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大小官员们大都有一个很难治愈的痼疾，即相互之间的轻藐和倾轧。不同的系统和部门之间固然如此，同一系统或部门内部尤其厉害，特别是在同一级别上——所谓“班子里”的一、二把手或正、副职之间，常常闹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这种“内耗”对于局部工作甚至国家大局都极为有害，当事人对这一点并非没有认识，但每每沉溺其间而不能自拔。这无关乎个人的道德修养，因为病因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权力现象。政治就是权力的运作过程，围绕着权力的各种斗争构成它的基本内涵，官员们的内斗也是其中之一。
　　十一世纪的北宋中期，文官制度在健全和完善中，形成了一整套教育、选拔和管理的运作机制。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文官就整体而言，素质要高于此前的各个朝代。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们能自觉地克服历史遗传病，和衷共济，齐商国是。相反，由于自视为正人君子的人太多，在官场斗争中都是一副正义化身的嘴脸，攻击对手往往还尤其凶狠，不惟参劾的文稿中措辞激烈，上纲上线，刀刀见血，很多时候更是当廷抗辩，厉声斥责，让坐在上面的皇帝莫衷一是。这种朝堂上的争吵本就是君前失仪，最后皇帝不耐烦了，也不再断什么是非，原被两造一起罢谪完事。
　　两府（又称政府，即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领导成员当时更换是比较频繁的。被罢黜的往往放逐到地方上去做州官，保持待遇的挂节度使衔，受到降职处分的级别就因人而异了。放下去了的常常不用多久又能杀回中央，重入权力中心；刚刚顶上来又被挤下去的，级别大都得到保留，时刻盼望着杀回来的机会。于是，具有进入中枢资格的人数量相当多，因而权力斗争也就特别纷纭复杂。在这种斗争中，有一个人的情况最具典型性——仁宗时的一代名相吕夷简。
　　说吕夷简最具典型性，主要根据是：一，为相时间长。他1022年任参知政事，1028年提为宰相，直到1043年致仕后死去，在中书省工作长达二十一年。其间，他于明道二年和景祐四年两度罢相，第一次几个月后就复职了，第二次则隔了三年，除掉这些，任宰相的实际时间超过十一年。时间长，机会也就多，为相期间，被他挤下政坛的宰相至少三人以上（都曾是他的上司），至于参知政事以下被他整过的很难统计有多少人次；二，他确实算得上是个政治家，才识过人。作为宰相，也做过一些有见识有担当的大事。而且，在排斥异己方面，有心机，有手段，但却并不太黑。为人处事，固然称不起道德的楷模，但也并无不堪的劣迹。也就是说，这位“一代名相”热衷于权力斗争，并非由于个人的品行修养方面的问题，而是表现了专制体制下大多数官吏都无法摆脱的常态。
　　
　　一、曾经是一名忠直而干练的官员
　　
　　吕夷简是太宗、真宗两朝名相吕蒙正的侄子。吕蒙正致仕后在洛阳养老，真宗曾亲临其家探望，并问他：“卿诸子孰可用？”那意思很明白：准备为吕蒙正的儿子提供仕进的方便。吕的答复是：“臣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侄夷简，任颍州推官，宰相才也。”据《邵氏闻见录》里记载，说当时“帝记其言，（夷简）遂致大用”，但事实上，吕夷简后来在地方官任上流转了好些年才位列宰辅，并不是靠着他伯父的推荐便得到了重任。
