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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文化”，不但是解救生态危机的最终途径，也是一个至今仍然被当代人忽视、误解的关键问题。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信仰这些“人文传统资源”，有可能对疯狂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发挥制衡作用，从而对一个地区的生态养护产生积极效应，这也正是傅修延教授《生态江西读本》特别看重并详加陈述的。中国叙事学天然具备了丰盈的生态意蕴。良好的生态与清纯的精神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至为珍稀的资源，正是这些才会影响到地球与人类社会的未来。这些珍稀资源在赣鄱大地上拥有丰厚的蕴藏，这也正是江西省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的后发优势。
[关键词]生态文化;生态叙事;时代精神状况;《生态江西读本》
我曾经看到过一些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的读本，多是“高头讲章”之类，即使拿到课堂上由专业教师仔细批讲，学生们听起来仍然会感到吃力。傅修延教授的《生态江西读本》却一反常态，写得很别致。其中既有对江西生态概貌的整体描述，又有对大地、田园、人口、资源诸多生态要素的深入分析;既有对生态演替的历史性阐发，又有对生态困境的当代解读。而字里行间，又全都融入作者自己飽满的生命体验与鲜活的情感记忆，使得全书充盈着生态的敏感与生命的脉动。而这一切，竟是以区区七万字达成的，不愧是“大家写小书”的典范。
作为一个河南人，我与江西结缘甚晚。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与江西的缘分竟然都是一些“绿色情缘”。早年读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江西人笔下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无疑就是生态愿景的最高境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具体结交到现实中的江西人，是1987年9月与时任江西省文联主席的杨佩瑾先生结伴出访意大利，其中一个得意之举便是我们一起造访世界生态运动策源地、位居山猫学院（也称猞猁学院，Lincean Academy）内的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我们曾和那里的三位人文学者就世界性的生态危机进行了亲切交流，我跨界关注到生态问题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此后，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的成员，有幸参与了江西井冈山申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调研工作，提议加大对井冈山的“绿色宣传”。2010年秋天，为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我来到伟大诗人陶渊明的故乡从事田野考察，受到九江县、星子县地方文化学者的热情接待，而始终陪同我的就是在国内学界享有盛誉的江西九江籍学者王先霈先生。这项课题的最终成果以《陶渊明的幽灵》为书名出版，并意外地获得“鲁迅文学奖”。陶渊明这位一生散淡、甘于清贫的江西古代诗人，让我傍着他“名利双收”，实在是惭愧！近年来，因为这位古代自然主义诗人，我又得以与庐山脚下的千年古刹万杉寺结缘，深受能行大法师、能忍大法师的恩宠，有机会为万杉寺创建生态寺院奉献一份绵薄之力。也正是由于这份机缘，我能够两次在江西师范大学这座生态型高校做客，与诸位同仁交流生态文化研究的心得体会。由此看来，我的生态文化研究受益于江西真是太多了！
“谁不说俺家乡好”，赞美自己的家乡是人之常情，但傅修延教授的《生态江西读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赞美。如果单说“生态”，江西或许不一定胜过海南、贵州;如果只讲“文化”，江西恐怕比不上山东、陕西。但在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平衡、和谐上，江西乃独树一帜。这在傅教授的书中有着精彩的点评：金、木、水、火、土这些中国宇宙观中的天然元素，在江西可以同时幻化为社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宝藏;即使苦苦困扰现代人的“技术与生态”“人口与环境”等老大难问题，早在明代江西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就曾得到恰切的阐发。《生态江西读本》的精到之处就是紧紧扣住生态与文化的关系，展现出江西独特的生态状况。而在我看来，“生态文化”，不但是解救生态危机的最终途径，也是一个至今仍然被当代人忽视、误解的关键问题。
