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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惩罚性赔偿本质上是一种赔偿，应当是私法概念，但是惩罚性又使其具有了公法性质。这样，惩罚性赔偿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复杂性和融合性。在美国，惩罚性赔偿产生之初，就存在关于正当性、惩罚金额确定和权利义务关系分配等问题的论争。此种情况下，美国联邦及各州通过案例和立法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解决争议的方法。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论争；应对
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根据传统民法理论，责任承担是根据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来确定加害人的责任。而惩罚性赔偿就其字面上来理解，没有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即除了补偿性之外，又增加了赔偿的功能。而这种赔偿性的功能应当是在刑法、行政法这些公法领域内体现的更加明显，所以惩罚性赔偿问题就像是处于了脚踏两只船的尴尬境地。
一、惩罚性赔偿的性质
在美国比较通用的两种表达--"punitive damages"和"exemplary damages"--其含义就正如《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三版第908节之规定："惩罚性赔偿是在补偿性赔偿成名义上的赔偿之外、为惩罚该赔偿交付方的恶劣行为并阻遏他与相似者在将来实施类似行为而给予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可以针对因被告的邪恶动机或其莽撞时无视他人的权利而具有恶劣性质的行为做出。在评估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时，事实裁定人可以适当考虑被告行为的性质、被告所造成或意欲造成的原告所受损害的性质与范围，以及被告的财产数额。"[1]
据此，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一般指被告从事具有恶意、欺诈、鲁莽、轻率或者滥用权力等特性的行为，并导致原告受有损害时，法院因此判给原告的超过原告所受之实际损害的赔偿，其基本目的在于惩罚不法行为人，并阻遏该行为人及他人在将来再次从事相同或类似之不法行为。
前文已经提到，惩罚性赔偿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其性质上，或者说其法律属性上。总体上说，惩罚性赔偿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融合性。根据法律性质的公、私两分法，惩罚性赔偿既存在私法上的性质，又存在公法上的性质。从其目的来看，惩罚性赔偿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惩罚实现对具有严重恶性行为的吓阻。这就和刑事法律的立法目的很相似，可以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公法的性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惩罚性赔偿的基础是一种补偿，而且是基于民事侵权。况且惩罚性赔偿的赔偿金不是给付给国家，而是给付给民事诉讼的原告，这也就意味着惩罚性赔偿的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的民事主体，具有鲜明的民事法律属性。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法律性质还应当是私法性质为妥。因为从诉讼的主体和诉讼的基础来看，都是民事制度的性质占主要的地位。而公法上的目的或者功能是无法涵盖民事法律属性的。所以，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性质，还是应该定性为私法属性，只是不同于一般的私法属性--还带有准公法的性质。
事实上，正是惩罚性赔偿这样一种复杂的性质，决定了其首先产生在英美法系的国家。因为英美法系国家不严格区分公、私法，这样就给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产生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在严格区分公、私法的大陆法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
二、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上文已经提到，惩罚是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也是其主要的功能。功能，从本意上来讲，就是一种对于社会的积极作用。而就惩罚性赔偿的功能而言，学者对此的意见不一。王利民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主要是补偿和惩罚。通过补偿和惩罚的结合，而产生了遏制等其他功能。[2]而戴维·G·欧文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包括惩罚、遏制、执行法律和补偿。[3]此外，还有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包括惩罚被告、遏制被告再犯、遏制其他人从事相同行为、维护和平、诱导私人追诉不法、补偿被告依照其他法律不能获得填补的损害、支付原告的律师费用。[4]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可以概括为四点，即惩罚、威慑、激励、预防四种功能。这四种功能有其内部逻辑关系。其中，惩罚功能是基础，威慑功能是效果，激励功能是正面的引导，而预防功能则是一种价值的归属。四者之间层层递进，相辅相成。