　　吕夷简当中层官员（援今之规定非副部级以上不能称高干）时，有过两项影响颇大的德政。一是上奏朝廷：“农器有算（税），非所以劝力本也。”意思是说，国家以农为本，就应该实行引导农民致力农耕的政策，农业生产工具要上税显然违背这一精神。皇帝很以为然，便下诏“天下农器皆勿算（税）”，这给全国农民确实带来了相当大的实惠。二是在祠部（专管祭祀的衙门，后变为礼部的一个司）员外郎任上，他看到“京师大建宫观，伐才木于南方”，有关官员为了媚上严责工期，役夫被折磨致死还不放过，竟诬陷为逃亡，并抓捕他们的妻儿……心中不忍，便上奏“请缓其役”。这回真宗又同意了他的建议，并且表扬他“有为国爱民之心”，还提拔他为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虽然依旧是司局级待遇，但在地位和影响上却上了一个台阶。
　　在御史台工作时，吕夷简还干过一些留下良好口碑的事。比如他参与对被俘的农民军领袖李顺的审判，不惜违忤大臣的意志，独持己见，反对草率结案。又如有人借“流放罪犯道经京师”的由头诬陷寇准图谋不轨，他出来仗义执言。当时寇准正走背字儿，为他说话是需要些勇气的。吕夷简还一度权知开封府（首都一把手从来都是遴选有良好政声的干员充任）。据说真宗曾把他的名字记在屏风后面，“将大用之”，但一直没有付诸实现。
　　“大用”的机会终于来到是在他四十五岁那年，真宗死了，十一岁的仁宗登基，章献皇太后垂帘听政。在宰相王曾的举荐下，吕夷简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六年之后，被提升为宰相（亚相、集贤殿大学士），过了半年，1029年6月，王曾被罢去相位，8月，吕夷简接任首相（昭文馆大学士）。当了宰相以后的表现，从前期看，也还是称得起有见识、有胆略、能干事、敢负责。
　　1032年（明道元年），仁宗赵桢的生母李宸妃死了。这是一个命运很悲惨的女人，他为真宗赵恒生下了唯一的皇子，却被皇后刘氏夺去“以为己子”。在她死前的二十三年里，她目睹儿子一天天长大，成为万乘之君，而自己却始终只能守着一个“顺容”（女官名）的名分（宸妃是临死时才得的封赠），不敢有任何非分的言行。她死后，宫中一直没有办理治丧事宜，这时，宰相吕夷简出场了。《续资治通鉴》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
　　
　　宰相吕夷简朝奏事，因曰：“闻有宫嫔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预宫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何与？”夷简曰：‘臣待罪宰相，内外事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我母子邪？”夷简曰：“太后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丧皇仪殿……又…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
　　
　　这一段文字堪称精彩，简练而又细致，人物内心跃然纸上。首先是太后本能的警觉和抵制：怎么？你宰相还管宫里的事！拉着小皇帝就走。想了一会，不放心，质问吕夷简；死一个宫女，用得着你宰相操心吗？吕夷简态度很硬：内外事宰相没有不该管的！太后沉不住气了：你想离间我们母子关系吗？吕夷简答复直指要害：你不为娘家人着想，我就不说了，要还念着娘家人，请厚葬李氏。太后领悟到了其中的利害，同意了吕夷简的意见。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到了出殡的时候，办事的太监逢迎太后的心意，横生枝节，说日子不吉利，棺材不能走大门出，太后诏令在宫墙上打个洞抬出来。吕夷简再次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地据理力争。《续资治通鉴》里是这样记载的：
　　