俄国杰出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经指出：现代社会面临的危机，在其深层实则是文化危机、信仰危机、精神危机①。如果说对今天的人们而言，最紧迫、最普遍的危机是生态危机，那么，其深层也应当是文化的危机、信仰的危机、精神的危机。与别尔嘉耶夫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也曾指出，“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②，而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已经解体，“历史形成的各种文明与文化开始同自己的根源相脱离”③。精神的衰败与环境的破坏互为因果，这才是现代人遭遇生态危机的根本成因。
无论哪个民族，作为其精神原初内核存在的，一是诗歌，二是信仰，而这两者恰恰都突出地呈现在赣鄱大地的江湖山野间。陶渊明被称作“诗人中的诗人”，东林寺被誉为“净土祖庭”，诗歌情怀、宗教智慧与生态养护的实践在傅修延教授的书中占据了大量篇幅，这是我看到的其他生态读本所不具备的。
当代人对生态的养护、环境的改善，更多着力于技术的发展与管理的完善。这固然重要，但最终起作用的还应是生存理念的变革与健康生活方式的培养，而这是需要从时代精神状况的改良做起的。但遗憾的是，这几乎成了当下生态环保运动中的一个盲点，因此，傅教授书中关于生态文化的论述就显得格外珍贵。
当代的精神状况究竟如何？经常看到一些思想界前辈学者发出沉重的疑问：梁漱溟晚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就叫《这个世界会好吗？》，许倬云晚年在医院里口述的一本著作的名字叫《这个世界病了吗？》，美国汉学家施瓦茨（Benjamin I. Schwartz）、中国思想家王元化在垂暮之年一致发出“这个世界不再让人着迷”的长叹。在这些历经世纪沧桑的老人们看来，自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所谓进步实际上是与退步同时反向展开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疗医药等领域在飞速发展，而人文领域的伦理道德、精神情操却在急剧沉降。究其原因，施瓦茨认为问题出在“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的思想主导了世人的日常生活。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把人生的幸福寄托在物质的富有与消费的奢侈上。高尚的仰慕，精神的守望，节操的护持，真诚的拥戴，友善的坦露，在利益与金钱追求面前全可以弃之不顾。 在施瓦茨看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是“普世性”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后来居上。据贝恩管理咨询公司（Bain Capital）最近发布的《2018年全球奢侈品行业年度研究报告》披露，2018年中国已经占据全球个人奢侈品消费市场的33%，远超欧洲与美国，更是日本的3倍，而且消费者迅速年轻化①。更由于电子科技的普及，许多消费者同时又成为“电子微商销售者”，全社会变成一个“大卖场”。表面看来，流动的只是手机荧屏上闪烁的数字，看不到的则是汹涌澎湃的物流，是巨量生产出来又消费掉的矿产、森林、食粮、牲畜、水源、大气，还有巨量的污水、废气、粪便、垃圾！
这种仅凭靠物质富有救赎末世的时代潮流，在伤及人们心灵世界的时候，已经首先伤及现代人置身其中的生态环境。
当代哲人面对这种时代精神状况的沉沦表现出无限的忧虑与沮丧，感到一筹莫展。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各个民族历代累积下的“人文传统资源”，比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这些有可能对疯狂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发挥制衡作用，从而对一个地区的生态养护产生积极效应的精神元素，这也正是傅修延教授《生态江西读本》特别看重并详加陈述的。书中对江西诗人陶渊明“亦耕亦读”生存理念的阐发，对江西僧人怀海、仰山“农禅并重”生存方式的解说，都可以视为醫疗当代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昏热病症的清凉之药，而这也应当是当前生态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在文体风格上，我很欣赏《生态江西读本》的论证与叙述方式。傅修延教授是中国叙事学研究领域的大家，书中的奥妙不是我能够完全窥见的，我只是感觉他在文本中的叙述风格非常投合我的旨趣。傅教授在他的叙事学研究中曾表白他对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非议，以及对主体介入叙事过程的认同，进而希望将大地与人生引进叙事学视野，提出了“生态叙事”的构想。