惩罚性功能是惩罚性赔偿的基础功能。没有这一基础，后面的功能都无从谈起。从惩罚性赔偿的本意，也可以看出其惩罚性的基础功能。其具体体现在加害人由于恶意侵害受害人，所应当承担的超过普通补偿限度的责任。
威慑功能是惩罚性赔偿所要达到的效果，这也意味着惩罚性只是一种手段而已，毕竟这一制度本身是为了减少恶意侵权。那么威慑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威慑功能的发挥，关键又在于一个度上，既不能威慑过大，成为严刑峻法，而不能威慑过小，成为无味鸡肋。"威慑可以分为一般威慑和特别威慑，所谓一般威慑是指防止潜在的侵害人从事相类似的行为，特殊威慑是指防止特定侵害事件中的侵害人重复从事侵害行为。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对损害的不完全补偿会使潜在的侵害人对此类侵害行为采取消极预防。要实现威慑功能，必须对严重违法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使不法行为人不能从不法行为中获得利益，只有这样才能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惩罚性赔偿通过对加害人实施超过一定量的金钱制裁来剥夺其财产利益的方式实现惩罚功能。"[5]
激励功能是正面的引导。当受害人受到侵害之后，在可能得到比普通补偿性赔偿高得多的赔偿之下，受害人会及时采取法律途径予以救济，以实现利益的做大化。此外，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往往存在着强势和弱势的地位差别，惩罚性赔偿制度更是能够做到两个地位与利益的平衡。
预防功能是价值的归属。事实上，损害发生需要救济，而这种救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节约社会资源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损害的发生。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害暂且不谈，而那些可以避免的损害则可以通过一项制度的规制加以避免。这就是这项制度的价值所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预防功能分为两种，一种是特殊预防，一种是一般预防。特殊预防是针对侵害人本人，一般预防是针对社会上还要从事相类似侵害行为的潜在侵害人。惩罚性赔偿通过惩罚侵害人，也会对社会上潜在的侵害人产生威慑作用，抑制其从事非法行为的动机。惩罚性赔偿的制度设计让人们能够理性的选择从事何种行为，在侵权成本与防范成本之中选择较小的成本，从而做出符合惩罚性赔偿制度所追求的行为模式。"[6] 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争论
从上文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性质分析中就能看出惩罚性赔偿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制度。惩罚性赔偿，产生于英美法系，自然在大陆法系适用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争议，其中公、私法性质的分歧就是最为普遍的。但就是在产生它的英美法系国家，它同样也存在很多争议。
首先，就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或者合理性方面，有人就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在1873年美国新罕布尔州高等法院法官福斯特（Foster）在判决中指出："（惩罚性赔偿）这个想法是一个错误，是一种异端邪说，它就像一个丑陋的恶性肿瘤正侵蚀法律肌体的对称性与美感。"[7]有学者认为"福斯特法官所谓的匀称的法律肌体是指侵权法应当是完全补偿性的，刑事法则应完全是惩罚性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刑分离。时至今日，持类似福斯特法官这样观点的人在美国仍然大有人在。"[8]也有人持不一样的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正义性或合理性。比如有学者认为：人们必须为其不法行为付出代价。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中，这种惩罚的方式是不同的。例如，在刑法中，这些代价是指刑罚，而在民法或者私法中，这种代价主要是指对受害者支付金钱赔偿。[9]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正当性，体现在对私权的保护和对公权的限制。一方面，惩罚性赔偿所反映的是比一般民事责任要重，但是又比一般刑事责任要轻的责任，即其介于二者之间，恰当地弥补了民事与刑事责任之间较为遥远的缝隙，更广泛地保护了私权。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弥补将过于严重的刑事责任排除在了平等的当事人之间，更好的防止了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的干涉。