　　……夷简遽求对，太后揣知其意，遣崇勋（太监罗崇勋）问之，夷简言：“凿垣非礼，丧宜自西华门出。”太后复遣崇勋曰：“岂意卿亦如此！”夷简曰：“臣位宰相，理当廷争。太后不许，臣终不退。”崇勋三反，太后犹不许。夷简正色谓崇勋曰：“宸妃诞育圣躬，而丧不成礼，异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谓夷简今日不言也！”崇勋惧，驰告，太后乃许之。
　　
　　这又是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太后此刻的心情十分矛盾。她当然不愿意宸妃的丧事办得很风光，怕由此引发臣民的议论，尤其担心仁宗得知自己出身的秘密。但她也预料到将来真情总会暴露，从而理解吕夷简的态度。犹豫彷徨中，开始还悻悻然地说“岂意卿亦如此！”——这里话中有话：你小子是我一手提拔的，从参知政事到宰相，今天就这样来报答吗？直到吕夷简提出了最后的警告，她才终于克服了本能的自私和狭隘，作出了顾全大局的妥协。后来的事实证明，吕夷简的考虑是正确的。刘太后死后，很快便有人向仁宗告密，说刘太后处理他生母的丧事极其草率，伤心已极的仁宗命人开棺检查，发现生母是完全按皇后的规制入殓的，大为感叹，说：“人言其可信乎！”从而对养母娘家更为厚待。
　　上面这件事之后不久，宫里发生了火灾，火势甚至威胁到皇帝和太后的寝宫，仁宗和太后都躲进了御花园。第二天早朝时，宫门不开。太监们安排皇帝登上拱辰门，让百官在门楼下拜见。大家都跪拜了，可是吕夷简不拜，问他为什么，他答道：“宫廷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说白了，就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意思。仁宗让人把帘子举起来，夷简看到皇帝无恙，才拜倒在地。这很符合一个负责任的宰相应有的表现，因为历史上利用灾变制造宫廷政变的事例不少，皇帝验明正身这件事马虎不得。
　　政治家掌权越久往往毛病越多，由于害怕失去权力，恋栈权位便不择手段，心思全用在这上面，干实事的效率自然就差了，兼之听不进不同意见，犯错误的几率必定增高。吕夷简执政的后期，且不说他在人事斗争中的表现，光是制定政策上的失误便为当时朝野所不能原谅。比如他忽发奇想，招募行走江湖的浮浪子弟及各色市井小人筹建所谓万胜军，说是定能提高宋兵的作战能力，结果花了国库许多钱，不要说“万胜”，连可以出师的队伍都未能成形，徒然留下笑柄。又比如他制定政策，让所有宗室子弟都可以列入御林军军籍，授予官阶，享受各种待遇，结果近卫军里增加许多废物还不说，中央财政更是背上了一个大包袱。再比如，当西夏前线紧张之际，他向皇帝建议，为了不让契丹与西夏遥相呼应，增加对契丹的“赠金”二十万。这话当时好像不无道理，然而这种钱，是加上去了就再也减不下来的，年复一年，让国家和百姓深受其苦。
　　一系列的政治失误，再加上在排斥异己方面的诸多过分之处，吕夷简政府的舆情越来越差，有人在奏章中直指“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西州屡以败闻，契丹趁此求赂，兵歼货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变异，士民怨咨……以柔而易制者升为腹背，以奸而可使者任为羽翼……是张禹不独生于汉，李林甫复见于今也”。面对如此激烈而难堪的舆论，吕夷简只好辞职。仁宗多次挽留，最后同意“半退”，仍然保留司徒的名衔“预议军国大事”，结果遭到言官们更激烈的弹劾，说“夷简为相，首尾二十余年，功业无闻，今以病归，尚贪权势，不能力辞，伏乞特罢商量军国大事……”他不得不又上表请求“全退”，批准之后，离开京城，到洛阳养老。作为一个在职的或尚未全退的宰相，要忍受那些奏章中充满火药味的言辞真不容易，而事实上，其中也确实有夸张不实之处，但吕夷简没有为自己辩护，他大约想到了，由于在权力斗争中很多事做过了头，别人在这个时候发泄一下积愤，本在情理之中。对一些分明是“无限上纲”的指责，他不仅不作任何说明，反而表示感谢，说什么“药石之言，闻此恨迟十年”。让某些反对派也对他的度量深感佩服。这证明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还真有其过人之处，