以我的理解，所谓“中国叙事学”的核心就是“生态叙事”。这是因为：中国叙事学注定是要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而中国传统社会5000年来长期处于农业时代，农业时代的文化注定与自然、生态有着更密切、更和谐的关系，中国学界不少人断定“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生态文化”。如此说来，中国叙事学天然就具备了丰盈的生态意蕴。当然，如何将这种“前现代”的“中国生态型叙事”转化为“后现代”的思想理论与方法，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近年来，我也正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曾经呼应美国当代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教授关于“叙事学术”的倡导，撰文提出了“绿色学术话语”的设想。但文章发表后毫无反响，这令我感到很郁闷。但在傅修延教授这里，我寻到了知音。《生态江西读本》虽只薄薄的一册，却可以视为“生态叙事”“叙事学术”“绿色学术话语”的样本。书中深深打动我并给我诸多启示的是那篇长长的《后记》：“人生是一场生态修行”。傅教授小我5岁，我们是一代人，我们在青年时代的经历很相近，比如军垦农场再教育、围湖造田、洪水漫堤、抓鱼吃鱼等。不同的是，他在江西鄱阳湖浅滩里捕到的是巨大的甲鱼，我在湖北沉湖湿地里摸到的是粗大的黄鳝！他是江湖里驾船的能手，而我多半是在旷野里挖河挑泥。《后记》中讲到的都昌水域成群出没的白鳍豚，那是多么美妙的生态景象！仅仅半个世纪过去，如今再也寻找不到白鳍豚的身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秘书长王丁先生，是研究白鳍豚的生物学专家。他曾发表文章指出，早在2006年，长江水域的白鳍豚就已经消失了，这距离傅修延年轻时看到过的景象还不到40年！自然界的生态破坏是如此迅猛，人们内心世界的精神生态变化又如何呢？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悉心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傅教授的《生态江西读本》还有这样一个判断：“或许有人认为，鄱阳湖之所以到现在还是‘一湖清水’，是因为江西与发达省份相比属于小省、穷省，人口不算多，各方面发展都不够，所以环境没有遭到破坏。情况其实并非如此……”①书中接着讲述了历史上的情况，比较具体而且具有说服力。至于当代，虽然也讲了20世纪80年代的“山江湖工程”、21世纪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江西省经济健康发展作出的贡献，但却不够具体。作为一个“外来人”，我只能凭自己点滴的感性经验作出判断。那就是10年前我乘坐我们家那辆1.3升排量的奇瑞车从海口往苏州路途上的感受：从广东省一进入江西，路边的景色立马变成蓝天白云、青水绿山、阡陌交错、清风拂面，让人顿时神清气爽！但同时也明显感到车轮下的路面已不如广东那边光洁平整，不少地方还打着颜色不一的补丁。当时我就认定：生态养护与经济发展几乎就是一对难以和解的矛盾。
在这里，我丝毫没有小看江西、责备江西的意思。我对纸醉金迷的大都市从来都没有好印象。从现代生态理念看，青山绿水算不算“财富”，其拥有的价值又该如何计算？一道GDP的算术题又怎能说清楚社会与人生的奥义！
美国世界观察家艾伦·杜宁（Alan Durning）写过一本书《多少算够》，曾论及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20世纪50年代，人们的最高理想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加上“土豆烧牛肉”;如今已经是轿车加别墅、蛋糕加海鲜了，但人们仍然远不满足。从当下的趋势看，无论是人类个体还是社会整体，似乎全都倾向于“多少都不够”“永远都不够”！“不断增长人们的消费能力”已经成为不同制度的国家一致推行的经济政策，现代人已经陷入“加紧工作、更多消费、更多地损害生态”的恶性循环中，这对于濒危的地球来说不但是危险的，也是愚蠢的。
物质、技术和金钱固然是必须的，但正如德国现代批判资本主义的经典思想家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断言的：那只是“通往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生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②。生活的真正目标还在“桥”的前边！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审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时曾经指出，某些人“毕生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让自己钻进一个负载着大量金钱和财富的坟墓中去”③。在更多时候，金钱与个人的幸福真的关系不大，更常见的反倒是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的傲慢、骄横、贪婪、嗔怒也在成比例地增长。
韦伯还深刻地指出：“把赚钱看作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看作是一项职业，这种观念是与所有那些时代的伦理感情背道而驰的。”④韦伯所说的“所有那些时代的伦理感情”，即人类在与自然相处、与他人相处数千年积累下的传统美德，比如勤俭、朴素、怜悯、真诚、仁爱、友善等等。而这些渐渐为世人遗弃的“伦理感情”，仍集中地存在于《生态江西读本》中写到的诗人陶渊明、欧阳修、黄庭坚那里，存在于僧人慧能、怀海、虚云那里。这些已经不是“生态智慧”一词所能涵盖的，这是一种精神，是孕育所有生态智慧的生态精神！