其次，另一争议性较大的问题是关于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确定问题。一是赔偿金额确定方式，即惩罚性赔偿金额是一种剥夺公民财产的责任，具有明显的公权性，而一项公权性的措施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正当法律程序以及合理的法律救济。仅因民事法律，而需承担超越民事责任的后果，这显然有悖公平、平等的法治原则。二是关于惩罚性赔偿金额分配方式。从美国的法律实践来看，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补偿性赔偿，即在适用惩罚前，受害人已得到加害人的补偿，那么惩罚部分即没有了合理依据。另外，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惩罚性金额大都高得吓人，这部分金额如何确定，并没有统一标准。例如经典的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一案中，Alabama州最高法院给予Gore的2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已经达到了500倍于陪审团所认定的Gore遭受的实际损失程度。另外一个是关于对受害人所得惩罚性赔偿的征税问题。"在判决书中，法官所宣布的或者说陪审团才具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的惩罚性赔偿的总额并不就是原告最终能全部拿到手的钱数，这是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要被充作税款。""法院在是否应该把惩罚性赔偿需被征税以及具体税率的多少指示给陪审团的问题上有分歧，有些法院担心陪审员们会因为关心原告的净收入而施加给被告多余的负担。"[10]
第三，权利义务分配上，存在争议。从权利义务角度出发，加害人因为侵权行为赔偿受害人理所应当，他们之前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侵权，导致的后果就是加害人承担补偿性的赔偿。而惩罚性的部分不是基于明确的加害人与受害人的侵权法律关系，而只是基于加害人的恶意，和对未来社会不特定侵害的一种惩罚，这缺乏特定的主体和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硬加到受害人身上，会导致重复惩罚的后果，这也是惩罚性赔偿金额难以确定的原因之一。
四、美国惩罚性赔偿所产生的问题及其应对
前文提到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争议也是惩罚性赔偿所产生问题的体现。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所产生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赔偿金额的不确定和司法实践中普遍过高，从而导致滥诉现象的出现，增加受害人投机心理以及加害人负担，导致诉讼成本的增加和司法资源的浪费等等。
美国针对惩罚性赔偿数额判定的这种极不确定的状况，美国在立法与司法实务上逐渐规定或形成了一定的参考标准。比如，堪萨斯州法规定，由法官作为判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主体，并且法官在作出判定时须考量如下因素：（1）在事件发生时，被告不法行为可能导致严重损害的可能性；（2）被告对于上述可能性的知悉程度；（3）被告因不法行为所得之利益；（4）被告不法行为的持续期间，及被告是否故意隐匿其不法行为；（5）被告发现不法行为后之态度与行为；（6）被告之财务状况；（7）被告因该不法行为所受其他损害赔偿与惩罚的整体性惩罚与阻遏效果，包括被告在类似案对他人负担之补偿性赔偿、惩罚性赔偿，以及可能面临的刑事处罚。"[11]再如，在田纳西州Coffey v. Fayette Tubular Prods一案中，法院认为，在判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时，法官应告知陪审团斟酌以下事项：（1）被告之财物、财产状况及净值；（2）被告不法行为之性质与可归咎程度。比如被告行为对原告的影响，及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关系；（3）被告对于损害数额的知悉程度以及被告引致损害发生的动机；（4）被告不法行为之持续期间，及被告是否意图隐匿其不法行为；（5）原告因恢复损害所支出的费用；（6）被告是否因不法行为而获利。若被告获利，惩罚性赔偿之数额是否应超过该利益，以阻遏将来发生类似行为；（7）基于相同不法行为，被告是否曾负担过惩罚性赔偿，及其数额多寡；（8）在被告知悉该不法行为后，对于所生之实际损害，是否己经（或意图）提供即时而公平的和解，以补偿受害人；（9）有证据证明的其它足以决定惩罚性赔偿之适当数额的情况。[12]
此外，针对金额过高，美国承认惩罚性赔偿的州法院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都采用了如下的立场：（1）谨慎的做出惩罚性赔偿的判决；（2）采用严格的多重的标准保证施加于被告的惩罚性赔偿是正当的；（3）应将惩罚性赔偿金的范围限定在狭小的范围；（4）如果惩罚性赔偿不能产生惩罚和遏制的积极作用，反而危害了公告秩序，或者判决对原告有强迫性，则不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13]美国的州立法和联邦司法成为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发展的两大主线，下面是美国部分州惩罚性赔偿的发展概况： 阿拉巴马州的立法对惩罚性赔偿金设置了上限的规定，权利人一般要提供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故意实施欺诈或恶意的行为。
阿拉斯加州的立法规定，惩罚性赔偿要达到"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该州的立法对惩罚性赔偿的酌定因素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程序及惩罚性赔偿金划归政府财政的数额比例都有了规定。
堪萨斯州将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确定要适用单独的程序；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有单独的酌定因素；惩罚性赔偿的证明标准为"明确而令人信服"，根据事实的审理判定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定了雇主责任；主张惩罚性赔偿的原告必须另行提交请求。
弗吉尼亚州的立法规定，任何情况下，惩罚性赔偿金额均不得超过 35 万美元，对于超过上述限额的陪审团判决，法官应该将其降至限额内。
密苏里州的立法规定要建立"侵权受害者"基金，惩罚性赔偿金在扣除聘请律师费用后，其中的 50%要划归州政府财政；在基金会员大会确立程序之前，不得使用该项基金进行支付。