　　
　　二、三位前辈宰相是怎样去职的
　　
　　吕夷简第一次当上宰相是在1028年（天圣六年），顶替了被罢去相位的张士逊，而此时张士逊上台才不过十个月，其中自有些原委。
　　1027年，老宰相张知白死了，被推荐递补相位的人选有两个，即张士逊和吕夷简。张的推荐者是枢密使曹利用，吕的推荐者是宰相王曾。王曾觉得吕作为一名副手，能够细心领会长官意图，恪尽职守。这次机会来了，理当推他一把。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因为“士逊位（指官员衔级的排名秩序）居夷简上，欲用之”，王曾对太后说：“辅相当择才，不当问位。”太后同意了用吕夷简，可是吕本人却不同意，他上奏道：“士逊事帝于寿春府（太子官衙）最旧，且有纯懿之德，请先用之。”太后称赞了夷简谦让的美德，任命张士逊当了宰相。
　　此时的吕夷简已经五十岁了，官场上摔打二十多年，好不容易等到了当宰相的机会却主动请辞，当然不是出于谦让的美德，而是他冷静分析形势后深思熟虑的决定。当时朝中执政大员资历最老的是曹利用，曹一介武夫出身，“自恃勋旧”，作风跋扈，自前宰相王钦若死后，他就成为朝中领衔大臣，位在次相王曾之前，直到王曾进位首相，才把规矩改了过来，曹心里还老大不痛快。这次他支持张士逊，因为张一向行事仰他的鼻息。如果吕夷简此时接了相位，那日后做事一定处处会受到曹利用的掣肘和刁难。明知如此，哪能图一时的荣耀而冒险犯难置自己于尴尬之境？更重要的还不止此，吕夷简预见到了不久即将到来的变动和机遇，他观察到曹利用的骄横已经引起章献太后的严重不满，曹自取其祸的危机就在眼前。果然不久，曹就因为侄子曹汭的罪行受到株连，罢去本官，贬往房州安置。派了一名太监负责护送（就是押械），意思很明显，不想让他活着回来了。果然，走到襄阳，曹利用不堪凌辱，投缳自尽。
　　张士逊是曹利用举荐的，虽名为宰相，“未尝有是非之言，时人目之为‘和鼓’”（即今之所谓打边鼓者）。曹汭案件暴露，廷议时，张士逊觉得自己有义务站出来为战友尽些维护之力，便徐徐说道：“此独不肖子为之，（曹）利用大臣，宜不知状。”太后发怒了，当场就要把张一撸到底，还是宋仁宗念他是东宫旧臣，让他到江宁任知州。张士逊一走，王曾马上提出由吕夷简递补为宰相（次相、集贤殿大学士），太后表示同意。吕夷简再也不推辞。从谦让到当仁不让，不过隔了十个月，政治环境却有了极大的改变，这证明吕夷简对时机的拿捏十分到位，当然还有为制造这一时机付出的主观努力——很明显，没有中书省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曹利用一案的查处不可能这样顺利和彻底。半年以后，王曾被罢去相位。又过了一个月，吕夷简当上了首相（昭文馆大学士）。
　　1033年春天，章献太后的死带来了政局的极大变动。一开始，仁宗打算全部撤换掉原来太后任命的执政班子，只留下吕夷简。因为吕表现很积极，上疏言八事，劝仁宗刷新政治，而且平时在太后面前从未见有谄颜献媚的样子。仁宗和吕夷简讨论了人事大调整的细节，回到宫里，告诉了郭皇后。郭皇后说：“你以为吕夷简就不附和太后吗？他不过是做得更巧妙一些，并且善于随机应变。”仁宗一听，觉得也是，最后决定连夷简一起罢掉。第二天，宣布名单，吕夷简听到自己也在罢官之列，当下真如遭到雷击一般，失了方寸，事后通过太监的门路才打听到是郭后使了招，从此和郭后结怨。