良好的生态与清纯的精神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至为珍稀的资源，这些文化资源究其属性而言是外在于工程技术与市场经济的，然而正是它们才将最终影响到地球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这些珍稀资源在江西赣鄱大地上还拥有丰厚的蕴藏，这是值得江西人自豪的。这也正是江西省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的“后发优势”，或曰潜在的“正能量”。
责任编辑：安 吉
[关键词]生态文化;生态叙事;时代精神状况;《生态江西读本》
我曾经看到过一些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的读本，多是“高头讲章”之类，即使拿到课堂上由专业教师仔细批讲，学生们听起来仍然会感到吃力。傅修延教授的《生态江西读本》却一反常态，写得很别致。其中既有对江西生态概貌的整体描述，又有对大地、田园、人口、资源诸多生态要素的深入分析;既有对生态演替的历史性阐发，又有对生态困境的当代解读。而字里行间，又全都融入作者自己飽满的生命体验与鲜活的情感记忆，使得全书充盈着生态的敏感与生命的脉动。而这一切，竟是以区区七万字达成的，不愧是“大家写小书”的典范。
作为一个河南人，我与江西结缘甚晚。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与江西的缘分竟然都是一些“绿色情缘”。早年读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江西人笔下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无疑就是生态愿景的最高境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具体结交到现实中的江西人，是1987年9月与时任江西省文联主席的杨佩瑾先生结伴出访意大利，其中一个得意之举便是我们一起造访世界生态运动策源地、位居山猫学院（也称猞猁学院，Lincean Academy）内的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我们曾和那里的三位人文学者就世界性的生态危机进行了亲切交流，我跨界关注到生态问题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此后，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的成员，有幸参与了江西井冈山申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调研工作，提议加大对井冈山的“绿色宣传”。2010年秋天，为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我来到伟大诗人陶渊明的故乡从事田野考察，受到九江县、星子县地方文化学者的热情接待，而始终陪同我的就是在国内学界享有盛誉的江西九江籍学者王先霈先生。这项课题的最终成果以《陶渊明的幽灵》为书名出版，并意外地获得“鲁迅文学奖”。陶渊明这位一生散淡、甘于清贫的江西古代诗人，让我傍着他“名利双收”，实在是惭愧！近年来，因为这位古代自然主义诗人，我又得以与庐山脚下的千年古刹万杉寺结缘，深受能行大法师、能忍大法师的恩宠，有机会为万杉寺创建生态寺院奉献一份绵薄之力。也正是由于这份机缘，我能够两次在江西师范大学这座生态型高校做客，与诸位同仁交流生态文化研究的心得体会。由此看来，我的生态文化研究受益于江西真是太多了！
“谁不说俺家乡好”，赞美自己的家乡是人之常情，但傅修延教授的《生态江西读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赞美。如果单说“生态”，江西或许不一定胜过海南、贵州;如果只讲“文化”，江西恐怕比不上山东、陕西。但在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平衡、和谐上，江西乃独树一帜。这在傅教授的书中有着精彩的点评：金、木、水、火、土这些中国宇宙观中的天然元素，在江西可以同时幻化为社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宝藏;即使苦苦困扰现代人的“技术与生态”“人口与环境”等老大难问题，早在明代江西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就曾得到恰切的阐发。《生态江西读本》的精到之处就是紧紧扣住生态与文化的关系，展现出江西独特的生态状况。而在我看来，“生态文化”，不但是解救生态危机的最终途径，也是一个至今仍然被当代人忽视、误解的关键问题。
俄国杰出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经指出：现代社会面临的危机，在其深层实则是文化危机、信仰危机、精神危机①。如果说对今天的人们而言，最紧迫、最普遍的危机是生态危机，那么，其深层也应当是文化的危机、信仰的危机、精神的危机。与别尔嘉耶夫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也曾指出，“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②，而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已经解体，“历史形成的各种文明与文化开始同自己的根源相脱离”③。精神的衰败与环境的破坏互为因果，这才是现代人遭遇生态危机的根本成因。