佐治亚州的法律规定：产品责任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赔偿金数额不作出上下限的限制，也没有额定的限制；另外在被告故意致他人损害的情况下，也是不对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有限制。除了上述的两种情形之外，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上限为 25 万美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标准依然是"明确而令人信服"；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 75%归于政府财政。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美国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也有其固定的领域。
惩罚性赔偿最初的判例主要适用在与人身权有关的侵权案件中，如今美国惩罚性赔偿早已经走出了单纯对人身权保护的范围，其适用范围扩展到了环境、产品责任，知识产权等领域，只要符合惩罚性赔偿的条件就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在合同领域，主要适用在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竞合的案件，包括强占、伪造、违反忠实义务、侵权性地干预商业关系，伴随有故意的暴力、恶意的或强制的行为上的故意违约、欺诈，违背契约中的诚信原则，欺诈性的不实陈述。[14]
参考文献：
[1] [美]肯尼斯·S·亚伯拉罕、阿尔伯特·C·泰特选编.侵权法重述-纲要[M].许传玺，石宏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70-271.
[2] 王利民.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3（5）.
[3] David G. Owen ， Punitive Damages in Products Liability Litigation ， Michigan Law Review74（1976） ，pp.1257-1287.
[4] Dorsey D. Ellis Jr. ，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the Law of Punitive Damages ，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56（1989） ， p. 3.
[5] [6] 王思文.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比较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10，11.
[7] Fay v. Parker，53 N.H.342，380.81（1873）.
[8] 金福海.论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性质[J].法学论坛，2004（3）：59.
[9] 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741.
[10] 李响.美国侵权法原理及案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412.
[11] Richard Blatt，Robert Hammesfahr & Lori Nugent，Punitive Damages：A State by State Guide to Law and Practice，West Publishing Co.，1991，pp.64-65.
[12] 929S.W.2d 326（Tenn.1996）.
[13] Linda L.Schlueter， Punitive Damages ，5th edition， Matthew Bender&Company， Inc. 1998 ， P. 27.
[14] 关淑芳.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13.
作者简介：马泽（1989-），男，江苏淮安人，华东政法大学2011级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法制史。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论争；应对
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根据传统民法理论，责任承担是根据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来确定加害人的责任。而惩罚性赔偿就其字面上来理解，没有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即除了补偿性之外，又增加了赔偿的功能。而这种赔偿性的功能应当是在刑法、行政法这些公法领域内体现的更加明显，所以惩罚性赔偿问题就像是处于了脚踏两只船的尴尬境地。
一、惩罚性赔偿的性质
在美国比较通用的两种表达--"punitive damages"和"exemplary damages"--其含义就正如《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三版第908节之规定："惩罚性赔偿是在补偿性赔偿成名义上的赔偿之外、为惩罚该赔偿交付方的恶劣行为并阻遏他与相似者在将来实施类似行为而给予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可以针对因被告的邪恶动机或其莽撞时无视他人的权利而具有恶劣性质的行为做出。在评估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时，事实裁定人可以适当考虑被告行为的性质、被告所造成或意欲造成的原告所受损害的性质与范围，以及被告的财产数额。"[1]