　　接替吕夷简的还是张士逊，然而，这人实在不是当宰相的料，干了半年，毫无建树不说，还不断地出岔子，被御史弹劾，仁宗只好将他罢去。宰相位子又空出来了，仁宗想想，还是吕夷简来干比较合适。于是，离职半年之后，吕又当上了首相。这届政府的次相是李迪，史称“性淳直”，是个敢说敢干的人，真宗末年，遭到丁谓的打击，罢黜到边远军州，仁宗搞班子大调整时让他当了宰相。刚落实政策的人，都有股子大干一番事业的积极性，张士逊庸懦无为，李迪看不惯，因此对吕夷简重回中书，他是欢迎的，想两人联手有所作为。可是吕夷简习惯搞一言堂，对李迪这种资格比自己老的同僚，不惟不欢迎，而且是十分抵触，一有机会就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数说李迪的毛病。李迪对此并不知情，直到范讽事件爆发，双方矛盾才公开化。
　　翰林侍读学士范讽“性倜傥，不拘细行”，和李迪是多年知交（还是姻亲），政治上则一度是吕夷简的盟友。他大力排挤张士逊，积极声援吕夷简恢复相位，后来又受吕的唆使，促成了郭后的被废。他的个人目的是进入政府掌权（即安排为参知政事或枢密副使），但他太能搅局了，吕夷简不敢举荐。范讽老没见动静，就主动向朝廷建议，选择能臣，以取代“大臣之不称职者”，吕夷简由此对他产生恶感。范讽“久不得意”，请求外放，并对皇上说：“陛下朝无忠臣，一旦纪纲大坏，然后召臣，何益！”吕夷简听了更加恼火，暗地里授意御史庞藉弹劾范讽，同为宰相的李迪袒护姻亲，不但不追究范讽，反降了庞藉的官。庞藉不甘，在吕夷简支持下继续不断参劾，从政治问题（结党营私）到生活问题（败坏风俗），越扯越复杂，越说越严重。范讽也请求自辩。皇帝指定了一个专案组调查处理，结论是：庞藉有些揭发夸大不实，依法应降职；范讽确实存在严重问题，从知兖州任上再次贬往武昌去做行军司马。很明显，吕夷简有意识从重处分范讽，并且以此来达到扳倒李迪的目的。其实李迪比较正派，并不清楚范讽有那么多名堂。皇帝召开御前会议研究范讽案件的处理方案，没有通知李迪参加，李迪知道大事不好，惶恐不安地提前下了班，果然，第二天，就被罢了相。
　　李迪以“姻党”的由头罢了相，心里当然怨恨吕夷简，便上奏弹劾吕，罪状两条：一，私交荆王赵元俨；二，将门下僧惠清补为守阙鉴义（官名）。吕夷简也请求自辩。皇帝派人调查的结果是：第一条查无实据（亲王私交大臣固为法纪不容，但“私交”与正常交往的法律界线很难确定）；第二条更滑稽，为惠清授官的有关文件竟是李迪本人签发的。而且当天吕夷简根本没有到中书省上班。面对证据，李迪一时无词以对，惶惧交加，竟未能说明惠清补官一事完全是吕夷简的决定，他只是当班签字发文。结果是，本来罢相后还能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留在京师，此时却被贬为密州知州。事后，他感慨地对别人说：“吾自以为宋璟，而以夷简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辛酸的况味颇让人同情，只是类比于前人不够准确。姚比宋年长资深，宋是姚举荐的接班人，彼此并不构成权力场中的障碍，而李迪与吕夷简的情况正好相反，一位老资格而又不甘寂寞的副手是任何一把手都必欲去之而后快的。
　　李迪走了，补上来的是王曾。王曾、吕夷简本是老搭档，但这回重逢，位置却掉了个个——先前的老上司变成了自己的副手，地位的变化不能不带来心境的改变。吕夷简当参知政事的时候，作为宰相王曾的助手，政治上跟得紧，工作上肯卖力，特别是十分尊重领导，刘太后是接受了王曾的提议，才让吕当上了次相。不久，王曾被罢，吕成了首相。五年后，张士逊卷土重来，不到半年又卷土而去，重登相位的吕夷简碰上了次相李迪，两人关系处不好，吕就支持王曾获得枢密使的任命，想以此钳制李迪并最终把他赶走。不到半年，李迪被挤走了。取代李迪的就是王曾。当时吕夷简的亲信、参知政事宋绶曾对吕说：“王曾和您，交情深厚，理当善待，可别像对李迪那样。”吕夷简笑着说：“那当然，当然。”宋绶又说：“您已经是首相，让王曾当次相就行了。”吕说：“就算我比他低一点，又有什么关系！”态度像是很诚恳。
