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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作为世界非虚构文学的经典著作，兼具真实性、现场性、首知性、思想性、艺术性等非虚构文学特性。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创作中转引大量访谈对话，通过生动的副文本编排形式体现独具巧思的篇章构成。此外，以插图形式出现的摄影材料和语篇相得益彰，形成有机共同体。本文将以互文性作为研究视角，重点分析《红星照耀中国》的文内互文现象，从对话声部、“副文本”与正文本互文、“语—图”互文三方面进行阐述。为《红星照耀中国》的文本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从文本层剖析其文学性与艺术性。
关键词：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 互文性
“互文性”概念由法籍保加利亚理论家茱莉娅·克里斯蒂娃最先创立，后经其老师罗兰·巴特的合力传播，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此后，吉拉尔·热奈特等人对理论展开进一步阐释，提出“跨文本性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互文性、副文本性、元文本性、超文本性、广义文本性五类。a作为较前沿的学术概念，目前的互文性研究仍具有多种分类方式，内、外互文研究即为其中一种。文本内互文研究即是指着眼于一个文本内部各要素的互文，对文本层展开剖析。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具有极高的艺术性与功能价值，历久弥新。在思想性、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已有不少学者展开了相应研究。但作为经久流传的非虚构文学巨制，运用较为前沿的文学理论对其进行再分析解读还较为匮乏。由此，笔者以《红星照耀中国》中大量的对话援引、副文本以及摄影图片为材料，尝试从各声部对话、副文本与正文本互文、“语—图”互文三角度分析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文本内互文机制，以拓展研究思路。
一、多声部对话互文性
茱莉娅·克里斯蒂娃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视作“互文性”的先声。在传统文论中，文本内部各个声部的对话，形成互为文本的关系，多见于虚构性文本的分析。但对于非虚构文学文本而言，“文本中的对话序列主要涵盖生活与作家、作家叙述与对象叙述、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多元沟通等”b，同样可见其对话的张力。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即是将访谈实录进行结构视角化与艺术技法化的编排，使人物言语跳脱于直接引用的桎梏。可见，具有极高艺术性的《红星照耀中国》，完全具备对话互文分析的基础。作品中各声部平等地展开对话，斯诺本人的视域与评述夹叙其间，多声部和谐整饬，成就《红星照耀中国》的现场感与文学性。
首先，从生活与作家的角度来看，斯诺1936年红区之行的见闻与斯诺的创作叙述互为对话声部。1936年斯诺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进入陕甘宁“苏区”，展开了为期四个月的红色漫行。他以西行生活、见闻为蓝本，加入作为记者、作家的思想视野，构建《红星照耀中国》的文本。全书以斯诺由北平去西安，从西安进入红区，后于西安事变爆发前期折回延安与西安，重返北平的时序过程为行文主线，却并非仅以全纪实的手法进行记录，文本中加入了源于作家意志的编排，构成多声部回响。全书由斯诺本人的问题意识延展开来，他所带着的“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与西行之旅两相呼应。这些“问题”在西行见闻中被放大、被消解、得到回答。这一过程就构成了一组生活与作家的多声对话。斯诺的思想意识与生活纪实成为第二组多声对话，斯诺对于红区见闻的描述不仅限于单一视角记录，而是将“红区”与“白区”加以同一视域的对比。红区风貌在与作家的意志互为文本参物后，得以展现在大众眼前。
其次，从作家叙述与对象叙述角度来看，斯诺意识与他者视角下的人物意识形成了又一鲜明的对话互文。斯诺本人在1938年译本作者序说曾言：“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c其实，不仅是苏区的主要领导人物，对话还体现在普通战士、“红小鬼”、农民等群体性的代表人物中。他们的文化背景不盡相同，视角与观点在对话中得以外显。他们作为文本中的声部，平等地与作家叙述进行交互。这些对于斯诺而言作为他者视角中的对象人物，与斯诺的作家叙述形成两个不同的声部。此外，《红星照耀中国》中对于人物的口述对话并非为纯记录，作家穿插其间的评论构成互文现象，尤有余味。如对于初驻扎时与交通部吃饭的对话记录中，不单是记述了李克农对于“红小鬼”身份的阐述，而是将作者本人的思维意识融合其间，形成对话模式。将这群中国儿童身上的自尊与生气勃勃的精神加以评论，使得两种意识互相对话交流。又如在“论抗日战争”中完整地记述了斯诺与毛泽东的问答，从显性意义而言便可略窥本书的对话性。同时，视角不断在以对象意识为主导与以斯诺个体化意识为主导的形态间转换。论述结尾处突转一句：“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d将酣畅的论说变换为作家视角，形成双声交错的对话结构。