无论哪个民族，作为其精神原初内核存在的，一是诗歌，二是信仰，而这两者恰恰都突出地呈现在赣鄱大地的江湖山野间。陶渊明被称作“诗人中的诗人”，东林寺被誉为“净土祖庭”，诗歌情怀、宗教智慧与生态养护的实践在傅修延教授的书中占据了大量篇幅，这是我看到的其他生态读本所不具备的。
当代人对生态的养护、环境的改善，更多着力于技术的发展与管理的完善。这固然重要，但最终起作用的还应是生存理念的变革与健康生活方式的培养，而这是需要从时代精神状况的改良做起的。但遗憾的是，这几乎成了当下生态环保运动中的一个盲点，因此，傅教授书中关于生态文化的论述就显得格外珍贵。
当代的精神状况究竟如何？经常看到一些思想界前辈学者发出沉重的疑问：梁漱溟晚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就叫《这个世界会好吗？》，许倬云晚年在医院里口述的一本著作的名字叫《这个世界病了吗？》，美国汉学家施瓦茨（Benjamin I. Schwartz）、中国思想家王元化在垂暮之年一致发出“这个世界不再让人着迷”的长叹。在这些历经世纪沧桑的老人们看来，自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所谓进步实际上是与退步同时反向展开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疗医药等领域在飞速发展，而人文领域的伦理道德、精神情操却在急剧沉降。究其原因，施瓦茨认为问题出在“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的思想主导了世人的日常生活。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把人生的幸福寄托在物质的富有与消费的奢侈上。高尚的仰慕，精神的守望，节操的护持，真诚的拥戴，友善的坦露，在利益与金钱追求面前全可以弃之不顾。 在施瓦茨看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是“普世性”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后来居上。据贝恩管理咨询公司（Bain Capital）最近发布的《2018年全球奢侈品行业年度研究报告》披露，2018年中国已经占据全球个人奢侈品消费市场的33%，远超欧洲与美国，更是日本的3倍，而且消费者迅速年轻化①。更由于电子科技的普及，许多消费者同时又成为“电子微商销售者”，全社会变成一个“大卖场”。表面看来，流动的只是手机荧屏上闪烁的数字，看不到的则是汹涌澎湃的物流，是巨量生产出来又消费掉的矿产、森林、食粮、牲畜、水源、大气，还有巨量的污水、废气、粪便、垃圾！
这种仅凭靠物质富有救赎末世的时代潮流，在伤及人们心灵世界的时候，已经首先伤及现代人置身其中的生态环境。
当代哲人面对这种时代精神状况的沉沦表现出无限的忧虑与沮丧，感到一筹莫展。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各个民族历代累积下的“人文传统资源”，比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这些有可能对疯狂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发挥制衡作用，从而对一个地区的生态养护产生积极效应的精神元素，这也正是傅修延教授《生态江西读本》特别看重并详加陈述的。书中对江西诗人陶渊明“亦耕亦读”生存理念的阐发，对江西僧人怀海、仰山“农禅并重”生存方式的解说，都可以视为醫疗当代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昏热病症的清凉之药，而这也应当是当前生态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在文体风格上，我很欣赏《生态江西读本》的论证与叙述方式。傅修延教授是中国叙事学研究领域的大家，书中的奥妙不是我能够完全窥见的，我只是感觉他在文本中的叙述风格非常投合我的旨趣。傅教授在他的叙事学研究中曾表白他对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非议，以及对主体介入叙事过程的认同，进而希望将大地与人生引进叙事学视野，提出了“生态叙事”的构想。
以我的理解，所谓“中国叙事学”的核心就是“生态叙事”。这是因为：中国叙事学注定是要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而中国传统社会5000年来长期处于农业时代，农业时代的文化注定与自然、生态有着更密切、更和谐的关系，中国学界不少人断定“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生态文化”。如此说来，中国叙事学天然就具备了丰盈的生态意蕴。当然，如何将这种“前现代”的“中国生态型叙事”转化为“后现代”的思想理论与方法，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近年来，我也正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曾经呼应美国当代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教授关于“叙事学术”的倡导，撰文提出了“绿色学术话语”的设想。但文章发表后毫无反响，这令我感到很郁闷。但在傅修延教授这里，我寻到了知音。《生态江西读本》虽只薄薄的一册，却可以视为“生态叙事”“叙事学术”“绿色学术话语”的样本。