　　可是王曾就职以后，很快就发现工作不好干。吕夷简听不进不同意见，凡是他说了的就是定论，再无讨论的余地。两人意见不合发生争论时，最后总是“夷简专决，事不少让”。王曾毕竟是多年的老宰相，吕夷简是后辈，也是曾经的下属，过去毕恭毕敬，现在咄咄逼人，实在是觉得难以隐忍，于是提出辞职。吕夷简为了避免招来物议，也打了辞呈。两个宰相辞职，皇帝产生怀疑，先找王曾谈话。对他说：“卿亦有所不足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你怎么也闹个人主义情绪啊？”仁宗这样问，是因为王曾在朝中一向以方正持重著称，是一个“禁止皆有常处，人莫敢干以私”的君子。事情弄到这一步，王曾也无法保持大度了，索性把自己所知的吕夷简“招权市恩”一类违纪行为通统揭发，其中有些只是风闻而并无确证。仁宗诘问夷简，夷简要求对质，双方在帝前争执不休，皇帝很不高兴，最后结论是：吕的工作作风确实有问题；王的揭发材料也有失实。两人同时罢相，一个贬知许州，一个贬知郓州。
　　吕夷简临走时，举荐了王随和陈尧佐两人为相。这两个是庸才，他估计他们干不下去，过不了多久，皇帝又要把自己找回来。然而，如意算盘落了空，王、陈两人虽然不到一年就辞职了，但皇帝找回来的却是在相位上三进三出的张士逊。直到康定元年（1040年），张士逊请老致仕以后，吕夷简才重新拾回了相位。这回干了两年半，心力交瘁，主动请求退休。
　　
　　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工于心计，深险莫测
　　
　　吕夷简是个强势人物，生性好斗，斗争的对象除了那些对他的权位构成潜在威胁的竞争对手，也包括所有得罪过他或为他所不满的人。凡有过节，他必报复，而且因为这些大多是地位、影响在他之下的人，他往往不动声色，甚至故作大度，实际上，是深藏不露，“玩儿阴的”。
　　早期的典型例子是废后事件。郭皇后因为在仁宗面前说了两句实话（前面已经提到），他一直伺机报复。很快，机会来了。明道二年，皇后和尚美人争风吃醋发生斗殴，误伤了劝架的皇帝，皇帝忿不过，便找辅臣们商量，说要废掉皇后。这是气头上的话，皇帝其实还没下决心。吕夷简却抓得很紧，他为了避免引起仁宗的怀疑，本人先不出面，而是怂恿一向好出风头而又有求于己的范讽表态：“后立九年无子，义当废。”然后他大义凛然地附和，定下调子，促成皇帝下决心。以范仲淹为首的大臣们数十人围堵宫门，高呼口号，反对废后。仁宗下诏，要他们去中书省反映意见。当时在中书省的情况，史书上有这样一段描述：
　　
　　（孔）道辅等语夷简曰：“人臣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谏止，奈何顺父出母乎！”众哗然，争进说。夷简曰：“废后自有故事（先例）。”道辅及仲淹曰：“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德为法？公不过引汉光武劝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夷简不能答，拱立曰：“诸君更自见上（皇帝）力陈之。”道辅与仲淹等退，将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争。
　　
　　这些人一散去，吕夷简上奏说，“台谏（言官）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连夜制定了处理办法，第二天早朝前，不让他们有纠集的机会，就一一宣布了处分决定：对其中的骨干分子贬黜外郡，当天就押送出京，甚至回家准备行李都来不及。至于附从者各“罚铜二十斤”，以儆效尤。