再次，从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多元沟通来看，各形兼备中渐显多元交互。作为非虚构文学，《红星照耀中国》中涵盖了多元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大多为斯诺在西行采写中有过正面接触的，也包含少部分间接转述性质的人物。作品中所描摹的人物涵盖各阶层、年龄、派别，多元人物间的文本对话，形成了重要的声部互文模式。作品中涉及的人物大致可分为四类，有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为代表的红区领导人物，有以向季邦为代表的普通红军，有以蒋介石、张学良为代表的各派白区重要领导，更有以农民为主的广阔人民众生相。具体而言，作品开端就以“我”的独白展开，旅途中青年与老人关于红军问题的对话，以及“我”与王牧师、邵力子的沟通，是初始阶段的多人物会话互文。而“我”与周恩来、毛泽东，再到“我”与普通农民和“红小鬼”的对话反映的是深入红区后的意识激荡。可见，各人物的多声部对话从微观中彰显互文性，不同阶层视角与人物心理的多元交互又形成宏观互文视域，尤显作品的思想性与真实性。
二、副文本互文性
由法国文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提出的“副文本”，包括标题、题记、前言、后记、注释等多种作者或他人留下的附属标志，与正文文本互文。《红星照耀中国》篇、章、节标题生动而有机统一。人民文学出版社董乐山译版含序作两篇，一为1938年斯诺作者序，一为胡愈之先生重译本序。附录由董乐山先生整理见于书目共三篇。文本包含丰富的注释，起着勘误、来源注解、背景释义等作用。大量的副文本内容为笔者从副文本与正文本的角度研究互文性提供原始材料，以进一步探析。 首先，从标题来看副文本与正文本的互文性。热奈特认为标题有命名与辨识功能、描述功能、暗示功能、诱惑功能。e斯诺将《红星照耀中国》分为11个篇章，正文节标题共55个。对于文本标题的拟定编设颇有考究之处，以使章节标题承担上述功能。既有如“贺龙二三事”“长征”“彭德怀印象”此类直义表达的标题类型，在命名功能之外承担描述功能。也有以隐喻见长，独具暗示性、诱惑性的标题，与正文交织互文。如第一篇中的节标题“汉代青铜”叙述的是“我”到达西安府的见闻，出现王牧师、张学良、邓发三位人物形象。西安作为汉朝古都具有象征性，文中“青铜”一词用于邓发的外貌描写。将“汉代青铜”作为节标题，具有陌生化效果。让读者带着西行之旅与汉代青铜关联的潜在疑惑进行文本阅读，标题所含的前文本隐喻性与正文内容互文，构成一重对话空间。文章中诸如“造反者”“悬赏两百万元的首级”“人生五十始”“友谊地久天长”等均有效地体现副文本标题与正文本的互文，便不再逐一阐述。
其次，从序言来看副文本与正文本的互文性。斯诺先生的作者序与胡愈之先生的重译序对正文本的创作意图、作者介绍、读者对话、语义重审等方面进行反映，形成互涉文本。在作者序中斯诺对写作立场做了自述，既明确了中国青年是鲜活故事的第一手创造者，又强调“这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f给读者阅读以相关内容指示，点明《红星照耀中国》并非党史般的严谨陈述，也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读者的观察与洞见还需带有重审的眼光予以参照。同时，斯诺在作者序中也坦然地承认结合时局背景的记述，部分论断较为过火，需予以纠正。但是，大多论断经检验具有远见性价值，这是值得肯定的。带着发展的眼光对待文本，通过序言与正文内容互涉，对正文加以暗示性的理解指导。
再次，从注释来看副文本与正文本的互文性。《红星照耀中国》中的注释大多起勘误作用，少数注释承担标注引语出处、解释说明、述评的作用。一方面，引语注释与正文内容互文，他者论述与自文本论述和谐统一，予以不同视角的阐发共证。以“死亡和捐税”一节为例，注释点明引语出自斯坦普尔《西北各省与其发展前途》，同时暗示此报告未公开出版的缘由。下文中对于此段引语的文内注释又以副文本形式体现作家意识的交互补充。提及斯氏报告中的税负比较仅是保守估计，后承接本人采写得到的数据加以对比。使副文本作为辅助性文本与正文形成互涉关系，助以文本理解的主体性与历时性。
三、“语—图”互文性