据此，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一般指被告从事具有恶意、欺诈、鲁莽、轻率或者滥用权力等特性的行为，并导致原告受有损害时，法院因此判给原告的超过原告所受之实际损害的赔偿，其基本目的在于惩罚不法行为人，并阻遏该行为人及他人在将来再次从事相同或类似之不法行为。
前文已经提到，惩罚性赔偿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其性质上，或者说其法律属性上。总体上说，惩罚性赔偿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融合性。根据法律性质的公、私两分法，惩罚性赔偿既存在私法上的性质，又存在公法上的性质。从其目的来看，惩罚性赔偿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惩罚实现对具有严重恶性行为的吓阻。这就和刑事法律的立法目的很相似，可以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公法的性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惩罚性赔偿的基础是一种补偿，而且是基于民事侵权。况且惩罚性赔偿的赔偿金不是给付给国家，而是给付给民事诉讼的原告，这也就意味着惩罚性赔偿的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的民事主体，具有鲜明的民事法律属性。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法律性质还应当是私法性质为妥。因为从诉讼的主体和诉讼的基础来看，都是民事制度的性质占主要的地位。而公法上的目的或者功能是无法涵盖民事法律属性的。所以，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性质，还是应该定性为私法属性，只是不同于一般的私法属性--还带有准公法的性质。
事实上，正是惩罚性赔偿这样一种复杂的性质，决定了其首先产生在英美法系的国家。因为英美法系国家不严格区分公、私法，这样就给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产生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在严格区分公、私法的大陆法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
二、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上文已经提到，惩罚是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也是其主要的功能。功能，从本意上来讲，就是一种对于社会的积极作用。而就惩罚性赔偿的功能而言，学者对此的意见不一。王利民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主要是补偿和惩罚。通过补偿和惩罚的结合，而产生了遏制等其他功能。[2]而戴维·G·欧文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包括惩罚、遏制、执行法律和补偿。[3]此外，还有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包括惩罚被告、遏制被告再犯、遏制其他人从事相同行为、维护和平、诱导私人追诉不法、补偿被告依照其他法律不能获得填补的损害、支付原告的律师费用。[4]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可以概括为四点，即惩罚、威慑、激励、预防四种功能。这四种功能有其内部逻辑关系。其中，惩罚功能是基础，威慑功能是效果，激励功能是正面的引导，而预防功能则是一种价值的归属。四者之间层层递进，相辅相成。
惩罚性功能是惩罚性赔偿的基础功能。没有这一基础，后面的功能都无从谈起。从惩罚性赔偿的本意，也可以看出其惩罚性的基础功能。其具体体现在加害人由于恶意侵害受害人，所应当承担的超过普通补偿限度的责任。
威慑功能是惩罚性赔偿所要达到的效果，这也意味着惩罚性只是一种手段而已，毕竟这一制度本身是为了减少恶意侵权。那么威慑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威慑功能的发挥，关键又在于一个度上，既不能威慑过大，成为严刑峻法，而不能威慑过小，成为无味鸡肋。"威慑可以分为一般威慑和特别威慑，所谓一般威慑是指防止潜在的侵害人从事相类似的行为，特殊威慑是指防止特定侵害事件中的侵害人重复从事侵害行为。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对损害的不完全补偿会使潜在的侵害人对此类侵害行为采取消极预防。要实现威慑功能，必须对严重违法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使不法行为人不能从不法行为中获得利益，只有这样才能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惩罚性赔偿通过对加害人实施超过一定量的金钱制裁来剥夺其财产利益的方式实现惩罚功能。"[5]
激励功能是正面的引导。当受害人受到侵害之后，在可能得到比普通补偿性赔偿高得多的赔偿之下，受害人会及时采取法律途径予以救济，以实现利益的做大化。此外，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往往存在着强势和弱势的地位差别，惩罚性赔偿制度更是能够做到两个地位与利益的平衡。
预防功能是价值的归属。事实上，损害发生需要救济，而这种救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节约社会资源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损害的发生。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害暂且不谈，而那些可以避免的损害则可以通过一项制度的规制加以避免。这就是这项制度的价值所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预防功能分为两种，一种是特殊预防，一种是一般预防。特殊预防是针对侵害人本人，一般预防是针对社会上还要从事相类似侵害行为的潜在侵害人。惩罚性赔偿通过惩罚侵害人，也会对社会上潜在的侵害人产生威慑作用，抑制其从事非法行为的动机。惩罚性赔偿的制度设计让人们能够理性的选择从事何种行为，在侵权成本与防范成本之中选择较小的成本，从而做出符合惩罚性赔偿制度所追求的行为模式。"[6] 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争论