　　从这件事和范仲淹结下“梁子”以后，吕夷简打击和排斥范，可谓坚持始终。范仲淹有声望，下放了两年，于景祐二年（1035年）调回京师任吏部员外郎，比过去更爱发表意见，吕夷简叫人提醒他：“待制（衔号）侍臣，非口舌之任。”可范的答复是“言论正是侍臣的职责”，一如既往地“言事无所避”，并且在人事权方面对宰相提出质疑，甚至在奏章中影射吕夷简是汉朝促成王莽之乱的张禹。吕“大怒，于帝前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也为自己声辩，毕竟因为官小，出言无状，又被贬到饶州。朋党这顶帽子，后来一直给范带来极不利的影响，而且累及了好些与他关系比较亲近的官员，如王质、尹洙、余靖、欧阳修、蔡襄、苏舜钦等，这些《宋史》里有传的名臣，他们那些年在吕夷简的手下可都是挨过整的。好在景祐四年（1937年）吕夷简就罢去了相位，到康定元年再度为相，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还可以举个例子，看看吕夷简对待同僚和下属的心机之深。
　　参知政事宋庠，是状元出身的才子一流人物，很受仁宗的器重。吕夷简在中书省素来独断专行，只有宋庠经常跟他对着干，令他十分恼火，可是因为宋庠有皇帝罩着，没机会下手整治。1041年（庆历元年），范仲淹在前线和西夏赵元昊互通书信的事反映到朝廷来了，廷议该怎么处理。由于事前吕夷简曾单独对宋庠说：“人臣无外交，希文（仲淹）乃擅与元昊书，得其书又焚去不奏，他人何敢如此？”宋庠听了，以为吕从皇帝那里得到了什么授意要重治范仲淹里通外国之罪，此时不假思索，厉声脱口而出：“范仲淹当斩！”枢密副使杜衍质疑道：“仲淹之志出于果忠，欲为朝廷招纳叛羌耳，何可深罪？”争持不下，宋以为吕一定会“出言助己”，谁知这时吕夷简“默然，终无一语”。直到仁宗征求他的意见，才不紧不慢地说：“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他一表态，其他人也附和杜的意见，当场令宋庠“仓皇失措”。事后朝野都指责宋庠是陷害忠良的佞臣，不知道他其实是上了吕夷简的当。就为此事，宋庠被挤出了中书省，下放扬州，而且落下个里外不是人，好长时期抬不起头来。
　　吕夷简在权力场中所使用的政治伎俩令人厌恶，然而，史籍却并未将其列入奸恶一流。《宋史》里说他“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云云，都只能算是褒贬之间模棱两可的话。只是在提到排斥范仲淹的问题时，用了六个字的考语：“时论以此少之”。评价可谓宽松。他死后，之所以躲过了某些批判和声讨，除了说明他一生正面的表现还是占有相当的分量，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政治领域内道德评估的尺度被大大放宽了。这是一种通过无数次检验的实践理性的需要——不如此，你会觉得封建的政治家里找不出什么好人。随着国家的开放政策，在汗牛充栋的传记和回忆录里，提供了许多过去封闭的信息，政治家们在公众面前显露出历来被遮盖的一面。人们缺乏承受这些信息的心理准备，常常因为习惯认识受到冲击而产生惶惑和遗憾。已经贴上了标签的奸恶之徒，倒还好说——反正就是那么个玩意儿，什么事干不出来？而那些被定性为正面英雄人物的（或调和鼎鼐的宰辅重臣，或呕心沥血的封疆大吏，或披肝沥胆的老元戎，或为民请命的强项令），怎么也会做出那等或凶恶、或无耻的阴暗勾当！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其实，人性的发展与进步是一个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累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人性就会进化到什么程度。政治家也是人，在专制体制下，他们围绕着权力斗争的所有作为，很难用一般的道德标准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