“语—图”互文作为文艺学研究中的新视域愈发得到重视，它是指“将语言和图像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本，研究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普遍模式”g。斯诺作为记者，于四个月的红区之行中拍摄了大量照片，精选后的照片以插图的形式出现在1937、1938、1939年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这些可作为历史文献存留的珍贵插图，不仅彰显重要的信息功能、认识功能，还与正文文本形成二元一体的对话关系，增强文本的艺术性。从“语—图”互文视域，进一步研究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便具有其必要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董乐山译本《红星照耀中国》共有53幅插图。其中，除五幅编者增图外（含斯诺及首任妻子肖像、初版与修订版书封），其余48幅均为斯诺的摄影作品。按类别可大致分为领导人肖像、苏区静物图、普通红军三类。以毛泽东、朱德、博古等为代表的领导人肖像占插图的较大比重。正文本中丰富的人物外貌、心理、动作、语言等描写与插图构成对话形式，互为指涉文本。以“造反者”一节为例，其中涉及大量对周恩来同志的描写。“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黑又长，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 后文实有关于周恩来同志生平简介式的阐言，夹叙夹议。与其对照的则是“苏维埃中国四巨头”和“周恩来”两幅肖像插图。外貌与斯诺的描写如出一辙，同时又予以具象化的对应，又在笑意盈然的插图中找寻“奇怪混合”的思索，以此相互为支撑。例如“高歌与战斗”“穷人也要读书”“红军小上校”“红小鬼”等插图的“语—图”互文机制，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体现。一是插图与题字便构成一组对话关系。“红军小上校”插图为一个红军装束打扮的孩童，纯真的笑颜带着稚气，自然垂下的双手又带有超年龄的果决坚毅。配图与“小上校”相呼应，他们并非小鬼而是組织的同志。二是为插图与正文的对话，红小鬼年龄虽小却士气高昂的锐气，与戎装在身表情自然的插图形象互成文本，彼此协调，突显《红星照耀中国》的文本张力。“语—图”互文机制的形成，使作品达到单一文本或语言描摹都无法企及的效用。二者在相互影响、补充间为作品增添新活力。
结语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作为世界非虚构文坛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任何时代下都有其再阅读、再研究的价值。着重于文本，探讨文本与文本间的关系，在互文性理论的基础之上再解析文内互文现象，有其研究价值。由此，笔者将《红星照耀中国》文本内互文现象分为多声部对话、副文本与正文本互文、“语—图”互文三个切入点。在对文本的反复咀嚼中，思索作品的社会功能与文学造诣。
a 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1—43页。
b 龚举善：《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cdfh〔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第98页，第9页，第48页。
e 王爱松：《互文性与中国当代小说》，《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g 赵宪章：《传媒时代的“语—图”互文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参考文献：
[1]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 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蒋子华，张萍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3] 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选 批评译文选[M].史忠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4]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主体·互文·精神分析 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M].祝克懿，黄蓓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5] 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6] 龚举善.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从新时期到新世纪[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 尹均生.《西行漫记》──跨越时空的划时代巨著──纪念《西行漫记》发表60周年[J].理论月刊，1998（1）.