从上文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性质分析中就能看出惩罚性赔偿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制度。惩罚性赔偿，产生于英美法系，自然在大陆法系适用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争议，其中公、私法性质的分歧就是最为普遍的。但就是在产生它的英美法系国家，它同样也存在很多争议。
首先，就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或者合理性方面，有人就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在1873年美国新罕布尔州高等法院法官福斯特（Foster）在判决中指出："（惩罚性赔偿）这个想法是一个错误，是一种异端邪说，它就像一个丑陋的恶性肿瘤正侵蚀法律肌体的对称性与美感。"[7]有学者认为"福斯特法官所谓的匀称的法律肌体是指侵权法应当是完全补偿性的，刑事法则应完全是惩罚性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刑分离。时至今日，持类似福斯特法官这样观点的人在美国仍然大有人在。"[8]也有人持不一样的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正义性或合理性。比如有学者认为：人们必须为其不法行为付出代价。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中，这种惩罚的方式是不同的。例如，在刑法中，这些代价是指刑罚，而在民法或者私法中，这种代价主要是指对受害者支付金钱赔偿。[9]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正当性，体现在对私权的保护和对公权的限制。一方面，惩罚性赔偿所反映的是比一般民事责任要重，但是又比一般刑事责任要轻的责任，即其介于二者之间，恰当地弥补了民事与刑事责任之间较为遥远的缝隙，更广泛地保护了私权。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弥补将过于严重的刑事责任排除在了平等的当事人之间，更好的防止了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的干涉。
其次，另一争议性较大的问题是关于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确定问题。一是赔偿金额确定方式，即惩罚性赔偿金额是一种剥夺公民财产的责任，具有明显的公权性，而一项公权性的措施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正当法律程序以及合理的法律救济。仅因民事法律，而需承担超越民事责任的后果，这显然有悖公平、平等的法治原则。二是关于惩罚性赔偿金额分配方式。从美国的法律实践来看，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补偿性赔偿，即在适用惩罚前，受害人已得到加害人的补偿，那么惩罚部分即没有了合理依据。另外，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惩罚性金额大都高得吓人，这部分金额如何确定，并没有统一标准。例如经典的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一案中，Alabama州最高法院给予Gore的2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已经达到了500倍于陪审团所认定的Gore遭受的实际损失程度。另外一个是关于对受害人所得惩罚性赔偿的征税问题。"在判决书中，法官所宣布的或者说陪审团才具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的惩罚性赔偿的总额并不就是原告最终能全部拿到手的钱数，这是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要被充作税款。""法院在是否应该把惩罚性赔偿需被征税以及具体税率的多少指示给陪审团的问题上有分歧，有些法院担心陪审员们会因为关心原告的净收入而施加给被告多余的负担。"[10]
第三，权利义务分配上，存在争议。从权利义务角度出发，加害人因为侵权行为赔偿受害人理所应当，他们之前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侵权，导致的后果就是加害人承担补偿性的赔偿。而惩罚性的部分不是基于明确的加害人与受害人的侵权法律关系，而只是基于加害人的恶意，和对未来社会不特定侵害的一种惩罚，这缺乏特定的主体和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硬加到受害人身上，会导致重复惩罚的后果，这也是惩罚性赔偿金额难以确定的原因之一。
四、美国惩罚性赔偿所产生的问题及其应对
前文提到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争议也是惩罚性赔偿所产生问题的体现。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所产生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赔偿金额的不确定和司法实践中普遍过高，从而导致滥诉现象的出现，增加受害人投机心理以及加害人负担，导致诉讼成本的增加和司法资源的浪费等等。