书中深深打动我并给我诸多启示的是那篇长长的《后记》：“人生是一场生态修行”。傅教授小我5岁，我们是一代人，我们在青年时代的经历很相近，比如军垦农场再教育、围湖造田、洪水漫堤、抓鱼吃鱼等。不同的是，他在江西鄱阳湖浅滩里捕到的是巨大的甲鱼，我在湖北沉湖湿地里摸到的是粗大的黄鳝！他是江湖里驾船的能手，而我多半是在旷野里挖河挑泥。《后记》中讲到的都昌水域成群出没的白鳍豚，那是多么美妙的生态景象！仅仅半个世纪过去，如今再也寻找不到白鳍豚的身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秘书长王丁先生，是研究白鳍豚的生物学专家。他曾发表文章指出，早在2006年，长江水域的白鳍豚就已经消失了，这距离傅修延年轻时看到过的景象还不到40年！自然界的生态破坏是如此迅猛，人们内心世界的精神生态变化又如何呢？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悉心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傅教授的《生态江西读本》还有这样一个判断：“或许有人认为，鄱阳湖之所以到现在还是‘一湖清水’，是因为江西与发达省份相比属于小省、穷省，人口不算多，各方面发展都不够，所以环境没有遭到破坏。情况其实并非如此……”①书中接着讲述了历史上的情况，比较具体而且具有说服力。至于当代，虽然也讲了20世纪80年代的“山江湖工程”、21世纪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江西省经济健康发展作出的贡献，但却不够具体。作为一个“外来人”，我只能凭自己点滴的感性经验作出判断。那就是10年前我乘坐我们家那辆1.3升排量的奇瑞车从海口往苏州路途上的感受：从广东省一进入江西，路边的景色立马变成蓝天白云、青水绿山、阡陌交错、清风拂面，让人顿时神清气爽！但同时也明显感到车轮下的路面已不如广东那边光洁平整，不少地方还打着颜色不一的补丁。当时我就认定：生态养护与经济发展几乎就是一对难以和解的矛盾。
在这里，我丝毫没有小看江西、责备江西的意思。我对纸醉金迷的大都市从来都没有好印象。从现代生态理念看，青山绿水算不算“财富”，其拥有的价值又该如何计算？一道GDP的算术题又怎能说清楚社会与人生的奥义！
美国世界观察家艾伦·杜宁（Alan Durning）写过一本书《多少算够》，曾论及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20世纪50年代，人们的最高理想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加上“土豆烧牛肉”;如今已经是轿车加别墅、蛋糕加海鲜了，但人们仍然远不满足。从当下的趋势看，无论是人类个体还是社会整体，似乎全都倾向于“多少都不够”“永远都不够”！“不断增长人们的消费能力”已经成为不同制度的国家一致推行的经济政策，现代人已经陷入“加紧工作、更多消费、更多地损害生态”的恶性循环中，这对于濒危的地球来说不但是危险的，也是愚蠢的。
物质、技术和金钱固然是必须的，但正如德国现代批判资本主义的经典思想家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断言的：那只是“通往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生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②。生活的真正目标还在“桥”的前边！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审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时曾经指出，某些人“毕生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让自己钻进一个负载着大量金钱和财富的坟墓中去”③。在更多时候，金钱与个人的幸福真的关系不大，更常见的反倒是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的傲慢、骄横、贪婪、嗔怒也在成比例地增长。
韦伯还深刻地指出：“把赚钱看作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看作是一项职业，这种观念是与所有那些时代的伦理感情背道而驰的。”④韦伯所说的“所有那些时代的伦理感情”，即人类在与自然相处、与他人相处数千年积累下的传统美德，比如勤俭、朴素、怜悯、真诚、仁爱、友善等等。而这些渐渐为世人遗弃的“伦理感情”，仍集中地存在于《生态江西读本》中写到的诗人陶渊明、欧阳修、黄庭坚那里，存在于僧人慧能、怀海、虚云那里。这些已经不是“生态智慧”一词所能涵盖的，这是一种精神，是孕育所有生态智慧的生态精神！
良好的生态与清纯的精神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至为珍稀的资源，这些文化资源究其属性而言是外在于工程技术与市场经济的，然而正是它们才将最终影响到地球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这些珍稀资源在江西赣鄱大地上还拥有丰厚的蕴藏，这是值得江西人自豪的。这也正是江西省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的“后发优势”，或曰潜在的“正能量”。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