[8] 赵宪章.传媒时代的“语—图”互文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7（9）.
作 者： 唐若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 互文性
“互文性”概念由法籍保加利亚理论家茱莉娅·克里斯蒂娃最先创立，后经其老师罗兰·巴特的合力传播，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此后，吉拉尔·热奈特等人对理论展开进一步阐释，提出“跨文本性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互文性、副文本性、元文本性、超文本性、广义文本性五类。a作为较前沿的学术概念，目前的互文性研究仍具有多种分类方式，内、外互文研究即为其中一种。文本内互文研究即是指着眼于一个文本内部各要素的互文，对文本层展开剖析。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具有极高的艺术性与功能价值，历久弥新。在思想性、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已有不少学者展开了相应研究。但作为经久流传的非虚构文学巨制，运用较为前沿的文学理论对其进行再分析解读还较为匮乏。由此，笔者以《红星照耀中国》中大量的对话援引、副文本以及摄影图片为材料，尝试从各声部对话、副文本与正文本互文、“语—图”互文三角度分析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文本内互文机制，以拓展研究思路。
一、多声部对话互文性
茱莉娅·克里斯蒂娃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视作“互文性”的先声。在传统文论中，文本内部各个声部的对话，形成互为文本的关系，多见于虚构性文本的分析。但对于非虚构文学文本而言，“文本中的对话序列主要涵盖生活与作家、作家叙述与对象叙述、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多元沟通等”b，同样可见其对话的张力。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即是将访谈实录进行结构视角化与艺术技法化的编排，使人物言语跳脱于直接引用的桎梏。可见，具有极高艺术性的《红星照耀中国》，完全具备对话互文分析的基础。作品中各声部平等地展开对话，斯诺本人的视域与评述夹叙其间，多声部和谐整饬，成就《红星照耀中国》的现场感与文学性。
首先，从生活与作家的角度来看，斯诺1936年红区之行的见闻与斯诺的创作叙述互为对话声部。1936年斯诺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进入陕甘宁“苏区”，展开了为期四个月的红色漫行。他以西行生活、见闻为蓝本，加入作为记者、作家的思想视野，构建《红星照耀中国》的文本。全书以斯诺由北平去西安，从西安进入红区，后于西安事变爆发前期折回延安与西安，重返北平的时序过程为行文主线，却并非仅以全纪实的手法进行记录，文本中加入了源于作家意志的编排，构成多声部回响。全书由斯诺本人的问题意识延展开来，他所带着的“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与西行之旅两相呼应。这些“问题”在西行见闻中被放大、被消解、得到回答。这一过程就构成了一组生活与作家的多声对话。斯诺的思想意识与生活纪实成为第二组多声对话，斯诺对于红区见闻的描述不仅限于单一视角记录，而是将“红区”与“白区”加以同一视域的对比。红区风貌在与作家的意志互为文本参物后，得以展现在大众眼前。
其次，从作家叙述与对象叙述角度来看，斯诺意识与他者视角下的人物意识形成了又一鲜明的对话互文。斯诺本人在1938年译本作者序说曾言：“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c其实，不仅是苏区的主要领导人物，对话还体现在普通战士、“红小鬼”、农民等群体性的代表人物中。他们的文化背景不盡相同，视角与观点在对话中得以外显。他们作为文本中的声部，平等地与作家叙述进行交互。这些对于斯诺而言作为他者视角中的对象人物，与斯诺的作家叙述形成两个不同的声部。此外，《红星照耀中国》中对于人物的口述对话并非为纯记录，作家穿插其间的评论构成互文现象，尤有余味。如对于初驻扎时与交通部吃饭的对话记录中，不单是记述了李克农对于“红小鬼”身份的阐述，而是将作者本人的思维意识融合其间，形成对话模式。将这群中国儿童身上的自尊与生气勃勃的精神加以评论，使得两种意识互相对话交流。又如在“论抗日战争”中完整地记述了斯诺与毛泽东的问答，从显性意义而言便可略窥本书的对话性。同时，视角不断在以对象意识为主导与以斯诺个体化意识为主导的形态间转换。论述结尾处突转一句：“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d将酣畅的论说变换为作家视角，形成双声交错的对话结构。
