、吴自良等赫赫有名的科学家，共同参与原子弹的研究。
　　整个过程中，钱三强在生活和工作等方面给了研究人员许多支持和帮助。1960年初，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因为条件艰苦和工作辛苦，研究人员一个个都出现了健康问题，钱三强向总管原子弹研制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争取到了一些肉与蛋白食品，来为研究人员改善生活，但他自己却舍不得吃这些“美食”。钱三强之前为原子弹研制储备的简陋物资和资料也为研究帮了大忙。特别是老师小居里夫妇赠送给钱三强的镭放射源，在这个时候派上了大用场。
　　没有钱三强强大的号召和组织能力，没有他未雨绸缪的谋划，原子弹的研制不知何时才能成功。

原子弹蓝图的设计者

——邓稼先

　　1947年，邓稼先赴美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邓稼先毅然归国，为报效祖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1958年秋，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兴奋难眠，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他告诉妻子，自己要“调动工作，家也顾不了了，为它死了也值得”。接受了任务后，邓稼先确实也没有时间顾家了，甚至母亲去世前一天，他才从核基地赶回来，见了母亲最后一面。
　　1960年，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原本承诺帮助和指导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苏联政府撕毁协议，撤走了专家并带走了所有资料。从此，中国人必须要自主研制原子弹了。
　　自主研制，谈何容易。从哪里入手？这是邓稼先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在经历了无数个日夜的冥思苦想后，邓稼先终于找到了方向，他决定，从中子物理、流体力学、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向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找准了方向后，邓稼先开始带领同事进行大量的计算。当时可没有现在这样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他们只能用算盘、计算尺、手摇计算机甚至纸笔来进行着繁复的计算，用完的纸装满了一个个麻袋。
　　在这个过程中，邓稼先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们计算的结果与苏联专家从前说过的关键数值不符。后来，他们反复演算了九遍，演算纸都从地面堆到了房顶，最终证实他们的计算结果无误，是苏联专家说错了。就这样，一遍遍演算，一次次修改，功夫不负有心人，1961年，经过整整三年的计算，邓稼先及其团队终于成功设计出了原子弹的蓝图。
　　邓稼先一生都牵挂着中国的核事业，他在因辐射病去世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的太远。”

既是指导者，也是一线参与者

——王淦昌

　　同时接到召唤的还有王淦昌，当时他正在苏联一家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刚刚做出一项足以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他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反粒子。继续进行实验且发表论文的话，王淦昌的诺贝尔奖唾手可得。但是，王淦昌果断放下了手里的工作，接受国家的安排，进行刚刚起步的原子弹研究。这项决定不仅让他告别了即将到手的诺奖，甚至基本斩断了他未来可能的诺奖荣耀之路，因为原子弹的研制是国家的一级机密，王淦昌得“隐姓埋名”地工作。为此，王淦昌化名为“王京”，不再参与学术讨论，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工作内容，就这样在科学界“失踪”了17年。
　　王淦昌并不仅仅坐在实验室里埋头计算，更多时候他像是一名工人，有时候又化身为一位老师。为了摸清和掌握原子弹的内爆规律，验证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否正确，需要进行多次爆轰实验。在借用的部队靶场里，王淦昌一样样地检测炸弹的核心部件，与技术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安装实验元件。爆炸过程中，试验场尘土飞扬，大家担心王淦昌的身体，让他回避，试验后再来查看结果，但他从来不肯回避，总是与试验人员一起待到最后。后来，随着研制任务的深入，爆轰试验场必须迁移到西北高原，年近花甲的他仍然亲力亲为，跟随着其他同事一起去到人迹罕至、环境恶劣的青海高原，继续进行爆轰试验。
　　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到研究团队中来。由于研制原子弹涉及到的知识和理论过多，新人们无法全面掌握所有知识，老人们也需要不断巩固和学习，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王淦昌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之余，还经常为同事们“开小灶”补课。
　　王淦昌既是科学家，又是亲切的老师，更是严谨的工人，第一颗原子弹从设计到试验到爆炸，都倾注了他的满满心血。

原子弹爆轰的掌控者

——程开甲

　　新中国成立不久，已在英国取得相当成就的程开甲就毅然决然地放弃英国的优渥生活，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大学和实验室从事教研工作。1960年，程开甲接到一纸调令，被安排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程开甲在团队中主要负责理论计算和爆轰实验。
　　为了能掌握第一手资料，程开甲都会坚持亲自到实验的第一线，甚至赶在爆炸刚刚结束、灰尘尚未散去时，就深入核爆现场、测试走廊和最危险的原子弹弹芯去收集数据。收集到数据后，程开甲用大量的时间和简陋的工具反复演算这些数据。他连吃饭和睡觉都还惦记着这些数据，哪怕躺在床上，只要想到一个思路，他就马上爬起来，把问题理清楚了再躺下。通过对这些来自一线一手试验数据的整理和计算，原子弹设计工作也一直在改进。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后续的原子弹试验有一些是在地下进行的。地下核爆炸产生的髙温、高压等离子体向四周膨胀，压缩岩石介质，使部分岩石气化、液化，形成空腔，并形成岩石冲击波向外传播。
　　有一次，实验小组需要为地下核试验选址，程开甲与同事一起来到试验现场。地下核试验选址需要先进行小型核爆取样，核爆结束后，钻探取样队伍进入空腔取样和开路，通道还没有完全打通，程开甲就冒着塌方、辐射和毒气的危险，迫不及待地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走去。经过仔细观察、取样、测试，程开甲判断这里地质松软，容易塌方，不适合作為核试验的场地，决定另选试验场区。
　　不仅选址要取样，爆炸数据收集、效果评价与改进等许多工作都需要进入爆炸现场来进行，每一次程开甲都冲在最前线。
　　就是靠着这种悍不畏死和实践求知的精神，程开甲为中国的核武器发展，拿到了许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和数据，为原子弹的总体设计提供了依据。
　　参与原子弹设计的还有许许多多英雄科学家，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王方定、王承书、吴征恺、吴自良、周光召……篇幅所限，我们无法一一细数，那许许多多的科学家曾为中国的原子弹研制立下的汗马功劳，但他们的名字必将永远铭刻在新中国的功勋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