美国针对惩罚性赔偿数额判定的这种极不确定的状况，美国在立法与司法实务上逐渐规定或形成了一定的参考标准。比如，堪萨斯州法规定，由法官作为判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主体，并且法官在作出判定时须考量如下因素：（1）在事件发生时，被告不法行为可能导致严重损害的可能性；（2）被告对于上述可能性的知悉程度；（3）被告因不法行为所得之利益；（4）被告不法行为的持续期间，及被告是否故意隐匿其不法行为；（5）被告发现不法行为后之态度与行为；（6）被告之财务状况；（7）被告因该不法行为所受其他损害赔偿与惩罚的整体性惩罚与阻遏效果，包括被告在类似案对他人负担之补偿性赔偿、惩罚性赔偿，以及可能面临的刑事处罚。"[11]再如，在田纳西州Coffey v. Fayette Tubular Prods一案中，法院认为，在判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时，法官应告知陪审团斟酌以下事项：（1）被告之财物、财产状况及净值；（2）被告不法行为之性质与可归咎程度。比如被告行为对原告的影响，及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关系；（3）被告对于损害数额的知悉程度以及被告引致损害发生的动机；（4）被告不法行为之持续期间，及被告是否意图隐匿其不法行为；（5）原告因恢复损害所支出的费用；（6）被告是否因不法行为而获利。若被告获利，惩罚性赔偿之数额是否应超过该利益，以阻遏将来发生类似行为；（7）基于相同不法行为，被告是否曾负担过惩罚性赔偿，及其数额多寡；（8）在被告知悉该不法行为后，对于所生之实际损害，是否己经（或意图）提供即时而公平的和解，以补偿受害人；（9）有证据证明的其它足以决定惩罚性赔偿之适当数额的情况。[12]
此外，针对金额过高，美国承认惩罚性赔偿的州法院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都采用了如下的立场：（1）谨慎的做出惩罚性赔偿的判决；（2）采用严格的多重的标准保证施加于被告的惩罚性赔偿是正当的；（3）应将惩罚性赔偿金的范围限定在狭小的范围；（4）如果惩罚性赔偿不能产生惩罚和遏制的积极作用，反而危害了公告秩序，或者判决对原告有强迫性，则不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13]美国的州立法和联邦司法成为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发展的两大主线，下面是美国部分州惩罚性赔偿的发展概况： 阿拉巴马州的立法对惩罚性赔偿金设置了上限的规定，权利人一般要提供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故意实施欺诈或恶意的行为。
阿拉斯加州的立法规定，惩罚性赔偿要达到"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该州的立法对惩罚性赔偿的酌定因素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程序及惩罚性赔偿金划归政府财政的数额比例都有了规定。
堪萨斯州将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确定要适用单独的程序；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有单独的酌定因素；惩罚性赔偿的证明标准为"明确而令人信服"，根据事实的审理判定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定了雇主责任；主张惩罚性赔偿的原告必须另行提交请求。
弗吉尼亚州的立法规定，任何情况下，惩罚性赔偿金额均不得超过 35 万美元，对于超过上述限额的陪审团判决，法官应该将其降至限额内。
密苏里州的立法规定要建立"侵权受害者"基金，惩罚性赔偿金在扣除聘请律师费用后，其中的 50%要划归州政府财政；在基金会员大会确立程序之前，不得使用该项基金进行支付。
佐治亚州的法律规定：产品责任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赔偿金数额不作出上下限的限制，也没有额定的限制；另外在被告故意致他人损害的情况下，也是不对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有限制。除了上述的两种情形之外，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上限为 25 万美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标准依然是"明确而令人信服"；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 75%归于政府财政。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美国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也有其固定的领域。
惩罚性赔偿最初的判例主要适用在与人身权有关的侵权案件中，如今美国惩罚性赔偿早已经走出了单纯对人身权保护的范围，其适用范围扩展到了环境、产品责任，知识产权等领域，只要符合惩罚性赔偿的条件就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在合同领域，主要适用在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竞合的案件，包括强占、伪造、违反忠实义务、侵权性地干预商业关系，伴随有故意的暴力、恶意的或强制的行为上的故意违约、欺诈，违背契约中的诚信原则，欺诈性的不实陈述。[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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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泽（1989-），男，江苏淮安人，华东政法大学2011级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法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