再次，从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多元沟通来看，各形兼备中渐显多元交互。作为非虚构文学，《红星照耀中国》中涵盖了多元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大多为斯诺在西行采写中有过正面接触的，也包含少部分间接转述性质的人物。作品中所描摹的人物涵盖各阶层、年龄、派别，多元人物间的文本对话，形成了重要的声部互文模式。作品中涉及的人物大致可分为四类，有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为代表的红区领导人物，有以向季邦为代表的普通红军，有以蒋介石、张学良为代表的各派白区重要领导，更有以农民为主的广阔人民众生相。具体而言，作品开端就以“我”的独白展开，旅途中青年与老人关于红军问题的对话，以及“我”与王牧师、邵力子的沟通，是初始阶段的多人物会话互文。而“我”与周恩来、毛泽东，再到“我”与普通农民和“红小鬼”的对话反映的是深入红区后的意识激荡。可见，各人物的多声部对话从微观中彰显互文性，不同阶层视角与人物心理的多元交互又形成宏观互文视域，尤显作品的思想性与真实性。
二、副文本互文性
由法国文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提出的“副文本”，包括标题、题记、前言、后记、注释等多种作者或他人留下的附属标志，与正文文本互文。《红星照耀中国》篇、章、节标题生动而有机统一。人民文学出版社董乐山译版含序作两篇，一为1938年斯诺作者序，一为胡愈之先生重译本序。附录由董乐山先生整理见于书目共三篇。文本包含丰富的注释，起着勘误、来源注解、背景释义等作用。大量的副文本内容为笔者从副文本与正文本的角度研究互文性提供原始材料，以进一步探析。 首先，从标题来看副文本与正文本的互文性。热奈特认为标题有命名与辨识功能、描述功能、暗示功能、诱惑功能。e斯诺将《红星照耀中国》分为11个篇章，正文节标题共55个。对于文本标题的拟定编设颇有考究之处，以使章节标题承担上述功能。既有如“贺龙二三事”“长征”“彭德怀印象”此类直义表达的标题类型，在命名功能之外承担描述功能。也有以隐喻见长，独具暗示性、诱惑性的标题，与正文交织互文。如第一篇中的节标题“汉代青铜”叙述的是“我”到达西安府的见闻，出现王牧师、张学良、邓发三位人物形象。西安作为汉朝古都具有象征性，文中“青铜”一词用于邓发的外貌描写。将“汉代青铜”作为节标题，具有陌生化效果。让读者带着西行之旅与汉代青铜关联的潜在疑惑进行文本阅读，标题所含的前文本隐喻性与正文内容互文，构成一重对话空间。文章中诸如“造反者”“悬赏两百万元的首级”“人生五十始”“友谊地久天长”等均有效地体现副文本标题与正文本的互文，便不再逐一阐述。
其次，从序言来看副文本与正文本的互文性。斯诺先生的作者序与胡愈之先生的重译序对正文本的创作意图、作者介绍、读者对话、语义重审等方面进行反映，形成互涉文本。在作者序中斯诺对写作立场做了自述，既明确了中国青年是鲜活故事的第一手创造者，又强调“这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f给读者阅读以相关内容指示，点明《红星照耀中国》并非党史般的严谨陈述，也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读者的观察与洞见还需带有重审的眼光予以参照。同时，斯诺在作者序中也坦然地承认结合时局背景的记述，部分论断较为过火，需予以纠正。但是，大多论断经检验具有远见性价值，这是值得肯定的。带着发展的眼光对待文本，通过序言与正文内容互涉，对正文加以暗示性的理解指导。
再次，从注释来看副文本与正文本的互文性。《红星照耀中国》中的注释大多起勘误作用，少数注释承担标注引语出处、解释说明、述评的作用。一方面，引语注释与正文内容互文，他者论述与自文本论述和谐统一，予以不同视角的阐发共证。以“死亡和捐税”一节为例，注释点明引语出自斯坦普尔《西北各省与其发展前途》，同时暗示此报告未公开出版的缘由。下文中对于此段引语的文内注释又以副文本形式体现作家意识的交互补充。提及斯氏报告中的税负比较仅是保守估计，后承接本人采写得到的数据加以对比。使副文本作为辅助性文本与正文形成互涉关系，助以文本理解的主体性与历时性。
三、“语—图”互文性
“语—图”互文作为文艺学研究中的新视域愈发得到重视，它是指“将语言和图像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本，研究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普遍模式”g。斯诺作为记者，于四个月的红区之行中拍摄了大量照片，精选后的照片以插图的形式出现在1937、1938、1939年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这些可作为历史文献存留的珍贵插图，不仅彰显重要的信息功能、认识功能，还与正文文本形成二元一体的对话关系，增强文本的艺术性。从“语—图”互文视域，进一步研究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便具有其必要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董乐山译本《红星照耀中国》共有53幅插图。其中，除五幅编者增图外（含斯诺及首任妻子肖像、初版与修订版书封），其余48幅均为斯诺的摄影作品。按类别可大致分为领导人肖像、苏区静物图、普通红军三类。以毛泽东、朱德、博古等为代表的领导人肖像占插图的较大比重。正文本中丰富的人物外貌、心理、动作、语言等描写与插图构成对话形式，互为指涉文本。以“造反者”一节为例，其中涉及大量对周恩来同志的描写。“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黑又长，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 后文实有关于周恩来同志生平简介式的阐言，夹叙夹议。与其对照的则是“苏维埃中国四巨头”和“周恩来”两幅肖像插图。外貌与斯诺的描写如出一辙，同时又予以具象化的对应，又在笑意盈然的插图中找寻“奇怪混合”的思索，以此相互为支撑。例如“高歌与战斗”“穷人也要读书”“红军小上校”“红小鬼”等插图的“语—图”互文机制，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体现。一是插图与题字便构成一组对话关系。“红军小上校”插图为一个红军装束打扮的孩童，纯真的笑颜带着稚气，自然垂下的双手又带有超年龄的果决坚毅。配图与“小上校”相呼应，他们并非小鬼而是組织的同志。二是为插图与正文的对话，红小鬼年龄虽小却士气高昂的锐气，与戎装在身表情自然的插图形象互成文本，彼此协调，突显《红星照耀中国》的文本张力。“语—图”互文机制的形成，使作品达到单一文本或语言描摹都无法企及的效用。二者在相互影响、补充间为作品增添新活力。
结语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作为世界非虚构文坛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任何时代下都有其再阅读、再研究的价值。着重于文本，探讨文本与文本间的关系，在互文性理论的基础之上再解析文内互文现象，有其研究价值。由此，笔者将《红星照耀中国》文本内互文现象分为多声部对话、副文本与正文本互文、“语—图”互文三个切入点。在对文本的反复咀嚼中，思索作品的社会功能与文学造诣。
a 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1—43页。
b 龚举善：《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cdfh〔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第98页，第9页，第48页。
e 王爱松：《互文性与中国当代小说》，《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g 赵宪章：《传媒时代的“语—图”互文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参考文献：
[1]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 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蒋子华，张萍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3] 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选 批评译文选[M].史忠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4]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主体·互文·精神分析 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M].祝克懿，黄蓓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5] 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6] 龚举善.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从新时期到新世纪[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 尹均生.《西行漫记》──跨越时空的划时代巨著──纪念《西行漫记》发表60周年[J].理论月刊，1998（1）.
[8] 赵宪章.传媒时代的“语—图”互文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7（9）.
作 者： 唐若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